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政(616～677年)，字一民。唐光州固始县(今河南省固始县)人。祖居河东(今属山西省)。政父陈犊，字克耕，号介翁，于隋末唐初从唐秦王(后为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为归降有功首领。陈政幼年随军习武；青年从征有功，授勋府左郎将；显庆三年(658年)封归德将军。政妻吐万氏，鲜卑族人。
　　总章二年(669年)，闽潮间“蛮獠”啸乱，居民惊扰。朝廷晋升陈政为朝议大夫，派遣陈政领府兵3600人入闽，出镇绥安(东晋义熙九年即413年立绥安县，属广州义安郡；隋开皇十二年即592年绥安县并入泉州龙溪县，成为“龙溪县南境”)。随军有许天正、卢如金参军及佐吏共122员。府兵久不习武，又因远来无给养，且北来不服南方湿热瘴疠水土，多致疫病。要与出没不定的“蛮獠”和相呼应的峒蛮较量，显见劣势。因此，陈政初来戍边，曾退保九龙山，屯田自给，以守为攻。陈政领兵南来，未为朝廷重视，兵员寡少，“永戍遐方”，欲归无计，只好一面屯垦，一面请朝廷增援。朝廷得报，再遣陈政之兄陈敏、陈敷率58姓军校南下支援。
　　咸亨元年(670年)，陈敏兄弟率军南下，奉母魏箴同行。进军途中，陈敏、陈敷相继病逝。魏箴以高龄领兵入闽，与陈政所率军队会合，进屯梁山外的云霄镇，隔云霄江与“蛮獠”对峙，边境渐次安宁。稍后，陈政与母、子建宅于火田村居住。兵分上、中、下营，分扎三地(火田、西林、云霄)，“且耕且守”。
　　是时，土地未辟，四处荒芜，陈政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备极艰辛。陈政视察驻扎在云霄江边的军营时，望江兴叹说：“此江似上党的清漳。”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其后，子元光上表请建州，即名漳州；云霄江亦改称漳江)。
　　仪凤二年(677年)四月，陈政病逝，享年61岁。子元光袭其爵，领其兵，保卫边疆。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追封陈政为祚昌开佑侯。
　　前志论陈政，认为“总章以前，漳(境)荆榛未辟，建堡设屯，首实陈政。遂扼闽粤之吭，开千百世之衣冠文物。”肯定其开漳功绩。
　　

　　丁儒(647～710年)，字学道，又字维贤。其先济阳(今属河南兰考县)人。少年时举进士落第，入赘折冲府曾溥将军；唐麟德元年(664年)随曾将军镇闽。
　　总章二年(669年)“蛮獠”作乱，陈政率兵支援曾将军。曾将军年老告退。陈政奉命更替镇闽，陈政以丁儒通儒术，熟悉闽地情况，遂引为军咨，倚重如左右手。陈政凡有举措，必与丁儒筹谋。
　　陈政戍闽初期，唐军被少数民族武装阻截在柳营江东(地在九龙江北溪下游东北岸，今简称江东)，而府兵皆北人，不善舟楫。丁儒献策：遣人沿北溪东北岸上行，在上游江水缓流处编扎竹排，并将竹排连结成片，秘密运送士兵过江，袭击少数民族的据点。获得胜利后，唐军遂移屯北溪的西南岸(地在今龙海—芗城郊区—华安一带，旧为龙溪县境)。
　　为进一步南进至闽粤边界的故绥安县境(时为龙溪县南境)，陈政采用丁儒“且战且抚”的策略，瓦解柳营江西少数民族武装，教化西北山峒的黎民；追歼少数顽抗之敌于蒲葵关下(梁山盘陀岭)，其中除少数逃入丛林山谷外，余均被唐军俘获，并作妥善安置。南进道路打开后，唐军于仪凤元年(676年)进屯梁山外的云霄镇。次年陈政病逝，其子陈元光承袭父职，丁儒继续为军咨协助元光办理军政事务，官军尊称为“军咨祭酒”。
　　唐垂拱二年(686年)朝廷批准建置漳州，“诏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丁)儒以承事郎参理州事”后改任别驾。丁儒劝农重本，传播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惠工通商，“财用以阜”。其时漳州仅辖漳浦、怀恩二县(地域相当于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四县及平和县南境)，村落分散，户口稀少，山野榛莽极目、禽兽奔窜。经过建州后20余年的经营，丁儒苦心劳志，军民协力开发，终于逐步变成“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的富饶地区。
　　丁儒谢事归闲后，曾一度在龙溪县白石乡石福井社象山(地在九龙江下游处，距江东不远)定居。但他谢事后又奉檄任事，在一次巡视部落时，不幸染上恶性疟疾，医治无效，于景云元年(710年)十月逝世，终年63岁。
　　丁儒著作仅存《冬日到泉郡进次九龙江与诸公唱和十三韵》和《归闲二十韵》两组诗，载于《白石丁氏古谱》，辞采富赡，情致闲雅，为后人所喜咏。
　　

　　许天正(649～718年)，字允心，号云峰。唐河南汝南郡(今汝州市)人。祖父许克华，隋末先投王世充，后偕陈犊追随唐太宗讨临汾等郡有功，任京兆别驾、宣威将军。父许陶，承袭克华职务，从陈政入闽戍边，殁于军。
　　许天正幼习儒业，博学能文，15岁考中明经，担任纪善。唐总章二年(669年)天正随父许陶从陈政戍闽。后陈政病逝，许陶也战死，天正遂佐陈元光筹划军政事务。天正熟知军事，能以儒术教导群吏，以勇武训练士兵。辅助元光平定惠阳、潮州等地“蛮獠”骚乱，教化泉潮间各少数民族，地方臻于安谧，以功升任岭南行军团练副使。漳州初建，陈元光任刺史，许天正任别驾，两人和衷共济，凡事议定而后行。他在州境内建立36堡，防备突发寇难。早先元光为祖母丧事结庐于半径山守制期间，州事全部交托天正代理；后元光殉职，州事仍由天正代摄。
　　许天正军政之暇，攻读经史“未尝释卷”，被将士誉为军中“邦宪”。他以自身的经历体会，勉励元光之子陈珦勤学上进。
　　许天正69岁病逝，以泉潮团练副使闲职终其身；葬于香洲的栏马头。宋时追封昭应侯。其子孙后代散处龙溪、漳浦、南靖、诏安、海澄等地。
　　

　　卢如金(648～735年)，名铁。其先河北范阳人，后徙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总章二年(669年)从陈政戍闽，任府兵校尉；率府兵300人，为岭南行军先锋。
　　唐军南下抵柳营江畔扎营，首次遭受少数民族武装阻击。唐军先头部队在人地两疏、水土不服的困难条件下反击推进，先后摧毁蓝、雷两个部落36寨，进军至梁山。当地少数民族酋领又联合岭南诸族，组织更大规模的反击。由于力量悬殊，唐军先锋团奉命退保九龙山，占据险要地段，实行且耕且守的战略，静候援军。援兵到达后，继续执行先锋任务，经过多次战斗，终于平定啸乱。
　　漳州建州后，卢如金任司户参军，掌管户籍、计账、道路、过所、蠲符、杂徭、良贱、逆旅、旌别孝弟、婚姻、田讼等政务。其时漳州初建，人才缺乏，如金兼领司仓参军，主掌仓库、市肆；又领屯田事务，兴建屯营于云霄修竹里，协助陈元光开拓山林，致力屯田工作，充实部队给养；推行中原先进农业技术、促进当地农业生产。
　　景云二年(711年)因陈元光战斗殉职，“蛮獠”酋领蓝奉高率部围困西林城，百姓惊怖，卢如金率兵反击，蓝奉高等溃退，城垒赖以保全。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卢如金逝世，享年87岁，葬于连玭山。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追封辅国将军。其子孙散处龙溪墨场及长泰等处。
　　

