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卿(1612～1694年)，名润石。明末清初龙溪鹤峰(今龙文区步文镇蔡坂村)人，理学家蔡烈的女儿。少学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字帖。明天启六年(1626年)春，玉卿嫁给学者黄道周为继室。夫妇嬿好，相勉以义。玉卿在丈夫的殷切辅导下，不但事姑以孝闻，且博通经史，诗、书、画都造诣很深。她精心摹仿黄体(“漳浦体”)书法，几乎相似无二；尤其见识、才学、骨气，都堪以追随丈夫。是明末清初闽南的女中豪杰。
崇祯初，边境告急，朝廷下檄征集将士，黄道周奉命上京任职，随带征募的壮士36名同行。蔡玉卿知道兵饷短缺，脱下簪珥赞助军费。
崇祯三年(1630年)，黄道周为营救钱龙锡相国免于死刑而被贬官三级，蔡玉卿对他说：“为人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宜尽言以报国。”次日道周再上一疏，请崇祯帝“退小人，任贤能”，竟遭皇上忌恨，把他削职为民。玉卿温言劝慰莫要愁坏身体。
崇祯八年(1635年)，黄道周在漳州紫阳书院讲学，蔡玉卿为听讲的学生备办膳食，不让家计烦扰道周，使丈夫能专心教学。
崇祯九年(1636年)，黄道周以中允起用。翌年任少詹事。玉卿未随行入京，却在她的画册上画芍药一页，题句云：“折花赠行，黯然销魂”。又在另一页画秋海棠和淡竹，题句云：“君子于役，闺中肠断”。由此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的一往情深。
崇祯十三年(1640年)，蔡玉卿惊闻道周被诬“党邪乱政”，蒙冤革职下狱，廷杖80，并惨遭锦衣卫酷刑，急派人进京致书道周相慰，说：“天子圣明，自有霁日”。玉卿把寄回的血衣血裤留示子孙，让后代理解先辈的枉屈和伟大。
崇祯十七年(1644年)，蔡玉卿闻帝自缢，明朝社稷覆灭，痛哭三日。此前黄道周已辞官回乡讲学。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道周奉南京福王征召，玉卿勉励他出行，说：“夫子不出，如先帝何！”当年，南京为清军所破，福王被掳见杀。唐王即位于福州，道周受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其时朝廷草创，经费无着，兵权又全在贰臣郑芝龙手里。道周明知事不可为，自奋孤忠，自请募兵北上抗清。玉卿看到《招征疏》泣道：“这是夫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了！”。道周出兵失败被执，清廷竭力劝降，玉卿就派人送文给他说：“自古忠贞，岂烦内顾？身后之事，玉卿图之！”道周得书欣然大笑，认为她是女中知己。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初五，黄道周从容就义。蔡玉卿之弟蔡春溶及道周门生共四人亦慷慨从死。玉卿派长子和门生赵子璧前往南京觅得道周遗骨而还，归葬于漳浦石养山其先人墓侧。她在《题侯太孺人遗诗》中写道：“夫志炳日月，苦节终以贞，万里归孤榇，碧血洒锺陵，捐躯事则已，岂顾儿女情！”
蔡玉卿以遗孀身份抚养4个儿子，劳瘁至极。郑成功入漳，访知黄道周夫人在城中，以200金为寿，玉卿坚辞不受。后长子、次子不幸涉江失踪，三子早逝，她偕四子及一幼孙隐居龙潭深山达42年。她终身衰绖，罕言笑，不许后代当清朝官吏，不许入官学读书；步履不出门庭，作品不外传。所作诗仅《寄郑母》、《愤慨》等若干首。画有《花卉册》绘花卉10幅，其最后一幅，绘铁线莲，题句云：“小草铁骨，亭亭自立。”其志可见。又手抄《孝经》百卷、《心经》百卷、《山居漫咏》一卷；其中行书《孝经》、绢本真书小楷《山居漫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蔡玉卿年82岁卒，葬于漳浦黄道周墓侧。
李赞元(1613～1699年)，字匡侯，号素园，又号遯叟。明末清初平和县人。世居平和侯山(今小溪镇西林村)。明崇祯八年(1635年)进县学，为诸生。清顺治四年(1647年)中举人。
李赞元累官至河北道参议。河北为九省通衢，诸务繁剧，赞元到任即裁革陋规，减除苛扰，人民称便。
康熙十四年(1675年)，军事倥偬，民众负担奇重，贪官污吏从中诈索，使具有良心的地方官都感到抚字心劳，催科计拙，如考绩不佳，难免遭受惩罚。李赞元无心仕进，遂毅然辞官闲居，寄寓南京，过清贫生活，前后达25年。
李赞元摒绝官场应酬，只以著述为乐。著有《文钞集》、《出门吟》、《遁园草》、《悔斋诗集》、《又新集》、《远游草》、《怡老篇》、《纪年稿》等。
李赞元诗文并佳。顾彩《李素园先生文集序》认为古人诗之不能养文，犹文之不能兼诗；举李、杜不以文传，曾、王不以诗鸣为例。序中说：“嗟夫，李、杜、曾、王分道扬镳于千载之上，先生不难以一人兼之。”杜浚《李匡侯〈出门吟〉序》则把李赞元的五言诗与王维、孟浩然相比，以为保有唐音；并列举福建历代名诗人而逐一加以评论，认为闽之诗人几乎无与伦比。《序》中还说：“闽海山水人物之奇，得此诗伯而无遗恨矣！”
李赞元年至耄耋，犹矍铄康乐，不异壮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无疾而终，享年86岁。
陈泽(1617～1674年)，字濯源。明末清初海澄县霞寮社(今龙海市浮宫镇下寮村)人。
明末，清兵与郑成功军在沿海对峙。陈泽投奔郑成功，每与清军交战，辄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被提升为信武营统领。
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清廷派闽浙总督陈锦率兵数万驻同安，又调潮州和汀州诸军企图三面夹攻，消灭郑军在龙溪、海澄的主力。郑成功派甘辉守江东，自与陈泽从厦门暗渡上陆，埋伏于龙池岩。同月十三日晨，清军攻白礁，陈泽率领骑兵突从密林冲出，猛袭清军，全歼敌众，仅陈锦落荒而逃，不久被仆人刺死。郑军扩大战果，轻取长泰县。翌年四月，清廷派固山金砺会同闽浙总督刘清泰统马步兵数万，围攻海澄，使用大小铳炮数百门，日夜轰击，使海澄城垣崩塌多处。陈泽带数名亲兵渡九龙江到白礁请援，得数百人连夜赶回参战，海澄之围遂解。白礁乡亲父老拆运白礁城石支援海澄，增高海澄城垣至2丈余，以防来敌。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七月，陈泽率师配合甘辉所部，收复莆田，进军福安，并在那里屯垦，征集大量粮饷，被提升为护卫中镇。
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泽升为宣毅前镇。当年五月，郑成功率师北伐，攻瓜洲，占镇江，直逼南京城。陈泽等建议猛攻，成功以城峻难下，企图围困待降。不久，清军援兵四至，郑军被袭大败。甘辉被俘死节，陈泽护卫成功撤回厦门。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率师攻台湾，驱逐荷兰侵略军。陈泽率领先头部队在台湾登陆，围攻赤嵌城。打退荷军多次进攻，击毙敌军上校贝德尔及部下近200人，取得北线尾战役大捷。八月中旬，荷军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派遣援军反扑。九月十六日，陈泽率部迎战，击沉敌舰多艘，击毙舰长及以下官兵100多名。荷援军司令卡宇逃回，据守台湾城(今安平)的荷兰总督揆一开城门投降。
收复台湾后，陈泽率部在今台南以北进行屯垦。陈泽建议郑成功准许郑军家属从大陆移居台湾。陈泽夫人郭氏，胞弟陈丑、陈亥、陈拱及其家族都移台从事垦殖。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变乱，郑经率师到厦门，企图配合三藩反清。陈泽随军入厦，不久病逝，葬于厦门蔡坑山。陈泽无嗣，由其弟陈亥长子陈安承祧，世代繁衍，在台湾成为望族。
黄梧(1617～1674年)，字君宣。明末清初平和县高坑(今国强乡)霄岭人。少时习武，好结交朋友，27岁入平和县衙当差役。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郑成功举旗抗清，屯兵海上，沿海人民多有响应。黄梧久有投郑之心，不久，与挚友、县衙门役赖升密谋，杀知县，往投郑军。成功赞赏黄、赖忠勇，遂委二人为将。黄梧任中权镇左营副将，赏银200两。黄梧归郑后，戮力征战，屡建战功。
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军计取漳浦、诏安、平和诸县，黄梧升任英兵营统领。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准备出征，整顿军伍。四月，黄梧以其骁勇善战，升为英兵镇镇帅，旋改任前冲镇(今龙海市海澄镇)镇帅，守海澄。八月，成功发兵攻取广东揭阳，黄梧随征。克揭阳后，黄梧与前提督黄廷、左先锋苏茂同被派驻守揭阳。
揭阳乃粤东重镇。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平南王尚可喜纠集惠州、潮州兵马万余回夺揭阳。结果，由于错误估计军情，中清军埋伏，郑军损兵折将，败归城内。郑成功指令撤出揭阳，召回苏茂、黄梧、杜辉，论处军败罪责，斩苏茂，黄梧被记责，“戴罪代守海澄”，结束此案。黄梧虽免一死，但揭阳失利，他曾怂恿苏茂进攻，因此“心终不安”，尤其对郑氏治军严刑峻法和刻薄寡恩总感心寒。其前，施琅出逃时曾在苏茂家过夜，时苏茂并未获罪，但这次终未能逃过劫运。思念及此，遂动摇了追随郑成功抗清的信念。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经过一番估量，也认为清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于是决定投清。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黄梧和苏茂的堂弟苏明等献海澄归顺清廷。黄梧此举，不仅使郑氏失去数十万计的军械粮饷，而且失去一个拱卫厦门的重要据点。顺治帝为此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封黄梧为“海澄公”，给予敕印，开府漳州。翌年三月，追封黄梧祖上，并赐金在其家乡建造宗祠。黄梧蒙受殊恩，感激涕零，戮力征战，力图报效新主。五月，黄梧率兵攻下闽江罗星塔要塞，打通南北的咽喉。九月，会同宁海将军固山额真郎赛收复失地闽安镇。顺治十七年(1660年)，黄梧晋为太子太保，率水师出海门，斩郑军闽安侯周瑞。
郑成功抗清，粮饷弹药均得之沿海人民接济，清廷的一些大员对此早有认识。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根据李率泰的建议，即迁同安之排头、海澄方田及沿海边民安插内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黄梧也条陈《平海五策》：(一)迁江、浙、闽、粤及山东沿海人民于内地；(二)“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杀无赦；(三)察南北商贾，(与郑)通消息者，严加惩治；(四)发掘郑氏祖坟；(五)投诚官兵，移往各省份垦荒地。其中“迁界”一策给人民造成的祸害最为惨烈。据典籍记载，提出迁界者还有户部尚书苏纳海、燕人方星焕。据《广阳杂记》载，清廷采纳黄氏条陈，惟“迁海之策，施琅复言之，始行。”但无论如何，黄梧仍是迁海之策的始作俑者。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子郑经即位。黄梧上书乘机进攻台湾，并举荐施琅统兵征台。翌年十月，黄梧、施琅攻克厦门。康熙三年(1664年)，攻占铜山，迫使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封黄梧为一等公，准予世袭12代，并赐予“勋高九锡”金匾。此后至康熙十一年(1672年)，黄梧带领官兵屯田垦殖。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叛清，时黄梧患痈卧榻。翌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叛清，黄梧闻讯大震，痈口迸裂，病情恶化，急托孤于次兄黄枢及中军总兵吴淑。同年三月初三日，黄梧病逝于漳州，终年57岁。
郑亦邹(生卒年未详)，字居仲。明末清初海澄县人。父郑之惠，曾任河北任丘知县，致仕归里后，为乡里调解纠纷，受人尊重。
郑亦邹自幼颖敏，10岁能诗文，13岁补生员。为诸生时，他的古文辞和帖括已很有名。他听说江西宁都县魏叔子善古文，便备办行装去谒见。随后“浮江淮，历豫晋，下楚粤”，到处交友品文，名满大江南北。归里后，闭户著述，搜辑旧闻，有志自成一家。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亦邹考中进士，授内阁撰文中书。与桐城古文作家方苞及吴士玉、曹份、汪武、詹焯、何屺等人相友好。时人称海澄郑亦邹、侯官郑鱼门为“闽中二郑”。亦邹无意仕进，未几请假归里，不再当官，筑室于白云山麓，努力读书、研究学问，灯火达旦。亦邹曾游粤东，有人持文字相见，亦邹与之谈论，获益不浅，遂有志于纂述。为了以文会友，亦邹组织南屏文社，接触不少文人学士。适张清恪抚闽，闻其声名，聘为书院学正，深为敬重。亦邹少豪迈，负才气，与友朋辩论喜求胜。
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张清恪举荐郑亦邹入纂修馆，亦邹未赴任而卒。著有《白麓藏书》10余种及《诗文钞》、《乐府》、《读经辨误》，皆散佚或未完稿。
陈常夏(生卒年未详)，字长宾，以所筑居室“江园”为号。明末清初人。本姓郜，祖籍同安，移居南靖。家道清贫，以授徒为生。
