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吊眼(？～1282年)，本名大举，一作钓眼。宋末元初漳浦县人。
　　陈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陈吊眼的母亲是畲族人，早逝，一家重担全落在吊眼父亲身上。父亲陈文桂和叔父陈桂龙、陈满安，以及妹妹陈吊花，都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物。
　　陈吊眼生活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南宋末年。此时，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元军步步南下，文天祥、张世杰先后率宋兵残部南撤入闽，福建各地农民纷起抗击元军。吊眼正是在这如火如荼的反元斗争中，率领附近各村畲、汉的贫苦农民，起义反元。
　　陈吊眼从小生活在汉、畲杂居的村落，一家兄妹又与畲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加上吊眼为人刚直豪爽，当地汉、畲村民对吊眼都十分爱戴。为了增强团结、消除隔阂，吊眼一开始就提出“穷苦人同命苦，畲汉一家亲”的口号，动员贫苦农民不分畲汉，共同抵御元兵。一时间，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
　　宋景炎元年(1276年)，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降元。次年，宋名将张世杰率淮军往泉州围讨蒲寿庚。陈吊眼闻讯，迅速率众与另一个畲族首领许夫人直驱泉州，合力围困。张世杰所部一路南撤，气势不振，攻城不下；吊眼与许夫人合援后，士气复振。蒲寿庚闭城固守，形势十分危急，随即派人从间道求救于元将唆都。唆都此时正受命南下，得讯后派兵解围。张、陈、许合兵围困泉州3个月(七、八、九月)，未能攻克，反被唆都所部挫败。
　　陈吊眼受挫以后率军回寨，养精蓄锐。
　　宋祥兴元年(1278年)，陈吊眼所部经数月休整，决意奔袭漳州城。漳州城是继泉州、兴化之后，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为元军所占据。吊眼率众攻入漳州城不久，恰好遇到元将张弘范受命南下率舟师袭漳、潮、惠3州，沿途追袭文天祥所率宋兵，气势汹汹。吊眼自量难敌，便利用朦胧夜色迅速撤离漳州城。元军遂派招讨傅全等领军镇守漳州城。
　　至元十七年(128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晚，陈吊眼乘机再次突袭漳州城。这次率军进城，杀死了招讨傅全；万户府知事阚文兴也在此役中战死。全城的元军，十有八九死亡。
　　自此之后，陈吊眼军威大振，兵员猛增，聚众10万，连属50余寨，扼险固守：陈桂龙驻九层漈，吊眼驻漳浦峰山砦，陈三官驻水篆畲，罗半天驻梅龙长窖，陈大妇驻客寨畲。
　　这时，南宋王朝已经覆灭，只剩下南方的民间抗元武装力量。陈吊眼为了联合抗元，图谋大计，便自立为王，年号“昌泰”，继续以“复宋”为号召，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
　　陈吊眼大军据守的山寨地势险要，这些山寨“地通诸山洞，山寨80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元军来犯，义军居高临下，矢石如雨，元军无法得逞，反而遭受重大伤亡。
　　陈吊眼二度攻克漳州城之后，震动了元朝廷。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元世祖敕封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副都元帅，率军入福建，企图一举肃清吊眼抗元起义军。元世祖还特意赐给完者都翎根甲，并当面授意说：“贼苟就擒，听汝施行。”
　　完者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先用大军镇压政和的黄华起义军，迫使黄华投降，并授黄华为征蛮副都元帅，与完者都、高兴一同征伐。元军利用黄华为前驱。黄华熟悉起义军山寨作战的特点，带领元军步步进逼，使陈吊眼据守的山寨逐个丧失。
　　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元将完者都与高兴攻破陈吊眼15寨，迫使吊眼退保千壁岭。高兴假意要与吊眼谈判，登上半山腰。吊眼毫无戒备，便被高兴扼住手臂，拽了下来，为元军所擒。翌年三月，陈吊眼被元军押送到漳州城斩杀。
　　在今诏安县太平山白叶村附近，有一个山岭，相传为陈吊眼屯兵之处，乡人称此岭为“陈吊岭”。在今云霄县南山保牛坑村红竹尖山巅，有一块180平方米的磐石，上镌刻“天星聚讲”4个大字；在另一高约13米的笋石上，镌刻“朝天人□气冲霄”；在通往云霄县城的悬钟鼻山左侧岭上，也有一石勒“万夫之望”4个大字。相传这些都是陈吊眼起事的遗迹。
　　陈吊眼被杀后，其余部吴满、张飞等继续坚持反元斗争，至死不渝。漳、汀一带的农民反元斗争，仍陆续发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李志甫(？～1340年)，畲民。托姓李，别名李实。元南胜县坂仔山边埔尾村(今属平和县)人。
　　元代重种族等第，认为蒙古人最上，其次色目人，又其次汉人，最末等是江南被征服的“南人”。至于畲民，视同化外，比“南人”更不如。元代畲民的造反，都由于生活穷困和种族歧视使然。
　　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六月，漳州路南胜县畲民李志甫和黄二使等聚众在九牙山起义反元，占领县城，沿途招兵聚众，直捣龙溪。守将萧景茂与其兄集乡丁与农民军对抗，扼守观音山桥险要地段，截住他们的去路。不料来者勇猛异常，阻止不住，乡丁大败，景茂被俘。志甫初胜，即长驱直进，围攻漳州城(时即龙溪县城)。元兵不多，只有巡军、弓兵，战斗力不强；守将搠思监，北人，长于骑射而拙于步战。畲人持短刃蜂拥而上，搠思监败逃。志甫入漳城，杀长史晏只哥、同知郑晟、府判喜春令。元廷遣万户张哇哇进“讨”，也被战败；不得不动用大军，诏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率领浙、闽、赣、粤4省兵马进行“围剿”。农民军黄二使部被打垮，志甫退守山寨，顽强守卫，历经两年，大小百余战。攻守双方都精疲力竭，相持不下。
　　李志甫起义军长期受层层封锁，给养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化整为零，据守高坑霄岭乌泥洞，以逸待劳。这里山高岭峻、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元军屡次仰攻均未得逞。
　　元廷只好利用南胜县人陈君用带领地方武装配合官军作战。这些乡兵了解畲民虚实，又熟悉山路，并且装束和畲民无异。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陈君用率领几十个壮汉从小路包抄，潜抵乌泥洞外，埋伏在树林中。一俟李志甫出洞，一声令下，众箭齐发。志甫猝不及防，被暗箭射中手臂，几十个乡兵蜂拥而上，砍下志甫首级，并捕获黄二使。所部纷纷逃散。
　　农民军另一将领郑子箕，收拾残部向西转移，在龙岩县与县尉黄佐才作战，因兵寡被捕而死。这一次大规模的抗元斗争终告失败。
　　

　　黄元渊(生卒年未详)，字君翌。元龙溪县人(其先南靖人，入元迁居龙溪)。科试未第，遂为隐士。后因捐资重建龙江书院有功，被荐为漳州、泉州二路学官。
　　早在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就计划把登高山(今芝山)临漳台建为书室，未果；至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漳州知州危稹始建成龙江书院，用以聚徒讲学。后知州方来又在书院左侧建祠祀朱熹。元时，龙江书院被佛教徒占据，遂中止讲学。黄元渊有心发展教育，遂与漳州路博士冯灏翁、龙溪县教谕郭元发共相商议，并向路、县当政者建议：由黄元渊捐资在城东北隅另行购地重建学宫即新的书院。泰定四年(1327年)建成大成殿，祀先圣先贤；又建成祠堂，祀朱文公，以黄塝、陈淳配祀。天历年间(1328年至1329年)建成讲堂、斋舍。朝廷准以龙江书院旧额列入学宫。
　　新的龙江书院建成后，黄元渊却因书院耗资太大，家道从此中落。至正年间(1341年至1368年)，宪臣杨不华举荐元渊任漳州路学录(元代路学学官)。任期满，升泉州路学正(国子监所属学官)。元渊逝于泉州任内，时在元代末期。
　　元代儒学受歧视排斥，黄元渊捐资兴学之举可贵。
　　

　　林弼(生卒年未详)，初名唐臣，字元凯。元末明初龙溪县人，是元代万户府经历林广发的长子。
　　元至正八年(1348年)林弼登进士第，曾任路级幕僚及漳州路知事20年。元亡，回归家乡从事著述。
　　明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朱元璋3次遣使征召林弼，与宋濂、王袆、曾鲁同等人同修《元史》。书成，却未列林弼之名。有一种说法，林弼仅参修《元史·礼乐志》，并未涉及史事，故《弇山堂别集》所载无其名。不久，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翌年，奉命出使安南(今越南)，为安南新王行册封礼仪：宣读册文，并授予金印，赠予织金纹纱罗40匹。安南王赠送黄金为赆仪(送行的礼物)，林弼辞却不受。安南王遣使入贺太祖登基，并把林弼不受的赆仪一齐送来，请太祖准予转送林弼。因为《孟子》说“行者必以赆”，算是古礼，不算贿赂。太祖说：“外国敬天子使，礼宜赆；中国使奉天子命行，宜却赆。两尽其道。”林弼把金子原封退还。
　　后来，林弼任(江西)丰城知县，被诬告受贿，逮捕入狱。太祖闻知即说：“这人不受安南礼金，哪肯受贿！？”不予问罪，改任饶州(今江西波阳)通判。适逢安南发生内乱，朝廷难予遣使，乃再命林弼为使，赴安南协助平定、安抚，然后回朝。朝廷升林弼为礼部郎中，再转任吏部郎中；继而出任(山东)登州知府，卒于任所。
　　林弼博览群书，善书法，工诗文，晚年才研究理学，由博反约。平时曾说过，“学而不闻道(此处指思想体系、人生观)，博也无益。”所著文章，必根究哲理。著有《梅雪斋文集》、《使南集》、《诗经解义》、《宋儒会解》等书。
　　林弼之弟名虞臣，字原功，以字行。在洪武年间由明经荐授漳州训导，升国子助教。娴诗文，与兄弼齐名。
　　

　　郑深道(生卒年未详)，名文玄，以字“深道”行。明龙溪县人。
　　洪武二十年(1387年)郑深道乡试中举，次年入京参加会试落第，暂任两浙盐运司视狱官。深道得知狱中有数人受屈，报告上级给他们开释。事后还乡时，有人带白银追上深道乘坐的船送给他，表示感谢。深道坚辞拒收。后任程乡县(治所在今广东梅县)教谕，升宁波府教授，并曾受聘参加主持顺天、湖广、江西、广东乡试。
　　永乐末年，郑深道升司经局校书。时仁宗皇帝尚为皇太子，每有谕问，深道回答称旨，奉召入侍经筵读书，当皇太子的侍读。深道学问老成，生活清慎，受到褒扬。官至纪善，辅益宏多。
　　郑深道70岁时，依礼致仕而归，徜徉云水间，飘然自适。
　　郑深道早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曾与漳州知府钱古训建南坡夫子庙，塑孔子及颜渊、曾参、子思、孟轲等像，又塑朱熹像，建观澜书院于庙左，每岁聘请名儒教育乡里的青年人。归休后的正统年间(1436年至1449年)，镇海卫生徒请在本卫立学，乃延聘深道主持教学事务。其著作有《存养辑略》、《棲迟集》等书。
　　郑深道逝世后，赠太子太傅。
　　

　　林震(1404～1451年)，字敦声，又字起龙。明长泰县善化里(今枋洋镇)人，童年随父移居县城南门。少丧母，事继母至孝。林家世代务农，震自幼参加田间劳动，樵耕带书，乘间展读，坚持不辍。
　　永乐十八年(1420年)林震参加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此后，继续苦学10年。宣德五年(1430年)进京会试，大魁天下，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林震在殿试中赋诗云：“骑鲸直上九天台，亲见嫦娥把桂栽；幸得广寒宫未闭，待臣连月抱归来。”以之应《月中丹桂第一枝》试题，帝称善而圈定为新科状元。
　　林震获魁后，循例任翰林院修撰，兼修国史。居京八载，充当文学侍臣，受太傅杨文敏器重。明代，殿阁大学士多由翰林出身，林震有入阁之望。但他淡泊名利，不愿浮沉宦海，遂于正统二年(1437年)“称疾告归”。
　　林震回乡后，日以书史自娱，不谋求起用，非因公事，不至郡邑。和蔼待人，谦恭自持。曾两次受聘赴广州主持乡试，号称得人。
　　景泰二年(1451年)林震逝世，葬于城东南官塘村。
　　林震母亲是城郊人和里溪园社人，因林震自学登第一事曾轰动家乡，溪园社遂改名“京元”。现京元祖庙，列为长泰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雍(生卒年未详)，字万容。明龙溪县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授职行人。因母亲年老多病，请求归家赡养；及母病逝，服丧完毕，才就行人职。
　　成化元年(1465年)，林雍上疏劝宪宗修德格天，亲贤讲学，以图长治久安之计。旋升任行人司司正。又上疏说：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其学说皆大中至正，纯粹至善，可以兴起斯文，而当道统之传，应该并列于颜渊、曾参、孔伋、孟轲，当为文庙的“八配”。又建议：陈淳德行道术纯正无疵，有卫道之功，宜“从(配)祀两庑”；或命“有司设立祠堂，春秋祭祀”。疏上，未得到回答。转任驾部郎中，林雍不就，请求归里，得准，欣然就道，缙绅、大夫都写作诗歌送行。
　　林雍回乡后，即与佥宪林克贤、漳州知府姜谅建陈北溪祠于芝山之麓，祭祀陈淳。又结屋于龙山，聚徒讲学，以朱熹著述为主。林雍又编修《蓝田吕氏乡约》，每月举行一次集会，与乡人相勉为善。朝廷屡次征召他当官任职，他都辞却不受。林雍平时与陈真晟交好，两人互相切磋、互相尊重。真晟称林雍学问“始终本末有序，有要以故”。当时漳州士大夫都遵照林雍的教导研究理学，称林雍为“蒙庵先生”。
　　林雍病殁家中，葬在龙山之南。
　　