　　陈元光(657～711年)，字廷炬，号龙湖。其先河东人，后家徙河南光州固始县。祖父陈犊、父亲陈政，都是河东一带地方首领，扶唐反隋有功。元光在军功家庭教养下，学经史，习骑射，文武双全。13岁，得乡试第一名。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奉命率军入闽戍边，元光“随父领兵入闽”，出镇绥安，后定居于火田村。
　　陈元光21岁，因陈政病逝，依例袭父职，代领兵众。不久，广东“獠”民陈谦联合苗自成、雷万兴等人攻陷潮阳，守将告急，元光率轻骑讨平。永隆二年(681年)，“盗”攻南海边邑，循州刺史高坵受命专征，檄召元光提兵入潮救援。元光伐山开道，潜袭敌垒，大破之，“俘获以万计，岭表(领表)悉平”。元光以积功授玉钤卫中郎将(官秩正四品下)，并任岭南行军总管。
　　陈元光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采取恩威兼施、刚柔并济的策略，部属擒获的俘虏，极少数押解外地处死，绝大部分安置到四川西南的西昌山区。他在游仙乡九龙里(在龙潭附近，汰内、汰口之间)设唐化里，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对那些居住在深山密林的“西北山峒”少数民族，元光还命人“开山取道”，“遣土人诱而化之”。从此，泉、潮一带趋于稳定。继之，着手“辟草莽，斩荆棘，建宅第”，发动百姓并招徕流亡，进行开发。又将400余户军眷迁来驻地定居，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闽疆，其后代延续至今。
　　陈元光处理军政事务近10年间，逐渐领悟到：“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诛之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要图长治久安，必先创州县、兴庠序，施行法治文教。遂于垂拱二年(686年)上表请于泉潮间建置1州“以控领表，委刺史领其事”。朝议认为，闽南地处遐僻，万一遣官不谙土俗，民众反受其殃；“元光父子久牧兹土，蛮民畏怀，即令其兼辖尤便。”垂拱二年十二月初九日(686年12月29日)，批准析龙溪县南境(即原绥安县地)建置漳州，辖漳浦、怀恩2县，治在漳浦，诏元光为首任刺史。
　　其时漳州初建，疮痍未复，列为下州。刺史持节，得专生杀之权；佐吏自别驾以下，可自选用。部曲子弟马仁等都被疏荐任司马等职。陈元光领导军民开荒建屯，收集流亡，营农积谷，兴办陶冶，通商惠工，并于四境设立行台，定时巡逻戒备，方圆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
　　陈元光善于用人，尊重部属。许天正早年在陈政军中任裨将，陈元光袭职后与许相处和谐，“凡所申请，必与许天正讨论而后行。元光居祖母丧，以天正代领泉、潮事。”在元光麾下，有父亲陈政军中留任的部属，也有他上任后新任的部属；他们各称其职，各尽其能，出谋献策，齐心协力办好军政事务。
　　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期间，兼任营田使。致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法，改变火田村一带过去“刀耕火耘”的粗放耕种方法；并帮助当地百姓解决种子、农具、耕牛等困难。兴修水利，修筑军陂，全长约120米，底宽、陂高各约4米；依山势蜿蜒修筑引水渠道，中间约有500米是劈岩凿石而成。
　　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初五日，“蛮獠”酋领蓝奉高等潜入岳山。变起仓卒，陈元光率轻骑防御，中伏受伤而亡，时年54岁。葬于绥安溪大峙原(今云霄县火田乡割布山)。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于龙溪，改葬州治之北的九龙里松洲保高坡山。自唐、五代至宋、明都有追封，神庙散见闽南各地。闽南人民移居台湾以陈氏为多，台湾现存敬奉陈元光的庙宇达48座。
　　陈元光一生，驻闽42年，任岭南行军总管27年、漳州刺史25年，堪称唐代拓疆开漳溯源的人物。
　　陈元光著作，存者有《龙湖集》，内有《建州》、《谢建州》两文，载入《全唐文》；诗3首，收入清编《全唐诗》中。
　　

　　陈珦(？～742年)，字朝佩。陈元光子，生于火田村(该村在漳州建州时为漳浦县地)。自幼受业于别驾许天正，诗词文赋皆能，元光爱抚地说：“儿非戈戟士，乃台院秀儒也。”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明经登第。当时武后称帝已10余年，陈珦见朝中显贵互相倾轧，遂上疏请求归养。
　　景龙年间(707年至710年)，龙溪县令席宏在县北创建松洲书院，聘请陈珦主持。松洲(址在今芗城区浦南镇之南1.6公里松洲村)离唐化里不远，时汉畲杂居，民俗较原始。陈珦倡导中原文化，开引古义，苦心教育民众，对移风易俗“多所裨益”。
　　景云二年(711年)，父元光平乱受伤而亡，葬于大峙原，珦筑庐舍在墓左守制。朝廷认为漳州地处海隅多事故，命陈珦在丧制期间代理刺史职务，他恳切辞却，至开元二年(714年)丧制期满，才正式担任刺史。次年，他领兵夜袭畲峒，斩其酋领蓝奉高，俘获教化其部众，“训诲士民，泽洽化行”。
　　开元四年(716年)，陈珦以原屯军设州治处多瘴气，又地近闽粤边境多“寇乱”，接受地方耆老的建议，迁州治县治到李澳川(即今漳浦县城区绥安镇)。并在城西西宸岭首建威惠庙，祀其父陈元光神像。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漳州地方(时仍辖漳浦、怀恩两县之地，即古绥安县境)大致安定。同年，陈珦表辞封爵，朝廷不允；乃以年老疏请辞职获准，仍到龙溪县松洲书院，继续聚徒教授。
　　陈珦谢官归休后，朝廷遂以殳伯梁为漳州刺史，许平国任偏将。旧志认为殳、许两人“俱贪赂”，在其任内，漳州“盗贼迭起于涧壑，老羸逃窜于山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县就因百姓逃亡而撤销，地域归漳浦县管辖。同年，朝廷准析泉州的龙溪县来属漳州，漳州辖境遂由故绥安沿海地扩大至九龙江中、下游平原区，即今漳州平原。
　　天宝元年(742年)陈珦病逝，谥文英。
　　附：陈酆、陈谟
　　陈酆(？～779年)，字有芑。陈元光孙、陈珦之子。天宝(742年至755年)中期，即殳伯梁任漳州刺史时，举秀才，授职辰州唐兴县(宋改宁远县)令。正要赴任，被漳州耆老朱兴家、余拱辰等数百人挽留；朱、余等耆老赶赴宫阙，“陈奏谓酆通达国体，历练事情，愿得为本州刺史。”得到朝廷批准，授朝散大夫、中郎将、漳州刺史。殳伯梁他调，陈酆继任漳州刺史，当即受到漳州士民的欢迎，奔走相告。大历十四年(779年)陈酆逝世，谥忠宪。
　　陈谟(生卒年未详)，字以忠。陈酆之子。建中二年(781年)代理漳州刺史，理政之初与社会舆情不洽，州民曾拱璧等向观察使建言调换。朝议以柳少安调任漳州刺史，陈谟“以中郎将检校本州别驾”。柳少安到任后，曾偕同陈谟巡视龙溪县，认为龙溪县地处九龙江中下游，其北溪、西溪及南溪贯穿流域有着广阔的平原区(即今漳州平原)，并且“大江南旋而东注(入海至厦门岛)，诸峰北环而回顾”(直抵九龙江发源地)，就对陈谟说，“此县可建(为)州治(时州治尚在漳浦李澳川)。”柳少安任期未满就他调，陈谟以平“广寇”有功，复兼任漳州刺史。他就龙溪县建州治一事，向观察使卢谌(一作惎)建议，把第二次迁治申请报送朝廷，贞元二年(786年)获得批准。漳州州治乃从漳浦县李澳川迁至龙溪县登高山(今芝山)南桂林村(今漳州城区)。其时，漳州已辖龙溪、漳浦、龙岩3县，首邑龙溪处于中心地带。龙溪县治自此成为漳州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陈谟、柳少安为漳州第二次迁治一举所贡献的心力，至今仍被漳州人士所推崇。
　　

　　周匡物(生卒年未详)，字几本。唐龙溪县人。少时家贫力学，曾在天城山(一作天成山)下读书。
　　周匡物诗名早著，尝赋《轩辕古镜歌》，有句说：“欲向高台对晓开，不知谁是孤光主。”王播(时任盐铁转运使，后官至尚书左仆射)见诗大为赏识，早就有意选拔他。元和十一年(816年)开科取士时王播主试，匡物考中进士第四名，是自唐垂拱二年(686年)漳州建州以来130年的首位进士。人杰地灵，天城山后敕改为名第山，漳人称匡物为“名第先生”。
　　周匡物未第时上京赴考，途经钱塘江，因无钱过渡，留滞南岸，迫得在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渡，又阻西陵两信潮。”幸得郡守见诗，令津吏免费供渡，方能如期抵京赴考。自此，应考士子过渡费都得豁免。匡物在殿试中，作《学殖赋》和《莺出谷诗》，被时人传诵。吏部初选，授雍州(今陕西秦岭以北、乾县以东、铜川以南、渭南以西地)司户。元和十四年(819年)，武宁节度使李塑荐为五行军参事；两年后，改任广东高州刺史。有德政，州人把他入祀名贤乡宦祠。
　　周匡物《古镜》等诗5首，收入宋人所撰《全唐诗话》。清修《全唐诗》都照录，后《全唐诗话补遗》复录两首。明张燮《清漳风俗考》云：“唐垂拱时，玉钤建制，始得比于郡国，周(匡物)潘(存实)通籍，而后夫亦稍知学矣。”周匡物苦学登第，先导之功不小。
　　兄匡业，贞元八年(792年)以明经登第，先于匡物。世以进士为重，故特标匡物。匡业曾为鄱阳县令。“名第山”习称“双第山”，即今龙海市双第华侨农场所辖地。
　　

