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同时还成立了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这些部队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方方、傅秋涛等领导下，在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闽粤赣边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地区之一。
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中央军向闽粤赣边红色区域大肆进攻，地方反动势力十分嚣张，残酷地对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进行报复，地主武装和土豪劣绅疯狂地向红色政权反攻倒算。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闽粤赣边区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坚持进行斗争，使革命红旗始终在中央苏区高高飘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强调：“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域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依据下列原则，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全面地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一，政权问题。争取地方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尽量实施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实施民主，改善民生等。二，土地问题。……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争取与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1）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2）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得领导……（3）在已没收分配土地的地方，注意保障群众已得的土地革命利益……四，群众工作问题。（1）在顺利的条件下，原有苏区及游击区域已有的群众组织，应保持其存在与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民主化与党的领导，改善群众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之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纠正党内代替包办群众团体和改变群众团体为第二党的倾向。……（3）在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争取人民的权利……党时时刻刻应当注意能去团结与领导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针。……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正是中共中央明确南方各游击区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施民主，改善民生”，“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得领导”，“在改善群众日常生活中，争取人民的权利”，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艰苦卓绝的胜利，闽粤赣边区才能红旗不倒！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项英、陈毅等留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保持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和革命骨干力量，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项英、陈毅等能够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关键是由于他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项英说：“我们深知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主要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陈毅也强调：“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无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陈毅：《论游击战争》，《陈毅军事文选》）
项英、陈毅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时，一直坚守“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他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项英强调，我们群众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群众利益的行动。”陈毅明确要求游击队“经常去老百姓家里，几里外的村庄也要去，和老百姓谈谈”，“吸收和总结经验”，“不能光躲在山洞里不管事情”（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他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是来源如此。”（陈昊苏：《父亲教我为人民》）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在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人民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敌人烧毁的房屋，想方设法援救被抓的群众，并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群众由此切身感受到红军游击队是“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红军游击队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最有力的保证”。这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得以坚持的根本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保家卫国。是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经过几番谈判，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10月2日，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一万零三百人。至此，南方红军游击队结束三年游击战争，转战大江南北抗日前线。1938年2月27日，闽粤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在闽西龙岩白土集结，组建新四军第二支队，举行盛大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散发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为出发抗日告别父老书》。3月1日，第二支队2000多人（不包括闽中），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带领下，从白土出发，经上杭古田、长汀，由江西，北上皖南岩寺集中，奔赴抗日第一线。