　　陈真晟(1411～1474年)，字晦德，又字剩夫，自号漳南布衣，门人称“布衣先生”。明漳州镇海卫(今属龙海市隆教畲族乡)人。镇海卫初建时(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曾调福州、兴化、泉州、漳州4府人来此戍守，真晟之父陈安是泉州人，以戍籍居镇海卫城内。至永乐九年(1411年)，真晟出生于此。
　　陈真晟早年入长泰武安山读书，受教于进士唐泰；17岁赴福州乡试，因考场防察过严，裸体搜身，真晟耻于受辱，弃考而归。自此放弃仕进之念，立志研究理学。他属于程朱学派，曾对人说，朱熹重言“居敬”，知“敬”为《大学》始基；又得程颐“主一”之说，专心治学。感叹说：“《大学·诚意章》为铁门关，最难过，而“主一”两字即是玉锁匙。”
　　天顺年间，陈真晟步行进京，诣阙上书，欲献所撰《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取程氏学制，次采朱子论说；并绘制两图，一著“圣人心与天同运”，一著“学者心法天之运”；最后阐述“立明师、补正学、辅皇储、隆教本、振风教”五条，以阐释两图的主旨。书未上，先疏请召见面陈。御批下礼部议处，却被侍郎邹干认为玄奥无用，不作处理，未得召见而回乡。
　　陈真晟家居时，读到朝廷的《颁行敕谕教条》，其中规定学子应有的德行修养功夫，说：“这便是学校的‘正教’！但学校虽重视‘正教’，而科举却未定‘正考’，‘正教’还是行不通”。真晟因此而作《正教正考会通》，定考德为6等、考文为3等，各有定例可据，纂成长书告于当局。可惜这一教育培养人才制度改革的建议，亦不被采纳推行。
　　陈真晟学有所得，素喜与人论证，广交名流学者。某年，真晟听说江西临川有个推崇程朱学说的学者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在讲学，名气甚大，决心往访，以探讨、论证学说，竟然变卖家产，得黄金5两作路费，带其侄儿同往。途经南昌，得到江西张太史元祯(字廷祥)礼遇接待倾谈。张称赞他“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并劝阻真晟不必往见康斋，认为见之无益。真晟遂作罢而返闽。曾与莆田李文举诸先辈讲究行文，公订学约，以正风俗。
　　镇海卫初创时，办有卫学。陈真晟在此讲学，清贫淡泊，培养不少人才，进士周瑛就是他的门人。成化七年(1471年)，真晟移居龙岩讲学。晚年定居漳州玉洲(今龙海市角美镇西南部玉江、洲港一带)。
　　成化十年(1474年)，陈真晟逝世，享年63岁，葬于龙溪赵塘山。广东学者陈白沙作《挽布衣先生诗》，诗中有“武彝为约后，垂死又三年。明月高浮外，高楼镇海前。独疑何面目，相望此江山。忽报龙岩计，乘春欲理舡……”等语，深表对故友“哀悼之忱”。
　　陈真晟生前诗画书法都有名，时人争要。因而漳州有陈布衣字画“片纸无存”的褒语。著有《程朱正学纂要》、《陈剩夫集》4卷，《陈剩夫集》收入《四库全书》中。后人感念他，在镇海学宫筑有“理学坊”，在漳州筑有布衣陈先生里门坊。
　　

　　姜谅(生卒年未详)，字用贞。明浙江嘉兴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成化十五年(1479年)以刑部郎中出任漳州知府，至成化二十年(1484年)离任，前后守漳6年。
　　成化十年(1474年)漳州暴雨，城墙被淹，浮尸蔽江；翌年大疫，死者无数；继之水旱相仍，造成社会不安。姜谅到任之后，即散谷救济，对流落为盗者即实行招抚感化，并通过感化盗贼和捕盗，社会逐步安定，时有“盗化民安”的赞誉。
　　漳州属县龙溪、漳浦滨海田地多盐卤危害，改善水利灌溉条件尤为迫切。为防潮害，姜谅主持修筑堤岸186处，“共为丈六万八千七百有奇”，同时还围垦许多埭田。
　　漳州沿海平原，自宋代起即陆续修建许多水利工程，由于战乱灾荒年久失修。姜谅在任内主持重修和疏浚了广济陂、官港、溪头陂、诗墩上圳、蓬莱港等引水工程；兴建和重浚浯淇塘、邹塘、郭坑塘等蓄水工程；完善鸿福埭、普贤埭、内外埭、禾平埭、李厝闸等水利设施。在内地，也命各地官员关注水利建设，成化十六年(1480年)特命长泰知县刘铎重修颜甫陂。
　　这些水利建设，不少工程规模大，效益显著。有些工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扩建、改造，成为现代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发挥作用：
　　广济陂，俗称南陂。宋庆元三年(1197年)漳州知事傅伯成筑，长430米，自今龙海市海澄镇南部及东泗、东园一带村社至漳浦县松浦、董浦一带，灌溉田园千余顷。后为洪水所坏。成化十七年(1481年)，姜谅令邑人盐运使苏殷、官仓大使何金重修，故又称“姜公陂”。1970年，纳为九龙江西溪灌区的组成部分。
　　官港，位于九龙江北溪下游北岸，上通柳营江，下通石美，长15公里，灌田200余顷。宋丁知几始建，姜谅重浚。1972年，扩建为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左干渠的组成部分。
　　颜甫陂，在长泰县东南部，龙津溪中游。宋嘉定年间(1208年至1224年)修建，后年久冲决，基址无存。成化十六年(1480年)，姜谅命知县刘铎重修，凿盘石“五十余丈”，渠道始通。陂宽2.3米、高1.7米、长140米，主干道长2.7公里，分成3条支干渠计15公里。新中国成立后更名颜府陂，经扩建改造，工程日臻完善，灌溉效益日益提高。
　　由于境内连年水旱，民无储粮。成化十七年(1481年)，姜谅又仿效朱熹守漳时的办法，于龙溪县建立20个社仓，储谷数千石。这一办法后也推行至各县。社仓劝富民出谷贮入，岁歉则散，岁丰即敛。百姓按一定限额春借冬还，借谷1石加息1斗，内扣2升作为仓耗和社正的管理费用。灾荒之年，这虽仅是杯水车薪，但仍不失一善举。
　　当时境内田赋混乱，飞射诡寄，里胥侵吞严重，姜谅逐一断理；并且“披户版，审田亩，计丁数”，从根本上治理。徭役也斟酌轻重进行摊派，人称“民役视旧减半”。此外，还兴办学校，表彰先贤，为高登、陈淳立祠。先，顾斌守城平寇有功，贫不能葬，寄棺10年，姜谅为之安葬。姜谅离任之后，乡民为之立“遗爱祠”于丙申桥及城南。丙申桥姜太爷庙后移于新路顶，再移大路头(现属厦门路)154号，今已神格化，香火绵延不绝。
　　

　　潘荣(1419～1496年)，字尊用。明龙溪县人。永乐十七年(1419年)生于龙溪县十二三都潘田社(今龙海市颜厝镇官田村)。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奉命到广东犒赏军士。回京后，受任吏科给事中。
　　景泰初年，潘荣上疏论停起复、抑奔竞数事，要求服丧要遵从礼制，服未满不得藉故复官，力图消除官场上热衷奔竞、失礼违法等弊端。代宗虽表示采纳他的建议，却未能贯彻实行，只给潘荣升为右给事中。
　　景泰四年(1453年)九月，潘荣鉴于朝廷阻塞言路，认为近来代宗皇帝对提出建议的人，下谕礼部“务加审察”；或认为建言只是互相报复的手段，应由礼部具奏加以制裁。此令一下，朝臣丧气。潘荣遂上疏力言此举不妥：国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谁也不敢说，皇上何由得知？并指出现今盗贼跳梁，边疆多事，正应多征求意见，为何反阻塞言路？希望下诏台谏诸臣，要知无不言，缄默者有罪；并要敕令大臣不得专事驳斥，亏伤朝廷纳谏体制。疏上之后，仅得批示“已报知皇上”。
　　学士倪谦服丧未满就急于钻营复官，潘荣上疏指斥说：“服丧三年，古今一样的规制，倪谦接到讣闻还逗留京师干啥？这种人哪里可以担任经筵讲官，列侍左右？”
　　天顺六年(1462年)三月，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列岛)中山王尚泰久逝世，世子尚德派员来京告丧，请求册封尚德继承王位。四月间，朝廷指派吏科给事中潘荣为正使、行人司行人蔡哲为副使出使琉球。潘荣等携带金印、册封文书渡海入境，册封尚德为中山王，并致祭故王尚泰久。潘荣还以使节身份隐劝新王施行德政，纠正骄恣专横的作为。之后，潘荣等在琉球考察风土民情，写出《中山八景记》一文，暗喻新王广施德政。事毕回国，潘荣被晋升为都给事中。
　　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宠信贵妃万氏。朝中贪婪之徒搜刮民财，盗窃府库，进献珍宝，以博取万贵妃的欢心。从此，朝政纷扰，民心怨愤。加以成化五年至六年(1469年至1470年)亢旱，宪宗只会祭天祈雨，无补于事。潘荣慨然和同官上疏，极言时政之失，要求宪宗日御便殿，召问大臣缺失，加以改革才能消除灾变。宪宗把潘荣外调南京太常少卿，敷衍了事。成化十三年(1477年)，潘荣被擢升户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事项，在职4年中储积数万石以备灾荒。
　　成化十七年(1481年)潘荣任户部左侍郎，不久，权代户部尚书事。他认真守法，敢于顶住权贵居功请禄、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例如英国公张懋等43人，自称祖先因大功赐爵，子孙继承，但有司却屡减岁禄，非祖宗报功意。对此，潘荣认为，张懋等于无事时妄请增禄，如果有功，何以劝赏？况且连年水旱，国家财力困难，所请不可照准。这事就此完结。又如中官赵阳等申请两淮公盐10万引(每大引400斤、小引200斤)，准备私卖谋求暴利。宪宗受蒙蔽，已经答应他们。潘荣上言：近来禁止权势之家贩卖私盐，诏令刚颁布，而赵阳等人多次违犯，应该定罪。宪宗听后，对赵阳等大加斥责。
　　成化十九年(1483年)，南京户部尚书黄镐罢职，潘荣遂任南京户部尚书。
　　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即位，潘荣年已69岁，致仕归里，朝廷依照规定给予月廪、岁夫。弘治九年(1496年)潘荣逝世，年77岁。赐葬龙溪南厢(今龙海市九湖镇岭兜村)。有遗著《历朝统论》一卷。

　　吴原(1431～1495年)，字道本，别号云坡居士。明云霄城关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
　　吴原初授兵科给事中，上疏“正心、任贤、重爵赏、节用度、斥异端”五事，受到采纳。成化四年(1468年)，与同官上《请溥恩惠广嗣续》疏，因触及后宫隐讳受谴责。成化十五年(1479年)进都给事中。时朝廷听信宦官集团，设西厂监视朝野，引起人心惊惶，吴原上疏认为这不是祖先遗制，应予革除。不久，安南(今越南)窥滇(云南)，女真侵辽(辽东)，吴原上疏要求罢免贪恣误国的守臣，并抨击大臣谄附西厂，受到宦官集团及一些大臣的排挤。弘治初始升太仆寺卿，继任户部侍郎，总理京城仓储。过去仓场发生盗窃，仓吏抓到小偷先毒打然后才送官究治，吴原说：“国有国法，怎能私设公堂打人？”即予制止。以往亲藩军校取禄米，常捆绑仓吏自支，吴原怒道：“这还有没有三尺法！”即予严惩，使其不敢横行。人们都赞他宽严有度。
　　弘治五年(1492年)，两浙水灾，吴原奉旨以户部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前往赈灾。他劝富户平粜，聚谷3000多万石，积银7万多两，次第发放，又奏准豁免民间累年所欠赋粮，使百姓度过灾荒。在赈灾过程中，他组织修筑海堤、填塞矿穴，严禁溺女婴恶俗，受到百姓称颂。
　　弘治八年(1495年)，吴原病逝京师。孝宗赐宝镪3000贯，并给驿，由其子扶柩回云霄，敕有司营葬于驿后山(今望安山)，并遣官谕祭。浙江民间为之立庙。
　　吴原在朝与李东阳、商辂、刘大厦关系密切，称为“四友”(其后裔藏有《四友图》)。吴原好读《春秋》，喜吟咏，著有《南行录》、《浙巡录》、《行囊录》、《奏议稿》及诗若干卷，均散佚。
　　

　　周瑛(1431～1519年)，字梁石。明漳浦县镇海村(今为龙海市地)人。祖籍莆田，父亲周举，洪武二十年(1387年)被调守戍镇海卫。宣德六年(1431年)周瑛生于镇海村，遂在此定居。
　　周瑛早年为陈真晟学生，尊师重道，博览群书，深加探究。成化五年(1469年)考中进士，受任广德州(今安徽广德县)知州，著有善政：兴文教，绝淫祠；厉行禁止虐杀女婴，保全不少女婴生命。后来民家生育女孩便名“周女”，以颂其惠政。宪宗特为此颁敕奖励，提升他担任南京礼部郎中。不久，出任抚州(今江西抚州市)知府，后又调任镇远府(今贵州镇远县)知府。任期满，考绩完，回家省亲。
　　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举荐周瑛任四川参政，继而升任右布政使，政绩佳，且清廉自守。给事、御史都上疏赞美，吏部和朝廷大臣也闻知其政绩和人品。后逢母丧，照例回乡服丧；期满，以年老请退休。孝宗很赏识他，赐加一级官衔致仕。
　　周瑛平素常与新会陈献章、龙溪林雍相往来，互相探讨学问。陈献章，曾被人称为“真儒复出”者，名震京师。周瑛之学，得自朱熹和陈真晟，力主“居敬”，时时刻刻收其放心，用力于穷物致知，自“六经”之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学识积累既多，就会一旦豁然贯通。致仕之后，回归莆田原籍。正德七年(1512年)，周瑛81岁，漳州知府陈洪谟聘他主修府志，他慨然受聘。先来漳州致祭其父之墓，然后投入修志，实现其“居敬”的主张。
　　周瑛一生著述浩博，有《经世管钥》、《字书纂要》、《金陵编》、《金台编》、《广德志》、《蜀志》、《漳州府志》、《莆阳拗史》等。其中以地方志书居多，实是修志的前辈。
　　正德十四年(1519年)，周瑛逝世，享寿88岁。学者称其为“翠渠先生”。镇海人以周瑛“名德老成”，将其合祀于陈真晟祠。其子周大谟，进士。
　　

　　郭舒(生卒年未详)，字端庄。明龙溪县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授职行人。为人廉介耿直，遵纪守法，他人不敢求以私事。
　　天顺五年(1461年)，蜀王薨，奉命出使吊唁并谕祭，蜀国赠与金帛，郭舒遵照规定不受。天顺年间，广东右布政使张瑄率兵连破诸“贼”，郭舒奉命到广东慰劳。张瑄馈赠“丸药”50粒，郭舒归馆剖开“药丸”，乃是黄金，立即封固“药丸”，派人退还。成化三年(1467年)之后，郭舒又一次奉命到陕西邠州(今陕西西部彬县，当时辖三县)督课茶税，州守馈送金银，并说这是旧例。郭舒谢绝说：“旧例应该革除，请自本人开始。”郭舒后升任户部郎中，督课庐州税收，遇有权贵请托，一概拒绝。
　　郭舒母病逝，照例服丧3年。期满，起补工部郎中，继升任安徽池州(今贵池市)知府。任内，兴学劝农，省刑息讼，颇有善政。但对上司催科，却感到难以办理，被朝廷特派官员上报“催科不力”，因而致仕归里，行李萧然。
　　郭舒家居读书，手不释卷；绝迹公门，淡泊以终。
　　