　　潘存实(生卒年未详)，字镇之。唐漳浦县甘棠(今长桥乡马口附近)人。少年时期与龙溪县人周匡物相友好，同在天城山读书，后回乡修业于梁山。
　　元和十三年(818年)潘存实登进士第，漳浦县中进士，由存实开始。自此与周匡物齐名，时人称周、潘二先生，并把天城山读书处称为“周潘书堂”。宋蔡如松诗云：“周潘书堂在何许，名第山头横紫烟。”潘存实在梁山下筑室为读书处，后人则尊称为“良山书院”。“良”者，贤良的意思。
　　潘存实善文学，初应乡试，就以《晨光丽仙掌赋》和《双陆子赋》出名。元和十三年(818年)庾承宣侍郎主试，试题为《修礼耕情田赋》及《玉声如乐》诗，存实诗赋及格，登进士第。初任东宫左庶子，成为漳浦县第一位任京官的著名人物。
　　潘存实有佐政大志，希望日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笃信晋郭璞《闽城记》所言“南台(地属今福州市)沙合(即沙洲)，即出公辅。”每遇见从福州来的人，就询问闽江水浅了没有，有的答道：“还没有呢。”存实觉得很失望。晚年官至户部侍郎，主管全国户口、赋税、薪饷、财政收支等要务，基本实现其早年的愿望。
　　潘存实是唐代中后期的著名诗人，他的诗赋具有高深的造诣。如《晨光丽仙掌赋》把清晨的景色描绘得维妙维肖，文采斐然：“仰熙熙之旭将吐，见高高之掌呈形”；“写乾坤之丽色，先觉朦胧；廓烟雾之余姿，转见明白”；“下映而千岩同晓，上照而丹霞共舒”……又《玉声如乐诗》诗句：“静将金并响，妙与乐同声。杳杳疑风送，冷冷似曲成”；“不独藏虹气，犹能畅物情……”意境高雅，寓意深邃。《晨光丽仙掌赋》和《玉声如乐诗》被选入《文苑英华》，另一篇作品《四公子赞》被选入《唐文粹》。遗著有《良山存稿》。
　　

　　义中(781～872年)，俗姓杨，敕号广济禅师，俗称三平寺祖师公。祖籍陕西高陵，其父入闽为县吏。唐建中二年(781年)正月，义中生于福唐(今福建福清市)；14岁随父仕宦至宋州(治在今河南商丘南)，投高僧玄用门下，剃发出家。元和二年(807年)，义中27岁才受具足戒。
　　义中聪慧好学，研读内典，力参禅定，冥求彻悟，旁涉儒书和历数医药。遍访各地佛梵古刹，先后拜谒怀晖、智藏、怀海、石鞏、大颠等高僧，探求佛法。石鞏作挽弓射箭势对着他，他毫不惊慌，袒胸以待，石鞏这才收起弓箭，赞他是“半个圣人”，意谓大有所悟，惜未圆通而已。其时，韩愈谪守潮州，曾请教大颠禅师治理军州要法，大颠一时无以作答。时义中在侧，遂以“先以动定，后以智拔”对之，示以“定慧”之说，要求韩愈治理军州先须定下心来，没有杂念，才能产生智慧，运筹自如。韩愈不由赞叹：“和尚(指大颠)门风高峻，却于侍者(指义中)边得个入处。”
　　宝历二年(826年)，义中由潮州来漳州，在开元寺后的半云峰下(今芝山)创建“三平真院”，宣扬佛法，听讲者常300余人。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下令废佛汰僧，没收寺产，勒令僧尼还俗。义中年逾花甲，避居平和九层岩，在这蛮荒化外之地结庐坐禅，保存了大乘禅宗一脉。随后依靠当地民众，在大柏山麓建成三平寺，规模较前三平真院为大，而题额仍用原名。
　　义中除精通佛学外，“经”、“史”也深有造诣，天文、历法也颇有研究，尤其擅长医道和武功。初至九层岩时，此处田园荒芜，禽兽出没，匪贼四伏，疾病流行。义中遂招集流亡，垦殖荒地，民赖以为生；教民习武强身，御暴安良；以精湛医术为民诊治、救死扶伤(义中留下方剂75份，现仍在平和三平寺供求医者使用)；以三平寺为“道场”，弘扬佛教“众生平等”思想，教化畲汉人民。
　　大中三年(849年)，宣宗重兴佛法。漳州刺史郑薰主持修复漳州开元寺，特邀义中出山为开元寺开光并为国开堂讲授佛经。旋又奏赐义中“广济禅师”号。
　　咸通七年(866年)，义中思念自建的三平寺，离开漳城重返旧地。从此长留不去，直至咸通十三年(872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日圆寂，享年91岁、僧腊65。其门人弟子在寺内塑其金身奉祀，号曰“祖师公”，至今仍存。唐漳浦郡(漳州改名)刺史王讽为之立碑纪念，题为《漳州三平大师碑铭》，文收入《唐文粹》、《全唐文》中。现寺内壁镶嵌《漳州三平山广济禅师行录》碑，系明漳州居士王志道所立，此碑今尚存寺中。
　　对“祖师公”的崇奉，早在清初已传入台湾。台南有广济宫，为平和三平寺的分支，所祀即义中禅师。
　　

　　吴夲(979～1036年)，字华基，号云冲。宋同安县积善里白礁村(今属龙海市角美镇)人。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十五日。
　　吴夲少时家贫，父吴通以讨海为生，后患恶疾乏医而死；不久母黄氏也因劳累逝世。吴夲有痛于此，决心学医，为天下人治病。
　　吴夲先学蛇医，救活不少被毒蛇咬伤者；后又遍访名医，提高医术。云游名山古刹，广采草药，汲取药典精萃，扩大治病范围。他通晓方剂，擅长针灸。常在故乡白礁一带行医，不计较报酬，对贫苦人家，分文不收。
　　吴夲信奉道教，一生茹素，不娶妻。精研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和《枕中书》，加上他医术博采众长，按病投药，对患者怀有济世救人心愿，悉心为民治病，因而远近病人无不登门就诊。百姓崇敬他的医术医德，称誉他为神医。此后，又被冠以“医灵真人”称号，其盛名远扬泉、漳一带。
　　明道二年(1033年)泉州大疫，景祐元年(1034年)龙溪大疫，吴夲都上山采药，救治病人，活命无数。
　　景祐三年(1036年)，吴夲年57岁。有一次下乡治病回家，路过龙池岩，为蓄药治鹤膝风，攀登石壁采药，不幸失足落崖受伤，于农历五月初二日逝世。百姓闻讯至为哀恸，自动在白礁村筑一座龙湫庵，奉祀他的神位。吴夲死后114年，绍兴二十年(1150年)高宗下诏立庙，逾年遵旨又立庙于青礁。孝宗年间(1163年至1189年)，赐庙名为“慈济宫”。嘉定年间(1208年至1224年)，兵部侍郎庄夏为作《慈济宫碑》文，提及不止漳州、泉州，家家有吴夲神像，远至莆田、长乐、建州、延平、汀州、潮州，甚而至于两广，都奉祀顶拜。
　　吴夲死后，宋孝宗追封为“慈济真人”，明成祖追封为“万寿无极保生大帝”。世俗称“大道公”，或称“吴真人”。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兵入台，奉吴夲另一神像(二大帝)同行，现供奉于台南县学甲慈济宫。康熙元年(1662年)起，每年吴夲诞辰，台南信徒必西向望大陆而拜，谓之“上白礁”。台湾奉祀保生大帝之庙共162座，仅台南一地便有38座。
　　远至东南亚各国，凡华侨聚居之地，都有慈济宫，华侨、华人莫不知“保生大帝”或“大道公”之名。
　　

　　吴与(生卒年未详)，字可权。宋漳浦县人，后移居龙溪。元丰五年(1082年)登进士第。初任广东四会知县，后改任江西余干知县，勤于政事，决讼明察，受到时人称赞。
　　吴与曾经与御史台议论刑狱之事，侃侃直言，不曲意阿附，提刑使者燕若蒙争论不过，厉声斥责：“你想仿效汉唐县令吗？”吴与泰然说：“就是愿学，只恨学不到格呢！”燕若蒙无言以对。后改任河北怀安知县(唐代新置的县份)。屡次升迁，官至奉议郎，出任潮州通判，后人称为“吴奉议”。
　　大观四年(1110年)，吴与的老朋友张商英(字天觉)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掌握朝政大权。有些人怂恿吴与入京往见，以求升迁。吴与说：“我以往跟他结交，都是以忠义相勉励，现在怎可为一己之私求他提升呢？”终不往。后张商英被台臣上疏抨击，出知河南府。至此，众人才佩服吴与的正直明鉴。
　　吴与历官7任，任上除生活费用外，将剩余俸禄钱用于购买、收集书籍。藏书按门类分为经、史、子和星、历、医、卜等，共3万余卷。其中有不少是珍本，如《古文尚书音全集》是唐、宋两朝都未曾有过；《师春》2卷、《甘氏星经》2卷、《汉官典义》10卷、《京房易钞》一卷等都是皇家藏书的“三馆”、“四库”所没有的。吴与十分珍惜这些书籍，在漳浦梁山下筑一座书库储藏，后人称其为“吴奉议书室”。由于宋代福建的战乱较少，尤其是闽南没有经受兵火之灾，藏书得以完整保存。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赞誉吴与的藏书说：“海内(私人)藏书者四家，以吴与所藏本为最善。”
　　吴与的著作有《漳州图经序》、《荔枝总录》、《新纪录》等。漳州修志可考者始自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漳郡图经》，可惜早已失传，惟遗留吴与撰写的《漳州图经序》，全文仅约500字。序文后载入康万历《漳州府志》及《漳浦县志》等志书，对漳州建置的历史沿革记述详确，是研究闽南历史的珍贵资料。序文旁及人物古迹，华实兼顾，文质相称，称漳州：“山川清秀，原野平坦。良山记董凤之游，九侯(山)传夏后之祀；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依然，岭下之遗基可识……遗芳未泯，胜概可寻，蔚为江外之名郡，不特闽中之要地。”
　　