明亡后，陈常夏曾同林莆公、杜于皇、洪思、方进、杨履园等人密切来往，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惜大势难挽。清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清兵入漳。次年，常夏的老师杨联芳季子履圜被门客宋琳出卖处死。他生前有《怀洪思》诗云：“九州同志在，风雨念田横”，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这给常夏的思想很大震动。
顺治八年(1651年)，陈常夏抱着幻想，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又曾到军门献《安漳十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会试中式第一名，成为会元。但殿试屈居三甲，受人讽刺，常夏大为失意，遂辞别帝京南归。
陈常夏性格豪放，南归时曾游历白门、震泽、武彝、支硎、牛首诸名胜，远至河南荆山，寻找黄帝鼎湖的遗迹。他想广交豪杰，有所作为，但知己难求，只有画家髡残给他画幅《归林图》，祝他平安归隐。常夏回到家乡，在邺山(邺侯山)下九龙江边筑屋自居，名曰“江园”。他自耕自食，啸傲过日，有时连糙米饭都吃不上。友人送给他一些银子，他便随意送给穷人，毫不吝啬。
陈常夏常同南明遗臣、佚民及僧徒聚在一起，驾小船前往邺山寻访黄道周讲学的故址。徘徊良久，悲吟而去。他有诗道：“江东之水清且冽，百仞悬崖洒冰雪，明诚堂址化为灰，浩气江声相哽咽。”可谓长歌代哭了。
当时清、郑两军交锋，漳民供给清兵军用，比常供高出20倍，轮值见年，每每征收不足，毙命于官杖之下，因而逃亡载道，田园荒芜。陈常夏因此会见道台，建议分班自征，却遭县府粮房胥吏的反对。常夏又致书齐太守、闵防厅、陈军厅，并会合诸绅士到开元寺协议办法，幸得闵防厅支持，强制照办，才收到预期效果。
康熙初年，路上常有死人，营兵当作奇货可居，嫁祸左右邻舍，诈财为利。当时有钟、黄两家互相仇杀，路上陈尸2具，邻居害怕牵连，逃避一空。陈常夏特出银3两，召保长代为收殓，并言明有事由他承担。
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间，陈常夏之妻以13两银买的16岁林姓婢女，已许聘王亚。王亚原是富裕人家，因“迁界”破产，又为山贼所掠，终日受拷打，须纳200金才得释放。常夏得知其情，遂以所买女子还其父，并不收回原价。后山贼受招安，将所掠良民百余人交给镇帅。镇帅却留为人质，勒索巨款，拷打之苛且甚于山贼，每日死数人。王亚不得释放，其父再向常夏求救。常夏遂往见都督，托言王亚是其亲戚，还花了30两银，才把王亚赎回，使其夫妻得以团聚。
康熙五年(1666年)六月，清廷授陈常夏陕西米脂知县，他以足疾为辞，坚不赴任，决心息影江园，多给桑梓做事，减轻民众疾苦。他在《上赵部院书》中说：“闽中当二十年迁徙之变、兵火之灾，县官科费之滥，营幕派取之苛，膏脂难给，控诉无门，死亡死法，枕藉于道。”又在《上王太守论保费、衙役、寇盗三事》书中说：“漳民死于流离、死于饥饿、死于盗贼，总为藉粮滥派，又有保费繁苛，更番酷虐，无时休息……”，可谓大胆为民呼吁，声色俱厉了。
“迁界”之时，人民饥寒失所，死亡载道，陈常夏购买荒山作为义冢场地，安葬死者。杨联芳家道中落，死无以葬，常夏便以30两银卜葬于南建之阳。
陈常夏对年轻时所献《安漳十策》，自悔孟浪与无知，在所著《江园集》中弃置不收。他平生所行义事，门人沈宗文、柳日生、邓天佑及侄鸾飞作《纪事》可考。晚年声望益高，学者称为“铁山先生”。蔡世远说他“隐然有范文正先忧后乐之意”，评价极高。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论述说：“陈常夏非仕非隐，而不能不称其义，是当入独行，不当入隐逸者也。”它道出常夏亦儒亦侠的可贵品质。
白拱薇(生卒年未详)，明末清初湖广沔阳(今湖北省沔阳县)人。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康熙六年(1667年)任南靖县知县。政风严正，而对贫民特别关心爱护。
南靖地处九龙江西溪中游，历史上水患频仍。白拱薇到任后，即着意防治水患。康熙七年(1668年)初，经过县情调查，着手策划兴筑西河坝护城。正召集河工治理，下了暴雨，洪水骤至，县城及近郊村庄多处被淹。拱薇组织县民收殓死难者尸体，修复村落庐舍，并拟文呈请知府豁免受灾乡社赋役；还捐俸修葺被洪水冲坏的学宫和县署。洪水退后，赶筑西河坝，及时修竣完工。
白拱薇在巡视监狱时，发现囚犯满狱，罪名皆为“奸民”，便询问狱吏，为何南靖“奸民”特多？狱吏据实禀报，囚犯多因“抗租”被拘禁，实是冤民并非奸民。原来，南靖富豪当初买取农民土地时，地籍并不开割过户，鱼鳞册上的田地业主仍登记在农民户上。南靖还有“一田三主”(即业主、二田主、三田主)的租佃制度，种田的佃户除向田主纳粮外，还纳租于二、三田主，粮额及租额苛重，不论丰年灾年，都得如数交纳。农民苦于负担地租和田赋，负担不起的便被作为“抗租”罪犯拘捕入狱。这种制度，农民所受剥削严重，并已延续了300多年。拱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下决心要根除这一陋规。
白拱薇经过一番认真研究，拟出“就田问赋”的法规。其主要办法是：丈量田地面积，根据田地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取消原有差别过大的官田、民田征粮数额，平等对待；地籍、田赋均归业主，使其收租权利和纳赋义务统一起来。这一法规，大大减轻种田农民的负担，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就田问赋”法规的实施，既要伤害豪绅的利益，又要根除延续数百年的旧章程，遇到阻力不言而喻。白拱薇有鉴于此，在新法规出台之际，按田问主，特意选择县里第一流的富豪，就“得田不纳赋”予以训斥，严令他们立即交粮。拱薇乘势揭发出许多田粮胥吏朋比为奸的弊病。由此，清丈田地、就田问赋之法得以顺利实施。
在革除陋规、清理税粮时，白拱薇又发现另一问题。宋、元时期，寺院的寺田享有“特免差役”(差役是田赋额中的附加)的权利，百姓苦于杂役，便把田地“诡寄”僧户名下，输半租于寺院，以求免除杂役盘剥。拱薇正在奔走呼吁解决这一问题，却因被解职而未有结果。
白拱薇逝世之后，南靖百姓怀念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将其祀于名宦祠。
黄性震(1637～1701年)，字元起，号静庵。明末清初漳浦县官塘湖西堡(今湖西乡城内村)人。12岁时，父母俱亡，生活困苦。幼年喜读史书，胸怀大志；壮年曾在郑经辖下任候补佥事道。熟知闽、台沿海地理和军事形势、人心向背等。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郑经出兵攻闽南。福建总督姚启圣进驻漳州，召集各级军政要员筹划平郑事宜。黄性震暗中晋见姚，陈述平定海疆的10条策略，被姚接纳。
《平台十策》的首要策略是“攻心”，即以官爵、金帛收买郑经部下，作为攻台内应。姚启圣采用他的计谋，先发动清军进攻，夺取长泰县城，大破郑兵于北溪，占领江东桥等地；继以战胜余威，实行招抚政策，在漳州开“修来馆”，收纳投诚的郑方官兵。凡投诚者都给予官服、车骑，来去自由，即使走回郑营也不加追究，用以眩惑郑军人心。姚又依性震的建议，厚待间谍，重赏提供对方军情者；又用反间计，扬言某时某将当来归降，惹起郑营互相猜忌，贰心贰德。仅半年便招抚郑方投诚官员1237名、士兵11639名。不久清军连捷，攻下海澄。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再下厦门、金门，迫使郑经退守台湾。
黄性震又提出《平海善后八款》：“厦门、金门急宜固守，不可轻弃；沿海内外要汛各须分守，以壮厦门声势；请敕先剿粤寇，莫使滋蔓再纵；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福建边界急请开还；新增绿旗官兵宜设法陆续渐撤，不便一时裁并，致生意外；浙江调来之兵应请先行撤回；投诚官兵众多，急请拨饷安插，以弭后患”等，均被清廷采纳。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春，郑经于台湾病逝，长子被缢死，幼子郑克塽承袭，文武解体，上下携贰。姚启圣又用黄性震为谋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发兵进攻澎湖、台湾，郑克塽面缚投降。清朝终于统一中国。
早在平台前一年，黄性震奉特旨整饬直隶霸昌道，管理屯田、驿传、粮饷事务，兼管居庸关等处要隘。性震官居山西按察司佥事，设计尽捕响马，保证行旅安全。对不法旗丁，亦绳之以法。不久提升为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适逢大容山少数民族叛乱案件发生，牵连甚广，高、廉、罗、肇、浔、梧、柳、庆8州府的监狱囚犯充斥。性震只处决崔枝玉等少数魁首，其余都省刑释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西天气大寒，黄性震按人口发给冬衣，市中布庄销售一空，官民欢声震地。为此，他被提升为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武昌夏逢龙作乱，清廷剿抚议未定；性震认为用兵如治乱丝，急则更乱。不久，夏逢龙部内讧，夏被杀，官军进剿，一举而乱平。性震在湖南任内，政声甚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因病得准归休。赋闲7年，再出为永定河务总理。仅用4个月，完成填塞永定河决口工程，晋升为太常寺卿。康熙四十年(1701年)，性震卒于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时年64岁。
黄性震生前曾捐俸为家乡湖西族人建筑城堡(名“诒安堡”)，修建县城西郊的双溪坝，疏通内河，引矾山、梁山诸水至城下，疏浚泮池、傅公河，整修文庙、明伦堂，设置义学、购置学田，修建漏泽园，又在大垅坂及东郊购置义冢，至今为人称道不衰。
黄性震著有《小宗祠碑记》、《建置金浦湖西诒安堡家庙文学、祭田、学田、义田碑记》等。
唐朝彝(1640～1696年)，字偕藻。清初镇海卫铜山千户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朝彝少贫苦，清初“迁界”，铜山被毁，流离漳州、南靖一带。
清康熙五年(1666年)唐朝彝乡试中举人；翌年会试成进士，殿试二甲，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满文。散馆后，时在康熙九年(1670年)，实授广西道御史，责在弹举官邪。朝彝为官清正，斥除一切供给陋规，著有政声。随后历任山东、山西、京畿、河南、广东诸道御史，保持廉吏本色，居肥缺而不变。后升通政司参议。
唐朝彝在通政司参议任内，列席九卿会议。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在乾清门听都院各首长面奏机宜。当时会推福建副使张仲举充任江西按察使，朝彝不顾九卿举荐，独持异议。他说：“我是福建人，对福建副使张仲举最了解。仲举平常人，并无大才干，不应保举他躐升”。会议哗然，至午不决。次日，都察院纠集一些官员合疏公参，声势汹汹，朝彝据理力争。玄烨便将此案交给吏部察议，吏部奏请将朝彝革职。玄烨说：“廷推事关重大，或举或否，原许各抒所见，倘众口附和，而无一人争执，岂能无党同之弊？今若将朝彝议处，将来推举之人，或有徇私请托者，谁肯直言指摘呢？”朝彝的直臣品格得到康熙帝的赏识。翌年即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同年，他奉命前往赵城、荣河致祭古先帝王女娲和成汤，一仍初衷，不受馈赠，接连调升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不久转任宗人府府丞。
唐朝彝在宗人府府丞任内，掌握皇族的生死、婚嫁、俸禄、封荫等事务。有个笔帖式故意呈上一堆满文草本，请他画押稿尾。不料朝彝精通满文，一一批示，使众满官相顾惊骇，瞠目结舌。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唐朝彝因病辞职回乡。翌年逝世，时年56岁。墓在南靖程溪(今属龙海市)。著有《易学说编》、《西台疏草》、《汇青堂诗集》等书，惜多散佚。零星诗文见于地方志乘的有《陈北溪故里》诗、《提督许公重修陂闸碑记》、《大都督詹公重修铜城功德碑记》、《大都督黄公镐兴庙惠民功德碑》等。
唐朝彝为官30年，不能盖一屋。在京清贫，甚至出质平生爱好的古物。有人嫌他呆气，落得受穷，他却怡然自得，不以为意。平生不滥攻讦人，自抬身价；而大义所在，即在皇上、高官面前也无所畏避。
洪思(？～1704年)，字阿士，号石秋。明末清初龙溪县(今属龙海市)人。父名榜，字尊先，是黄道周门生。洪思年方13岁，随父到道周家门拜访，举止严肃恭敬，受到道周器重。道周出山，洪思稍长，就到邺山讲堂听讲，被选参加扣击钟磬，并在此涉猎群书。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黄道周殉国江宁(南京)。此后，洪榜、洪思都避世隐居深林。洪思逃于敬身山(俗名苦竹山，在今华安县高安乡)，与妻戴和、子民贞同住荒山，不入城镇。日常家无斗米，一遇荒年，连日断炊。洪思不以生活困苦为虑，日以诗歌自娱。该山山下有邱氏祠堂，至今存有洪思手书联语，联云：“祖宗识远，知此青山独可家；诗礼思深，宜其后世多佳士。”