　　詹师傅(？～1517年)，明南胜县芦溪连新(今属平和县)人。竹匠，因而人称为詹师傅(王守仁名之为“詹师富”)。
　　芦溪位在深山，邻近粤东，居民多畲人，生活艰苦，迁移无定。明自中叶以后，皇室、诸王、功臣、大吏及豪绅、土霸，皆田连阡陌、穷奢极侈；政治腐败，乱象丛生。正德二年(1507年)，詹师傅受山民拥立起义反明，与温火烧组成义军，以芦溪、象湖为根据地，联合广东饶平大伞、箭灌等处起义武装，互相呼应，啸聚日众。至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横水、桶冈的谢志珊、蓝天凤及广东浰头的池仲容、池大宾相继起义。3支起义军汇合、联成一片，声势浩大。闽、粤、赣三省震动。武宗帝曾数次派兵镇压，均被起义军打得大败。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武宗升王守仁(阳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翌年正月，王乘庆新春之际，突令3省官军进军长富村(今平和长乐一带)、象湖山(在今永定县境内)。因溪山险峻，军行迟滞，加以义军早知军情，一路扑空，沿途中伏，疲于奔命。于是王亲自到漳州坐镇。二月十九日，利用下弦月夜，分兵奇袭象湖，先夺象湖山隘口。义军疏忽不备，大部战死，残部退守闽粤边可塘峒。王令部将穷追不舍，连夺可塘峒、大伞、箭灌等地。王乘锐遣师进军江西、广东，江西横水、桶冈及广东浰头，义军在大军压境之下全被镇压。
　　这次纵横三省、活跃10年的山民起义，终因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以失败告终。
　　

　　陈洪谟(1474～1555年)，字宗禹，别号高吾。明湖广武陵(今属湖南省常德市)东村人。父陈良，人称西谷先生，洪谟幼受其学。
　　弘治九年(1496年)陈洪谟登进士第。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南京户部员外郎、郎中，漳州知府，江西参政，贵州按察使，云南按察使，山东司政使，江西左布政使、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职。
　　陈洪谟任漳州知府期间，政绩显著，受人称赞怀念。
　　正德五年(1510年)，陈洪谟赴任漳州知府，留心地方吏治，用心考察民情，旬日之间，便依法惩办蠹民猾吏两名。巨盗林广周，在海上啸聚数千人，为害漳州各属县，洪谟一到，就设策予以平定。人们大为叹服。
　　正德六年(1511年)，陈洪谟改筑严桥陂。陂址在龙溪县六都、八都交界处(在今龙海市内溪村严厝社)，因由鹿石引水入，亦称“鹿石陂”。此陂原是明弘治十年至十一年(1497年至1498年)漳州知府汪天瑞所建，可灌田10万亩，时称汪公陂；至此已历13年，由洪谟主持维修，改名陈公陂。
　　郡学里有泮池，淤塞百余年，陈洪谟动工疏浚，引水入池，优化学习环境。学宫乐器久缺，他遣人求得铜磬，请神乐观懂音乐道士挑选百余人学习，又刻《大成乐谱》留传后世。适逢琉球使者途经漳州，特来参观礼赞，合掌而去。有一次，洪谟在开元寺率众学习礼仪，见寺后朱文公祠敝败不堪，遂修祠祀朱文公，而以陈北溪、黄勉斋、蔡九峰配祀；遴选庠生数十人在此读书，并赞助贫寒书生一些灯油、笔墨费用，让他们得以专心向学。
　　陈洪谟守漳时，重视地方志书的资政教化作用，于正德七年(1512年)延聘莆田学者周瑛来漳参修府志。周瑛莅漳之日，洪谟率属官、耆老郊迎，并命丹霞驿丞袁哲专门侍候起居，表示敬老尊贤。逾年志成，凡30卷，是为正德《漳州府志》。
　　漳州人好讼争，宋朱熹守漳时已有劝止诉讼措施，但民俗难改。陈洪谟在漳，实行《吕氏乡约》，通令州民照办；并在朔望日亲自下乡视察，为民排忧解难。
　　正德九年(1514年)，陈洪谟赴京应考察，大受上司赞赏，晋升江西参政。洪谟自此离开漳州。漳人感念他的政绩，曾为之建立生祠，塑其像以供瞻仰。
　　嘉靖八年至十年(1529年至1531年)，陈洪谟任兵部侍郎。嘉靖十年(1531年)四月，兵、工两部发生火灾，焚毁档案书籍，洪谟被罢职归里，从此不复起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逝于家中，享寿81岁。
　　陈洪谟的著作存世者有笔记《治世余闻　继世纪闻》和《松窗梦语》、诗集《静芳亭摘稿》8卷、《常德府志》8卷；另《明史·艺文志》著录有《陈洪谟文稿》2卷，今不传。
　　

　　林魁(1476～1544年)，字廷元，号白石山人。明龙溪县角美人。幼年家贫，努力向学。
　　弘治十五年(1502年)林魁登进士第，初任户部主事，升迁员外郎、郎中。因善属文，落笔不凡，尚书每有疏议，都叫他起草。历事孝宗、武宗两朝，直言敢谏，不避权势。
　　正德五年(1510年)九月，武宗因太监的义子、指挥同知朱德平定宦官刘瑾叛乱有功，封他为永寿伯，并想将太平仓赏给他。林魁认为仓粮是国家根本，上疏力争不可赐给，此事作罢。当时，西域僧人大乘法王侵夺民田400顷作为寺田，武宗也自号“大庆法王”，气味相投，对夺田事置之不理。林魁义愤填膺，上疏弹劾，迫使大乘法王只得将民田归还原主。不久，林魁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属官丹徒知县桂萼恃才恣肆，屡忤上官，所论多不符事实，为当地人士所不容。林魁稍稍给予裁抑，使他有所检敛。
　　林魁在镇江任职期满，入京晋见武宗，到吏部呈上札子，谈论时政得失，被提升为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他坚持操守，不阿权贵，取士公平，得到三晋学子拥戴，但却因权贵干请通融不遂，被人衔怨报复，而调任云南兵备。在边疆安抚彝族，施政3年，颇著成绩，期满升任广东参政。不久，因病辞职，回归故里，筑草堂于白石村，自号“白石山人”。
　　林魁归休后，寄情于山水园林间，不愿奔走官场，但不忘怀于周围民众，“乞言问字者，门无虚日。”在乡主持疏浚宋代丁知几倡修的官港，凿石20余所，改桥20余座，使潮行无阻，可灌溉田地20余里，变盐卤为膏腴。他还出资买地百亩，作为公共墓地，使无力买葬地者得有埋骨之处。
　　林魁关心修纂《龙溪县志》，归休后以数年时间编纂初稿。经知县刘天授批准设局修志，并聘请泉州进士李君恺、邑人东莞知县林启侯参加编纂，终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完成。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林魁逝世，享年68岁。著有《白石稿》、《归田录》传世。收入清《四库全书》，卷名为《白石野稿》(17卷)。
　　

　　戴时宗(1494～1558年)，字宗道。明长泰县彰信里(今陈巷镇)戴瞭村人。正德九年(151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
　　戴时宗为人持正不阿，嫉恶如仇。当时有锦衣卫卒肆意杀人，刑部尚书慑于权势，意欲包庇罪犯；时宗坚持执法，自己前往尚书府，像囚犯一样长跪不起，尚书慌忙下跪还礼。时宗语意双关地对尚书说：“这是执法的场所，怎么可以对罪犯以礼相待呢？”时宗因此而忤逆上司的意图，被调往吏部任考功主事，时值正德皇帝荒唐地准备南巡。他与同舍郎张衍庆等上疏阻谏，被罚廷跪3日、杖刑30，几乎死于非命。
　　从此戴时宗鲠直的名声传播开来，被任为考功文选郎中。就职后，更以“进贤、退劣”为己任，堵住走权门的进身之路，使得官吏的遴选较为清明；同时自己拒绝别人请托，提拔被埋没的人才。朝廷内外都信服他的公正。当时，詹事霍韬推荐起用给事中陈洸，旨下吏部。时宗亲自找霍韬，力言陈洸不可用，霍韬因此作罢。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执掌朝政的权贵准备用吏来充任低级小官，戴时宗认为这种官的级别虽低，但如果开了这个以吏代官的先例，整个官僚制度就会产生混乱，因而坚决反对，使这件事不得实行。南京缺兵部尚书一职，朝中权要欲用王琼，独有时宗拒绝签署调令，并奏称：“王琼固然有才干，但犯有大过，若让其匆促复职，有功罪不明之嫌。”当时人都以为这样做很危险，但他并不把危险放在心上。
　　戴时宗晋升为大理寺左少卿。当时有行人薛侃上疏建议让亲藩入京任职，皇帝震怒，将薛侃交执法官员廷讯。执掌朝政的权贵欲借机株连异己，时宗坚持主张薛侃只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值得深究，而且扩大本案的范围也不是皇帝的本意。诸官接受了时宗的意见，一时开释了不少人。
　　嘉靖十一年(1532年)，黄河在鱼台地区缺口，同时运河交通阻塞。戴时宗在此时被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赴各处巡视。凡是出现水灾的地方，他都亲自赶赴现场察看，并向朝廷提了3条对策，得到朝廷的批准实施，治水取得了成功。
　　北方边境告急，戴时宗被调任蓟州军务提督，连夜驱马赴任。一到镇守处便勉励将士杀敌立功，并悬示赏格，振奋士气，在密云马兰谷获得大捷。他又上奏朝廷招募当地民众以加强兵力，又参奏革职了残害百姓的镇守黄花镇的太监，军民称快。
　　不久，戴时宗告疾归乡，又被台谏推荐任郧襄巡抚。赴任时，恰遇旱灾、蝗灾相继，饿殍遍野。时宗大开仓谷赈济，并动用了军粮，保全了20多万人的生命。他在任上还增筑郧阳镇城，将上津县的庙川堡迁到军事上险要之处。
　　后来由于平定竹溪金州之乱，戴时宗以九卿推荐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不久被诬陷，削职回原籍。
　　戴时宗回乡后，闭门不出，朝廷中不少官员极力推荐起用他，但一直没有结果。他闲居在家，编族谱、修社学、立乡约，也关心地方事务。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546年至1547年)，地方奸民勾引倭寇深入内地，互市交易。时宗预感到这是一种隐患，吁请当局严禁，但没有结果。他又建议并赞助县令萧廷宣浚深护城壕，增筑城墙。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果然大举入侵长泰，而长泰县城坚不可摧，百姓盛赞时宗的深谋远虑，他也于此年去世。享年64岁。
　　戴时宗著有《朽庵存稿》传世。
　　

　　黄宗继(1497～1563年)，名缵，号金溪，字宗继。世居龙溪县良村(今华安县良村乡)。父覃恩早逝；母陈氏，孕三月而寡，终不改嫁。
　　黄宗继自少聪颖好学有大志，但为了养母，不求仕进。常说：“读书不在当官，为善也不在富贵，做人要孝顺父母，有了钱要能帮助穷人才好。”他崇尚汉代马援从事垦荒、畜牧事业，致富不忘乡亲故旧的事迹，刻苦经营父业，垦荒种田，种树植果，广养牛羊彘豕，只10多年时间就富甲一方。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黄宗继奉母避寇乱，迁到漳州城里，从此与当地士大夫、父老交游。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郡守为其家门挂匾，名为“节孝”。
　　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545年至1546年)，家乡连年发生饥荒，黄宗继免除承佃人租谷千余担。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宗继捐银500余两，连同他人捐款，建成云水溪桥。
　　不久，黄宗继一家迁回良村，仍然乐善好施。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倡修永福燕溪桥。次年，开辟华(今华安)至漳平大路，并置田6段于珍山保九龙社，作为逐年修路的费用。又立义田以济贫，筑墩阜以防水；代族人偿还欠款400余两，代异姓偿还负谷3000余石；还资助贫民30余家娶妻、20家葬亲，等等。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黄宗继母亲逝世，享寿90岁。宗继本人亦年逾花甲，他哀毁逾恒，绝而后苏。三月而葬，他恸哭哀绝，礼尽至诚，观者莫不流涕动容。葬后又常到墓地祭拜哀号。
　　翌年又是个饥荒年，黄宗继施赈稻谷400余石，又把布帛、银钱都拿出来施舍。当时闽地盗贼蜂起，从兄康澄为贼所掳，家产荡然无存，宗继便捐田产赡养从兄的妻子。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七月十七日，黄宗继病逝，享年66岁。同安解元林奇石题其灵旌为“孝惠”，龙溪知县王相给其家门挂上“义士”的匾额，表达了公众的意愿。隆庆六年(1572年)元配饶氏逝世，合葬于漳州东门外二十六都坂头保玉井社。
　　

　　吴朴(约1500～1570年)，初名雹，补邑诸生后改名朴；字子华，又字华甫。明诏安县人。其貌不扬，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过目辄不忘，凡天文、地理、兵法，无不深研，是一位民间学者。
　　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5年)，林希元(同安县人)从毛温伯征安南，聘请吴朴为参军。任中，吴朴积极为其出谋献策。安南既平，林希元为谗言所害，降官贬谪。吴朴也“功竟弗录”，反遭诬陷，致“以他事下狱”。于是，吴朴愤而著书，锲而不舍，居然在狱中完成8卷巨著《龙飞纪略》。林希元在《龙飞纪略序》中云：“吴子生长遐荒，糟糠不厌，仍能穷讨旁搜，著为是记，良亦难矣。”《龙飞纪略》一书详记“南海傍海诸国，碛外如西域大小部落，塞外如辽东兴和、大宁、东胜，极微国邑，海陆道路，远近顺逆，亦悉加考证”。对外邦各国，该书又详记其土产、资源。书中，吴朴还不改初衷，依然提出畅开外贸的远见卓识。该书于吴朴生前已出版，现北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及法国远东博古学院均有珍藏。
　　嘉靖十六年(1537年)，吴朴又编一部轰动中外的、中国首部刻印水路簿《渡海方程》著作问世。该书对郑和七下西洋航海记录和民间水路簿加以整理、考证，详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以及各地可供泊舟和不可泊之情况。《渡海方程》出版后被辗转传抄，又被改为《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等多种书名。后又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辑录，对当时和后代的海上交通有着相当的指导作用。该书中文手稿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
　　吴朴平生著作尚有《皇明大事记》、《医齿问难》、《九边图要》、《东南海外诸夷》、《复大宁河套诸计划》和《校补三国志》等，但多散佚。
　　