　　黄彦臣(生卒年未详)，字叔灿。宋龙溪县人。治平四年(1067年)弱冠成进士。初任南宁州主簿，继任宿州录参。后历任长汀、南安两县知县，泉州、广州通判，莆田、汀州、剑州、建州4州知州事，官至朝散大夫。卒后以子孙仕宦累赠至少师。
　　黄彦臣任通判时，审得在狱“强盗”一案，太守急欲处以死刑，彦臣认为是疑案。宋代治狱定有时限，不准拖延不决。但死刑犯一旦处决，人死不能复生，错杀了怎么办？为了“好生之德”，彦臣故意负起拖延的责任，把这疑案稽留待办。结果，抓到真盗，这被鞫为“强盗”的在押嫌疑犯幸得免死。
　　其时食盐专卖是政府岁收的一项主要来源，严厉禁止贩卖私盐，无证贩卖私盐至百斤以上的，按律就得处死。彦臣任汀州知州时，有个盐贩被捕，看起来盐重上百斤，罪当处死。彦臣命人把盐搁在郡衙庭院里，日久盐化为卤水流失，称起来不上百斤，盐贩得以免死。
　　宋代赋役，以边疆多事为由，课给农民很重。赋则按田分等交粮米，役则按丁男丁女出役钱。剑州、建州农民负担不起身丁钱，又因谋生困难，许多人不仅溺杀女婴，便是男婴多生者，亦不愿把他养活。彦臣任内对此心有不忍，实行增丁不增税，又命保正每月报告新生婴儿数目，对生活困难者，官府给钱养活。从此，民间杀婴、弃婴之事少了；官府给钱养婴成为定例，每任太守都要照办不误。
　　黄彦臣有子7人，依次名为：愿、硕、预、頖、颖、、显。家教甚严，平日常顾虑孩子若在官衙养大，往往恃势欺人，坏了心术。每次当地方官，不许儿子随任侍奉。诸子都要靠自己奋斗，成为名人。长子黄愿，任晋江县尉时，造一架便轿献给父亲，彦臣嫌太奢侈，大发怒气，把轿烧掉；且寄信痛责，说他一回家就要挨棍子！吓得黄愿惶恐发汗，不知如何是好。
　　黄彦臣著有文集20卷、杂文数卷。
　　

　　高登(1104～1148年)，字彦先，号东溪。宋漳浦县九都(今杜浔镇宅兜村)人。11岁丧父，依母抚养成人。刻苦力学，日诵数千言。稍长读书于梁山，结庐白石庵。宣和五年(1123年)入太学，与同学陈东、张元干、徐揆等相友善。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兵犯京师(汴京)，宋派使者求和。十二月，徽宗逊位，内定禅位于钦宗。高登与陈东等太学生联名上书钦宗，请诛蔡京、王黼、朱勔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等6名误国奸贼，“以谢天下”，深得爱国朝臣赞同。
　　靖康元年(1126年)钦宗正式登基。年初，前朝宰相李邦彦等又提辱国和议，拟割出3关(中山、太原、河间3镇)，并罢黜积极抗金的爱国将领种师道、李纲的兵权。高登又与陈东等太学生亲临宣德门上书，请求罢免李邦彦官职，再用李纲为相，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兵权，军民赶来声援的达数万人。开封府尹王时雍急忙调遣数万骑兵赶到宣德门，准备大举镇压。高登、陈直等太学生面对屠刀，巍然屹立，官兵不敢动手。钦宗不得已宣布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不久，钦宗任用吴敏、张邦昌为相，而吴敏竟为李邦彦开脱罪责，力主复用李邦彦。为此，高登一连5次上书，历数李邦彦等朋比为奸、欺君误国罪行，反对起用李邦彦，请求罢免吴敏、张邦昌，放逐王时雍，并主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这些奏书，皆被扣压不报，未得回音。同年三月，高登正拟南归，忽闻张邦昌、李邦彦都调往远郡，赵野、王孝迪等小人亦相继被罢斥。高登认为时局有转机，可以再向钦宗进言，“复为书论(吴)敏”，但所上书皆石沉大海。
　　在金兵进逼汴京时，六馆有些太学生准备逃难。高登说：“皇上还在京城，我等怎能先逃走呢？”遂与林迈等人请随驾护卫，隶属聂山将军帐中。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兵破汴京，吴敏竟指使学官罗织高登等人罪名，将高登等人开革学籍并摒斥回乡。次年四月，金兵北撤，徽、钦二帝被虏，金国贵族大肆掠夺汴京，酿成“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置行宫于临安(今杭州)。绍兴二年(1132年)，高登至临安参加礼部试，遂向朝廷提10条政见，不见采用。在廷对时，高登尽所欲言。考官忌其剀切，授下州文学。不久，有旨把他列入会试第五甲(末等)进士，授(广西贺州)富川县主簿。到任后，广西宪司董棻派他负责昭、贺、龚、藤、浔、梧六郡的司法工作兼贺州学官。原先，学宫有学田，自《舍法》作废，学田归买马司收租和管理，高登申请学田仍应归学宫办理。知府说：“买马和养士哪个重要？”高登说：“买马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学校，怎么培养人才？”知府斥责说：“你敢反抗上级吗？”高登回驳说：“治理国家，只靠礼与法而已，如果无礼无法，还有什么话好说！”高登志不可夺，知府只得退回学田。高登执掌司法，发现狱中囚犯杀人。知府认为“阴德可为”，打算从宽处理。高登愤然说：“阴德可以故意做成的吗？杀人而可以免死，对得起被杀的人吗？”
　　高登任期满时，士民挽留不得，自动集资50万钱，托知府劝高登接受。高登坚辞不收，但馈赠者并未留名，无法退回原主，只好买书藏在学宫内，供州学学生研读。高登回家途中，经过广东，适逢新兴县(在广东西部)春荒。广东转运使连南夫留他做赈灾工作，发仓粮赈济饥民。高登简化赈贷手续，又在郊野施粥，活人以万计。当地民众纷纷请许高登留任，转运使上奏得准。高登遂在新兴县任主簿。
　　绍兴八年(1238年)高登奉诏赴政事堂审察。他呈上万言奏疏及《时议》6篇。《时议》中《蔽主》上下两篇，指出方今贤才未被重用，而蒙蔽主上者、不称职者、欺君罔上者不乏其人；《蠹国》两篇，论述国家财用未足，且有蠹国蛀虫存在，太仓供给只吃饭不打仗的军队，良田赡养游手害民的官吏；《害民》上下两篇，贬斥冗官产生贪残之念，募役滋长戕贼之奸，众多百姓未得安宁。高宗阅后称善，交中书省议办。但主持中书省的秦桧却认为是在议论他，扣压不办。两个月后，将高登调任(广西)静江府古县知县。
　　高登在古县任内，以“廉、谨、公、仁”四字自勉，属下员吏不敢欺诈。县内有豪民秦琥，横行乡里，号称“秦大虫”，连县吏也无奈他何。高登到任，秦琥故意逢迎，倡议迁移学宫。高登就以学宫职事交他担任，诱导他改恶从善。秦琥却想乘便有所请托，高登加以拒绝。琥怒，派子弟在路上抢劫行人，还打伤被抢者。高登接到控告书，立即进行追究，秦琥突然率领在学诸生出面示威，且扬言说：“知县你任期只剩一年半，知不知道古县秦大虫的威风？”这时有人投诉秦大虫侵吞贷学钱，高登传讯秦琥到庭追问，秦琥竟敢挥臂厉声，吵闹公堂，说：“干你啥事！”高登喊他退出，向州府及诸司报告，将予法办。秦琥气焰大失，气极而死，州民称快。
　　秦桧父亲曾在古县当过知县，秦桧在此出生。广西经略使胡舜陟拟为秦桧父亲建生祠，征求高登意见。高登一口拒绝，说：“秦桧当宰相当得不成样子，绝不可为其父立祠。”不久，胡舜陟又命高登采购熊掌和牛乳。高登说：“令百姓踏雪搏熊，这不是驱民于死地吗？春耕将至而夺民耕牛，是劝农之举吗？”拒不执行。舜陟大怒，藉口秦琥气死一事，把高登降为荔浦县丞。百姓拦路哭泣，许多天无法通过。适逢高登母病，请求离职寻医，不待批准就归里。舜陟遂诬陷高登以“擅杀”罪名，朝廷下诏逮捕高登下静江府狱。秦桧奏准下令诸路提刑捉拿。舜陟就遣健卒至漳浦缉捕高登。这时，高登母亲病死在船中，闻有逮捕令，即在江边草草安葬其母遗体，由水路上京，上书请求纳官赎罪，归葬母亲。御批中书议处。中书省有位高登的故友任右司郎中，当面对高登说：“丞相(指秦桧)说过在太学就认识你，你若去拜见他，什么事都好办。”高登回答说：“我只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不久，中书奏称，按旧案例，从无纳官赎罪之事。案移大理寺，仍判下静江府狱。高登号泣而归，把母亲遗体改葬完毕，即自投静江府狱。其间，胡舜陟已先犯罪下狱而死。原告人死无对证，高登得以昭雪无罪，奉命还家。
　　高登归途过广州，广漕司郑鬲、赵不弃举荐他代理归善县(今惠阳)知县。当年秋天，高登主持潮州考试，他愤于权臣专恣，摘取经、史中要语命题，如《直言不闻深可畏论》、《闽浙水灾所由致策问》等，题意关切时事。当时，原丞相赵鼎被贬谪潮州，见到试题，就对高登说：“天下主持考政的多的是，未有像你这样忠诚爱君的。”留他畅谈终日。此事被潮州知州李仲文驰报秦桧。秦桧震怒，令大理寺以前案加罪，并骗取特旨，将高登削除官职，谪居容州加以编管(编户管束)。郑鬲、赵不弃也受株连降职。朝廷通报南方诸路，引为考官鉴戒。
　　当时高登已出试院欲归漳浦，忽接漳州使臣谢大作持符令前来宣示特旨，高登读罢即拜谢君恩上马，立即准备上容州受编管处分。谢大作说：“你可以稍稍入告家人无妨。”高登说：“君命不敢逗留。”大作为之愕然惊惜。当晚，巡检领百名兵丁，如临大敌而至，兵刀森列。高登视之泰然说：“朝廷如果赐我死，我也得读完敕令然后就法。”大作感于高登忠义，拿起剑来，责骂巡检说：“符令在我手里，你等要干什么！”高登才免受奸人谋害。
　　高登到容州，种菜栽竹，作终生受编管打算，对家事并不放在心里。每闻朝廷政事有小过失就愁眉不展；有大过失则失声痛哭。容州是穷僻地域，士子一闻高登来临，执经问难的有几百人。高登为他们宣讲《大学》、《中庸》的主旨。不久，患了疾病。
　　绍兴十八年(1248年)，高登病逝于寓所，年44岁。其临终所言，都是国家大事。其著作有《家论》及《东溪集》若干卷。
　　高登逝世后，南宋著名学者胡铨为他辩冤。乾道四年(1168年)前后，丞相梁克家、何万相继以其事奏闻朝廷，孝宗追复高登原职，赠迪功郎。绍熙二年(1191年)，漳州知州朱熹又为高登疏请《乞褒录》，得光宗追赠承务郎。同时在漳州城内建祠，朱熹写《东溪高先生祠记》、《谒东溪祠文》等，还亲自题“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一副祠联及“忠孝两全”、“百世师表”两道横额。
　　