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前后，这段闽粤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历史，伍洪祥同志曾作过总结：“闽粤赣边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是中央苏区的重要部分。中央主力红军被迫突围长征后，闽西、闽南、粤东及汀瑞地区的地方党组织，自觉地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坚持着较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1938年2月下旬，闽粤赣边省委主要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部北上抗日，省委因此召开扩大会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由方方任书记，谢育才任副书记，范乐春、魏金水、李碧山为常委；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系列工作中，闽粤赣边省委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公开或秘密地维护群众利益，据理力争保护苏区人民的革命果实；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组织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壮大革命群众组织，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积蓄力量。
在实践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闽粤赣边省委强调各级党组织、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和全边区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深刻认识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党员是工农分子，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的阶级觉悟很高，对共产党的信仰朴素、纯正、坚定。他们认定一个理，共产党真正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共产党坚决主张铲除剥削制度，坚决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为在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长期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翻身解放的领路人、大救星。所以，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人民群众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闽粤赣边省委在领导边区人民民主革命实践中，用血与火的斗争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不久，闽西南国民党当局就派兵搜查并强令撤销龙岩留守处，在上杭、永定、平和等地暗杀共产党干部，摧残老苏区群众，并提出恢复土地业主权，策划地主组织业主团（类似还乡团）企图抢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分得的土地。闽粤赣边省委及所辖党组织一方面公开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一方面加强各阶层的统战工作，通过对地方士绅和区、乡、保长的统战工作，巧妙地开展保卫土地和减租减息斗争，粉碎闽西顽固派的夺田阴谋，保护了老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获得的胜利果实，用事实证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是广大劳苦农民群众利益的保护者。
抗日烽火在闽南大地熊熊燃起的时候，闽粤赣边党组织随着形势变化，迅速领导闽南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漳州，以共产党领导的芗潮剧社为基础，扩大发展为拥有30多个分团（几十个突击队）的龙溪民众救国服务团，团员达3000多人，分赴各地宣传演出募捐慰劳驻军和伤病员。1938年春节，厦门工委组织12个抗日救亡团体举办抗敌宣传周活动。日寇进攻厦门时，积极组织群众，配合守军守土。厦门沦陷前夕，又组织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下辖9个分队），先后到周围各县开展救亡活动。工委还派出儿童救亡剧团赴东南亚，向华侨募集大批款项和物资，在广州受到邓颖超的会见和赞扬。
与此同时，闽粤赣边区革命形势正发生巨大变化。党内王明右倾思想对闽西南党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王明背离党的群众路线，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改变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给闽粤边革命事业带来极严重损失，许多地方党的领导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暗杀，如永和靖县委书记林忠宝、永埔县委书记李天辉等。血的惨痛教育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游击根据地人民群众支持，重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武装，让闽粤赣边区红旗永远飘扬。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联合地方反动势力对苏区发动大规模镇压，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后至1949年解放，在这个异常艰难困苦、危险重重的岁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为什么在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清剿”后，仍能巍然不动，积蓄力量，壮大发展？答案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与支持。
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在乌山坚持了16年，领导闽南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共闽南特委书记卢叨，当上新中国首任龙溪地委书记。一天，一位当年国民党漳龙绥靖公署副司令的起义人员找到卢叨，道歉地说：“兄弟和你作对多年，今日迷途知返，特来负荆请罪！”接着，又说：“我们过去老是追踪你们，想把你们饿死在大山里。可是，你们非但没饿死，反而队伍越来越壮大，不知你们靠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卢叨听了，淡淡一笑，沉重而又严正地回答说：“我们靠的是群众。他们不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是我们的保护人。有人民群众同在，被打败的只能是你们。这便是我们的神丹妙法！”
当年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永生、陈天才、卢炎与老区人民骨肉情深的故事，也佐证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对党的生存壮大和人民翻身解放的至关重要性。
1945年5月底，王涛支队从龙岩回到永定县金丰大山休整。
中共闽粤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肯定了这一时期开展武装自卫的正确性和武装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并确定了今后斗争的方针和任务，以及王涛支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王涛支队支队部改为司令部，扩编为3个大队，第二大队留在杭、武、蕉、梅边活动，第一、三大队挺进闽南，惩办闽南反共顽固分子，并同时挺进到沿海抗日前线，争取尽快直接对日作战。