　　李文察(生卒年未详)，字廷谟。明平和侯山人。
　　李文察以明经贡士游京师，带回音乐古籍，潜心研究，大有所得，著《典乐论》、《乐记补说》、《律吕注》等书。《典乐论》今存福建省图书馆。他手制乐器，音调准确，为世所重。
　　李文察兼擅书法，兵部尚书邱养浩《题平和李廷谟刺史乐书歌》，以文察比诸战国邹衍和西汉京房；王资尹《读平和李廷谟刺史乐书》称文察“乐律窥元定，书法逼右军”，文察音律与书法均有名于时可知。礼科给事中周采《乐书序》称文察音学成就为“极律吕正变之殊，辨歌奏顺逆之常”。
　　李文察在山西辽州同知任内，进《乐书乞兴正教表》，献千古不传之秘，因此被召任太常典簿，领导祭祀乐典，他所进的表也珍藏于秘阁。凡有祭祀大典，都要文察随从赞礼。任满，出任磁州知府。丁母忧，服阕，改任河北晋州知府。
　　李文察清操自励，宾贡上京例可领“里纲金”作为盘费；因鉴于乡民疾苦、税役繁重，自动坚辞不受。又上书当局请“激浊扬清，裕民止盗，戒奢靡，均税役，平会计。”文察辞谢贡金一事，说明他不但后来当官不贪非分之财，即在他当贡士时份所应得的贡金也都廉而不取，这就非一般廉士所能为了。
　　李文察致仕归田后，编修《宗训》，为族人表率。明万历时(1573年至1619年)，琯溪西山城立有华表一座，上镌“太常典乐”和“三省大夫”等字；“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
　　

　　朱天球(1528～1610年)，字君玉，号淡庵。明漳浦县城南朱厝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朱天球登进士第，初授南京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任职满5年进京考绩，适遇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遭陷害而被斩于西市。朱天球激于义愤，约同在京任职的薛天华、董传策和杨豫孙前往西市痛哭哀悼(时人称为“四君子”)，并会同刑部郎中王世贞为杨继盛收埋遗体，料理后事。
　　朱天球考绩后，转任南京兵部主事，随升南京礼部郎中。不久，擢湖广按察司佥事，分守湖南道。因母亲逝世，归家服丧后，起补广东屯盐佥事，旋移督广西学政，继升浙东分守参议，又提督山东学政。在山东立四隅社学，制定教学纲要和《家礼》、《易经简编》等并颁布传习，以除浮华、尚雅正来衡量文章。在他督学期间，山东学子文质俱备，出了许多人才。
　　嘉靖末期，朱天球擢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天球入京朝贺。翌年正月，吏部给事中石星上疏批评穆宗长夜纵饮，朝政荒废，因而惨遭杖刑，被黜为民。天球不顾个人安危，上疏为石星辩白，请求宽宥石星，言辞激烈而恳切。朝臣惊异地议论说：“朱君先前是‘足跮虎尾’(指冒险至刑场哀吊杨继盛事)，现今则是‘批逆鳞’了，若非忠烈，谁敢这样？”为此，次年天球被调任外官，他却辞官回乡。
　　朱天球归家后，建宅在县城南郊朱厝村，家居10多年不入县城，漳浦知县房寰、朱廷益等常到他家中拜访。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天球应朱廷益的聘请，偕同在家闲住的本县缙绅王应显、林绍、林偕春等续修《漳浦县志》，对林梅首纂的县志加以补充、增辑，使更趋完整详尽。
　　万历中，朝廷认为朱天球是三朝老臣，起用为广东按察使副使。不久内调，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历任南京太仆、大理二寺卿，南京刑部右侍郎，转工部左侍郎。万历十九年(1591年)，朝臣评议天球具有良好风度品格和衡量裁断能力，推荐他任南京都御史。不久，升南京工部尚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评定僚属政绩时，朱天球以直言无忌招怨，乃上疏乞请致仕。神宗温旨慰留，他再三恳求，终于获准。家居18年，与户部侍郎卢维祯等在梁山结社，吟诗作赋，徜徉山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逝世，享寿82岁，赠太子少保，赐祭葬。
　　朱天球为人庄重而正派，言寡而中肯，遇大事顷刻立决，慎交游而重情谊，生活朴素，情操高洁。他对家乡地方官员为民作善事的都给予撰文赞扬，有万历二年(1574年)所撰的《云霄复公溪泥泊记》、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604年至1605年)撰写的《奠龙脉记》和《陶公惠鳌德政碑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撰写的《黄公立游孝子祭田碑记》。他的著作有诗文集《湛园存稿》若干卷。
　　

　　林偕春(1537～1604年)，字孚元，号警庸，晚年自号云山居士。明漳浦县前涂村人(该村今属云霄县)，祖籍云霄葭洲。幼年聪颖，由父林文贡(邑生员)亲自教读，是个“得钱即购书，燃灯即以开卷”的学者。
　　嘉靖四十年(1561年)林偕春参加乡试中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受任翰林院检讨。
　　隆庆(1567年至1572年)以后，林偕春参加编纂《穆宗庄皇帝实录》，书成，升编修，掌制诰。在为朝廷拟写名相张居正之父的诰敕时，张相要求略增褒语，偕春以“王言有体”为由，执意不肯更改。由于获罪于张居正，次年被外调任湖广按察副使(四品官衔)。偕春行至淮安，愤然辞官归里。
　　林偕春在家乡“筑室云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滨”，自称是“知我者稀，则我自贵，又安能贬胸中奇崛，徇他人之欢”的清高隐士。在此专心学问又有九年之久。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卒，翌年偕春复职，并奉命督导两浙学政。他所识拔的，多是真才实学的士子，时人称其慧眼识才。但他秉性直率，与朝廷派出监督学政的使者相抵触，被诬参解职归里。
　　后来(年份未详)，朝廷又起用林偕春为南赣兵备道(衙驻赣州，统理江西的南安、赣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等处军务)副使。当时虔州(今赣州)岑冈一带山贼为患，众议应予清剿，独偕春认为山贼难剿，“小胜不武，滥杀非仁”，主张安抚。巡抚采其议，地方迅速安定，黎民免受骚乱、干戈之苦。不久，升任湖广右参政，分守荆西。适逢荆西大旱，偕春与地方官极力设法赈济。此时，朝廷中妒忌者又提起他在浙江主试涉嫌的旧事，纠缠不休。万历十四年(1586年)，偕春决心摆脱官场中同僚的倾轧，愤然题诗于壁：“丈夫愤世倚层楼，漫向妻孥笑细侯，便往田园归潦倒，何须竹马迓鸣驺。”再次辞宫归里，从此不复出仕。
　　林偕春在云霄镇筑小书斋，悬挂“读书谈道”匾额，邀远近学子共同读书谈论儒家学说，恢宏器识。学子归之如就市，“户屦常满”。
　　明朝制度，凡官宦归休，地方官每月例给车马费作为津贴。林偕春辞谢说：“我遨游山水，安步当车，已感愿足，岂敢浪费公帑。”
　　万历末期，神宗派内监到全国各地办税，遍设关卡津渡，捐税如毛。内监恃势横征暴敛，地方官吏和民众大受侵扰，屡有反抗行为发生。林偕春以休闲之身不惜为民请命，呈请蠲免“公溪舶税”和“榷税”，得罪当政者，几乎惹出祸来。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九月二十六日，林偕春病逝，享年67岁，乡民罢市送殡，葬于云霄马径山(今马山村西北)。遗著有《〈晋书〉〈北史〉钞略》(已佚)和《云山文集》。
　　清光绪九年(1883年)，云霄缙绅倡建“云山书院”于城关竹仔街，塑像祀奉林偕春。今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霖(生卒年未详)，字润苍。明漳浦县人。年轻时，读书乌石紫薇山中。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任行人司行人，后升山东监察御史。
　　刘霖性刚劲，凡有利于民的事，敢对朝廷直言极谏。明代田地分为官田、民田两类。官田中有皇庄和诸王、公主、勋臣、外戚、大臣、内监、寺观乞赐的庄田，又有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以及其他牧马草场、园陵墓地等，大多侵夺民田而成。民田中又有豪强富户为逃避徭役，把田产硬塞给他户名下，称为“铁脚诡寄”，民户须为之纳赋服役，负担奇重。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更加赏赐过滥，诸王外戚求无不应。当时有权势的外戚，有穆宗孝懿李皇后、孝定李太后两家。孝定李太后是当朝皇帝神宗的生母，管教神宗至为严厉。她极信佛，京师内外建置佛寺多所，动费钜万，且寺址和田产也由民田供应。这些外戚的贪求，增加人民极大的负担，也加速明皇朝的土崩瓦解。刘霖身为监察御史，负有直言不讳之责，不避危险，连上三疏，极力谏阻，虽无成效，其勇可嘉。
　　刘霖奉敕查勘北京、河南、山东屯田事务。明代屯田有军屯、民屯，亩收租一斗。军屯由卫所主持，边地以三分兵力守城、七分兵力屯种，内地则守屯之比为二比八。民屯则移民至宽乡屯垦，或召募闲散之人充当，或以因罪充军之徒为劳力，统由主管部门领导。屯田初建时对军粮供应大有助益。万历时，屯田64.4万余顷，比洪武时(1368年至1398年)已少24.9万余顷。田日少而赋日增，屯军、屯民都感负担沉重，特别是以田租买马的配额为重。刘霖力陈贫户苦尝情状，终于豁免马价30余万两。后来他又受敕申理王府横夺民田案件，前志谓“归其田于民”。随后升任巡按，转河南副使，都不改初衷，执法如山，在明代衰世吏治败坏之际，确实难能可贵。刘霖后升广东参政，未任而卒。
　　刘霖的著作有《春斋林先生传》传世。
　　

　　蔡宗禹(生卒年未详)，字宝元，号震湖。明漳浦县人。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为太学生，首辅叶向高许为天下士。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蔡宗禹考中进士，授镇江府理刑。他执法公平，不偏不倚。府丞某某贪污又残忍，每藉故肆意害人。宗禹依法力争，遂同此人发生严重矛盾。此人正在代理知府职，而上级又下公文令宗禹权代知府，此人更妒恨入骨，千方百计找岔子向上级诬告。宗禹被构陷去官，不久此人也失势。宗禹上京辟诬，朝廷将此案交吏部诠选司办理，延迟不决，宗禹因盘费匮乏先归。其时宗禹的长子一桂已登贤榜，受乡荐。对于宗禹的失意之事，叶向高赠诗曰：“上书北阙已经年，把酒西风倍黯然。归去漫裁丛桂赋，闲来时诵采苓篇。官同鸡肋真堪薄，路入羊肠祗自怜。相对不须嗟宦拙，凤毛霄汉正联翩！”“凤毛”一句寓贺其子一桂受乡荐，藉以慰勉。
　　蔡宗禹中进士时，叶向高已任南京吏部侍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向高被会推入阁，为第五名辅臣。以后入阁8年，独相7年，竟无法面见久不见大臣的神宗皇帝，对于宗禹的宦途坎坷，也无力加以援助。嗣后，宗禹起授浙江丽水知县，继升刑部湖广司主事，以年老归休。
　　蔡宗禹在漳浦西湖讲学，主张“力行”。居丧不请佛道作醮，大有儒士家风。著有《史记一家言》、《杜诗句释》行世。
　　

　　戴燿(1542～1628年)，字德辉，号凤岐。明长泰县彰信里(今陈巷镇)儒塘坂(今侍郎坂)人。自幼勤奋好学，从不怠惰嬉戏。26岁考中举人，27岁考中进士。
　　戴燿初任江西新建县(在南昌西面)知县，主持兴修水利、节用减税，穷县经济得以稍苏。3年任满，调补户部主事，转任户部郎中。奉命往密云县(在北京东北面、潮白河上游)督运军粮，力主改陆运为水运，以便加速运输、降低运费。隆庆六年(1572年)疏河完工，漕船畅行。早先因滞送军粮而被长期囚禁的10多名役长，补运了欠粮，获赦出狱。他们感激涕零地说：“若非戴公德政，我辈将永远不见天日！”
　　其时，首辅张居正闻知戴燿为官清正，在一次接见参谒的群僚时，特地问道：“哪位是戴郎中？”并连声称赞说：“当官应当像你这样！”在万历元年(1573年)举行京官考绩中，戴燿名列第一。不久，奉旨加四品服俸。
　　万历八年(1580年)戴燿任四川布政使，继任江西参政、云南提刑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所在都有政声。
　　两广地与安南国(今越南)邻接。安南黎、莫两姓交讧，黎氏遣使前来请降，朝议纷纭未定。戴燿力主纳降，不应出兵平乱，以免失民心、增军费，得到朝廷采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廷封黎维谭为安南都统使，促使安南安定，民心悦服。此事戴燿有功，受封为太子少保，又荫录一子，得到6次金帛赏赐。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戴燿56岁，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当地贪官污吏闻讯，纷纷弃职逃匿。两广地处西南边陲，常有歹徒违法犯罪，扰乱社会治安。戴燿到任后，于险要关隘设立堡卡，稽查行人，并对将士实行教战，从此防备巩固，军纪肃然。他统率兵员20万，严厉惩治冒领、克扣军饷的不法之徒，终使给养充足，官兵听从调遣指挥。
　　戴燿在两广任内，纠正一件错捕冤狱，人数多达50余人。因有福建商船5艘到吴川县(在广东省西南沿海、鉴江下游)购粮，回程被海盗劫船，奔报官兵求救，却被游击顾臬误为盗船贼众“诈称”，商船上57人全被关押。后经惠潮兵备副使任可容等发现错情，经会审取证确认错捕。但顾臬不顾事实，反说别人姑息纵盗。戴燿得知此中委曲，即予释放出狱；但已有5人死于狱中。
　　其时，广东雷州、潮州等沿海地带常受倭寇骚扰，戴燿曾先后出兵击退。为捍卫南海海疆，奏请朝廷准予创办水师，盛期拥有水兵1.3万人，战船数百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倭寇转犯朝鲜，戴燿令部属陈率水师北上，与朝鲜爱国名将李舜臣合击倭寇，焚倭船百余艘。
　　戴燿任两广总督，前后达13年。他理政不求苛细，仅求大体，弃掉无名之费，豁免不急之役，努力促使民力舒张。但他对少数民族闹事，一向主张哪里有反叛，便该出兵镇压，以致加深民族矛盾。早先他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抚粤西时，岑溪(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逢荒年失收，少数民族群起闹事。朝臣中有人主张稍给制抑，有人主张等秋后观望；戴燿却主张大举进剿，得到批准。他急驰梧州调遣地方兵员4万余名，分兵3路，征伐得胜，而被擢升为兵部侍郎。上任两广总督不久，府江瑶民突袭官库，戴燿先发檄文，示众不要附和闹事，分化一部分；后进军围剿，斩首首要者90人，杀胁从民众3000多人，还捕捉他们的血亲600多人。又一次，海南岛黎民造反，戴燿派兵进剿，抢割夏稻为军粮，并一路乘胜追杀，屠戮400多人，俘虏870多人，捉拿黎民血亲600余人。戴燿因此升任兵部尚书。
　　湖南、贵州交界处皮林寨苗族作乱，戴燿派兵进剿，斩首2000人，俘获无数。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安南莫氏宗党突犯钦州(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戴燿年已68岁，派遣总兵杨应春迎敌，又飞檄安南出兵配合作战。此役，钦州被敌攻陷，戴燿被劾失职，朝廷把他削职回乡。不久，莫氏党羽同扬、扶南为杨应春所俘，部下被杀千余名。广东御史王以宁上疏为戴燿申辩昭雪，恢复他的政治名誉。但戴燿年迈，又吃了大亏，已无心再起，只在故乡遨游山水，流连于诗酒之会。他穿布衣，戴破旧角巾，自甘于野老生涯。
　　崇祯元年(1628年)戴燿病逝，享年86岁。
　　