洪思与相国杨联芳之子杨履圜相友善，每次聚首念旧，常同舟过江东，登邺山，凭吊诸翁石，两人相持痛哭。不久，履圜被门客宋琳出卖，不屈而死，洪思独游无伴，更为伤感。到时局较为平静时，洪思偶尔也到邺山讲学，每与诸生谈论国运兴衰，嘘唏不已，显现忧国忧民之意念。一日，洪思对知友郑亦邹说，看来复明之梦，终于无成了。
洪思之师黄道周遗著，兵火后散失，十存仅二三。洪思忍辱负重，奔走于道周旧友庐舍收辑遗书，花费近50年时间，收集到大部分，终成《黄漳浦全集》50卷。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洪思以小恙死于收文的旅次。他的门生将其遗体葬于紫云山麓，祠于其先师文明庙的左庑。
洪思遗著有《敬身录》8卷，《孔子谱》2卷，《朱子谱》2卷，《文删》8卷，《月史》、《岁史》各4卷，《山居帖》1卷，又作《洪图六经》，共842图。
蓝理(1649～1720年)，字义山。畲族。清漳浦县人。少年豪雄不羁，膂力过人。有一次，纠集族中的壮健人，击杀名叫卢质的海盗，然后往衙门报功，不料衙吏见他言行相貌不像平民，怀疑他和卢质是同类结仇相残，所以把他也关进监狱里。
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反清，释放所有监囚，叫蓝理报名投军。他却从小道北上，直到仙霞岭投奔康亲王，自愿当向导，先破叛将曾养性于温州，作为献礼。康熙十五年(1676年)从清军入闽，受任为建宁游击。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都统赉塔打败郑经军队，收复长泰县。翌年任灌口营参将。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督姚启圣驻军漳浦，命令蓝理分兵守高浦，蓝理不愿去。姚就奏他吃空额，冒领军饷，因此罢官受军法裁判，罪该受杖和徒刑。蓝理自请剿“海寇”，戴罪立功。圣祖玄烨就派他在军前效力。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靖海将军施琅出兵攻台湾，奏请任蓝理为右营游击，作舟师的先锋。蓝理之弟蓝瑶、蓝瑗、蓝珠都跟在一起。
割据台湾的郑克塽派遣刘国轩守澎湖，命令曾遂领兵数万迎敌。蓝理督兵与战，双方开始大规模鏖战，自辰至午(上午7时至12时)越打越激烈。曾遂发炮，炮弹从蓝理身边飞掠而过。蓝理被击伤倒下。曾遂一见就遥遥大喊说：“蓝理死了！”蓝瑶急忙把蓝理扶起，站好。蓝理也大呼说：“蓝理在这里，曾遂死了！”蓝理忙从族侄蓝法手里接过钢刀，大喊“杀贼”，声响如雷，将士受到鼓舞，奋力拼战。蓝法见他肚破肠溢出，连忙双手掬肠装入肚里。蓝瑗给他穿上衣，蓝珠找条白练把创口包扎停当。蓝理继续呼喊部下冲杀，终于击沉对方战舰两艘。曾遂大败，军队溃散。施琅看见蓝理受伤，走到蓝理船上深情慰问，令他治创再战。
施琅回船后，船走到沙滩边搁浅，郑军战舰向施琅船四面围来，蓝理闻见呼声赶来救援。蓝理船的布帆写上“蓝理”二字，敌方一望，不敢迫近，稍稍向后退却。蓝理麾军追击，夺得敌舰，请主帅换船后，又出而猛追敌人，一直追到西屿，把郑军杀得死伤几尽。这一役就攻下了澎湖，为平息台湾立下第一功。
台湾平定后，清廷以蓝理血战破敌，功在其首，议定给予加左都督衔。不久，服父丧，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丧期满，前往京师。在赵北口迎接圣驾。蓝理被召至御前，康熙帝令其解衣，察看创痕，大加慰勉，擢升他为陕西神木营副将；随后又升任宣化镇总兵，挂镇朔将军印。康熙三十年(1691年)移任定海总兵。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移任天津总兵，赐花翎冠服，并赐御书“所向无敌”的匾额。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蓝理因旧伤复发，请求解职。皇上加以慰留，并遣御医诊视。
蓝理认为畿辅之地多荒洼，可垦为水田，遂请准率兵在天津开垦150顷稻田，所收稻谷，民号为“蓝田(谷)”。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蓝理被提升为福建陆路提督。翌年，帝南巡，蓝理往扬州迎驾，又得很多奖赏，复得御书“勇壮简易”的匾额。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蓝理遭母丧，奉命在任守制。守制期间，捕治盗贼，波及诸豪家；修桥梁、平道路，多取富民钱财，积怨甚深。泉州民众绘虎为榜，列叙蓝理累民“罪状”。蓝理名声从此败坏。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巨盗陈五显等纠集2000人骚扰泉州、永春、德化诸县。皇上听得这一信息已过数月，蓝理才上疏报告其事，并且说“村落安集如故”。皇上大怒，诏斥他说谎隐瞒，欺君瞒上，立即撤职查办。总督梁鼎、巡抚满保先后弹劾蓝理贪婪、酷虐等罪状，真是雪上加霜。朝廷遣侍郎和托、廖腾煃二大员会同总督、巡抚依法惩治。查得证据，依律论斩。康熙帝念其旧勋，下诏从宽免死，以罪犯身份编入京城旗籍服役。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新疆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进兵西藏，制造动乱。清廷派兵征讨，蓝理疏请往军前效力，皇上批准，赐他总兵衔，从都统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部兵败，西藏平定，蓝理以年老得赐还京。翌年，蓝理年老残疾，卒于北京，时年71岁。诏免先前追赃的银两，遣其妻子回籍归葬。
蓝理的几个弟弟随军征战，平台有功，俱加封左都督：二弟蓝瑶，未任职而卒；四弟蓝瑗，官至福建金门总兵，在漳州立“折冲之才”坊表；五弟蓝珠，官至天津参将。
陈汝咸(1658～1716年)，字莘学，号心斋。清浙江鄞县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始以翰林庶吉士出任漳浦知县，历13年。其后，官至大理寺少卿。
清初，漳浦地方战乱频仍，经历沿海“迁界”、“复界”，赋役管理十分混乱。复界后，田地易主，而赋额仍计旧主，旧田主逃避“乱粮”，而新田主据有田地却无赋额。且官粮、民粮等则不同，田赋轻重不均，土豪猾吏相倚为奸，武断乡曲。丁粮版籍岁久混淆，百弊丛生，百姓不堪其苦。陈汝咸到任时，漳浦复界已10余年，仍然存在这种混乱状况。汝咸针对现状，实行编粮均户，使人丁归籍。令百姓自报丁口田产，自封投寄，就地定户，以人定产。凡有田之人，皆必立户，纳粮多者开为首户，实行滚单法，以次轮催。赋役编审定额后，详细列榜张贴城墙公布，使百姓家喻户晓，时人称为创举，百姓赞其公平。地方势家和里胥、差役无法营私舞弊，衰户弱民不再无端受榨，积弊为之一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汝咸着手重新编定保甲，以10家为一甲，每20甲为一保，全县编定166保。每甲立10家牌式，以人口最多一户为甲长，与其他9家互相稽察，诘奸禁暴。保甲管理严密得法，城乡社会秩序渐趋安定。
陈汝咸还致力于治学教化，在县内创设4所义学，修葺学宫，建铜山南溟书院、云霄朱文公祠等。每月逢朔、望两日，都亲自到明伦堂为诸生讲习“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课。他从容辩论，竟日不倦。每月诸生要作八股文、古文、诗歌，汝咸都亲为品评，分定等第。他提倡古学，文风为之一变。得知明诚书院被僧人占据，汝咸亲带县役驱逐僧人，恢复黄道周讲学处的风貌；延师书院中，训励士子，并写《明诚书院记》以存。
陈汝咸在漳浦以为政廉明著称。他性机敏，处理案件迅速而慎重，一般民事诉讼，只用书面通知，不派差役拘捕，并能以理以法公正断案，百姓赞其宽恕。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连日暴雨，溪流骤涨，大水淹没南门外民居，百姓上屋顶求救。陈汝咸亲自登南门城楼，急募集小船拯救，又用大索扎木筏10多架，分头抢救灾民，并通令每抢救一人给钱30文，不多时，受灾男女老幼全部得救。汝咸倡修双溪坝、得仙桥，毁东岳庙，将无为教经堂改为育婴堂等。政绩显著，深受百姓赞颂。
陈汝咸在漳浦县任职13年间，曾两次组织续修《漳浦县志》，第一次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聘请县人进士林绍祖、举人林登虎主编；第二次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再次续修。两次修志共20卷，汝咸亲自撰写“赋役”等篇，为漳浦留下存史、资政等翔实的珍贵文化遗产。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汝咸调任南靖县知县。离任之日，漳浦百姓遮道挽留，但皇命不可违，他只得趁夜离开漳浦。漳浦县百姓在他离任后建月湖书院，塑其像永祀之。
陈汝咸任南靖知县后不久调京，任刑部主事，又升大理寺少卿。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奉敕往陕西勘灾赈济，两年后卒于行邸，时年58岁。漳浦、南靖百姓祀之于两县名宦祠。
陈汝咸著作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还有多篇诗文被载入旧《漳浦县志·艺文志》。
林亮(1661～1727年)，字汉侯，号惟执。清漳浦县人。少失父母，孤苦伶仃。性情豪迈，喜欢结交豪杰。
林亮从军习武，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任台湾水师右营把总。六年后任铜山营守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调任澎湖协防右营守备。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发生朱一贵反清起义，义军声势浩大，席卷全台。清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蓝廷珍率领清军赶至澎湖，准备镇压义军。任林亮为先锋，率舟师500余人冒死攻占天险鹿耳门，在台湾登陆。继而配合大军乘胜攻克安平，进占府城。不久，清军平定全台，林亮功居第一，总督满保手书褒扬状，奖银400两。
雍正元年(1723年)春，林亮受命为南澳镇左营游击，八月升任台湾南路营参将。他都未到任，而在台湾研制战舰，所造的战舰及母子炮都极为精妙。累前功，加都督同知衔。当年九月，雍正帝召见他，擢升为台湾水师副将，并赐予九雀翎宝刀、貂皮、缎匹等物及库银200两。几月后，又任他为台湾镇总兵。恩宠有加，异于常例。
林亮在台湾任职时，抚恤穷民，整饬水陆兵防，创建府治木城。当时内山少数民族时常袭击附近居民，林亮对他们实行招抚教化，使108社万余人的少数民族归顺于清廷，于是附山居民得以安居乐业。朝廷闻此治绩，又赏他1万两银，并晋升4级。林亮即把部分奖金购买色布、漳烟、盐、糖等物，派官分赠各社，少数民族深为感动，欢声震撼山谷。尚余8000多两银封存台湾府库，自己分毫不沾。
雍正五年(1727年)，林亮调任浙江定海总兵，每日率舰巡逻所辖海域，保卫海防。是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时年66岁。
蓝廷珍(1663～1729年)，字荆璞。畲族。清漳浦县人。少时务农，喜习武艺，不甘于穷困乡间，不远千里到浙江定海投奔任总兵的族叔祖蓝理。入伍后，勤习骑射、枪炮，深得蓝理的赏识。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蓝廷珍升为定海营把总。当时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他一上任即主动出击，举凡汪洋绝岛，先前官兵罕到之处，都穷搜无遗。因此海盗闻风丧胆，曾互相告诫要“谨避老蓝”。10年中他积功擢升至温州镇标左营(一说右营)游击，威名日炽，但因此也招来了妒忌。时关东大盗孙森等劫辽阳的大炮和战船潜逃下海，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奉旨缉拿，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带同提督吴升巡行至温州。温州镇总兵谎报廷珍在家看戏，不来迎接。满保大怒，准备上本参奏；不料到瑞安时，却见廷珍在江边跪迎，方知他原来刚从黑水洋与海盗激战获胜归来，孙森等人均已就擒。满保慨叹道：“有是哉！几失吾良将也。”于是急忙改参劾为保举。翌年春廷珍被提升为澎湖副将，夏秋间再升为南澳镇总兵，不久又兼管碣石(在汕头)、潮州二镇军务。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朱一贵起义反清，声势浩大，不几天台湾尽入义军之手。蓝廷珍闻警，慨然以从征为己任，上书满保，建议总督驱师南下，驻扎厦门筹划粮饷，督师“进剿”。满保得书立即调廷珍至厦门，派他统领水陆大军，会同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澎湖，克期“进剿”。
同年六月十一日，蓝廷珍率师到澎湖。他建议应集中兵力直捣鹿耳门；又说“贼皆乌合，不足忧，惟胁从多至30万，请檄示止歼巨魁，余勿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世骠采纳他的建议，命守备林亮、千总董芳为先锋，率舟师8000人直逼台湾鹿耳门，廷珍亲率大军继后，果然连战皆捷，夺取了鹿耳门，直逼台湾府城。在攻城战斗中，又设伏蔗林间大败义军。清军从鹿耳门登陆仅7天便攻下府城。廷珍率军进入府城，闰六月初七俘获朱一贵，全歼义军，七月全岛平定。廷珍在镇压朱一贵战斗中献计献策，征战得力，故九月施世骠病死后便得以署理提督职务，继续坐镇台湾。