　　颜师鲁(1119～1193年)，字几圣。宋龙溪县青礁乡人，世居漳州城区西桥。
　　绍兴十二年(1142年)颜师鲁考中进士，初任番禺、兴化两县主簿及怀安县丞，后任宁德、莆田、福清等县知县。任期内，致力于水利建设，修陂堰、通沟洫，计长40里。又平市籴，苏民困。常平使郑伯熊以其政绩举荐于朝廷，内调粮科院，后改添差威武军签判。帅陈俊卿很器重他，认为“荐可大用”，遂调至官诰院，旋迁国子监丞。
　　颜师鲁崇尚礼制，维护国体。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去世，有关治丧事宜，多由师鲁裁定。议立庙号时，洪迈等人与师鲁、郑侨(礼官)、尤袤(太常少卿)的意见不合，争议再三。后孝宗召集群臣研究，认为师鲁等依礼立论，意见正确，即予采纳。孝宗“以孝闻”，在国内丧事大体办完后，依礼仪命师鲁任礼信使赴金国报丧。以往惯例，宋廷每年都要派使者去金国，而金国必以戴花、歌舞等礼仪迎接。师鲁向孝宗辞行时说：“现在是我国悲痛的时节，金国如果不尊重我们的礼仪，强迫我接受戴花歌舞等娱乐活动，我宁愿死也不做违反丧事礼节之事”。由于师鲁坚决守礼，出使期间，金国撤去一切娱乐仪式及活动，维护了宋朝的尊严。
　　颜师鲁于淳熙四年(1177年)外调为江东(今芜湖至南京一带)提举。适逢天洒雨土，日无精光。朝臣向来都不敢说及灾异。师鲁离京陛辞时，极论天候变化与朝政的密切关系：“田里未安，犴狱未清，政令未当，忠邪未辨，天不示变，人主何由省悟？”孝宗皇帝肯定他的奏语。不久，改任浙西常平使。浙西地方，每年盐税收入上百亿，但盐民的本钱却多不发放，迫得盐民只好出卖私盐过活。师鲁到任，就先拨出库帑尽偿旧欠，告戒经办官吏不得侵移此项专款；并下令亭灶(指盐场灶户)不得私卖。他的禁止私盐比其他诸路所禁更严。孝宗便把师鲁调回京师，任直秘阁官员。
　　淳熙七年(1180年)，颜师鲁被召赴行在晋见孝宗皇帝，上疏极论浙西围筑垸田的弊病，坐使湖泊容积缩小，往往引起水患，而侵占湖垸多由权倖恃势非为。他又奏：农民有垦田未入地籍而逃避田赋，政府只应把新垦田地登册征赋便行，不该按《盗种法》处罚；如果处罚了，就失去劭农重本的主旨。朝廷认为所奏有理，遂著为令。此后，朝廷改任师鲁为监察御史。任内，奏请增加御史台官员名额，以广开言路。有个外官名叫葛掞，因得内殿夤缘举荐，将要调补御史职。师鲁急忙上奏说：“即使朝廷没有能臣，也不可起用这种人。师鲁虽不肖，也不愿跟这种人列为同僚！”朝廷只好把葛掞改任为祠观官员。师鲁任御史3年，孝宗皇帝褒扬他能“知无不言”。御史任期将满，师鲁请求“外补”。孝宗未许所请，而升师鲁为太府少卿。
　　淳熙十年(1183年)师鲁升任国子监祭酒。他带头遵纪守法，并教诲诸生要善于治己立诚，所取太学生多成名士。师鲁除任国子监祭酒外，还代理礼部侍郎，后兼吏部侍郎。其时师鲁已60多岁，孝宗见他年老，上朝不便跪拜，把他改换官班，“特旨免引见”。师鲁感激地说：“祖宗法度不可轻弛。”并说：目下朝廷赐赉太滥，朝臣应奉微劳，皆得“横金”(金带)。虽然这些赏赐出诸内府，与司农经费无关，但无功而赏，是轻弃财物；一旦遇到有为国御侮而建功立业的人物，将何以旌表呢？
　　孝宗在位期间，颜师鲁曾屡次上疏以年老请求致仕归养，朝廷总是慰留不允，遂任他为吏部尚书兼侍读。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倦勤，将逊位给光宗，选儒臣辅弼皇太子登位，师鲁是其中之一。绍熙元年(1190年)光宗即位，师鲁侍读时乘势陈述“正始”学说的涵义，受到光宗嘉纳。时师鲁已71岁，再次上疏请归乡里，疏中有“三宜去”的恳切言词。光宗对宰相级官员说：师鲁迫切求归，可优进职名，让他治理邻乡州郡，以示照顾。朝廷旨下，任师鲁为龙图阁直学士，出知泉州。光宗乃令侍从以官饯为师鲁送行，同朝官员相与赋诗勉励存念。
　　泉州是个大郡，船舶往来甚盛，官吏每藉巡察名义，滥派捐税。颜师鲁到任后，便下令制止。永春县交纳上供银例，先向农民预借；安溪县职官田和逃亡产税，责令民众补纳。师鲁下令制止或予豁免。师鲁在泉州任内，累奏请归。绍熙二年(1191年)冬，朝廷晋升师鲁为焕章阁学士，令其再任。师鲁感激恩命，再视事，留意学校教育，修葺孔庙，倡修万安桥(即洛阳桥，在泉州东北与惠安交界的洛阳江上)，并筑罗城。泉州士民至今感其功绩。
　　当时，朝野议行“经界法”，拟丈量田界，确定农民负担，豪绅大户都持反对意见。监司令诸州讨论上报。颜师鲁对此提出“二利三害”之说，“经界法”遂止而不行。
　　颜师鲁再次乞求致仕，却晋升宝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复起知泉州(未赴任)。绍熙四年(1193年)师鲁患病，逝于家中，享年74岁。师鲁一生，忠直尽言，有补于政，有利于民，“大节确如金石”，死后受到漳、泉人士祭祀怀念。
　　