　　卢维祯(1543～1610年)，字司典，号瑞峰。明漳浦县城后沟巷人。祖籍漳浦七都锦屿(今竹屿盐场)。嘉靖四十年(1561年)考中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登进士第。
　　卢维祯初任太常寺博士，曾随穆宗祭祀郊坛，得帝赞悦，以后每岁祭祀都命他充任祭官。太常寺卿要他编修《太常寺志》，他只用10个月就完稿交付审阅。
　　隆庆五年至万历八年(1571年至1580年)，卢维祯历任吏部四司(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稽勋司)要员，这是当时清要职官的特殊恩宠。因此，后人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建立“天官”坊表，世人称为“卢吏部”。
　　卢维祯在验封司时，裁去冒功求荫者，赠给为国殉职者。在考功司时，遇有朝臣被弹劾的，考虑到人才难得，多为被劾者疏请留任。在文选司时，极力提拔有才能、淡名利和贫寒无援的人士，抑制浮夸不实而竞逐名利者，他疏议的简拔抚臣、起用英才及广开考核等事，都被朝廷认可。在考绩和整饬官员时，根据国家法典区别忠佞，分别给予提升或降黜。维祯长期在吏部任职，朝廷内外上下都对他肃然起敬。
　　万历十一年(1583年)，卢维祯升任太常寺少卿，奉命持节册封江夏侯，礼成即登舟回程，避受送礼，还朝后升为通政使司右通政。万历十七年(1589年)，升任太仆寺卿，转任光禄寺卿。光禄寺掌管朝廷膳食，他接任后，根据粮食库存情况，建议减少派征，以免原粮积压变质；还建议光禄寺所属良酿、珍馐二署应选派管理粮食的署丞，免生弊端。这些建议都得到采纳执行。随后，晋升太常寺卿，疏请举行册立太子大典，言词恳切真挚。
　　不久，卢维祯擢升为大理寺卿。他执法严明，且平允宽恕。当时，云南按察使李材被揭虚报平缅战功而下狱，拟判斩刑。维祯不怕触犯圣意，力言李材冤情，功可抵罪，使李材得以减轻处罚，谪戍镇海卫，后释放归江西故里。此后，维祯升任工部侍郎，转户部左侍郎，代督仓场，惩处污吏，调剂盈虚，所应派拨粮饷，都从邻近的京、通二仓提取，运官称便。然而，维祯与当权者不合，又遭怨忌者吹毛求疵，因而数次上疏引咎辞职。朝廷遂准予致仕，离京回乡，许多人为他惋惜而叹息。
　　卢维祯乡居期间，与已归休的朱天球等组织真率会；又筑小圃“水竹居”，自称水竹居士，每日与友人吟诗饮酒。遇有晚辈以文章求教，他慨然给予指导，稍有进步，即加以鼓励。他为乡里修石桥两座，便利行人，遇荒年则救济饥者，做了不少善事。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卢维祯逝世，赠户部尚书，赐祭葬。兵部尚书戴燿为之撰写墓志铭，铭中写道：“籍令公秉枢衡，殚厥施允，足以撑持国运而霖雨苍生。”
　　卢维祯著作除《太常寺志》16卷外，有《醒后集》、《醒后续集》、《京省次闽漳会录》收入《四库全书》中。
　　

　　赵范(1543～1617年)，字范之(一字护光)，号鸿台。赵宋皇族遗裔。明漳浦县人。幼年受业于赵家塾师林士章(林曾官至尚书后归休)。隆庆五年(1571年)，赵范考中进士。
　　赵范初任安徽无为州知州，广置学田以供士人膏火。后调任磁州知州，任内当地出现双穗麦、芝草的“祥瑞”。继内调为户部侍郎。
　　万历八年(1580年)，神宗帝派赵范督饷雁门。赵范接受圣旨后，委托堂弟、武举人赵化从漳州各县招募200多名闽南子弟组成护卫队赴雁门。赵范冒着凛冽的寒风，检查军需武器、马匹粮秣，犒劳守关将士；并将陈旧残缺的被褥衣服、老马瘦驴贱价售给穷困百姓。雁门一带军民对赵范感恩戴德。赵范督饷雁门有功，神宗帝御赐黄金、绮罗加以褒奖，并为随往文武官员、运卒兵丁各升一级。
　　万历九年(1581年)，赵范擢升温宿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北部)。赵范为官四年，足迹踏遍浩瀚大漠和草原牧区，深感当地百姓生活的艰难，便不辞劳苦，多方为他们寻找其他的生产之道。赵范根据温宿的气候特点和地理条件，引导当地百姓挖坎儿井、筑水渠、垦荒地、开阡陌，种植水稻(单季稻)，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赵范还从家乡漳浦招募10多名老农到塞外传播水稻种植技术。从此，温宿地区也可以生产稻米和其他果蔬，当地百姓也能吃上白米饭。
　　赵范任满回京后，神宗帝盛赞他两次督边，德披西北，福曜贺兰山，功绩卓著，御赐横书“福曜贺兰”的匾额及金银珠宝。
　　万历十五年(1587年)，赵范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浙东温(州)处(州)兵备道。上任后捐俸以助修水利、发展农业。一次暴风雨中，赵范独自乘船出巡，船为洪水冲覆，坠水漂流数里，幸其腰巾挂在堤边枯树上，方才被人救起。他急于民事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事迹受到人们的称颂。
　　赵范后因母年老，请准归养家居。每遇荒年，辄带头多方设法赈济，救人甚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冬，倡建“完璧楼”，取“完璧归赵”之意。此后，对楼堡宅舍多有兴筑。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家，享年74岁。
　　赵范之子、中书舍人赵公瑞，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续修外堡，即今漳浦县保留宋代建筑风格的著名文物赵家堡。
　　

　　沈鈇(1550～1634年)，字继扬，号介庵。明诏安三都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初任顺德知县，累迁衡阳、郧阳、九江知府及礼部主事等职。
　　沈鈇生活俭朴，为官清廉。在顺德任内，曾有“触笠搂妻，核田抵粮诸殊政”。为人刚正不阿，“尝慕海刚峰(海瑞)为人”。明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沈鈇为八闽“孤介之士”，说他任衡阳、郧阳知府时“耿耿自将”。汤在《送沈郧阳》一诗中称赞他“兴文即以郁，勉身能自清”。布政提学薛士彦也称赞他“清风劲节，楚粤著声”。
　　沈鈇后半生告老回家，约有30余年。闲居期间，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做了诸多好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沈鈇陪同知县夏宏并邑绅多人，跋山涉水至六峒等地清丈为富豪侵占的学田数十亩，年可收谷2000余石，重归官学所有，供官学师生费用。同年，又倡建东溪石桥，并出资十分之三。后又力倡将石桥东岸一带建为市场，租给商人，收纳税金拨归官学，作为岁考生员川资补助。此外，沈鈇还与胡士鳌等倡议修建县文昌、文公诸祠以兴学风。
　　当时，港头村是诏安通广东官道必经之地。但村南一段海滩泥泞，行旅艰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沈鈇已年逾古稀，却仍力倡改建为三合土路，并亲为督成。对此，往来商旅无不交口赞誉。广东巡抚周起元在《港头修路碑记》中盛赞知县周本卓和沈鈇的功绩，称“此举也，普济两省，经营逾周岁，惠泽及万年”。沈鈇不仅热心家乡造桥修路，还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明末，鉴于“红夷(指荷兰殖民者)侵入海岛，肆掠内地”，“海寇出没，桑梓罹殃”，沈鈇毅然上书南抚台，请求派人去暹罗(今泰国)联系，制止“红夷”活动。他对澎、台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台湾去澎湖数十里……实漳泉咽喉。”(《上南抚台书》)他认为必须先据守澎湖，然后徐图收复台湾。他又在《上南抚台经营澎湖六策书》中提出富有政治远见的6条策略。“六策”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在澎湖“设游击一员坐镇”；设水陆戍兵2000名，以备调度；修造兵船，添置枪炮，以防“红夷”侵犯；移民澎湖，从事生产，以利兵民安居；设置官廨兵营，以利守御；拟订通商便民制度。他认为若“六策”得以实施，则“澎湖岛堪与南澳并称重镇，而八闽士民永有攸赖矣。”《六策书》堪称珍贵文献，该文后被清著名学者顾炎武编入《天下郡国利病书》。
　　崇祯七年(1634年)，沈鈇“因族事受法”，竟遭斩首，时年84岁。当时，汤显祖曾千里寄书营救。汤在《寄孙区吴宪伯》信中认为沈鈇所犯不过是“里门之疑”，并不是十恶不赦之罪。当时，曾有人劝沈鈇自尽，沈鈇回答：“宁全国宪，毋幸生躯”。于是，沈鈇成为封建法制的牺牲品。
　　沈鈇学识渊博，勤于著述，专著有《大学古本》、《浮湘集》、《钟离集》、《石鼓集》等。
　　

　　蔡思充(1559～1642年)，字宝卿，号元岗。明漳浦县云霄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
　　蔡思充初任浙江东阳县(今东阳市)知事，除弊兴利，操守清廉。晋江何乔远(官至工部侍郎)赠以诗云“东阳为令几多时，不取民间一寸丝”，以示表扬。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蔡思充应调入朝参与主持会试，分校试卷，赏拔倪元潞于试士之中，后来元潞成为名臣。思充经历刑、礼、工、户科给事，升任工科都给事，嗣后相继擢任太常、光禄二寺卿。《云霄厅志》谓蔡思充“以议许世子不尝药，触珰(指魏忠贤)怒，告归。”神宗晚年多疾病，熹宗为世子，思充认为应按古礼行事为宜。为了此事，思充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被罢职归里。至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复位首辅，联合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上奏，力荐思充起复为南(京)太常寺卿，不久改升刑部侍郎。
　　当时权珰魏忠贤和熹宗乳母客氏夤缘为奸，炙手可热，虽以首辅叶向高之贤，还要和他们虚与逶蛇。而蔡思充仍然仗义敢言，接连上疏揭发科举私通关节的种种积弊，以及庐州、芜湖关等贪污大案(这些大案都和权珰密切牵连)，措辞激烈，大有忠奸不两立之势，特别对已经定谳的冤假错案他也敢于平反和昭雪，因此再次与权珰短兵相接。权珰把他调升工部尚书，避免正面冲突，旋即借故把他解职。
　　蔡思充两次罢官回籍，都致力城乡建设。首倡建造下河城堡，边集资、边捐俸，惨淡经营，终于建成长2000多米的城堡，为下河村防御山贼海寇增多一层保障。他于天启六年(1626年)发动乡民开凿两条沟渠，分别引水2公里和0.5公里，灌溉350亩望天田。
　　崇祯二年(1629年)，蔡思充再度起复在南京任职。当时崇祯皇帝朱由检刚愎自用，猜忌多疑，首辅多半庸奸，而且清兵犯关，民军蜂起，明廷已经危若累卵。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思充联合南京一些官员上表乞求“别忠佞以安人心”作为最后的呼吁。同年六月，因病乞归。八月二十四日，行至莆阳逝世。享年83岁。赐祭葬，赠太子少保。夫人张鹤娘，诰封一品夫人。
　　

　　林茂桂(生卒年未详)，字德芬，号丹台。明漳浦县陆鳌(今六鳌鳌中)人。少年读书于乌石紫薇山。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因会试第四名，时称林会魁。授深州(今河北省深县)知州。
　　林茂桂在深州任内，勤政为民，安良除暴。每遇人命案件，立刻前往勘视，虽远在穷乡僻壤都必亲临，不委托属吏或仵作而草率从事。尸体及时检验清楚，对判断案情、缉捕凶手大有帮助。对此，僚属服其明鉴。后因扩建深州城墙，上报未批，工程已完成，被豪强勾结奸官，向上告发“擅自扩城”罪名，罢官回乡。
　　林茂桂富有文才，诗文草拟，迅捷中肯。他与张燮、王志远、郑怀魁、蒋孟育、高克正、陈翼飞在漳州芝山结成伭云诗社，被称为“漳州七才子”。后又与张燮、戴燝、何乔远互相唱和。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与张燮、刘庭蕙修纂《漳州府志》。
　　早年，林茂桂中式举人后，继续在山间读书深造，遇到饮用水井干涸时，茂桂即亲自下井淘浚。在此之前，有太常寺卿王应显上屋顶理瓦事，所以当时民谚云：“太常捻瓦，孝廉(举人)淘井，两条冰身，金寒水冷。”茂桂晚年租屋居水门，人称“水门先生”。他逝世后，黄道周为撰《林深州传》。
　　林茂桂著作多散佚，遗作有《宪伯俞公泽枯靖海碑记》和《题观海楼》、《石室歌》、《观海楼赠明府》诗3首，以及为朱天球所撰《陶公惠鳌德政碑记》书写碑文的书法。
　　

　　高克正(生卒年未详)，字朝宪。明海澄县人。8岁即能作文；12岁时，督学胡定来县考诸生，拔置第一。自此，岁考辄居榜首。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每遇庶常馆考试，又是成绩最优者，授职翰林院检讨，纂修国史。国史馆同事疏请册立其所撰稿文。
　　高克正天性笃孝，突接双亲相继逝世的讣信，擗踊号哭，悲哀几绝。上疏请求服丧6年，诏许加2年，“以展孝思”。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高克正主持浙江乡试，选取的都是才俊之士。却有人嫉妒，蜚语中伤。少宰杨时乔心知克正清白无疵，设法加以申辩，准备外调。恰逢克正祖母丧事，南归守制。
　　高克正家居之后，四方执经问业的拥挤一堂。有时与二三位名流，在芝山之麓以诗会友，也欣然举觞，忘怀得失。平常言谈都以乡里利病为主题，如禾平庄(今龙海市海澄镇和平、罗坑两村)的田赋、九都(在今海澄镇)的水利、机易山的采金诸事，常为当道主持或分忧，里人多蒙其惠。性好急人之急，囊中有钱，常散与族人及贫士，几乎干净无余，也不追悔。
　　高克正曾在书斋题联，联云：“惟桑梓之地，何意气可以加人；苟名节所关，即锱铢犹若浼己。”他的文章初时很见清婉，后来摒弃铅华，归于纯正，气厚而神完。《海澄县志·艺文》载其文《澄邑禾平庄碑》，述海澄建县而赋归龙溪，胥吏恒从中舞弊，因向知县龙国禄报告而矫正之；又载《新开九都水利碑》一文，叙知县姚之兰兴九都水利事，都与桑梓民众利害相关。
　　高克正所著有《玉堂初稿》、《木天署稿》若干卷(“玉堂”、“木天”都指翰林院)。其稿言之有物，不作浮华文字。
　　