台湾平定后，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满保认为山地“土番”难于治理，把山地列为“弃土”，下檄文划界迁民。蓝廷珍反对这种做法，上书满保，提出“六可虑”，大意为：人情安土重迁，一旦迫令搬移，“无屋可住，无田可耕，失业流离，必为盗贼”，一可虑也；山地广且饶，宜田宜宅，一旦迁移，“则是弃为贼巢，使奸宄便于出设”，二可虑也；“前此台地何人非贼”，除巨魁外均令安居乐业，今欲迫令“附近贼里之人”搬迁，是“邻贼之罪重于作贼”，三可虑也；“台寇虽起山间，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贼弃地，则府治先不可言，况郎娇(地名)并无起贼，虽处极边，广饶十倍于罗汉，……今无故欲荡其居，尽绝人迹往来，……脱有匪类聚众出没，更无他人可以报信”，四可虑也；入山锯板抽藤，为贫民农食所系，亦为军务所必需，一旦禁绝，“则流离失业之众又将不下千百家”，且“势必违误船工”，五可虑也；“疆土既开，有日辟，无日蹙”，国家在台设立郡县，距今未40年，已开辟疆土延袤2000余里，今欲令“现成村社废为丘墟”，可行乎？六可虑也。他认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谨防，广听开垦，使地尽其利、人尽其力，鸡犬相闻于山中，而盗贼“无遁逃之薮”。又建议在罗汉内门中埔庄、郎娇各设一千总带兵驻扎，兵丁于操演之外，自备牛种就地屯田；在南路的下淡水、凤山，北路的半线增设守备，兵源就内地各标营份额招募来台，三年一换，使内地不至空虚，无顾子失母之病。满保采纳廷珍的建议。不久，清廷便划诸罗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增设彰化县，划溪北至鸡笼(今基隆)置淡水同知，以治理民“番”事务。
康熙六十一年(1622年)，廷议以两次平台(另一次为平郑克塽)都是先在澎湖驻军，后才进兵台湾，因此要把总兵移驻澎湖，台湾府治只设陆路副将，并裁撤水陆两中营。蓝廷珍上书满保，认为这种重澎湖轻台湾的做法，无异于放弃台湾；台湾沃野千里，山川形势非比寻常，一旦有事，漳、泉先受其害，闽、浙、江、广俱各震动，“若遵部议，必误封疆。”书甫上，南路的下淡水、北路的八掌溪即有动乱发生，经发兵镇压，始告平息。这一事件证明了廷珍预见的正确，满保得书并与提督姚堂计议后报部取消了总兵移驻澎湖的原议。
蓝廷珍治台时，又请准在台湾实行保甲制度，并于台湾中路、南路凤山、北路诸罗等地设大乡总4名、乡长26名；又实行团练制度，在台湾、凤山、诸罗各县，各练乡壮500名。此外，县丞巡检各练乡壮300名，无事分散务农，有事则是士兵。
总之，蓝廷珍的种种建议和措施，对安定台湾社会、开发宝岛经济都发挥重大作用。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升蓝廷珍任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衔，赐孔雀翎，授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他到任后，即整顿部队，还建立巡防制度，使福建数千里海疆风平浪静，商旅往来，安然无事。他对属下赏罚分明，即使亲朋故旧子侄有错误，也从不护短；而凡有益于地方和军国事务的则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特别爱惜人才，在他幕中的蓝鼎元、陈梦林等都曾得到他的信任，使能展其所长；如有立功，立予举荐。因此，很得军中的爱戴。
雍正二年(1724年)，蓝廷珍上京觐见，世宗赐他到马兰峪进谒景陵。他先后受过清廷24次赏赐。雍正七年(1729年)，因病卒于任所，终年66岁。世宗闻他得病，即派遣太医入闽为他诊治，但太医刚到福州他已经亡故。朝廷赐给帑金2000两为他治丧，赠太子少保，全礼祭葬，赐谥襄毅。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又字任庵，号鹿洲。畲族。清漳浦县人。父亲蓝斌，县学秀才，早逝。鼎元靠寡母许氏做女红抚育，家境十分穷困。
蓝鼎元自幼勤学，在山中读书时，每月只带一罐白盐佐餐。学友嘲笑他，他作了一篇《白盐赋》以自勉。他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书籍，熟研诗文，尤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17岁时，曾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以备将来之用。
蓝鼎元应童子试时曾名列第一，而后9次乡试却都落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设立鳌峰书院，延召九府一州学行兼优的人纂订先儒著作，鼎元亦应召参加。伯行很赏识他的才学，称赞他是“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一年后，鼎元因思念年近七旬的祖父母和体弱的寡母，辞职回家。伯行再三下书征召，他都婉言辞谢。此后，他又在家专心读书11年。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朱一贵起义反清，几占全岛，蓝鼎元随堂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往镇压。他出入风涛，襄赞军务，文移书檄多出其手。事平后，又随廷珍招抚降众和逃亡的百姓，绥靖“番”社，历时年余。返乡后，撰写了《平台纪略》，提出治理台湾的正确策略。他还向台湾道条陈19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
雍正元年(1723年)，蓝鼎元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交口称赞，说他是个很好的治史人才。雍正六年(1728年)冬，经大学士朱轼的举荐，鼎元获世宗召见，条陈经理台湾、河漕、黔蜀疆域等6件时务。世宗认为很好，对朱轼说：“朕观此人便用作道府亦绰然有余。”不久授鼎元广东普宁知县，一个月后又调摄潮阳知县。鼎元在普宁和潮阳任内，对捕盗贼、责治讼棍和神棍、平反冤狱、破除迷信、振兴教育以及厘除地方赋税积弊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这两地社会治安趋于安定。
蓝鼎元在普宁、潮阳两地虽政绩斐然，受到人民爱戴，可是由于他秉性亢直，违逆上司，因此也留下祸根。当时潮属连年饥荒，朝廷同意潮惠道楼俨的请求，用公款就地籴粮备赈。在解运时，运官和船户仗着楼俨的权势，沿途盗卖官粮，掺杂糠秕或灌水充数，各县慑于楼俨威势，不敢声张。鼎元查明实情，将不法船户拘捕入狱，运官怂恿楼俨出面向鼎元说情，鼎元坚不答应。楼俨因此挟隙串通藩、臬二司诬告鼎元6条“罪状”，其中第一条竟是他废除当地新官一上任，所有渔船必须各交银4两换取新照的旧例，以致“亏空公款千余两”。当地渔民听到这个消息，竞相为鼎元呼屈鸣冤，并争着为他偿还官欠。虽然如此，鼎元还是受到革职回籍的处分。总督郝玉麟察知此情，曾为他致书巡抚请设法为之昭雪；后鄂弥达任两广总督，欣赏鼎元的才识，聘他入幕府，并具折奏明鼎元受诬始末，受到世宗特旨召见。鼎元奏对称旨，世宗派他署广州知府，并赐御书谕训、诗文、貂皮、紫金锭、香珠等珍贵物品，以示恩宠。
广州当时是旗人、汉人和洋人杂居之所，洋舶出入频繁，而葡萄牙人又在香山、澳门等地构筑炮台，对我国海防甚为不利。蓝鼎元正想加以整顿振刷，想不到赴任才1个月，壮志未酬，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病逝世，卒年53岁。
蓝鼎元的遗著有《鹿洲初集》20卷、《女学》6卷、《东征集》6卷、《平台纪略》1卷、《棉阳学准》5卷、《鹿洲公案》2卷、《修史试笔》，以及主编《潮州府志》一部。
蓝鼎元见识甚广，他所编的《大清一统志》，部分描述海内外的山川、风土、禽兽、少数民族文物等状无不了若指掌。在《论北直水利》、《论江南应分州县》、《贵州全省总论》、《论边省事宜》等论著中，显示了他的博学广识，议论多中肯綮。他对我国东南海疆尤为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福建全省图说》、《粤夷论》、《潮州海防图说》、《南洋事宜论》等论著中，多方面地论述东南海疆形势与民情。在《南洋事宜论》中，他对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所下的禁海令曾作过具体的分析并加以尖锐的抨击。他分析海禁之害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掠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之变，证明其评论是切合实际的。
蓝鼎元在所著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中提出了经理台湾善后和治台策略的问题。清初设立台湾府时，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这些府县都位于台南平原地带，而把“土番”居住的广大山区列为“弃土”。鼎元认为这些地区过去虽然是“毒恶瘴地”，今则“生聚日繁”，于是建议划诸罗为两部分，另设彰化县；又鉴于淡水形势重要，建议设置淡水厅。至于台湾南、北路要害地方文武官员如何驻扎，官兵、营汛如何添设更置、哨船如何换班等问题，论述都很剀切详明。从前清廷限制大陆人民赴台开发，规定去台者不准携带家眷；鼎元认为台湾亟需内地劳力开发，为了垦拓台湾，应当改变规定为“欲赴台耕种者，必须带有眷口”，“台民有家属在内地者，许其赴内地搬取”。这许多建议，多为清政府所采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高宗下手谕：“蓝鼎元《东征集》所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阅，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中所论各条有与见在《事宜》(中)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可见蓝鼎元的卓识及其治台策略影响深远。
蔡世远(1681～1734年)，字闻之，号梁村。清漳浦县人。因世居漳浦梁山，学者称之为“梁山先生”。
蔡世远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代理学家蔡元鼎的后裔；祖父蔡而熤，是明代重臣、著名学者黄道周的学生；父亲蔡璧，拔贡生，任罗源县教谕，后受福建巡抚张伯行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
蔡世远从小接受家训，努力学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遗著，还广泛学习各种经书，讲求经世之学。他以古代名人为学习榜样，认为学问起码要近似南宋的真希文(德秀)，事业要近似北宋的范希文(仲淹)，因而以“二希”作为自己的堂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蔡世远考中举人。翌年，张伯行见他年轻多才，请他主持校订先儒著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在京期间，他得到福建同乡、大学士李光地的赏识，在李的启迪下，又对程朱理学作进一步探究，有了较深的造诣。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蔡世远请假回乡省亲，途经浙江，听说漳、泉二州闹饥荒，便亲自向在浙同乡借款，并劝说他们捐钱买米几千石救济灾民；又请浙江巡抚放宽口禁，将粮食由海上运到漳、泉，平价卖给百姓。探亲期间，父亲去世，于是居家守制治丧。其间亲定族规，置大小宗祭田，对孤寡老人按月发给粮食，使他们免于冻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蔡世远服丧期满回京，但已超过原来所请的探亲假期。按朝廷新颁的诏令规定，翰林、科道官员假满未归者，作为自动超休处理。世远为丁父忧而超假，本应按照丁忧假例处理，可是朝廷不知此情，也将他作为自动超休处理。有人劝他向吏部说明情况，求请复职，世远却说：“吾闻古者受爵而让，未闻投牒以自申也，况吾实以假归，焉可诬乎？”结果，他被休致了。其时，康熙命李光地任总裁编纂《性理精义》，李便推荐世远任分修。翌年，书成，世远不以编纂之劳邀功，恰好又接到生母吴氏患病的消息，就向李光地告假回乡侍奉母亲。