　　翁待举(生卒年未详)，字正德。宋漳浦县四都(今属诏安县)人。其先京兆人，徙居于此。
　　翁待举是太学生，因文字出众，得居上舍。政和二年(1112年)成进士。绍兴年间(1131年至1162年)，任兴化军知事。操劳政务，外宿衙署，夜间迟睡，天初亮即起床。自煮粥，在灯下诵《中庸》一遍，才出来办事。遇到有人以私事请托时，他断然拒绝说：“我拿这枝笔批办公事，准与不准，好像神明都在旁鉴察，欺心违法不得！”私请的人惭愧退出。
　　宋代兴化，苛捐杂税很重，许多没有名堂的税称为“诸色钱”。渔民捕鱼要交渔税，采集海苔、海藻、海带诸物也得交钱。翁待举觉得很不合理，上章奏请蠲免了。后任琼州知州，卒于任所。兴化人感念他的德政，把他祀于名宦祠。
　　翁待举曾参加编纂《道南源委》一书。

　　杨汝南(生卒年未详)，字彦侯。宋龙溪县人，家住今华安县丰山镇碧溪。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任过赣州、广州学官，古田知县。
　　杨汝南廉洁勤政，立志学习历代圣贤，尤以举办教育为首要任务。他每天都要晋谒县学，考核学生的德行，勉励学生勤奋学习、精通学问。常引荐古田县的优秀学者入京考试，参加朝廷面试，多数名列金榜。汝南任知县期间，建造了安福桥，桥长60丈，造福后人。
　　杨汝南弃官后，返回家乡创办学堂。摘选《诗》、《春秋》、《中庸》的精华，编成30篇《经说》作为课本教授学生。汝南讲学时，门外常站满聆听的人群。傅侍郎、颜尚书也慕名登门拜访。汝南的门生邱审象将汝南所编著的文章纂成文集，当朝丞相为其作序。
　　清光绪五年(1897年)，为杨汝南立“世美坊”于龙溪县二十三、二十四都(今华安县丰山镇)。
　　

　　丁知几(生卒年未详)，字潜仲。宋龙溪县人，唐丁儒后裔。
　　庆元五年(1199年)，丁知几以特奏名授广东潮阳县主簿，任内有政绩。后因母丧归里。自此不再从仕。在此之前，曾经致力于家乡水利建设，倡修一条由官方主办、规模较大的人工港道，后人称为“官港”。
　　丁知几家乡龙溪县二十八、二十九都一带村庄，唐代以前原是海滩地带，旧称海壖。自唐中叶漳州迁治龙溪以后，九龙江下游靠海地段逐渐围垦海滩，建村辟地。至宋，由江东南行里许，上自文甲、官埭，下至石美，都是海滨盐卤地，不仅难以辟田种植，并且常受大潮咸水淹浸，“数载不毛”。知几与兄知微(字显伯，是个“著书授徒”的学者)计划开浚沟浍，引导北溪江水来冲淡水中盐质，以便辟田种植，发展农业生产。这个计划得到乡人赞同，只是工程量大，民力不足。淳熙二年(1175年)，知几与乡人赴提举司呈上水利状，建议由官府出面主持兴修这一创举性的水利工程，并得到批准。当年秋收后，由漳州、龙溪两级衙门招募民工，自文甲凿渠，上通柳营江，下通石美港(在今角美镇石美村)，全长30里，阔18尺、深16尺，并建两个斗门、10余座小桥，还刻石立碑记载其事。这条人工港道，可以灌田3000余亩。
　　丁知几倡修漳州龙溪县的官港，成为这一片地方兴农的经济命脉，民众拥护，官方支持，延至明代又经多次修浚。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漳州知府王仲谦出榜募民重修，追论知几倡导之功，命立丁知几祠于白石，名为“兴利祠”，立碑为记。又如万历十五年(1587年)，知府李载阳、知县沈昌期亦重修官港，并依沈昌期所请，丁知几入祀乡贤祠。
　　官港的修建，使这一大片土地逐步减轻盐卤之害，至今仍为良田，是漳州平原的一部分。
　　

　　王遇(1142～1211年)，字子合，一字子正。宋龙溪县人。父王羽仪，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官至朝请郎，任衢州通判，有文名。王遇居城东东湖，学者称为“东湖先生”，他与“北溪先生”(即陈淳，字安卿，号北溪)同为朱熹门人。
　　王遇20岁为太学上舍生，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很器重他，任以学职。乾道八年(1172年)，王遇登进士甲科，调任临江教授。遭父丧守制，服除，改任处州教授。又遭母丧守制，服除，调任蕲州教授。
　　王遇先后受业于朱熹(号晦庵)、张栻(号南轩)和吕祖谦。他治学注重精思力行，不喜口耳浮泛无根之谈。在蕲州任教授时，常与诸生宣讲《论语》、《孟子》及经史，直至深夜，蕲州士民深受教化。权臣韩痌胄想升他为掌故，叫他登门请见。王遇认为若登门求见是“自取其辱”，不往。立即径往吏部依法诠选，调任怀安县丞。帅司詹体仁、郑侨延聘他在幕府赞理政事。丞相赵汝愚拟予升任，但因韩痌胄当权，将道学定为“伪学”，严加取缔，此事只得作罢。后经给事尤袤、祭酒李祥荐用为长乐县知县。任期内，撙节浮费，积钱数千缗(每缗1000文)，用以兴修大塘水利，灌田千余亩。其时韩痌胄党人陈自强、林采权势极大，凡任职官员都要对他贿赂，王遇却不为权势所屈。随后升任赣州通判。
　　嘉定初年，王遇调任太学博士；未几，改任诸王宫教授。后再升任毗陵(今江苏常州)知州。时值毗陵大旱，王遇尽开仓储赈济饥民，并停止一切公款馈送、宴饮及犒赏，积钱数万缗用以籴米赈饥，自己还捐俸助赈。此外，鼓励民众各尽其职，便利贸易往来；自己并亲临乡村视察灾情，将被官宦侵占、填塞成田的太湖垸地重新开浚通流，以利防治水旱灾害。适逢浙东患水灾、闹饥荒，朝命提举浙东常平。王遇赴任后，关心救灾赈济，如在毗陵所为。
　　当时，朝廷正在议行“计灶(即盐灶)买盐”政策，王遇认为不可实行，竭力反对。他说：前人建立盐场，订定税额，并非不知盐灶可以计算，而是考虑亭民(即盐灶户)有时认为盐价太低，不肯尽力生产罢了。如今若实行计灶买盐，盐户若有亏盐，必受官方处罚，将影响盐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今日计灶买盐，将来就会变成计口买盐，不但浮盐难买，连份额盐都会没有，定会生事。结果，朝廷没有实行这一政策。王遇后被提为宗正寺丞，再迁右曹郎中。
　　嘉定四年(1211年)王遇逝世。朱熹称其纯笃；吕祖谦誉其笃实；黄塝谓其学识精、义利明，超然于俗流之中，没有一毫私心。所著《论孟讲义》、《两汉博义》、《文集》等藏于家，后都失传。
　　