　　周起元(1571～1626年)，字仲先，号绵贞。明海澄县(今属龙海市)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乡试第一，翌年登进士第。
　　周起元初任浮梁(今属景德镇市)知县。当地豪强谋占宋范仲淹所建的双溪书院，起元执法不阿，坚决予以打击，保存地方公产，深得学子好评。不久，调任南昌知府，大力缉捕流窜犯，维护地方安宁。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周起元被吏部保荐晋京，拟任湖广道御史，责在巡视河漕，流通货运。适值京官考绩，起元被京察御史刘国缙怀疑为郑继芳(巡按浙江的御史)代写伪书的五人之一。起元上疏抗辩并无此事，为此滞留两年才得任命。
　　周起元素崇程、朱理学，在京待命期间，曾与邹元标、魏大中等一起讲学，以与东林党相呼应，由是埋下日后与宦官相对抗的潜因。
　　周起元奉敕分巡湖广道漕运，即沿江巡视、踏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维修漕运各种设施，使航道畅通，官民航运两便。
　　万历四十年(1612年)，奸人刘世学上疏诋毁讲学之风，诬谄东林党首领顾宪成。周起元两次上疏反驳，此后又弹劾权贵多人。次年，告假家居的原国子祭酒方从哲，不经廷议而由中旨起复为吏部左侍郎。起元以此事违反祖制，且其人“性懦不能任大事”上疏抗议，因而愈为奸党所忌恨，遂被捏造罪名而受罚俸处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税监高寀在福建横征暴敛，胡作非为，连地方巡抚目击也不敢过问，起元上《参税珰高寀疏》，历诉其驻闽劣迹，为民请命，结果高寀被召回京。
　　万历末期，漳州一批士大夫组织伭云诗社，主张松弛海禁，促进海上贸易。该社主要人物张燮撰写对外交通与贸易的著述《东西洋考》，周起元为之作《序》。
　　周起元继湖广道御史之后，又巡按陕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调任广西参议，分守江右道(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值柳州发生大饥荒，群盗蜂起，灾民抢粮；起元分别采取招抚和赈恤办法，终于平定暴乱。起元擢升四川观察副使。尚未赴任，适逢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为后金所破，廷议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为明军事重地，应设监司监管，乃命起元以参政职任通州监司。起元赴任，严明军纪，驻军及过境部队严守纪律，不敢扰民。
　　天启三年(1623年)，周起元被召入为太仆寺少卿，政闲常造访邹元标(东林党首领之一，时任刑部侍郎)所创首善书院。时兵部给事中朱童蒙上疏诋毁书院所传道学为“伪学”，兼及创办人邹元标。起元则上疏为书院辩解，为邹抗争。此事以朱受贬出京告终。
　　同年，周起元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10府，为政廉洁，“丝粟无所取”。遇到洪水为灾，即组织维修堤防，并上疏请浚江河，但朝廷弃而不行。苏州织造税监李实贪渎专横，妄增税额，多征银10余万两，并多方敲诈富户，民怨沸腾。其时苏州同知杨姜权代知府职，对李实的种种不法行为，屡加裁抑，李实便借故反诬杨姜。魏忠贤庇护李实，意图罗织杨姜罪名。起元经过调查事实真相，两次上疏为杨姜辩护，并弹劾李实不法数事，惹恼了魏忠贤。早先朱童蒙被贬为苏松分守参政，失志狂暴，凶恶鞭打苏州民众，起元再次上书弹劾。朱走投魏门下，得调为太常寺卿。而忠直无畏的起元和杨姜却被魏矫旨削职为民。当起元整装归里时，苏州人士不论老少泣送话别，为起元被迫害而惋惜。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贤命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捏造事实，弹劾周起元以讲学为名，与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等6人“朋比为奸，讥刺朝政”；又取李实空印疏至京师，唆使李永贞、李朝钦疏诬起元任巡抚时贪污公款10余万两。魏党这两件诬告，必欲置起元等人于死地；又再次矫旨逮捕起元，派缇使至漳州缉人。漳州士民大惊，闻明朝律令可用金钱赎罪，遂设木柜于城四门，让百姓自动投钱。不数日柜满，百姓围告诸缇使，哭说周中丞实冤且贫，缇使也受感动，向百姓温言慰藉。起元被解送至京师时，周顺昌等六人早已受尽酷刑而病死狱中。看守监狱的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性极酷虐，伪作招供，迫起元“退赃”，亲友多为之破产。起元在狱中寄回家信说：“吾仕宦二十余年，只有山田数十亩可供祭祀，所购吴中卷籍颇多，可检卖为糊口费也。”其一生清白可见，伪造供词不足以污志士。当年九月，起元在狱中受酷刑致死，时年55岁。苏州士民及海澄故乡亲人，闻讯莫不涕泪交下。
　　崇祯改元，朝廷为周起元平反，增兵部侍郎，谥忠愍。后人尊称周起元、高攀龙等7人为明代“后七君子”。
　　

　　赵怀玉(1573～1632年)，字与瑶，号旬龙。明龙溪县丰山(今华安县丰山镇银塘村)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授广东肇庆推官。
　　在推官任职期间，赵怀玉平反冤狱，依律办理，一丝不苟，杜绝说情，不理上司授意，挽救许多无辜民众。他执法的原则和做法是：“曲直视事，出入视罪，轻重视法，是非有域，不可游移。”他说：“即在官庭之上，犹须据理力争，岂可予夺生死供贵人之色笑。且吾奉职为理，唯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内不负生平，外不负声誉，则已耳。”
　　赵怀玉秉公办事，不为权势所移，有人却想陷害他。当时，“倭据香山澳(在广东中山市之南)”，遂举荐怀玉出征，企图“借刀杀人”。怀玉奉命后，率领战车十余辆、水军百余名，自己张开伞盖，独乘一船至澳下，迎战倭寇。倭船刚到，即命令土夷头目举炮攻船，连轰三炮。赵军沉着应战，勇猛冲杀。倭寇惊慌失措，诸土夷头目皆大叫：“赵帅不可与敌。”于是倭寇举起武器投降，并派人到赵军帅船谢罪；随后带领赵帅入城，办理安民及拆除城垒等事。怀玉宣读皇帝诏书，拒绝接受馈赠。倭寇拆城墙350丈，而后撤回。战役过后，怀玉被擢升为御史。从此土夷归顺，百年城垒顿时毁平。
　　赵怀玉居官廉洁清操、勤慎明允，百姓褒称为“赵青天”。崇祯五年(1632年)逝世，时年59岁。
　　

　　张燮(1574～1640年)，字绍和，又字理阳，号汰沃，又号石户主人、海滨逸史、蜚遁老人。明龙溪县石码人。张燮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张绰，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伯父张廷栋，进士，行人；父张廷榜，进士，曾任太平知县、镇江丞。张廷榜为官清廉，30岁就退隐故乡。
　　张燮受家庭熏陶，自幼通五经、览史鉴，青年时便以文才名噪一时。他21岁中举，但他看到明末政治腐败，又鉴于父亲因“不善事上”被降职以至“论罢”的经历，因此无意仕进。家居期间，潜心著述，侍奉父亲，并与当地名流蒋孟育等于漳州开元寺旁风雅堂组成伭云诗社往来唱和。
　　明代，漳州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月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当时，张燮受海澄知县陶镕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着手编写《东西洋考》，作为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
　　张燮编撰《东西洋考》，不仅广泛采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笔记、著述，还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和编辑，并仿照宋赵汝适《诸蕃志》体例，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写成《东西洋考》。全书共12卷，记载东、西洋40个国家的沿革、事迹、形势、物产和贸易情况；记载水程、二洋针路、海洋气象、潮汐，以及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的航行活动、造船业和海船的组织等情况；还收录了秦汉以来中外关系的有关史料及宋、元、明三朝中外关系的有关文献。《东西洋考》还特别记载神宗时税珰高寀在福建的暴行，以及海澄人民反抗高寀的示威运动。《东西洋考》是明代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综述漳州与东、西洋各国贸易通商的指南。它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经济史、航海史、华侨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周起元为《东西洋考》作序，誉之为“开采访之局，垂不刊之典”，“补前人所未备”，指明了该书的价值所在。
　　天启年间(1621年至1627年)，何乔远疏荐张燮入朝编修《神宗实录》，他坚辞不就。他为人志趣高雅，豪放博学，广交海内名士，与黄道周、徐霞客、曾学佺、何乔远等学者名流交往尤其密切。
　　张燮一生著述编纂的著作有15种共约700卷，黄宗羲称他为“万历间作手”。其著作除著名的《东西洋考》外，还有《霏云集》、《群玉集》和《闽中记》，在当时也很有影响。他和刘廷蕙等人一道编纂了《漳州府志》，和蔡国祯等人一道编纂了《海澄县志》，还帮助何乔远编辑《皇明文征》。他刊刻的汉魏《七十二家文选》，成为后世刊刻这些书籍的底本。
　　张燮晚年隐居漳州城南石狮岩“万石室”。崇祯十三年(1640年)逝世，享年66岁。
　　

　　林釬(1578～1636年)，字实甫，号鹤胎。明龙溪县洞口社(今漳州市龙文区蓝田镇洞口村)人，祖籍同安。明末任东阁大学士，人称“林阁老”。
　　林釬少年时期与中表弟陈天定读书于龙溪瑞竹岩。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林釬殿试第三名(即探花)，依制授翰林院编修。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漳州府南靖县宝林一带，发生夏洪冲毁水圳、淹没田园的大水灾。灾情殃及九龙江西溪中下游。灾后南靖主簿鲁君兴与灾区民众兴修宝林水利，事成之日，林釬应约题写《宝林水利碑记》，对宝林水利的兴修及兴修后的效益，给予高度评价。
　　天启年间(1621年至1627年)，林釬改任国子监司业，其职责在训导监生，要他们奉行监规。其时，正值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倒行逆施之际。魏党党羽欲铸钱币，向国子监要铜鼎、铜缸使用。这铜鼎、铜缸是国子监准备大会餐和贮水防火之用，林釬拒绝不借，从此得罪了魏党。一个叫陆万龄的监生，传达魏珰意旨，说要在太学中建座祠堂，用以祭祀魏珰及其父亲，如同太学祭祀孔子和孔子父亲叔梁纥一样。林釬驳斥说：“如果这样办，皇上有时祭孔，就得北向孔子神位。魏珰神位与孔子并列，岂不是皇上在下面跪拜而魏珰这个臣子反而高高坐在上面吗？这如何使得！”当陆万龄将凑集建祠资金的捐簿送到林釬面前，要他带头捐献时，林釬气得发抖，提笔饱蘸浓墨把捐簿乱涂一通，随手猛甩在地上。陆万龄自讨没趣，捡起捐簿气咻咻地跑去向主子禀报。次日，魏珰假托圣旨，谴责林钎不称职。谁知林釬当天晚上收拾行装，把乌纱帽挂在文庙的棂星门，毅然远走。后被魏珰矫旨削籍。林釬为避奸党迫害，隐居于龙溪县和南靖县的山村，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当时，漳浦籍名士黄道周亦因避魏党势焰而归里隐逸，两人遂结为知己。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即位，大力清除魏党。十一月，魏忠贤自缢死。所有受过魏党迫害的诸臣都得到昭雪。崇祯元年(1628年)，林釬得复原官，接着升为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
　　林釬复官之年，适逢郑芝龙与朝廷谈招抚事，他曾从中斡旋。当年，林釬50寿辰，郑芝龙派人奉千金为寿礼，林釬婉辞不受。
　　崇祯二年(1629年)，漳州东郊岐山与鹤鸣山之间兴建的万松关(该关原是林釬复官前即天启年间为防倭乱而与漳州杜知府倡建的)竣工，此时林釬已复官在京任职，应新任漳州知府施邦曜约请，为家乡撰写《施公新筑万松关碑记》(碑石今存)。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采用占卜法选定首辅，召林釬当面回答问题。林釬提出“用人、理财、靖寇、宁边”四策，都是当时迫切要策。因为魏党揽政日久，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如何选贤与(举)能，实是首要问题；明代自神宗以后，滥用财力无度，国用匮乏，官贪民疲，如何理财，也是要着；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流寇”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大乱已现，靖寇成为朝廷急务；清兵犯边，京师戒严，明军屡战不利，“宁边”一事实与明廷生死攸关。林釬的对策切中时弊，受任东阁大学士，可以入阁参预国家机要大事。可惜林釬入阁仅半年，因国务烦剧，积劳成疾而终，年58岁。谥“文穆”。
　　林釬逝于明代末期，至今300多年，龙海尚存纪念他的御书“澹泊宁静、中正和平”牌坊；南靖丰田农场宝林桥西岸北面，尚有“阁老楼”及“尚宝卿林公家祠”等文物遗存，可供游人瞻仰。
　　

　　颜继祖(？～1639年)，字绳其，号同兰。明龙溪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
　　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颜继祖曾上疏论述工部冗员及三殿叙功的浮滥，由此裁去加秩和寄俸200余人，为国家节省一笔库财。他又上疏揭发李鲁生、霍维华原是魏党成员，伪装清白，妄图在清理魏党中蒙混过关。经过多人相继弹劾，李鲁生被撤职，霍维华被停职查办。
　　同年，颜继祖还为大学士刘鸿训被魏党余孽反诬而申辩。刘鸿训曾出使朝鲜，乘海船归国，沿途收容难民，超载船沉。鸿训漂泊3日夜，只身生还。天启六年(1626年)冬因反对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到崇祯元年(1628年)魏党倒台时起用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任后即揭发魏党李维垣、李恒发等11人，人心大快。但魏党余孽、御史袁弘勋串同锦衣卫张道濬，反诬刘鸿训早先出使朝鲜时贪污渎职，“满载貂参而归。”刘鸿训一时处于劣势，幸得继祖仗义执言，指斥袁弘勋混淆是非、张道濬越权乱政，都要严办。崇祯帝遂将袁弘勋撤职查办，提升继祖为工科右给事中。
　　崇祯三年(1630年)，颜继祖奉命巡视京城十六门濠堑，上疏列陈八事，弹劾监督主事方应明旷职误事，方应明受到廷杖责罚。对于外城低薄，廷议要加高厚，继祖指出财政支绌难办，便停止实施。继祖升任吏科都给事中，又上疏陈述当时政事十大弊端，供朝廷作施政参考。后因丁忧，卸职归里服丧。
　　崇祯八年(1635年)颜继祖居丧服满，起复原职。又上疏建言：六部政事，掌握在尚书手里；六部各司的职务，掌握在正郎手里；侍郎、副郎、主事只有例行公事的份儿，没有发言余地。这样，无论国家大政、一般政务都只有少数人主张，一般官员都无发言权，政治哪能不坏？再如督抚大员获罪的很多，主要由于督抚的任命都由“会推”而定。而“会推”时仅以六科主管人为主，卿贰(卿府副官)、台臣等重要官员却很少出席；九卿、台谏只派人传达意见，大家只知附和或表示同意，而无提出异议的。这样就失去“会推”的意义。崇祯帝表示赞同。不久即擢升继祖任太常少卿，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继祖极力加强青州、济南一带的防务，并弹劾前任巡抚李懋芳侵吞军饷2万多两，得旨嘉奖。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南下，京畿戒严，局势严峻。颜继祖奉兵部尚书杨嗣昌之命，移驻德州(在山东西北部，邻接河北省)。他带领一标人马仅3000名，在50天内被调防3次，兵疲马乏，最后才令其专防德州，原防地济南由此空虚。继祖鉴于前沿兵力少、战线长，数次请求增援，而刘泽清、倪宠诸将都逗留不进。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兵攻克济南，德王朱由枢被俘。继祖兵少力弱，无法兼顾济南。朝臣交章抨击，继祖归咎嗣昌指挥错误，自请撤职归乡，奉养父母。崇祯帝朱由检不许，将继祖逮捕入狱，最后斩首示众。朱由检在位17年，执法极严，总督、巡抚因战事偶然失利而被戮杀的共有13名，将士毫无信心，战局日益败坏，终致明廷覆亡。
　　