6月11日，刘永生、陈仲平率王涛支队司令部和第一、三大队从金丰大山出发向闽南进发，闽南特委书记卢叨跟随部队行动。12日，队伍到达平和县霞寨乡的砖仔厝村。17日晚上，他们抵达古树坪村，平和县委书记陈天才向王涛支队、闽南特委汇报情况。陈天才说：“平和的国民党顽固派目前还不知道我们部队向闽南出发的动静，我们依靠群众，已经为你们储备了大量粮食。”同时，他汇报离古树坪不远的高坑，那里的乡联防队是反共反人民的一个顽固堡垒，周围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支队部、闽南特委、平和县委在古树坪村开了几天会研究，一致认为铲除这个反动堡垒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决定把高坑乡反共联防队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
6月21日后半夜，王涛支队向高坑进军，拂晓到达高坑后，立即对乡公所展开攻击。国民党高坑联防队和乡丁30多人不战而降。天亮后，高坑村和附近各自然村的农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望自己的队伍。据陈天才回忆：“我们对群众宣传抗战的形势，宣传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成绩，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为解救群众目前最大的饥荒疾苦，我们宣布开仓分粮，据当地同志统计，在6月22日、6月23日两天共发给群众的粮食30多万斤。”
1934年闽粤边区游击战争迅速发展，为了扩大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向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要干部，卢炎就在这时由厦门中心市委输送进入闽南游击区。
1943年，中共闽南特委决定建立平和县委武工队，卢炎任队长。武工队除在平和山内活动外，还经常转战树海游击区，开展反顽斗争，实行武装自卫。卢炎带领武工队在平和与南靖比邻地区的山格军刀洋、山城的碧侯、坑口、半山等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5年4月，雨季，卢炎到坑口的上坑口自然村接头户，不巧遇到平和县自卫大队中队长李亚海带十几个伪兵到上坑口邻近的军刀洋搜山，寻剿红军游击队。中午时分，李亚海一伙进村做饭。敌我双方不期而遇，情况十分危急。恰好村里有个产妇刚生孩子，在家产房里“坐月子”。闽南风俗，外人不可进人家的产房，否则会中邪。为了掩护卢炎同志，产妇同意村里人想的办法，请卢炎躲进产房。躲进产房后，卢炎十分冷静，“十发手枪”里装满了11粒子弹，其中一粒已上膛，准备随时与敌人决斗。不久，李亚海来到产妇家，听到产房里传出新生婴儿的啼哭声，便不敢进产房去搜找。因为李亚海是平和本地人，他知道家乡的风俗，迷信让他生怕中邪。就这样，在坑口村群众的保护下，卢炎同志脱险了。
卢炎的故事，是当年在闽南树海游击区与卢炎一起战斗，被称为红军“小鬼连长”的赖景明老同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参加革命后，时常会想起这件事，卢炎同志在遇险时冷静、勇敢、机智，值得我们钦佩、学习，但是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红军游击队能战胜强大敌人，在极其困难危险的环境下，不仅红旗不倒，还能生存、发展、壮大？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人民群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人民子弟兵，广大劳苦群众支持你，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拥护你。我们党，立党为公，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路线；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红军游击队是为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是为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是坚决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坚持维护群众利益的。今天，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根本！”
的确如是，千万不能忘记“群众利益”这个根本！闽粤赣边区红旗之所以不倒，是因为根牢牢扎在闽粤赣老区广大劳苦群众的大地上。为了支撑住这面红旗，并且让这面红旗永不变色，闽粤赣边区人民群众用生命保护她，用鲜血染红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闽南（漳州）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有8000多闽南儿女参加红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有500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民兵。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近4000人；全市有中央苏区县平和、南靖、诏安等，老区乡76个，其中长期坚持革命的基点村509个，参加和支持过革命的户数211936户，占当时总户数的31%多；当年被国民党顽固派烧毁的革命基点村179个，被毁房屋25693间，被灭绝户3082户，被杀、被捕的群众计18318人。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诗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敬爱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高呼：“人民胜利万岁！”全中国人民信任、拥戴中国共产党执政，期冀党的领导发扬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精神，践行人民领袖号召的“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2011年8月，刘云山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一文中，提出自己“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其中说到：古人说，“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要怕党，怕人民群众。古今中外，一些政权更迭、政党兴衰的例子，也一再告诫我们，群众的力量最强大，对群众心怀敬畏，才能获得支持拥护、站得牢立得住，如果忽略了群众，就会被群众所抛弃。要经常用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匡正自己的人生追求、检验自己的责任态度、衡量自己的职业精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中国共产党领导闽粤赣边区革命斗争，已成历史，但是绝不是“往事如烟”！不倒的红旗仍迎风招展，警示继承者：只有艰苦奋斗，群众利益至上，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使红旗永立人民群众之根基而不倒。英烈们的在天之灵，还双眸炯炯有神地注视着人民江山，监察着执掌权力的共产党员，向他们疾声高呼“反腐拒变”，永葆共产党人本色，永当“不谋私利，反对奢糜之风”的公仆。亿万人民正期望着、奋斗着，实现美丽、富强、公正、平等、民主、和谐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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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大新编著：《边区虎将：刘永生革命斗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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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赖景明著，陈镜清执笔：《奋斗：一个老兵的口述史》。
[8]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血沃杜鹃红》。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10]《新华文摘》2011年第20期。
（作者系闽南日报社原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