　　陈淳(1159～1223年)^①，字安卿。宋龙溪县游仙乡龙州里(今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篷洲社)人。因世居九龙江北溪之滨，学者又称他为“北溪先生”。
　　陈淳为人恬静，略有口吃，不喜交游。初，陈淳习举子业，专心功名，准备应试。22岁时，林宗臣对他研习科举之文很不以为然，说：“此非圣贤事业也。”并赠予朱熹和吕祖谦同撰的理学著作《近思录》。宗臣以儒学登科，官主簿，素享有善于品评鉴别的盛誉。因此，陈淳听从宗臣的指点尽弃科举之文，专攻理学著作。
　　因敬仰当时理学大师朱熹的学问和为人，陈淳拟远道从师受教，可因费用不足一直没有实现。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来任漳州知州。于是陈淳带了《自警诗》，怀着“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拜见。两人交谈极欢，朱熹也相见恨晚。朱熹晓以对德义透彻了解并身体力行的“上达”之理，说：“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以类推。”两人相与反复讨论，莫逆于心。朱熹欣然说：“我到这里来，未曾将这般道理说与人，今日对您都说了。”此后，陈淳更加用功学习。陈淳每往郡斋拜见朱熹，常讲论终日，有时甚至到深夜。朱熹常称赞陈淳善于提问，推崇他的学习钻研精神，并多次对人夸耀说：“我南来，喜为我道得一安卿！”
　　陈淳在一年间所受师教不浅，因而对朱熹极表尊崇。他说：“先生在漳州，首尾仅及一年……僚属励志节而不敢恣所欲；仕族率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纵而不敢冒法。”他又说：“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通的实。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凡曩时有发端而未竟者，今悉该且备；凡曩时有疑辨而未莹者，今益信且白。宏纲大义，如指诸掌，扫千百年之谬误，为后学一定不易之准则。”
　　正因为陈淳对朱熹的学问、道德、政绩心悦诚服，所以能终身捍卫师门，抨击异说，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个坚强卫士。
　　陈淳尊从师教，亦且身体力行。他孝顺双亲，护爱弟妹，和睦宗族。为弟妹办婚嫁，让他们有室有家；为宗族中贫寒者办丧葬，让死者归土、生者无憾。漳属各县冠婚丧祭多遵守他所教的《朱子家礼》，历数百年而不断。他关心世事，敢于为民呼吁。在上傅寺丞《论民俗书》中，他指出必须严禁健讼、讹诈、滥杀耕牛、神棍敛财、游民强乞、僧寺侵虐平民等6弊。在《又上傅寺丞书》中，呼吁必须禁绝淫戏。认为“作淫戏”费财废业，玩物丧志，有助于淫奔、抢夺、斗殴、狱讼甚至仇杀等事件发生。由于受理学观点局限，他把当时流行的竹马戏视为“淫戏”，并把社会一切弊端归之于乡社演戏活动。
　　陈淳生活在群众之中，条陈时政能针砭时弊，而且议论精辟，赵汝譡任郡守时，就常以政事咨询。陈淳的盐策条陈，陈宓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盐策为漳害最苦，惟安卿条画详尽。其说果行，惠流数世，何必仕是邦而后为政耶？”
　　庆元五年(1199年)冬，陈淳往建阳再谒朱熹于考亭沧洲精舍，当时朱熹已卧病在床，对陈淳说：“像您所学的已见本原，所差的是下学工夫而已”。陈淳住了3个月，于次年正月告归龙溪。3个月后朱熹病逝。
　　陈淳受“下学”的师训后，痛下决心，克服偏爱，广泛地阅读书籍，推究各种事物的原理。时间一久，终于义理贯通，表里精粗无不到。他对门人说：“道理原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
　　朱熹去世，陆学益张，陈淳结合讲学极力予以抨击。他直接继承了朱熹理学思想，着力疏释、阐扬程朱理学，《似道之辨》、《似学之辨》，更是集中贬斥佛学与陆学。他讥刺陆学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终无是处。他著述《严陵讲义》、《北溪字义》以阐释宣扬朱熹学说。
　　嘉定十年(1217年)，陈淳赴临安考试，归途中遇严陵郡守郑之悌。郑率僚属请陈淳到郡庠讲学，听讲者达数百人。次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到任)。嘉定十五年(1222年)循故例，升授修职郎。翌年农历四月一日陈淳逝世，年64岁。
　　陈淳晚年家居讲学，莆、泉、漳所属各县门生很多。寿终之后，门生哀恸，有的奔丧，有的在家设神位祭拜。先生葬于瑞泉里石鼓之原(今步文镇崎岭村)，莆田陈宓在墓道上大书“呜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10个字，且为之写墓志。墓门有坊，外镌“朱门高弟”，内镌“漳上真儒”，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龙溪知县蔡亨嘉所立。淳祐六年(1246年)郡守方某，于龙江书院之东辟“道原堂”，祀朱子，以陈淳配祀。明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林雍请有司建专祠于漳州芝山之麓。其里门扶摇(瓷窑)亦有一祠。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的成就较大，世人将他与朱熹的另一高徒黄塝并称。其著作有《北溪字义》(据陈淳晚年的讲学，由门人王隽笔录整理，阐述程朱学说最为精辟而有系统，是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北溪大全集》5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其记朱熹语者，有《郡斋语录》、《竹林精舍语录》；门人记陈淳语者，有《筠谷漱口所闻》、《金山所闻》。
　　注①：陈宓撰《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中陈淳卒年作“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即公元1223年。《宋史·道学·陈淳传》中陈淳卒年作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本传陈淳生卒年据《墓志铭》考订撰述。
　　

　　孙叔谨(生卒年未详)，字信之。宋龙溪县人。是当时倡言“攘外必先安内”的朝议大夫孙昭先之子。
　　孙叔谨自幼刻志问学，长成后以父功补官，初任广东揭阳县尉。揭阳税重民苦，叔谨力言于知州减税以便民。次年，转任大理寺评事，持法公正，朝中称美。他在轮对时说：当前旱灾、蝗灾严重，作物歉收，盗贼蜂起。朝廷对地方长官，应责成其办好赈恤实政；对守土军人，应责令其着实防御盗寇。
　　嘉定十年(1217年)，孙叔谨登进士第，受任莆田知县，公务剖决明允，属下员吏不敢扰民，治绩为诸县第一，升任泉州通判。适因父丧守制，期满，升大理寺丞。
　　理宗即位后召对时，孙叔谨希望理宗“修明君德，振举治纲”，不要凭个人好恶随意发号施令，要懂得运用权力时会产生多大的利害影响；指出当时弊政，地方行政官吏和军事官员多有贪财敲剥行为；请求精选鉴司太守和制阃主将来整饬所属。理宗表示采纳，提升叔谨为大理寺卿。一天夜里，朝廷下旨给临安知府，要提一名狱中囚犯听奏对质。知府派吏到大理寺衙门，时已二更，硬要开锁入狱提人。叔谨命守狱官说，狱门开闭有定时，现已入夜，不是提取囚犯时间，应让其稍候，至翌晨早朝之时提取，以免发生意外枝节。对此，负责提取犯人的官员感到不便，而朝廷认为叔谨办得对。事过两年，叔谨又向理宗进言：各州报告犯罪案件，其中轻罪的必须先行论决(即判决)，不要长期稽延；重罪的要三司会审，各州的报告应当如期送到，不要落于秋决之后。不论重罪轻罪，案件要定期清理，避免办案胥吏从中取巧舞弊。朝廷认为可行。
　　当时，朝议本欲任命孙叔谨为刑部侍郎，但因叔谨力请外调，遂出任潮州知事。潮州与漳州接境，社会风气相差不远，凡是叔谨对潮州利弊所熟知的事，到任后即日或罢或行。每天五更过后，他就在厅堂听讼、办理案件。讼状数百件，他析理和决案如流水，很快便把原来的积案理清。宋代州兵素乏操练，又懒又弱，叔谨厉行整顿，加强检阅，亲课武艺。同时注重文教，筹资捐俸创建学宫4个斋舍，增置学田；刷新“思韩堂”，访求遗存于民间的韩愈手迹，刻石嵌入思韩堂壁上。他还把节余的公款3万余缗，作为3个属县盐户的盐本钱缴库。后来，潮州人感念孙叔谨的德政，为他塑像置于韩山上作纪念。
　　

　　危稹(生卒年未详)，字逢吉。宋抚州临川人。原名科，淳熙十四年(1187年)举进士，孝宗为之更名稹。
　　危稹文才卓异，深得文学家洪迈和诗人杨万里的赏识。危稹登第后，先任南康军教授，再调临安府，后迁武学博士，又迁诸王宫教授。是时危稹竭力请建宗子学以教授诸王子。嘉定九年(1216年)新学成，改充博士。嗣后迁秘书郎、著作郎。
　　危稹任职京师，于军国大事多有进对。时韩痌胄以拥立事得到宁宗的信任，便阴谋排斥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遇，朱熹奏韩氏用奸，遂结冤于韩氏而受到排斥。韩氏恨犹未已，进而指儒学为“伪学”，并以此罗织罪名打击朱熹门下知名人士。番易、柴中行也崇尚儒学，反对韩痌胄，因而也被斥出京师。番、柴临行时，危稹赋诗送行，于是危稹也被贬至潮州任知州。不久，又因与韩氏政敌金华、徐侨书信往返，再被免职，改任千秋鸿禧观提举。嘉定十六年(1223年)才以散官朝散大夫衔出任漳州知州。
　　危稹淡泊自矜，为政清廉，对贪赃枉法者疾恶如仇。危稹下车伊始，得知属下一县令贪赃，民怨甚深，便具章弹劾，将其免职，没收其财产归还百姓。
　　在漳州，自五代王审知主闽，即对寺院优惠有加。时漳州境内寺院林立，多达600余所，寺院经济雄厚。寺僧为维护寺院的地位，便迎合地方士绅，广辟土室作为士绅停柩之用，嗣后逐渐形成习俗。对于死后停棺、长年寄厝寺院的陋俗，朱熹任漳州知州时曾力图革除，下令丧家须在1个月之内埋葬死者，“如违依条科杖一百，官员不得注官，士人不得应举”；但停棺陋习依然沿袭不断。危稹到任后，寺院“廊庑间率不置神若佛类，为土室，其入如窦，黯然无光”，他以为“斯皆诱愚俗以来殡者也”。危稹鉴于积习既深，非究治“始作俑者”，陋习不能除，为此即“令下诸浮屠，必使尽改其室为僧房，不改则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同时又在城西南、西北地势高燥之处营造3个义冢，责令限期归葬；无主棺柩或有主而无力营葬者由官方统一迁葬。时仅城郊五里之内便移葬停棺2300余具，从此寄厝寺院陋习才予革除。
　　城西登高山(今芝山)麓原筑有一临漳台，年久失修；朱熹任上即拟改建书室，因倡议经界遇到阻力而离任，未能实施。危稹到任后着手改建，名为龙江书院。危稹还利用公余亲临讲学授课，推动了漳州办学讲习之风。
　　南宋时，漳州虽是后方，但担负军费很重，除正税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费，每年多达5000缗，百姓不堪其苦。为减免负担，前任知州赵汝譡上奏朝廷免去五分之二。危稹到任后又疏请悉数免征。时主管征税的常平使认为危稹所请失当，未能施行。危稹以无力为民请愿，便辞职而去，在漳任职仅一年。
　　其后朝廷又任命危稹为崇禧观提举。晚年他常与乡里耆宿谈天说地，淡泊人生。真德秀为其撰写墓志铭。
　　危稹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巽斋集》；编写儒家经典的讲义和集解，编选先贤奏议，辑成《玉府》和《乐山》；此外还编辑过魏晋和唐朝的诗文集。
　　