蔡世远回闽后，受聘到省城福州主持鳌峰书院，为福建培养人才。他到书院后，立学约：“以循序体察为致知之方，以敦本立诚为力行之要”；而自己由“夙尚风节，敦行孝悌，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因此，“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在他的培养下，很多人都有所成就，如乾隆时(1736年至1795年)著名的学者、宁化人雷翠亭，就是出自世远门下。世远在鳌峰书院教学一段时间，后因母亲逝世回家服丧。在漳浦家居期间，他又接受知县的聘请，到学堂讲学，听者常达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蔡世远得悉朝廷将出师台湾，急忙修书给总督满保，建议他告诫入台清军不要随意杀人。台湾局势安定后，又建议有司要选用廉洁贤能的人出任地方官，使上下缉和，确保治安。这些建议都为总督满保所采纳，因此台湾人民颇受其惠。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选拔经术德行兼优的学者任诸皇子侍读，蔡世远奉诏入京，授为翰林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书。不久，迁为侍讲。雍正四年(1726年)，又升为右庶子，再迁为侍讲学士。翌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位列九卿。雍正六年(1728年)，迁礼部侍郎，主持乡试、会试事务；同时充经筵讲官，兼管籍田、从耕，以及文武殿试读卷、校阅文艺等工作。这一时期，他专心致志辅导诸皇子学习，很少参加廷议。世远给诸皇子讲授四书五经及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及朱)的理学，“必近而引之身心”，说明为人处事必须“设诫而致行”的道理；在辅导皇子学习诸史及历代文学作品时，“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意焉。”当时兼任保傅的都是一些执政的大臣，他们无暇兼顾讲习，只有世远一人每日卯时入宫，酉时出宫，10余年风雨无间，深受世宗的赞许和诸执政大臣的好评。
蔡世远在京和古文大家大学士方苞过从甚密，二人常纵论“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门人陶太常初任职时，和几个同年去拜谒世远，世远便对他们着重指出《诗经·民劳篇》的要旨在“重戒诡随”，说明做官必须爱民的道理，以及依附权势、搞阴谋诡计的可耻。
蔡世远虽身居高位，但谦恭自持，淡泊为怀，所得俸禄，多半赞助族亲和故旧，“妻、子仅免寒饥，敝衣粗食，视窭人或甚焉。”他在京城的起居室只设一架床、一张帐，遇有好友到来，就让出自己的床铺，自己睡在后夹室里。当夏秋时节，“蚁虻噆肤，竟夕不安”。有一次，陶太常进入世远的卧房为其妻子诊病，看到挂的是补过的旧蚊帐，盖的是补过的粗布被，不禁叹息。
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参劾蔡世远的长子蔡长汉违反条例，私给船照。世远奏说：“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后经部议，他因失察被降一级调用。翌年，世宗下温谕，复其官职。时世远已卧病不起，世宗令太医为他诊治，所需珍贵药物皆由朝廷供给。世远病了1年多，终因医治无效，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八日逝世，享年53岁。世远身后，除几袭旧衣外，几乎一无所有，家属无力发丧，世宗特赐银500两，诸皇子也赙赠银300两，灵柩才得归葬福建漳浦原籍。大学士方苞为他撰写墓志铭。乾隆时，追赠礼部尚书，谥文勤；高宗并写了《怀旧》诗，称他为“闻之先生”，诏令入祀贤良祠。
蔡世远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学识渊博，尤精于性理之学。他继承二程和朱子之学，又深研周敦颐、张载的学说，是清代闽学派的主干。世宗在为他作的《制词》中说，他“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乎理学、文章”，“克探濂、洛、关、闽之蕴”。他和李光地两人实系宋代杨时、朱熹的理学传人。在理论上，他主张把“敦本立诚”作为“力行”的原则；在学习方法上，以“循序体察”作为“致知”的途径。其遗著有：清高宗作序的《二希堂文集》15卷，《鳌峰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各一卷，所编的《性理精要》、《历代名臣言行录》，考定的《古文雅正》、《汉魏六朝四唐诗》各若干卷。他的另一贡献为纂修《漳州府志》，以正统儒家观点评骘人物。
严仙藜(约1681～1736年)，字太乙。清龙溪县石码(今龙海市石码镇)人。父名家椿，字二为，号质园，是石码名儒。
严仙藜是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生员，一生困于场屋，50岁仍是个童生，贫而多病，并无功名和事业可言。但其诗文却因穷而愈工。其师郑亦邹为漳州诗坛泰斗，仙藜从之学诗，潜心向学，独有心得。
乾隆初，庄亨阳《严太乙诗集序》评云：“严子太乙……笃学问，有异才。”又云：“(太乙文)深古瑰丽，非耳目近玩”；“(其诗)浸淫大历间”，“言之有物，气骨特雄健”。评价可谓很高。可惜严仙藜生活在漳海边沿，坎昺一生，声名不出闾里。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民国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均未录严仙藜的诗。诗虽工却不显，其穷益甚。所幸《龙溪县志》尚记其姓名及成就，并刊载其《游云洞》、《木棉庵》二诗；《石码镇志》录其诗13首。著有《碧梧庵集》，生前因贫不能刊印；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才由郑开禧辑刊行世，改名《野航诗钞》(收诗237首)，使沉海玄珠重见于世。后人得以欣赏其诗作，仿佛想见其诗魂所在。
严仙藜的诗恰似三国魏阮籍的《咏怀》诗，隐晦悲愤，意在言外，必须细心领会，才能听懂他隐藏在诗句中的心声。
《春兴》8首，隐喻杜甫的《秋兴》8首。其中一首云：“三旬过七是今年，兀兀穷居仰屋椽。数本药苗迟谷雨，几筐蚕子待梅天。烘衣只续烧茶火，买酒仍须卖画钱。入世只知生计拙，一春拥被足朝眠。”春天本来是良辰美景，是让人赏心乐事的日子，但他却过着贫苦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这是他对贫穷的愤恨、对所谓春天的诅咒。在颂圣的一片赞美声中，他唱出了迥然不同的反调。
《过塔溪》诗云：“日暮下江口，疑身入境中；河豚冲网白，溪蓼拥舟红；密树千丝雨，疏钟一塔风。悬知图画里，不与武陵同！”塔溪风景如画，可是所见的只是冲网的毒豚、拥舟的苦蓼，它并不是可以避秦的世外桃源。在诗中作者暗示黑暗无边，无处可以逃避“盛世”的虐政，同时透露出自己深沉的失望。
《元宵石码竹枝词》云：“鱼市看灯足暂停，沉檀浓爇压鲨鲭；从来莫掩薰莸味，一阵香风一阵腥！”清廷大兴“文字狱”之后，发行《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等书，但终究掩盖不了嗜血大鲨的腥臭气味，作者借着这首诗把清廷的真面目反映出来。
《残荷》诗云：“白萍霜露落，清唱罢吴舠(小船)。碎尽红绫瓣，秋风似剪刀！”此诗影射清康熙帝捕杀明崇祯帝遗裔的事。崇祯帝太子朱慈烺于明亡后逃匿其外祖父周奎家，被周奎告发，捕杀于狱中。崇祯帝王子朱慈焕隐藏64年，与世无争，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不幸被发现，以76岁高龄受凌迟处死；他的5个儿子和1个孙儿也一齐被杀。诗仅20字，而秋风肃杀之威，朱荷残破之剧，紧贴现实，令人怵目惊心，足见严仙藜是多么大胆！
清康熙、乾隆间“文字狱”极为严酷，死者无数，甚至死后戮尸，祸及亲友门生。幸好《野航诗钞》晚出，才免被禁杀之祸。
严仙藜亦工画，题画诗含有深意。如题《牛》画云：“短笛风前落水烟，溪头绿草正芊芊。更无扣角人劳汝，自背斜阳柳下眠。”春秋卫人宁戚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聘为上卿。无人“扣角”，则世无贤人可知矣。
庄亨阳(1686～1746年)，乳名天钟，字元仲，号复斋。清南靖县奎洋(今奎洋镇)人。出身贫寒，父庄光泽为塾师；母叶梦坡，识字，善教子，劝导亨阳交友识善恶。亨阳19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庄亨阳出任山东莱州潍县知县。母病故，翌年三月才回家服丧。服满后，在漳州芝山书院任教。
乾隆元年(1736年)由大学士杨文定推举，庄亨阳进京担任国子监助教。乾隆四年(1739年)，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因鲠直敢言，对不合规格的诏敕径予封驳退还。有人因此荐他任监察言官，未果。
乾隆六年(1741年)夏，庄亨阳受任汉阳府同知；十月改任德安府同知；十一月升任徐州知府(次年四月到任)。徐州四面环山，河湖交错，地势低洼，易受水患。亨阳到任后，即率治河官员踏勘山川湖泽形势，走遍属县防涝村落，向乡老征询水情和治水意见，制定疏通上游河道和排洪方案，向上呈报。指出当地水患症结在于“壅”，“壅毛城铺而徐州坏，壅天然减水坝而凤、颍、泗坏，壅车逻、昭关等坝而淮扬之上下河皆坏。”主张治水必须“蓄泄兼筹”。是年，石林决堤，沛县县城遭受洪水冲灌，人心惶惶，急于逃命。亨阳乘小船到县城，向民众宣告：“太守来与大家共患难，保卫堤岸家园要紧，逃就没命了。”立即组织民众救险。扛木桩、背沙袋、堵缺口，临阵指挥，神志安定，奋战七昼夜，终于转危为安。亨阳任徐州知府3年，遇到3次洪水、两次饥荒，为办理防洪赈灾急务，经常寝食俱废，结果事事妥帖，百姓称颂。
乾隆九年(1744年)，庄亨阳升任江南按察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这一带是历来水患严重的地区。他一到任，即主持整修河防工事，并改革一些不合理的陈规旧例。江苏海州盐河大坝原蓄水以通航运，水位需要保持一定高度；如要开闸排洪，必须先期呈报批准，即使遇到特大洪水，谁也不敢擅自开闸泄洪。亨阳实地考察后，认为胶柱鼓瑟(呆板固执、不知变通之意)贻害无穷，当即与各府商定章程，通令地方官如遇洪水，守坝人员可从权先排洪、后呈报，这就避免许多无谓的损失。对徐、淮灾荒，亦敢于承担责任，先救济、后请示，以防公文辗转迂缓，饿死灾民。他发动民众在徐州修筑南四湖、黄淮堤防，修建金钩、境山等数十座水闸，清理黄、沭、濉、汴等河道沙障，以求扩大蓄水量并及时而顺利宣泄洪水。
庄亨阳倡导廉政，禁绝馈赠礼物，即使是通常酒席迎送，也一律谢绝。有一次视察沭阳县河防，知县袁枚设宴招待，也受亨阳斥责、劝止。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正月，庄亨阳因劳致疾，病殁于淮徐海道任所，终年60岁。卒时身穿旧衣覆旧棉被。同事凑钱为之治丧，徐州士民停市数日致哀。同年三月，灵柩奉旨归葬故乡南靖县龟山埔山后垄(在今奎洋镇上洋村)。
庄亨阳的遗著有《秋水堂遗集》22卷(内文集6卷、诗集6卷、《庄氏算学》8卷、《历法问答》1卷、余集1卷)。《庄氏算学》原名《河防算法》，收入《四库全书》时改名。《四库全书·提要》说：“其官淮徐海道时，经理河防，于高深测量之法，随事推究，设问以穷其变，因笔之于书。”这一测量计算实用手册，在当时科举文字主导之下，非潜心实学的人极少能研究于此。
朱一贵(1689～1721年)，小名祖。清长泰县陈巷乡亭下社人。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朱一贵移居台湾，先充任台厦道辕役，后得罪官吏被革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迁居罗汉内门(今属台南)，以饲鸭为生。一贵为人豪爽仗义，常与故明遗民、草泽壮士、奇僧剑客交游。他待人慷慨，每有客至，即宰鸭煮酒，谈论天下英雄、朝代兴衰，增进友谊。
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台湾知府王珍兼摄凤山县篆。王委政于次子。此人贪赃枉法、敲诈勒索，钱粮每石折银7钱2分，耕牛每只要交银3钱打印后方许役使，糖磨铺每座要交银7两2钱才准开张，凡不给钱的均责40大板，驱逐过海，“撵回原籍”。又妄加“结会”的罪名，滥捕谢神唱戏的百姓40余人，捕杀入山砍竹木的百姓二三百人。民怨沸腾。三月间，朱一贵的好友黄殿、李勇、吴外、郑宣瑞等相率来访，谋划起义。一贵说：“我姓朱，若托为明室后裔，为光复故国，归附的人必定很多。”大家一致赞同。四月十九日，在黄殿家中，李勇等52人焚表结盟，共奉一贵为盟主。他们各自招人，共得千余人，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削竹为枪，旗书“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等字样，并连夜攻取了冈山清兵营汛。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此揭开。
消息传到台湾府治(今台南市)，台湾镇总兵欧阳凯遣游击周应龙领兵400名和新港等4社高山族人数百前往镇压。应龙畏缩不前，当日行5里即停止前进，次日又只进15里。此时，朱一贵已攻克穅榔林，杀死清把总张文举，继又攻陷大湖等地。在南路的杜君英、郭国正、戴穆、林曹、王忠等，闻一贵起兵，均纷纷树旗响应，并派人前来约一贵共事。四月二十三日，一贵进军冈山之麓，与应龙战，不利，退驻交友庄；应龙乘胜纵兵焚杀，民众惊惧，纷纷投靠一贵，起义军声势迅速壮大，队伍很快便发展到30万人。二十五日，君英率众破凤山下淡水营汛。二十七日，朱、杜合兵，于诸罗赤山夹击应龙，杀把总陈元，应龙大败，逃归府治。一贵乘胜追击，迫近府治，城中文武官吏尽携家室登舟逃窜。君英又南下破凤山县。三十日，一贵兵攻府治，双方大战于春牛埔，一贵稍却。翌日(五月初一日)，君英率部来会，义军数万再对府治发动进攻，清军大败，欧阳凯被其把总杨泰倒戈刺死，副将许云、游击游崇功、守备胡忠义及千总蒋子龙、林文煌、赵奇奉等皆阵殁；游击刘得紫、守备张成俱被俘。台厦巡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域、诸罗知县朱夔等，皆如惊弓之鸟，远走澎湖；澎湖协副将仓皇挈眷登舟，准备逃往厦门。午刻，义军进入府治，一贵即出示安民，严禁烧杀淫掠。是日，诸罗的赖池、张岳等也起兵响应。越三日破县治，清北路营参将罗万仓战死。义军见全台俱得，共奉一贵为“中兴王”。一贵筑台受贺，祭天地、列祖及延平郡王郑成功，建元“永和”。一贵大封诸将，有国师、太师、国公、侯、将军等爵号，受封者凡数十人。一贵还下令兵民蓄发，恢复汉俗；遣勇将郑宣瑞、苏天威率兵3000人出守鹿耳门。