　　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平，又字幼玄，人称石斋先生。明漳浦县铜山所深井村(今东山县铜陵镇深井)人。明末重臣，著名学者，也是很有影响的书法家。
　　黄道周之父黄嘉卿，农余喜剑术，又爱好性理之书；母陈氏略通经史。父母的爱好给道周以深刻影响。
　　黄道周5岁入学，10岁能作古文词，而且具有勤学钻研精神。有一次，塾师在讲授《论语》，他便提出：“圣人只教人以读书，有子何教人以孝弟？圣人只教人以老实，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塾师一时无言以对。7岁那年，父亲从榕城带回一部《通鉴纲目》，道周读之数月而能辨忠奸正邪。8岁开始攻读六经，11岁便能文善对。道周对学习从不自满，听说广东博罗韩日缵藏书丰富，14岁那年便长途跋涉拜访韩大夫借书攻读。一日应邀游罗浮山，当场写就《罗浮山赋》，一鸣惊人，遂博得“闽海才子”的美誉。17岁学音律，18岁研究天象。时家境日益贫困，与兄寄居于东门屿石室，半耕半读。其间着重攻《易》，为以后撰述有关《易经》的著作打下坚实基础。
　　黄道周23岁时父亲逝世。越二年，娶妻林氏。此后10多年在东皋书舍从事讲学和著作。其间他先后写成《易本象》、《春秋揆》等；还着手撰写《三易洞玑》。
　　天启二年(1622年)，黄道周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入庶常馆，从此开始了坎坷的仕宦生涯。翌年，夫人林氏奉侍黄母来京途中病逝嘉兴。
　　天启四年(1624年)，黄道周任翰林院编修兼经筵讲官，参加编纂《神宗实录》。此时，魏忠贤把持内廷，广植羽翼，陷害忠良，道周对此甚为憎恨。按旧例，讲官进讲必须奉书膝行，道周为维护师道尊严，却平步而行。忠贤怒目威慑，他也置之不理。道周还以无比的义愤，撰写了《本治论》、《原治论》，指出“奸宄窃国，天下之将乱”，希望熹宗明法慎刑以振王道。
　　天启五年(1625年)，黄道周请告回漳浦，迁葬父亲遗骨于漳浦县城北郊，并在墓侧结庐读书、著述、讲学。翌年，道周娶蔡玉卿为继室。两个月后，母病逝。
　　崇祯三年(1630年)，黄道周应召起官，主浙江乡试。事毕，《神宗实录》编纂相继告成，论功晋升右中允。时宰相钱龙锡因袁崇焕事件株连入狱，已拟极刑，朝廷大臣多畏祸不敢言，而道周见义勇为，“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解。由于道周连上三疏，钱龙锡终免死罪，而道周却被降三级调用。
　　时周延儒、温体仁当政，国事日危。黄道周感到在朝难于做事，便上疏乞休。获准，束装将行，终因忧心国事，又上《放门陈事疏》。其中指出：“小人专权，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天下骚然”；建议崇祯“退小人，任贤能。”时崇祯正宠幸温体仁、周延儒，便以“滥举逞臆”之罪，将道周削籍为民。
　　南归途中，黄道周游历了黄山、白岳、九华、匡庐等名胜，并应邀至余杭大涤书院、漳州紫阳书院等处讲学。
　　崇祯九年(1636年)，黄道周被诏以中允起用。翌年正月入朝，五月升右谕德兼掌司经局，冬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清兵进入辽东，道周忧心如焚，上《拟汰冗滥清宿蠹以足军需疏》，认为增加赋税是饮鸩止渴，请求省刑慎狱，停止增加兵饷以安定社会。可惜其肺腑之言，崇祯均未采纳。
　　当黄道周升迁时，一起迫害东林党、复社的阴谋正在进行。道周见所谏“省刑慎狱”不被采纳，即疏辞，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实际上是推荐刘宗周等贤能。疏中有“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郑鄤为复社成员时，被诬杖母，以“大逆不孝”拟罪处死。道周“文章……不如郑鄤”语遂被曲解，受到崇祯“严旨切责”。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帝御经筵，讨论人才之事，黄道周连上三疏，亦未被采纳。六月，廷推阁臣，杨嗣昌以兵部尚书出任首辅。嗣昌勾结宣大总督陈新甲、辽宁巡抚方一藻。时一藻以辽抚身份与后金议和。道周一日上三疏。七月，崇祯于平台召对，责问道周连上三疏有私人欲望。道周答：“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一问一答，道周毫不屈意迁让。时嗣昌在旁，又重提“不如郑鄤”之语。崇祯被激，怒责道周。道周又一一应对。崇祯斥责其退出，道周又奏说：“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崇祯十分恼怒，说：“尔一生学问，止成佞口耳。”随即喝他退出。道周又奏说：“臣还得将‘忠’、‘佞’二字分辨。”接着又说：“人臣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为佞，岂阿谀顺旨为忠耶？敢争是非、辨邪正为佞，岂容悦缄口为忠耶？忠佞不分，则邪正不明，为政之大戒。”道周决意分清是非，使崇祯非常恼怒，将他降六级贬为江西按察司照磨。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循例举荐属官，其中对黄道周的学识和为人倍加赞赏。崇祯疑黄解结党，便以“党邪乱正”为名下刑狱，并各杖80。时道周已近花甲，杖疮发作，几不能自恃。在狱中，他给张烃叔信：“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悠悠命也，谁为之谈！”道周大病80多天还坚持撰《易象正》。一天锦衣军校来提审，道周正伏在床上绘《易》图，要求绘完图才走，军校大怒，把图扫下床，立即把他解往鞫讯。他受械鞫手指破裂，鲜血淋漓，回到狱中仍忍痛作图，继续著述。
　　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判黄道周永戍广西。翌年六月，道周西行至九江西林寺，《易象正》定稿。
　　杨嗣昌死后，崇祯传旨召黄道周。道周称病辞职回乡讲学，并将漳浦东皋书舍扩建为明诚堂书院，以广收学生。崇祯十六年(1643年)，道周于龙溪邺侯山麓(在今江东桥畔)创建邺山讲堂，进行讲学。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北京陷落，崇祯皇朝覆亡。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弘光元年(1645年)，黄道周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他报国心切，立即呈《进取疏》，但不为福王采纳。时以马士英为首的宦党官僚仍争权夺利，排斥异己，道周感到无可作为，便请往浙江祭禹陵。数月，弘光小朝廷覆亡。为收拾残局，道周上疏给浙江潞王，请召刘宗周、姜曰广诸人以收聚人心。他还劝唐王朱聿键驻守衢州，不要苟安入闽。可是唐王却被郑鸿达挟持入福建。是年七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道周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但兵权却掌握在贰臣郑芝龙手中。郑芝龙阴谋降清，拥兵不动，使浙东军事挫折。道周痛斥郑芝龙拥兵纵敌。
　　黄道周感到在朝廷已无可作为，自请募兵北上抗清。唐王没有实权，只给空札50道。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道周在福州校场誓师，高举抗清义旗。誓师后，道周率门生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等和子弟兵1000多人向信州出发。他一路招募志士，到延平得陈雄飞、应士锳，至建宁得高万荣、应天祥，漳州张天维、莆田林尧佐等人也带领义军赶来加入。道周队伍到信州，信州的詹兆恒、金华的郑守书、常山的吕继望、东乡的张受禄等也都率领所招募兵员前来汇合，组成1万多人的队伍。十月，道周兵分3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出婺源一路兵马在牛头岭打了胜仗，但另两路队伍没有配合好，福建方面又无援军、粮饷接济，终归失败。道周在童家坊被俘。
　　清军俘获黄道周，以为“胜得土地数州”，用轿子把他抬到婺源，日夜劝降。道周以绝食表示必死之志，尽忠明室。十一月被押解江宁(南京)，他仍置生死于度外，每日读《易》、弈棋、写字。清统治者见劝降无效，拟道周死刑。就义前夕，友人拿酒肉为他送行，他饮食自若，谈笑风生，并为求字的人挥毫酣书，然后昂首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扯下衣襟，咬破指头，写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以此数语遗示家人。终年61岁，时为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即1646年)三月初五。
　　黄道周就义后数年，黄夫人命长子偕学生赵子璧到南京聚宝门外，迁回遗骨葬在漳浦石养山其先人墓侧。
　　黄道周从青少年起，潜心苦读，勤于创作，清陈寿祺将其部分著作辑成《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实仪文集》。他的著作范围广泛，除文学、史学外，还有军事、天文、地理的论著。其《博物典记》20卷，为“明类书中所罕见”。全书分72类，始自“天文”，终于“四夷”，是研究古代科技及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他对《易》钻研甚深，先后写成《易本象》、《三易洞玑》、《易象正》，提出“刚柔相克，变在其中”的辩证观点。他工书善画，字体峭厉方劲，峻秀不凡，独成一格，世称“漳浦体”；画则长于山水、人物、怪石，手法磊落，奇气郁勃，逸趣横生。
　　黄道周一生还勤于授业，先后在铜山南溟书院、漳州紫阳书院、邺山讲堂、浙江大涤书院等处讲学。他讲学的宗旨是“严于律己，忘我为人”。他重视品德教育，著《榕颂》，教育与鼓励学生要似榕之高尚、学榕之利人、树榕之坚定。在方法上，要求学生通过自学记下疑难，而后老师汇集解释；同时重视形象教育，在漳浦明诚堂书院建“天地盘”，向学生讲授《易经》。
　　

　　林日瑞(1586～1643年)，初名日烺，因避东宫太子慈烺讳，改名日瑞；字廷辑，又字浴元。明诏安五都(今属东山)康美村人。父林而兴，任南京户部主事。日瑞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乡试中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进士，授任庐州(今安徽合肥)推官。
　　天启四年(1624年)，林日瑞为父丧守制毕，补池州(今安徽铜陵市)推官。因池州乃阉党盘踞的巢穴，办事棘手，决意辞职。在待命中，受命出视苏松诸府，先协助江苏吴县浒墅钞关征收关税，继而监督苏松漕运。翌年，日瑞升户部主事，分掌河南司；天启六年(1626年)，改任监仓主事。
　　崇祯四年(1631年)，林日瑞升湖广司郎中；同年五月，转任浙江右参政，分守宁绍道。宁绍道辖地海宁濒海，五代时曾筑捍海塘以御潮。日瑞到任后，便踏勘现场，进行探测，并带领民众，连年维修，加固捍海塘。
　　崇祯七年(1634年)，林日瑞调江西，分守湖东道。辖地铅山，有山贼聚众围城，日瑞领兵击败山贼，直捣其巢穴。时江西遭特大水灾，又及时赈济，安抚灾民。崇祯九年(1636年)，日瑞以功升左参政。崇祯十一年(1638年)，调任浙江提刑按察使；翌年，调任广东右布政使。崇祯十四年(1641年)，屡迁陕西左、右布政使。时清兵攻锦州，农民军李自成逼开封，张献忠据武昌，干戈遍地，路阻且长。日瑞母年逾80，告诫日瑞应以国事为重，不应顾虑家庭。日瑞遂毅然间关入秦。翌年夏，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陷庆阳；别将贺锦攻兰州，兰州人开城门迎接；农民军遂渡黄河，凉州、庄浪二卫投降，遂进逼甘州(今张掖)重镇。日瑞镇守其间，以兵少饷薄，只得联结西羌固守，并亲领副将郭天吉等扼守河岸。十二月黄河冰结，贺锦率队踏冰直叩甘州城下。围城半月，日瑞撄城苦守。其时大雪深丈许，树叶飘尽，枝干且折。城中将士皮肤冻裂，士气低落。贺锦带队乘夜以积雪为阶登城，城陷，日瑞被俘不降，十二月二十七日，遂被凌迟处死于市中，年57岁。福王时(1644年)，赠日瑞兵部尚书，赐祭葬。
　　

　　陈士奇(1587～1644年)，字弓甫，号平人。明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家贫力学，认为天下将乱，遂好钻研兵书，谈论韬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人，天启五年(1625年)成进士，任中书舍人。
　　崇祯四年(1631年)，陈士奇任礼部主事，非其所愿，旋升广西提学佥事。因父丧回里，读《礼》家居；试造火攻炮石等兵器，以防寇乱。翌年倭寇果犯铜山，士奇率乡民抵抗，斩俘倭寇数十名，倭寇败退。
　　陈士奇3年服满起用，任重庆兵备，又改贵州兵备，复改任贵州学政。又丁母忧，服丧期满，转任江西参议兼赣州兵备。士奇到任即解决石城、宁化两县争地械斗、诉讼10年的老案。他提倡节俭，规定衙署僚属每人每月只许买1斤肉，并撰楹联云：“任仆辈衙中终日詈争七钱肉，免民间地上三年剥去几层皮。”他的防微杜渐，可谓严极。随后补四川学政，每天对诸生讲兵法、教骑射，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廷臣认为士奇懂军事，交章推荐他担任四川兵备副使。先是邵捷春任四川兵备副使，“追剿”张献忠，先胜后败，被逮下狱，饮毒药自杀。士奇即代其缺。
　　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陈士奇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适逢松潘兵变，员兵达数万人。士奇采取慰抚办法，晓以祸福，结果成功。士奇本文人，当了将军，仍然以文墨为事，儒雅风流，却让军政废弛。石砫女将秦良玉请求增兵，分守13隘，士奇却置之不问。
　　当时四川形势大坏，悍将骄兵、民军流寇，到处纷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朝议认为陈士奇不能胜任领兵大事，命龙文光代其职。翌年(明亡之年)四月，文光已代职，士奇将行，闻京师告变，忠勇奋发，说“必报国仇”，遂留驻成都不走。他派参将曾英、赵荣贵分守甘州和梁山，都被张献忠兵战败。献忠率兵夺佛图关，陷涪州。士奇急征石砫援兵，不至。农民起义军攻至成都城下，士奇用滚炮下击，农民军死无数。二十日夜，黑云四布，农民军掘地用炸药轰城。士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知县王锡都被俘。士奇大骂，张献忠将士奇凌迟至死。时年57岁。
　　