　　颜颐仲(约1184～1258年)，字景正。颜师鲁孙，以祖荫补官。初任宁化县尉转西安县丞、西安县知事，任内皆有美政。遭母丧，服满调衡山知县，尚未到任，委转运司干办公事。继迁临安府通判。
　　宋端平元年(1234年)颜颐仲升将作监主簿，出任严州知州。政府规定农民所纳的田赋，开始实行钱银、楮币(即纸币)各半的缴纳制度。对此，经办官员和民众大为震惊，认为难办。颐仲就同朝廷主管部门争论，说：“州县收入全用楮币，而缴纳田赋却要钱、楮各半，是强要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如何使得！抗命的罪戾由我一人担当，却不好强行照章办事，致使千里内的百姓都遭殃。”朝廷见他有实际困难，只得准许暂时全用楮币解缴国库。
　　次年颜颐仲被内调任司农丞，代理金部郎中。继又升任两浙转运判官。当时禁止旅食(即旅居)，关隘出入稽查很严，民怨沸腾，民众和官兵争吵不休，势将闹事。颐仲急忙亲赴诸营做安抚工作，平息众怒。那时，营卒中有人闹别扭。颐仲说：“昨日我到营里做抚谕工作，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事态已经安定，如再无理取闹，就应该尊重国体，依律治罪。”密令主帅查究主谋煽动者，依法严惩。事后任户部郎中，继任临安府知事、浙西安抚使。
　　不久，朝廷召开左曹郎轮对时局所见。颜颐仲大胆发言：近来天象变化失常，对国家社会大有不祥之兆，希望皇帝寅畏天命，以便消除灾变。又说：“法纪制度是国家的命脉。近二十年来可说朝廷毫无法纪了。国家大事不由朝廷主持，而由内宫降旨施行，这是宫中弄权的恶劣表现，应该严厉禁止。”由此，颐仲被晋升为将作监，仍兼知临安府事。颐仲在轮对时又说：今日官军放纵，楮币贬值。主要原因是法制宽纵，武人玩法；并且大量发行楮币，又很少回笼，“物少则贵、多则贱”，所以币值天天下跌。建言要制止浪费，重视节约；陈述中央和地方种种弊端，详尽透彻。每一奏事，多得朝廷认可采纳。至端平三年(1236年)，颐仲被晋升为大府少卿，仍兼临安知府。
　　嘉熙元年(1237年)，颜颐仲就任广西转运判官。首先奏请蠲免琼、崖、儋、万4州的盐本钱。奏疏中说：“这四州都是盐产区，盐贱如泥，百姓无须向盐官买盐，却要逐月交纳盐本钱；百姓不至于无盐可吃，却要强制每户按定额交费，烦忧至极。由此家庭耗费过大，私贩越来越多，不胜其罚。”所以请求永远蠲免盐本钱，说帅臣愿撙节费用，代4州交纳原额。又请求免去25州身丁钱，说：百姓交丁钱开始于五代，每丁10文钱，随后加倍，乃至10倍、百倍，丁钱不论交钱或交米，都按原额10倍、百倍计算。偏远地区的百姓因除了自身还有儿子，丁钱负累至重，乃逃往蛮猺之邦以求免税，甚至流为盗贼，这种情况都由官吏驱迫所致。请求一并蠲免。朝廷采纳两项请求，都给予批准免征。
　　嘉熙三年(1239年)，诏令颜颐仲赴行在奏事。颐仲进言：“现今旱象遍及数路，潮水又侵蚀堤岸，民死于敌、死于寇、死于饥馑，真是民不聊生。今年襄阳沦陷，明年丢了西蜀，又明年敌人攻破淮河流域，那末长江就成为国界了，国势岌岌可危！请求颁发哀痛诏书，风励有司，革旧图新，以挽颓势。”朝廷重视他的建言，提升他为大府卿，兼任敕令所删修官，继又转任司农卿兼左司。翌年，又令他兼理户部侍郎，并以直宝谟阁学士衔为宁国府知府。
　　淳祐元年(1241年)，颜颐仲任浙东提刑，随即令为奉祠官；翌年，起知泉州，旋以秘阁修撰衔兼福建提刑；淳祐四年(1244年)，起任温州知州；次年，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奏免细民沙岸税，免去桃花、定海官渡钱，疏浚60里水渠及慈溪、定海港堰，修学宫斋祠。
　　淳祐六年(1246年)，升颜颐仲为集英殿学士。翌年，任宝章阁侍制，因逢岁饥，遣百余艘船往广州收籴米谷，又奏发常平仓谷2万余石以赈饥民；调查境内40余万人口，安排日程进行赈籴，半济半籴，全活甚众。淳祐八年(1248年)，任兵部侍郎。疏请任祠官(闲职)，未见批示。淳祐十二年(1252年)，以刑部侍郎受召用。颐仲上言他历经闽浙被水的州郡如建州、剑州、衢州、严州灾情都大，愿更加赈恤。但朝廷却任他为兵部尚书，继转刑部尚书兼知临安府。宝祐元年(1253年)冬，任吏部尚书，以宝章阁学士衔提举玉隆万寿宫。
　　颜颐仲70岁时，上章请归休获准，名其圃为“亩忠”。乡居为善，遇灾乐施，平时率众修桥造路，并倡设桂庄学田，资助上京赴试举人。
　　

　　陈耆公(1195～1264年)，宋长泰县彰信里(今陈巷镇)双芹社人。他家祖业富有，平生乐善好施，素为里人敬重。
　　嘉定末年至宝庆初年，长泰旱涝更迭，尤其彰信、人和(今武安镇)两里，处于丛山环抱的盆地中心，水利年久失修，大片田园成为“看天田”，无雨龟裂，遇雨汪洋，年成不好，民难谋生。其时，陈耆公正当盛年，决心为乡里倡修水利，遂将自家田地240多亩与他处田地相交换，以便连片兴修水利设施。还聘请水利名师，亲自陪同勘测地势，足迹遍及旌孝、石铭、彰信、恭顺、人和等五里，经过设计制图，拟订出双圳陂工程。先从岩溪奎山之麓、龙津溪乌石潭处，筑坝截流，引水入古仓造陂，名开禧陂。陂以下采取双圳分流，故名双圳陂。东圳筑陂7处(陈坑、陈塘、田仔、洋陂、长背、陶塘、夫坊)，西圳筑陂8处(上原、竹木、后溪、汤湖、洋溪、山重、罗鼓、新塘)，连同开禧陂计16陂。后山重陂塌陷，成15处，因此又名“十五户陂”。圳水流经15村、7大姓氏(陈、林、戴、杨、卢、王、刘)地界，其中开凿池塘36处、圳沟300余条。嘉熙元年(1237年)建成，全长300余里。随后，还在易被洪涝冲毁之处设堰置闸，按照需要或开或闭，旱时开闸灌溉，涝时开闸排泄，平时闭闸蓄水。挑选有才干并热心公益的人充任陂长，常年派人巡视、管理、维修，不使废弛。这一水利工程，当时可灌田万余亩，确保长泰万众得到温饱，村社之间的水利纠纷也得到根本解决。立石纪事，至今利赖。
　　感于陈耆公克己为众高风，当时乡人把他入祀乡贤祠。康熙版《漳州府志》为之立传。现今长泰人民还在怀念他的功德。
　　

　　魏天忠(？～1277年)，原籍四川，后裔居龙溪县华丰提巷(茶烘)后坑村(今属华安县)。宋德祐元年(1275年)进士，授为御史。
　　元兵入寇，魏天忠以文职兼武衔入卫，随宋帝端宗南奔，航泊法石。时泉州招抚使蒲寿庚叛宋，宋军失败。天忠与陆秀夫护端宗潜逃晋江湾东石寨，总兵刘洙募义士加强保护，于围头又遇元兵。天忠率航奔刘五店，继走金门，从裂屿(今云霄列屿)中脱险。天忠又护帝经白水营至龙溪县九龙岭，被元兵四面围困，宋军死伤惨重。众官皆失散，独天忠护宋帝。元将阿剌罕胁迫宋帝饮毒自尽，天忠呵叱元使，毅然与端宗对调服饰，头戴皇冠，身披龙袍，代帝饮鸠殉节，保全了端宗，使之南逃广东。
　　魏天忠祖父魏了翁，宋嘉定年间(1208年至1224年)授任枢密院事等职。他竭力议抗金兵，在收复两淮战役中英勇善战，以身殉职。父魏国佐，宋淳祐元年(1241年)任过四川、云南、广东等地五军都统制，与元兵三战于江西，淳祐十年(1250年)为国捐躯于临安。
　　魏天忠一家三世，均尽忠于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