闽浙总督觉罗满保闻台湾事变，立即从福州赶到厦门。一面飞咨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克期出师，一面檄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到厦门晤商征台机务。此时，义军内部已发生内讧。先是，杜君英进府治后欲立其子杜会三为王，众不服，共举朱一贵为王，君英怀恨在心。君英又恃功骄横，不顾一贵的禁令，掠妇女7人闭于营中，其中有起义首领之一吴外的戚属。吴外请释，不听。一贵派人前去责问，反遭其收缚。一贵怒，命李勇、郭国正讨之，君英战败，率众数万人北走虎尾溪，驻猫儿干。义军兵力也因此而削弱。
六月十六日，清军开抵鹿耳门。苏天威率义军抵御，清军前锋林亮、董方率六船冒死前进，炮击火药堆，火药爆炸，义军退守安平。在安平，双方又鏖战数小时，后因清军大队续至，义军撤入府治。翌日，朱一贵遣杨来等率8000人取安平，清军拒战，别以一队战于四鲲身，至暮始息。越日，双方复战于涂堑埕。十九日，一贵又遣李勇、吴外等统兵数万再取安平，双方大战于二鲲身。蓝廷珍督大炮连环攻击，义军退守府治。一贵集诸将计议，国师王玉金说：“安平已失，无险可守，不如退守诸罗。”国公江国论认为清军在安平战胜而骄，他愿率一旅从西港仔偏袭之，“邀天之幸，乃可后图。”一贵采纳国论的意见，命曹林、黄殿等率部同往。二十日，施世骠接报，密遣林亮、董方往拒。翌日，廷珍以当地多竹林恐遭埋伏，便留少量兵力会攻府治，亲率舟师5000人往援。林亮、董方与国论战于苏厝甲，将败，廷珍挥兵冲杀，国论被迫收兵而退。二十二日，双方复战于木栅，世骠亦率军攻府治之南，一贵率诸将拒战，自晨至午后，营垒尽失，义军北撤，清军进入府治。
朱一贵撤出府治后，驻于大穆降。蓝廷珍一面遣兵南下收复凤山县，一面以林秀、薄有成等带兵进攻大穆降。一贵战败，退走湾里溪，又走下茄苳。廷珍通过同乡关系收买沟尾庄的杨旭、杨雄等人，令谋擒一贵。闰六月初五日，一贵率千人到沟尾庄索食，杨旭等宰牛款待，骗一贵说将“号召六庄乡壮相助”。初七日，一贵等复至，杨旭等让他们分宿于各民家，传集乡壮佯为守护；至夜五鼓，忽大哗，称官兵至，一贵仓皇起，遂被俘。一贵被槛送厦门，随后解赴北京。
朱一贵被俘后，国公陈福寿、杜君英及其子杜会三先后就抚，蓝廷珍先待之以礼。十月间，诈称欲授予官职，诱至厦门，随后解赴北京。结果，一贵、李勇、吴外、翁飞虎等被凌迟处死，福寿、君英、会三以就抚从宽斩于市。时年朱一贵仅32岁。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至此失败，但一些逃脱将士继续组织义军抗清。
黄可润(？～1764年)，字泽夫，号壶溪。清龙溪县壶屿(今龙海市角美镇西边村)人。祖父黄淑孕、父黄文扬，都以孝行为乡里所称道。可润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淳朴谨慎，具有经世才学。
乾隆四年(1739年)黄可润参加会试成进士。先试职满城、行唐两县县事，后相继任无极、大城两县知县，因服母丧离职；期满，先后任宣化、易州知府。在畿辅20余年，每到一县一州，必先访问耆老，探悉地方利病所在，慎思解决办法，人称他通才达识。特别每遇大赈大役，例如饥荒赈济、修筑城垣、防御水患，都亲身实地办事，不敢任凭胥吏操纵。
在无极县，恰遇荒年。黄可润派人走几千里，买回番薯藤数十万条，教民种在燥地里，番薯熟，得以度荒。又教民窖藏番薯，来春复采藤种植，番薯遂繁衍其地，丰歉无虞。县民大悦，号可润为“地瓜公”。
在大城县，子牙河通过境内，大水至，洼地被淹。黄可润选壮役坚守河堤，防护惟谨，而自当险处，表示不退。指挥操作，不惮劳瘁。潦水退，高地又苦旱，他又急派人南下购水车，教民照样制作，踏水车灌溉高地。
每次赈荒，黄可润都稽察有方，不让奸民冒领，因此食品、衣服、药物等实物都能落到实处，惠及穷黎。他积累了长期的赈荒经验，连他邑有灾，上级都令他协助赈务；后来索性总理通州、蓟州等七州县的赈务。他看到百姓有些穷得穿不起衣裤，在风雨中裸着身子，便设法给他们500套衣襦穿。他邑他州的官员也仿效他的做法，由此惊动了清廷皇帝，拨出衣裤5万套给灾民御寒。
在宣化县时，因宣化是九边的一个要地，城周30里，有不少城垣坍塌了。当时清军正在平定伊犁，队伍过往频繁。黄可润一面应付军需急务，一面又要修筑城垣，本该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指挥若定，措置裕如。他认为北方人体强力壮，舂墙要依靠他们，但活儿不如南方泥水匠师细致，就雇了一大批南方匠人支援北方人修建城垣。版筑土方，北匠主之；砌砖铺址，南匠主之。各用其长，工事遂固。又，城西积沙高于城垛，人爬上沙堆，城中动静，一目了然。他便出资雇工把沙堆整平。沙平后遍种番薯，像在无极县时一样。又种柳数万株，作为防风的屏障。同时引柳川水环注城下，筑“万柳亭”供行人休息。此外，还创建柳川书院以教育郡中士子。
在易州知府任内，黄可润考阅图经，决心清浚久淤的古河。经过乾隆帝的传问和许可，他主筑大坝一、小坝四，灌良田4万顷，复导水注城濠以卫城，城益壮。乾隆帝很高兴，赐河名曰“安河”。可润在易州还创建泉源书院、凌云书院，以培养人才。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诏擢黄可润任河间知府。翌年正月，可润未赴任而殁。十月，其子宗度奉父母榇南归。越三年，葬于文圃武山西麓。遗著有《无极县志》、《宣化府志》、《口北三厅志》、《畿辅见闻录》、《壶溪诗文集》。
黄可润的妻子王氏是贫苦人出身的妇女。当可润当生员时，他读书，她就在旁纺织。可润任无极知县，她带纺车自随，教北方民妇制车纺织，官民如一家。直到可润当易州知府，她依然日夜纺织，至沾寒疾而殁于官舍。
王苍(1691～1775年)，字伊人。清长泰县人。性情诚朴，和易近人；读书撰文，潜心致志。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王苍中进士；同年告归，赡养老母。过了20多年，才赴吏部铨选，被授广西来宾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知县。
来宾县是柳州辖下的小邑，汉人和僮(今称壮)、(今称瑶)、苗等民族杂居。这些少数民族只听从土官“冬头”的命令。冬头都是土豪地霸，欺侮土人老实怕事，凡官府征召税役，冬头就狐假虎威，在社里呼喝威吓。土民则唯唯听命，不敢稍忤。有时青壮年男丁外出，就用其妻女代役，冬头甚且当作奴婢一样看待，横加侮辱。至于缴纳田赋，冬头又巧立名目，苛杂如毛，往往所入超过定额数倍。受害受累者不敢抗议，更不敢控告揭发。王苍到任后，通过明查暗访，了解当地民情。他在某年年关巡视某一村落时，眼见村人穷得无衣可穿，拥着破袄晒日取暖。那些村民一见官吏到来，就哄然走避一空。王苍拦住一位壮族老人，询问为何百姓走避。老人见这位县老爷和蔼善良，便诉说实情：冬头欺凌本族百姓，又怕百姓见官，便散布“汉人总要欺压壮族人”的谎言，并威吓如与汉人“勾结”，就要抓去处死活埋！王苍即派胥吏把村人召集一起，温语告诉他们说：“不要怕，官家是百姓的父母，你们有困难、有冤屈，可以告诉你们的父母。凡是族内解决不了的事，都可以到县衙门告状，求得解决。”经过实地调查证实，行文上报，得到批准，王苍终于为民除去为非作歹的冬头首恶。此外，还告诫门吏，不许拦阻土民出入县衙门；教育汉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王苍每在冬闲季节，带领壮族父老爬山越岭，察看地形，指导壮民改革粗放的耕作习惯，学习汉人精耕细作，走向丰衣足食。对城乡建筑中的山川向背和住宅位置、装饰，也多加指点。对一些不服原判案件的申诉，也经过查核原判，核对事实，平反多起。又着手为壮民设立乡校，教育壮民增长才智，发展民族文艺。壮民对王苍有益于民的多种举措，内心感动，将他当作“佛爷爷”环绕着他伏地膜拜。王苍的政声传至省会，大吏把他调往宜山(地处柳江上游的重要繁荣城镇)。
不久，王苍因事被免职归里，环堵萧然，说明他是个穷知县。他有时自个儿吹萧弹琴，有时同朋友登山涉水，用以消遣暇日，绝不奔走经营家庭生计。乾隆四十年(1775年)，王苍年84岁，逝于家。
吴凤(1699～1769年)，字元辉。清平和县大溪乌石壶嗣村人。
吴凤幼年随父母移居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市)。年稍长，随父与阿里山土著进行贸易，由此精通山民语言，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吴凤经常为山民治病和传授医疗知识，又教他们耕种和自制手工艺品，因此很得山民的敬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凤受命为阿里山通事，移住番仔潭庄(打猫束下堡)，设公廨于庄内寮仔，又置社寮于社口庄(今嘉义市东堡)办事。吴凤为人仁慈厚道，公正待人，对山民买卖公平，办理公事不搞民族歧视，对山民的生活和生产时常关照，又善为山民大小社间排难解纷，使彼此相安无事，赢得广大山民的信任和爱戴。因此吴凤连任通事48年。
阿里山是诸罗县的一座大山，住在山里的是高山族的一支——曹族人，大小48社，大社数千人、小社数百人，各有酋长统治。山民世传陋俗：每年新谷登场，必下山猎取生人(大都是汉人)头颅祭祖，一以歌颂祖先的威武，一以祈求来年的丰收。猎头叫“出草”，祭祖叫“粟祭”。吴凤任职初期，苦口劝阻这一“出草”陋俗。吴凤劝阻无效，遂姑且因势利导，叫他们用去年(康熙六十年即1721年)朱一贵起义失败所获的人头来献祭，每年准用一颗，用完再议，并许诺给牛羊布帛助祭。曹人勉强听命，停止“出草”40余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曹人所存的骷髅献祭无余，“出草”之议再起。吴凤对山民说：“今年且用牛头代替，明年再说。”山民慑于吴凤的威望，只好遵办，这样硬挨过3年。到第四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收成不好，又流行瘟疫。山民认为受到“神谴”，又认为是受吴凤屡次欺骗、延搁所致，于是群情汹汹，打算恢复“出草”，似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势。
吴凤看到形势严峻，恐怕酿成巨变，急忙向县署求救，不料县知事也一筹莫展。吴凤深夜自思：任职48年，连这一个“出草”陋俗也无法革除，不但有负朝廷，也有愧平生；现在白发垂垂，存日无多，不如学古人“尸谏”方法，让他们幡然改悔，永保生民安宁。第二天他召来山民代表，沉痛地说：“我任职48年，不曾有一事亏待你们。须知杀人犯法，必须赔命；杀人祭神，神明不但不保佑，反会生气降灾。如今我和你们有约在先，只准你们杀一人，此人朱衣红巾，明晨将在官厅面前徘徊。除杀此人而外，不准伤害任何人。”代表听了大喜，便呼啸而去。
次日晨，吴凤身穿朱衣，头披红巾，踯躅官衙门前，便被狙击手一箭射倒。箭上有毒，吴凤立刻丧命。山民飞跑而前，掀起头巾一看，死者竟是他们敬重的吴通事，悲痛至极；各社酋长闻讯，也纷纷跑来抚尸号哭，极为悔恨。这日是农历八月初十。时年，吴凤70岁。
吴凤死后7日，阿里山48个社酋长聚会于猪母唠社，发誓从此废除杀人“粟祭”的恶习。立誓云：“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举人祭，举则灭族！”并刻碑立石，传示子孙。曹人尊奉吴凤为阿里山神。
嘉庆末年民众在吴凤殉职地中埔乡社口建立祠庙，称为“阿里山忠王祠”，年年忌日都举行祀典，至今民众信仰不衰。现在，台湾嘉义县设吴凤乡、吴凤中学，嘉义火车站广场塑吴凤铜像；平和县壶嗣村吴凤生地也年逢忌日必祭，并在吴氏祖祠里设立吴凤陈列馆，陈列有关文物，纪念这一位具有人道主义伟大胸怀的先贤。
郭锡镏(1706～1765年)，名元汾，又名天赐，锡镏其号。清南靖县人，生于今龙山镇庙兜自然村。
郭锡镏幼年随父去台湾垦荒，为台湾农田水利建设奋斗一生。是闽南人开发台湾的突出人物之一。
郭锡镏约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之后随父去台，初居半线(今彰化县属)开荒。一家经过10余年惨淡经营，垦种了大片田地，积蓄了一定财产。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郭家新垦土地日广。
为实现大规模经营农业的雄心壮志，郭锡镏于乾隆初年北迁大加蚋(今台北市)兴雅庄一带垦荒种植。同时兴修水利，凿洞修渠，引水灌溉，改善农田灌溉条件。乾隆五年(1740年)，他将彰化田产全部变卖，得银2万余两，募工在新店溪支流青潭溪上围堰截水，开凿大坪林合兴寮石空顶圳。工程历经数年终告完成，解决部分农田缺水问题。但引水量小，灌溉能力仍不足。为使原垦和新垦的农田解除干旱威胁，锡镏决定直接从新店溪上重新开辟渠道，引水汇合石空顶圳，筑成一条长达数十里的大坪林圳。
引水工程所经过的路线多是高山深涧，中间一段还得跨越景美溪。为解决这一工程难点，郭锡镏先是修建渡槽横跨两岸。但行人不摆渡过溪，却把渡槽当作桥梁使用，不久渡槽即毁于行人足下。锡镏又改从溪底引渡，将水缸去底一一衔接埋入水底，暗渠引渡终于获得成功。