　　颜思齐(1589～1625年)，字振泉。明海澄县(今属龙海市)人。
　　颜思齐精技击，豪侠好义，以裁缝为生，是月港一带的裁缝好手。万历四十年(1612年)，思齐遭宦家凌辱，愤杀其恶奴，逃亡日本肥前平户避难。先操故业为生，后从事海上贸易。数年，家渐富，他能仗义疏财，遂为旅日汉人中知名人物。日本平户当局任他为“甲螺”，专管汉人。
　　颜思齐遂与商贸往来于日本的晋江人杨天生，海澄人陈衷纪、张弘等相友善。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思齐与杨天生、洪升、陈勋、张弘、陈衷纪、林福、陈德、李英、庄桂、杨经、林翼、李俊臣、黄碧、张辉、王平、黄昭、郑芝龙、何锦、高贯、余祖、方胜、许妈、黄瑞郎、唐公、张寅、傅春、刘宗、郑玉等28人结为盟兄弟，大家共推思齐为盟主。
　　当时，日本社会处在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封建领主占领大量土地，从事兼并战争，人民生活穷困。颜思齐同情日本贫苦人民，不满德川幕府统治，决定配合日本农民起事，与盟兄弟商议，定八月十五日上午突袭炮台，再攻占长崎衙署。十三日会饮，祝杨经寿诞，李英醉归，私告日妇，谋事泄露，幕府通令缉捕。思齐等得讯，于十四日下午全部乘13艘帆船逃离日本。帆船漂泊海中，思齐等人暂泊九州西海岸洲仔尾小岛，议论去处。陈衷纪力主先占琉球(台湾旧名)。八月二十三日在笨港(又称北港)登陆，转抵诸罗(今嘉义)。
　　颜思齐立足诸罗山，安寮设寨，与当地土人划分地界，垦荒狩猎，所部分为10寨，寨设寨主。不久，郑芝龙之父绍祖及弟芝虎、芝凤、芝豹相率来台湾。思齐又派船到漳州、泉州一带招集闽南无业青年3000余人。漳、泉移民成为思齐拓台的主要力量。
　　颜思齐等人于是构筑村落，发展农耕，扩大船队，加强海上经营活动。又在笨港东南的平野，进行市政建设，建成“井”字形街道，分为九区。中区筑起高台为“开台王府”，东筑读书堂，西筑天妃祠，南筑军营，北筑仓库。笨港成为台湾早期被开发的一块热土。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率众往诸罗山打围，归来痛饮大醉，患上伤寒。数天后病笃，召郑芝龙诸人至前，说：“我和大家同事才两年，本来想共同建立功业，宣扬中国声名，不料壮志未酬，患病不起，你们一定要继续振奋，不负平生所愿。”不久气绝，终年仅36岁，葬于诸罗东南三界埔尖田山顶。
　　台湾人民仰慕颜思齐业绩，尊称为“开台王”，并镌刻“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新港妈祖庙前建有五层的“思齐阁”和“怀笨楼”。这些纪念建筑物早已成为后人凭吊胜地。
　　

　　陈天定(？～1644年)，字祝皇，又字慧生，号欢喜道人，世称慧山先生。明末龙溪县人。少聪颖，好韬略，善诗文，有大志，是大学士林釬的中表弟，曾以林釬为师，其道德、文章多受林釬影响。
　　天启四年(1624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值魏党势焰熏天，林釬受魏党迫害之前。照例，陈天定可选任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宁愿放弃官职也不愿逢迎奸党，继见林釬弃官归里，他也愤然回家。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倭寇及海盗刘三老、刘香等“二十四将”骚扰闽南沿海，窥伺漳州，形势危急。知府施邦曜得知陈天定有武略，邀请他共商防御办法。天定组织乡兵操练，守卫城东要地，并筑土堡于镇门两岸(水路)，与新筑的万松关(陆路)成犄角之势。有一夜，海盗乘小船潜入浦头。天定闻报，乘黑率兵截击，拦住退路，海盗仓皇应战，摸黑逃去，从此不敢内犯。同年，龙溪、海澄、漳浦、南靖、长泰发生饥荒，饿殍遍地，天定捐资劝赈，救活灾民无数。民立碑纪念其御盗赈灾的功绩。
　　崇祯元年(1628年)，清除魏党，受过迫害压制者得到重用，陈天定起用为行人，历迁吏部主事。其时思宗昏庸，国运日衰，奸党并未绝迹，忠臣仍然遭殃。黄道周因反对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而被贬，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道周获罪，二人被视为“朋党”而罢官下狱；株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等，一起被捕入狱。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杨嗣昌镇压张献忠兵败绝食死，道周等人由戍地被召还，天定亦得释复职，召补铨衡。后升至太常寺少卿。
　　崇祯十六年(1643年)，陈天定见朝廷政治日乱，觉得无可作为，遂辞职回乡。次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天定痛心疾首，遂隐居于龙溪花山(今华安县新圩乡)，授徒讲学，后在朝天岩出家，往来花山、良村间。终因贫困而死，葬于鹤鸣铺(在今龙文区蓝田镇)，地距原抗倭处不远。
　　陈天定著有《陈氏说书》、《慧山诗文全集》、《太极图说参论》、《松石轩读史》、《慧眼山房书抄》、《古今小品精华》等17种、若干卷，因年久散失，现存仅一部分。
　　

　　孙孺理(生卒年未详)，明龙溪县人。手艺精湛，能作自鸣钟，大寸许，按时而鸣；能机制银美人，高七八寸，行走席上斟酒；又能机制飞鸾狮象，旋飞旋走。子孙传袭其艺。明末周亮工在其《闽小纪》卷一《绝技》中将“龙溪孙孺理一寸许之自鸣钟”誉为闽中五项绝技之一。
　　

　　杨玉璇(生卒年未详)，又名玉祥、玑。明末清初漳浦县人。少时喜好雕刻，长大后更加勤学苦练，技艺益精，无论玉石、水晶、琥珀等都能雕成各种形象的玩饰或器皿。周亮工《闽小纪》称许玉璇“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准提观音三目十八臂，掌中各托法宝，雕镂最难。玉璇的雕品纤细精致，技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闽小纪》卷一《绝技》中将“漳浦杨玉璇之一分许三分薄玲珑之准提像”誉为闽中五项绝技之一。
　　杨玉璇尤善于寿山石雕。玉璇巧妙地利用福州寿山石质的不同形状和色泽，镂刻成不同形象、姿态的人物、鸟兽、鱼虫、花卉、林木、泉瀑等等，无不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明末清初，杨玉璇寿山石雕已甚风靡，官员、富绅争相收藏。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喜好收藏寿山石雕，其中也有玉璇的作品。毛对玉璇的石雕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两枚各一寸见方的卧螭雕，“两螭环首掉足，蜿蜒绿波中”；两枚高二寸半、横径各一寸三的葡萄雕和瓜雕，“嵌缀玲珑，虽交藤接叶，而穹洞四达”，“平蔓亦似有枝叶横波，纷拿盘攫之势”。毛对此赞叹说：“真鬼工也”。玉璇尤其擅长雕刻动物，清初高兆《观石录》记述他雕的狐狸、骏马、壮牛、猛虎，形神兼备，活灵活现。
　　杨玉璇的寿山石雕精品被视为珍贵藏品，或家藏，或馈赠，有的被作为贡品入贡朝廷。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玉璇的寿山石雕珍品；其中有两尊罗汉像，一尊侧卧地面高4厘米、宽7.2厘米，一尊侧倚卧狮高6.3厘米、宽6.8厘米。这些大多是玉璇晚年的雕品。
　　杨玉璇长期居住福州，从事寿山石雕刻，并授徒传艺。漳浦县人王矞生得其精萃，也善作寿山石人物雕；又工于微型雕技，能用桃核雕刻小舟，樯帆舵棹俱备，玲珑精巧。
　　

　　甘辉(？～1658年)，明末清初海澄县(今属龙海市)东园村下房人。父母早丧，家贫如洗。为人重义任侠，好打抱不平，因此遭族长迫害，流浪于漳州、石码、海澄等地，不敢久居乡里。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在南澳起兵反清，招军买马；甘辉投入郑军帐中，以骁勇善战驰名行伍间。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郑军攻同安，甘辉出头阵，即斩清守备王廷于马下。守将祁光秋、廉郎及知县张效龄乘夜潜逃。拂晓，居民开城门迎郑军。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甘辉任亲兵镇。六月，郑成功率舟师攻叛将苏利，战不利，回师驻潮阳。此时清降将黄亮采乘机反噬，偷袭郑军行营，甘辉迎战，斩亮采。八月，郑军转战漳浦，漳州总兵王邦俊带兵救援，为甘辉所阻不得进，漳浦守将计穷遂降。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郑军攻取长泰，甘辉进兵北溪，破清守将王进及总督陈锦军。三月，甘辉以功升任中提督。四月，郑军围漳州，截流灌城，因流急不能合龙，此计作罢。城中粮尽，饿死甚众。十月初，清将固山金砺率兵至，与郑军战于古县，郑军大败，围解。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初一日，郑成功回师海澄，以甘辉守关帝庙前木栅和镇远楼之间，成功自率亲军驻天妃宫，欲与固山金砺决战。清军以大小铳炮攻木栅，郑军多死伤。初五日，成功率诸将上敌台观战，张盖而坐。清军向台上发炮，甘辉见势急，强扶成功下，座位随被击碎，成功幸告无恙。此役，固山金砺师劳无功，兵卒多被歼，惧而宵遁。永历帝以帛诏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受封者还有万礼、郝文兴等数人。甘辉功第一，升任中都督。
　　翌年，漳州清军千总刘国轩以城降郑军，甘辉等于十二月初一夜登城受降。嗣后分兵攻略各县，连同泉属各县都望风披靡，一致归顺。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郑成功率师北伐，甘辉、林胜等15镇先行，驻福建省城南台。清将阿格商追至，挥兵欲上山，甘辉挥刃大呼，从高处骑马突击，两军死斗，阿格商被击毙。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大举北伐，声势浩大。《台湾通史》记载郑军有甲士17万、习流5万、习马者5000名、铁人(浑身披铁甲)8000名、戈船8000艘，号80万。初期进展顺利，七月至焦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祭天地百神及洪武、崇祯、隆武诸帝，痛哭誓师，众皆感奋。成功自督亲军及中都督甘辉等，建大将旗鼓，直捣瓜洲(镇名，又称瓜埠洲，在江苏省邗江县南部)，尽歼清将朱衣祚军万余人。郑军进迫镇江，大败清提督管效忠数万之师，管仅以身免。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等来降。甘辉向成功建议：“瓜(洲)、镇(江)为南北咽喉，但坐镇此，断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南都可不劳而定矣。”成功不听，率师径攻南京，南京守将梁化凤约期降，许之。甘辉复建议早攻，勿中敌人缓兵之计。成功又不听。前锋营余新轻敌无备，纵兵捕鱼，文恬武嬉，戒之如故。延至二十一日夜，清援军大集。梁化凤由仪凤门穴城偷袭，余新仓皇应战，被擒，全营皆殁，形势大变。二十三日，清军大队抄出山后，直冲左先锋杨宜营，杨败走，郑军往援，山高不得上。清军从山上往下逼，郑军势蹙大败，成功挥师撤退，争舟而渡。甘辉断后，且战且退，至江，从骑仅剩30余人。甘辉击杀百数十人，马力疲而绊倒，甘辉被俘。甘辉与万礼、余新都被解至南京，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与固山金砺会审。甘辉挺立不跪，万礼、余新皆跪，甘辉以足蹴之，说：“傻子，到这里还想活命吗？”大骂不屈。3人都被杀。
　　北伐之役，郑军将领12员战死。还师至崇明(今县名，即长江口崇明岛)，王起凤战死；至浙江舟山，刘猷阵亡。师至思明(今厦门)，郑成功以甘辉为首，建忠臣祠。
　　

　　张进(？～1661年)，字伯旭，号振寰。明末清初江南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县)人。幼读经史，稍长习骑射，24岁为荫生。
　　天启六年(1626年)张进任古北口(长城要口之一)守备，后历任安徽休宁县游击、江北参将，升嘉协副将，调邵协副将。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年)加授右军都御史。唐王隆武元年(1645年)，加封太子少师忠匡伯，镇守镇海卫所属的铜山所城(在今东山县境)。
　　张进镇守铜山期间，热情为民众办实事，“禁科索、约章程”，询问百姓疾苦，洗雪苦主沉冤。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秋，铜山民众鸠工兴建“忠匡伯张公德政碑”，怀念其爱民恩德。
　　张进曾与郑成功友善，与成功到南澳招军。南明永历十五年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部将郭义、蔡禄二协镇进驻铜山；未几，密谋降清，诈言清兵将围困铜山，派说客对张进劝降。张进忖度：既受先帝重恩，又得藩主(指郑成功)信任，怎能与叛逆合流而屈膝于清？倘若派人联络厦门、南澳郑军以共同制服郭、蔡，又恐其已有周密准备，难以成事。于是，张进便将计就计，对郭义、蔡禄说：“吾亦有心投诚，怎奈无人从中引线。二位既有准备，为何不预先通知，让我匆忙未得早计。如蒙不弃，愿意跟二位一齐举事。”郭、蔡二人深信不疑。
　　自此，张进称病不出。在室中密埋火药百桶，决计与郭、蔡同归于尽。同年六月十六日，张进派人传话郭、蔡说：“张伯爵近得密报，待与二位商量，因患病畏风，不敢外出，敢烦二将军入内室相见。”郭、蔡闻讯，即束装前往，来到仪门前，心悸生疑，恐遭不测，遂托辞回复张进说：“适有紧要军情难缓，俟明日来会未迟。”
　　张进见计谋已被识破，兵弱势孤，难以立足，便毅然引爆自杀！霎时响声如雷，硝烟蔽天，张进殉节于烈焰之中。郭义、蔡禄所部强迫铜山百姓万余人入云霄降清。
　　张进遗体由其弟伯俊收葬在东陵村郊。铜山民众感念张进早年政绩，为其塑像并按时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