大坪林圳建至中途，因工程巨大，资金短缺，不得不暂告停工。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友人林安、萧月等人资助下，才得以继续修建。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经历21年，大坪林圳终于全部竣工，称“金石川圳”。整个工程南起新店溪碧潭，于张北里穿山过景美，经公款、新生南北路，过台北，到大直对岸的基隆河畔，绵延数十里，灌溉田地1.5万亩，实现旱涝保收。
乾隆三十年(1765年)，台北遭到特大暴雨，金石川圳多次被洪水冲坏。郭锡镏一时无法筹集巨资修复水圳，忧愁过度，加以20多年为修圳而积劳成疾，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逝世，终年59岁。死后安葬在锡口山北之下塔悠(今台北市松山区)，私谥为“宽和先生”。
郭锡镏逝世后，其子克汾继承父志，组织民众将被洪水冲毁的圳段加以修复、拓宽，使水源更加充足，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居民饮用和农田灌溉均受其惠。后人为纪念锡镏父子的功德，把金石川圳命名为“镏公圳”。
何子祥(1707～1771年)，字象宣，号蓉林。清平和县马铺石鼓村(今属云霄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何家世代读书，其母是庠生曾震之女，亦好诗书。
何子祥8岁丧父母，由其兄课读。雍正元年(1723年)兄亡后，以家中“遗书颇多”，勤奋自学。乾隆十二年(1747年)应乡试中举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会试中进士。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平和县南胜书院山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建芦溪书院。其间，因感于宋代朱熹过化漳地，遂率众倡建向文书院，祀朱熹，配祀王守仁。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何子祥选授浙江省浦江知县。在任6年间，多有建树。早先浦江胥吏衙役勾结社会上讼棍恶少，私押拷打百姓，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百姓投一诉状，要多次往返送礼，告准者即在衙前3家酒楼设席宴请。生员黄芳茂，家巨富，仗其兄在抚台当差，无恶不作。子祥到任后整饬衙门，先设“内号送牌卷”制度，规定案件即告即收即送，满40卷悬牌明示审期；当案人按期而至，不必衙役传呼。审案不稍息，饭后即继续，尽量不耽误百姓候讯时间。黄和两名胥吏，也经查获罪证呈报，一绞刑、一充军、一杖枷，从此胥吏衙役不敢为非作歹。百姓说：“百姓本畏差役，今差役反畏百姓。”逢年过节或知县生日，浦江富户士绅皆争先送礼致贺，此风由来已久。子祥初至浦江，一一将礼物婉言辞退，随即发出《却年节生日送礼示》，杜绝了送礼风。
乾隆三十年(1765年)，何子祥自浦江县调任平阳(在浙江东南部)知县。他在平阳任职历6年多，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终因积劳成疾而终。
何子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并实地指导科学施工。他赴任平阳的第二年(乾隆三十一年即1766年)，着手疏浚县城内外河；完工后大气未喘，便于当年十二月上旬动工疏浚坡南河。有人劝其“岁已暮，且待来春。”他说：“不可，天旱久矣，旱极则潦，交春雨水不好施工，时不可失。”遂如期施工，至次年正月中旬，完成自汇头殿至坡南河头的河道疏浚工程，在淤泥中清出宋代钱币数百，可见淤积已达数百年之久。疏浚后，鳌江方面来的船只可直抵汇头水埠。
平阳县的小南平原，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有耕地5.5万亩，绝大部分是水田，历史上水源缺乏，常患旱灾。当地著名学者史伯璇于元代末期作《上河埭记》，记述自宋末至元代当地兴修水利屡修屡溃的教训，主张兴修水利必须搞配套工程。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何子祥受到史的启示，经过实地考察，乃于梅溪下游东地方勘定地址修建陡门；同时又在浦岙地方重筑鹅颈埭，并开凿长2公里的钱仓河，引梅溪入江之水经南雁第一桥至岱头注入小南河，用以解决小南平原的缺水问题。又周详考虑“若遇洪涝应如何排水”，遂动工修筑江口陡门(即今下埠水闸)与奇石陡门(即今城村水闸)。这4处工程并举，全面解决小南平原的灌溉与排水问题。如此大规模地搞水利配套工程，在清代中叶是罕见的。此后，小南人士每遇水旱灾害而获丰收的年份，无不感叹“此皆何公之赐也”！
当时平阳的江南垟平源，广阔168.2平方公里，有良田20万亩。西有横阳支江，北临鳌江，东濒大海，属沿海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每遇暴雨霪雨便泛滥成灾，排水入海仅靠阴均(地名)陡门(南宋嘉定年间建)，当地民众曾多次商议，欲于阴均左侧另建一陡门以分刹水势，却因工程浩大、经费困难而未实施。何子祥想出“木枧通水法”，十枧当一陡(门)，价低而工廉。先制木枧，用合抱大松木，锯开，挖槽其中而仍合之，首尾用铁箍箍住，外凿一眼，就眼作板入槽，板有把，可启闭；后将木枧斜置埭中，露其首尾，用灰土捣固，使埭益坚则成。此法很快被民众接受，因而解决了江南的排水问题。木枧通水法是因地制宜进行技术革新的结果，在当时当地是个创举。在子祥亲自规划并现场监工下，还建造鳌江下游的江口陡门和北港的南湖陡门。子祥的施工方法都是周密的、科学的，因而被誉称为“水利专家”。
何子祥关心平阳的教育事业，创办和续办书院多所。他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培植以转风气，为政之第一义。”疏浚县城内外河工程剩余经费40缗，即移作兴建龙湖书院之用，其中不足部分，劝地方富户捐助；又拨田园200余亩作为师生生活费用。岭门旧有昆阳书院，原系鲍辉家塾，其裔孙献为义学，后因屋宇破漏不堪，有人提议将此产变价并入龙湖书院。子祥说，坡南屋宇稠密而书声寥寥，不可废弃。遂拨产修葺，延师教学，仍作为义学予以保留。
万全倪地方原有社学，系明万历时知县万民华所设。后废为倪、宋二姓私产，分东、西两房。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员倪廷飏以西房献官，请复社学。何子祥拨产作为膏火，并亲署“逢源书院”匾额。北港林康山(山名)有一山房，系康熙年间知县王元位所设，其南为安境寺，后山房被寺僧占用。子祥判分此产为二：一归寺；一归山房，并易其匾额为“环青书院”。类似这种历史纠葛而由子祥处理、复办的，还有南港的吾南书院、周家桥的观海社学。柘园文昌阁则恢复为观澜社学。平阳地方便出现“处处读书声、人人重教化”的好光景。
何子祥洞察民间疾苦，经常为民排忧解难。平阳县江南李家溪武生李商铭，曾乘乾隆皇帝巡视江南(乾隆二十七年即1762年)之机，拟就《水利策》赶赴杭州北新关候驾呈报，被侍从官所误而未果，反被杭州府尹认为“可疑”而拘禁在钱塘狱中；乾隆回京后李则被革去武生，遣返原籍。这件事，正发生在子祥的浦江知县任内，虽风闻李案，可惜无权干预。当子祥调任平阳知县后，即为李疏通关节。几经周折，终使李得到平反，复官从九品衔。
平阳县括山将军岭数千户农民，因其地硗寒，水稻只种单季，口粮不足，当青黄不接之时便到岭外籴米。岭脚土棍张朝贤勾结营兵，以搜检私贩下洋为借口，私自拦截抄没，农民不堪其苦。何子祥查明，移文协宪，将张枷责示众；并出告示，准岭内外粮米流通，岭内农民赖以安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何子祥逝世，享年64岁。他生前实心办实政，民众受益不浅。病逝后，浦江、平阳两县都立祠纪念。其遗著有《蓉林笔抄》，皆纪录其县政措施。
蔡新(1707～1799年)，字次明，号葛山。清漳浦县人。蔡新3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白天与兄蔡溎一起帮助母亲耕作；晚上在母亲纺车灯前读书。他自幼勤学，尤好儒家性理、天命之说，深受堂叔理学家蔡世远的喜爱。
雍正十年(1732年)，蔡新考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登进士第，被选为庶吉士；翌年，授翰林院编修。当时，高宗为考察词臣的学识，命各抒己见，呈交经史讲义。蔡新呈上几十篇，得到高宗的称赞，说他“能承家学”。
乾隆六年(1741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噶喇吧(今印尼雅加达)屠杀华侨商人。福建大吏请禁止与南洋通商，朝议未定。内阁大学士方苞知道蔡新一向留心世务，又长期生活在福建，写信向他征求意见。他复信说：“南洋事诚不法”，但“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必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万生民之食矣。”他主张不要急于议禁通商，可令沿海官员向回国商船查询，如荷兰殖民者仍不悔悟前非，再行禁止不迟；而南洋其他诸国，则应照旧通商，悉听民便。朝议赞成他的意见，未禁与南洋通商，这对当时繁荣沿海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乾隆九年(1744年)，蔡新出典江西乡试。翌年，入直上书房。当时，监察御史缺出，按例从翰林中考选，蔡新名列第一；但他不愿出任监察御史，仍在上书房辅导诸皇子读书，乃改授侍讲。一次，有个御史弹劾内卿中“有见首辅屈膝者”，高宗很生气，罢了御史的官职；并问有谁同见，该御史说有蔡新同见。高宗转问蔡新，他说：“臣实见之”。高宗很不高兴，叫蔡新退出去。有人说他过于老实，自讨没趣。他却说：“见之罪小，欺罔之罪大，君父之前不敢存趋避之见也。”不久，蔡新奉命督学河南，有个名家子弟求取功名心切，托人向蔡新说情，他严厉批评说：“秀才为进身之始，品行不可不端，患得若此，则心术品行可知。”因此不予录取。又有两个富家兄弟将被录取，却遭到怨家的毁谤，考官们为了避嫌，正犹豫不决。蔡新说“吾惟知以文取士耳”，照旧录取了他们。河南督学任满，蔡新仍回京入直上书房。高宗深知他“通弦实开方之法”，命诸皇子在课余跟他学习数学。蔡新因材施教，诸皇子学习日有进步。不久，升翰林侍读学士，旋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又转刑部左侍郎。
乾隆十八年(1753年)，蔡新以母老请求回家省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请求在家奉养母亲终年，获得准许。不久又接到谕旨，令他任上书房总师傅，蔡新辞谢不就。从此，他在家乡侍奉母亲前后10年。母老终后，他回京复职，仍授刑部左侍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擢工部尚书，兼代刑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兼兵部尚书，并兼管国子监事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移礼部尚书，名列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之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复兼兵部尚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转为吏部尚书兼理国子监事务，授协办大学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四库全书》基本纂成，奉旨给假一年回乡修墓。其间高宗下谕存问以示眷注，并录寄御制文章给蔡新评阅。翌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宗亲笔题赐“黄扉宿彦”匾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奉命充任会试正考官。事毕后，高宗问他：“你儿子有否参加这次考试？”他回答：“我儿子蔡本俶是庚申科举人，本想参加这一科考试，今年因臣主持会试，叫他回避了。”高宗对他的正直无私深为感动，特将他的儿子蔡本俶提为主事任用。是年，蔡新已77岁，一再请求退休，高宗不允，要他留下参加“千叟宴”后再走。翌年正月，他在京参加了千叟宴。二月，又陪同高宗到辟雍(太学)讲学，并亲自主讲《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句，朝中三品以上职官数百人参加听讲。高宗很高兴，赋《临雍》诗相赠，中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并加注说：“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蔡新参加千叟宴和太学讲学后，又恳求退休，高宗允以原官致仕，加封为太子太师，并赋诗为之饯行。
蔡新回到漳浦后，高宗感到朝中没有人可与他谈论古文辞，不时把自己的新作寄给他看，使他在家仍像在京时一样。蔡新80岁时，高宗优崇旧臣，特御书“盛世耆英”匾额相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宗80大寿，蔡新晋京祝嘏，高宗在同乐园设宴招待，并赐给人参1斤。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高宗登基60周年，时蔡新已88岁，高宗谕他不必晋京。蔡新奏言，待皇上九十大寿进京祝寿。高宗欣然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蔡新90岁时，仁宗特赐“绿野恒春”匾额及诸多珍宝，还钦赐他的儿子蔡本俶为内阁中书。嘉庆四年(1799年)，高宗崩，蔡新拟赴京吊唁，走到福州，老病不能行。嘉庆皇帝闻报，温谕劝勿进京。同年十二月，蔡新在家逝世，享年92岁。仁宗闻报下谕：“原任大学士蔡新，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久任纶扉，兼辖部务，俱能烙恭奉职，而在上书房行走年份最久，朕及诸昆弟俱经授读，懋著慎勤，著加恩晋赠太傅，并着巡抚汪志伊前往代朕奠酒，以示眷念旧臣恩施无已之意。”并赐祭葬，谥“文恭”。
蔡新是乾隆时著名的文臣、学者。在学术上，他继承从叔蔡世远的儒家理学思想，以“求仁”为宗旨，以孟子的“不动心”为指归，曾辑先儒有关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汇为《事心录》。他官居极品，始终谦虚谨慎。回漳浦家居后，对巡检、典史等小吏也执礼甚恭。有人说他过于谦恭，他说：“我这样做，是要使乡民们知道，即使位至宰相，也要尊敬父母官，常存守法之心。”有一次，族人与邻村溪南人发生纠纷，他说：“有万世溪南，无百年宰相”，教育乡人不要仗势压人。他热心公益事业，设义学让无力聘师的族人子弟入学；又置“学田”，给参加乡、会试的子弟以资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漳州发生大水，他捐资劝粜，设义仓积粮备荒；又置义坟，让穷人及时掩埋死去的亲人。在家之日，他还请工修葺了先贤蔡襄和黄道周的祠堂。
蔡新工诗文，亦精于书法，有《缉斋诗文集》传世。
林成祖(生卒年未详)，原名林秀俊。清漳浦县人。康熙末年出生于农家。少年时务农，胸怀旷达，有远大志向。
雍正十二年(1734年)，林成祖从家乡筹资数百银元，偕同乡亲到台湾淡水厅的大甲社定居。大甲有大片荒土，泥黑土肥，水稻一年两熟，是发展农业耕作的好地方。成祖一边开荒造田，一边租佃“番田”(土著的田地)耕种。由于他的勤劳和善于运筹，收入逐年增加，家庭也日渐富裕。他在开发土地的同时，重视水利灌溉。有的田地缺水，他就雇工开渠，先开凿一条大甲圳，引水灌田，使之旱涝保收，每年收谷上万石，成为当地有名的垦首。
乾隆十五年(1750年)，林成祖投资开垦淡水的兴直、摆接两堡的荒地，造田1万多亩，招募佃户耕种，每甲(约合11.31亩)收租谷8石。此处常遭干旱，成祖开凿长10多里的大安圳，引内山三叉河水灌溉田地。大安圳是在旱溪下面埋设土管以接引渠水，一遇洪水土管常被冲毁。他毫不馁志，经多年艰苦努力，终于建成这一复杂而巨大的水利工程，使大安寮等庄的万亩田地得到灌溉，每年收谷数万石。不久，他又开凿摆接堡的永丰圳，用来灌溉枋寮庄的2000多亩田地。
当时，佃户常受到“番民”的袭击。林成祖为了保护佃户，向清官厅呈请设防自卫。获准后，即自筹粮款，招募丁壮，设置隘寮，日夜守望、巡防。从此，“番民”不再进犯，众多佃户安心耕作。
后来，林成祖定居在枋桥城外的深丘庄。他所开垦的农田有数万亩，取名新庄、新埔、后埔、枋寮、大佳腊等，每年收谷10多万石。
林成祖在台湾苦心经营农垦事业，开拓农田数万亩，大力兴修水利，使大片荒土变成良田，一时称为巨富，也为开发台湾作出贡献。成祖卒后，其子孙继承他的农垦事业。
《台湾通史》记述林成祖事迹后赞曰：“成祖以豪农而勤稼穑，凿渠引水，利泽孔长，至今(台人)犹受其赐，是咸有功于垦土者也。”
提喜(1719～1779年)，僧人，又名涂喜。俗姓郑名开，乳名洪，昆仲间排行第二。出家后，人称洪二和尚。天地会创始者，会中名洪李姚。清漳浦县云霄镇莆美高塘(今云霄县莆美镇高塘村)人。
提喜早年当过龙溪东门外福连寺和尚。出家前约于乾隆十年(1745年)到过四川谋生，后因旅次困难而南返。
提喜在四川汲取一些教派的经验，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广东惠州(治今惠阳)开始以“桃园三结义”形式，把下层劳苦群众农民、挑夫、小商贩、小手艺人联合起来。翌年他回到今云霄家乡(当时隶属漳浦县)，以高溪观音亭为根据地，正式成立天地会，发展会徒。
天地会依托洪武，自称洪门，人称洪帮(或红帮)，提倡反清复明。口传一首诗道：“日月风清百马侯，三姓结万李朱洪。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合和同。”意谓以李、朱、洪三姓结合万姓进行复明反清活动。会徒在外联络，交接烟茶，只用拇、食、小3个指头，称“三指诀”或“出手不离三”。相见以3指按心，以大指为天、小指为地作为蕴含。问姓时，先说本姓、后说洪姓，又道“五点二十一，合来共一宗”。入会仪式诡秘隆重。新会徒要出钱三四百文，买备香烛、鸡酒等物，共到秘密会所，安排七星灯、五色小旗，并架起刀剑作门，或扎藤圈3个，或用竹片扎城门3层。令新入会的人从刀架下(或藤圈中、或竹城中)匐匍而进，谓之“过三关”。各刺中指滴血和酒共饮，又各饮三河水(又叫三合水，即漳江的南、北溪和梁山蔗港之水)一杯。自此以后，会徒的“婚姻丧葬可以互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帮助出力，传会与人可以得到酬谢。”于是贫苦无助或游手好闲的人相邀入会，其中由提喜亲自收徒成为天地会骨干者有漳浦杜浔人卢茂、陈岱下曾人李少闵(或作少敏)、高溪人楼方劝；后又有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赵明德、城内张破脸狗、山尾村陈丕，平和人陈彪、严烟，以及张普、徐炎、何哲、陈栋等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卢茂率领会众300多人分路进攻漳浦县城。各执刀、棍、竹篙、扁挑等物为武器，农历十月十四日早晨到后坑山坳会齐。因部分人未到，尚在等候。城中清兵闻讯即行戒备，把总曾大猷带领丁壮守城，击杀会众33人、击伤多人，其余会众纷纷逃散。知县林观孙率衙役搜索民宅，杀死会徒1人、逮捕9人。十五日又有11人被捕。卢茂避匿山间，被其兄卢惕同族长报官捕获。何哲、林咸等365名都被捕。
乾隆三十四年冬至三十五年初(1769年冬至1770年初)，漳浦下曾村李少闵联络诏安、平和会众，酝酿起事；并事先拥戴明代皇族朱振兴为主，缝制红绫符信。不料事机泄密，终遭官府搜捕而失败。
这两次事件都由提喜暗中指使，但他安居庙中，不出头露面。会徒多人被捕，都遵守“不可露出根机”的会规，至死不泄教主姓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提喜于高溪观音庙患病。有亲生子郑继，17岁时赘与潘姓为婿，生有子女，来庵探病。提喜传给会诀，并告知以前所传陈彪、陈丕、张破脸狗、张普等人，以为将来依靠。同年，提喜病故，年60岁。郑继继承寺产，落发为僧，僧名行义，号续培和尚；将其父遗骸火化，骨灰瓦罐埋葬在漳浦仙峰岩。
注：天地会是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会党之一。1991年公布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云霄高溪观音亭列为“天地会遗址”，故据此为提喜立传。嗣后报刊上也常见有关于天地会的新发现、新见解的文章，对天地会的起源、会址、创始人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都有待进一步考证，作出结论。
黄宽(？～1773年)，字济夫，号巽亭。清龙溪县(今属龙海市)角美壶屿人。黄可润堂弟。
黄宽生有至性，孝敬父母。5岁丧父，家境中落，孤童发愤成业。7岁在外就读私塾时，放学已是中午，母亲还在辛勤织布，黄宽就用小手暗中探摸灶壁，发现灶还是冷的，就默不作声，不敢再问，恐怕伤母亲的心，又返回私塾听先生授课。18岁时，黄宽辞别母亲到文莱国经商。刚要出门时，母亲将缠裹着丝线的小石头交到他手里，黄宽手握家乡的小石头，慈母亲情涌上心头。他到国外经商闲暇时，每当思念亲人和祖国，就用手抚摩小石头，以解思念之情。久而久之，丝线脱尽只剩小石头，仍然不忍将小石丢弃，并藏之于箧中。每逢思念之时就开箧取之抚摩，以至常热泪潸然落下。
黄宽回国后娶亲，一家人和睦相亲，家中有好东西尽皆孝敬母亲。
乾隆十三年(1748年)，黄宽登进士第，任江西崇义知县。黄宽廉洁治政，当地商人见新知县到任，即馈送金钱给他，并声明这是“旧规”，他坚拒不受。黄宽倡修学校，以德教民。崇义县民中有一富家兄弟争产狠讼，黄宽谆谆教诲劝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兄弟深为悔恨与感动，讼事立解。崇义县地处山区，盛产巨竹，每年都有官员持上司文书征用巨竹，从中勒索钱财，百姓深受其害，生活艰难。黄宽体恤民众疾苦，废除征竹陈规，禁止官员征竹索诈累民，百姓德其政。太守重其治行，推荐他到大府纂修官书。黄宽忠于职守，积劳成疾，告假返回壶屿故里。
黄宽注重方志事业，参与编纂《龙溪县志》。《龙溪县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总裁、福建分巡海防汀漳龙等处地方道杨景素在《序》中回顾了《龙溪县志》的编纂过程：景素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思欲搜罗散佚，勒成一书”，然移居台湾越三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复命莅龙溪，始有“修志之役”。《龙溪县志》分辑人员共有15人，黄宽以进士、知县身份参加编写，名列第三，为存史资政作出贡献。
距离壶屿不远的今江东桥畔邺侯山麓原有故明黄石斋(道周)先生讲学处——邺山讲堂。年久荒废，当局加意兴复，创建书院。有司敦请黄宽为书院师，学子负笈踵至。黄宽执教于邺山书院后，建精舍、楼宇、围墙、石坝等，植以松竹，绿阴被山，曲径通幽，创造了优雅的学习环境。黄宽在《邺山讲堂石坝记》中写道：“夫以两山蹙缩，溪流激越。春夏之间，上游积雨，水势弥漫冲决，为邺山患。今岁孟秋，召工辇石筑坝，大小五，以拒流，复沿岸植榕、竹、桃、柳、芦荻，俾盘根以为固，舟中望之，周遭掩映，如入仙源。江中有巨石浮水上，曰‘游磬’。架石梁其上，时步皞履之，山光水色，尽入心胸。”入夜灯火交射，书声互答，文风之盛甲于一时。黄宽在邺山书院的前七年，就奉献出个人的薪俸贮存，并在其同祖弟黄可垂鼎力资助、支持下，积极投建书院，经七年建设，讲堂已具规模，建有乐性堂、三近堂、与善堂、珠江堂、艺兰阁、橘院，筑以围墙，连绵迂曲，全长130余丈，镶装11个门、26扇窗。于是外有门墙屹立，中有途径幽道。黄宽还在峭壁上题刻“黄岩洞”、“静如太古”等摩崖石刻。同时，黄宽又购得小舟，供生员入市采薪米之用，乡亲学子深表敬仰。
黄宽在邺山书院专心执教，知交贻书劝出山，皆不答。闭户戢影，有司不得见其面者长达20年。黄宽严规条，勤诱导、陶冶、淬磨，二十年如一日，一时士人振奋，争探经义、砥砺名节，务为正学，学风兴盛，人才辈出。黄宽虽不与世人交往，但其重教声望远播于外。乾隆当朝大学士蔡新专程二次造访黄宽，曾说：“坐石曾无王子晋，茹芝偏有夏黄公”；并赠《重过邺山喜晤黄巽亭山长二首》：“云帆迅驶指江东，恰藉归潮趁晓风。危磴重维前渡楫，残英犹缀旧花丛。未将峭壁题新咏，待索枯肠寄远简。可是先生能款我，年年并坐竹林中。连朝两度赤霞津，流览溪云问宿因。东道有缘长作主，北山未檄再来人。蓬莱峡静惊波息，乳窦泉倾陨箨频。惜别匆匆仍解缆，桃花重订武陵春。”
黄宽好湛思，下笔峻洁拔俗，肖其为人。著有《黄济夫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中。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刊行《黄巽亭遗文》两册凡62篇，为当时士子所尚。
黄宽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闰三月初七日逝世。黄宽执教业绩显著，漳州士大夫偕门徒奉黄宽神主于邺山，以彰其教绩与感其师恩，寄托思念之情。
黄宽处事条理犁然，尊卑长幼皆敬而爱之。对其优良家风、家规、家训，世人甚重之。世人曾将他与宋朝名臣黄彦臣家风相联而论。由此可见世人对黄可润为官有德政和黄宽掌教沛春风之惠的敬仰及对其传家敦厚的赞颂。
吴沙(1731～1799年)，清漳浦县车田(今石榴乡)小山城大园头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吴沙带一妻一子一弟一侄渡海至台湾。初在鸡笼(今基隆市)为人雇佣，不久迁居三貂社。三貂地接“番社”(土著居住区)边缘地带，过隆隆岭便是噶玛兰(今宜兰)——台湾土著聚居之地。他用针线、布匹、食盐等物与土著贸易，换来兽皮、鹿角、药材等山货；虽可获巨利，但风险极大，时有被砍头可能。吴沙凭着他熟悉土著的风俗、民情，善于机变和顺应，与土著和平共处，平安无事。久之，有许多闽南移民走投无路者来投。他给每人米一斗、斧一把，叫他们入山伐木割藤以自给。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杨廷理由侯官知县调任台湾府同知。到任三月，逢林爽文之变，他因守城有功，升任知府。在“清剿”林爽文余部时，获悉三貂社有吴沙其人，为闽南移民并为噶玛兰土著所信服。平定林爽文后，杨廷理与淡水厅同知徐梦麟会同奏请招抚噶玛兰原住民，重用吴沙，大举进行垦殖。但福建巡抚徐嗣曾习于故常，不予转奏。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吴沙已56岁，时光逼人，不得不进一步作冒险性开垦尝试。他先派出一批人到“番社”附近采伐木材、开辟道路，作为大规模垦屯的准备。
嘉庆元年(1796年)，吴沙65岁，与同行的朋友许天送、朱合、洪掌诸人共谋开垦噶玛兰，淡水何有成、何缋、赵隆盛出资赞助。吴沙便率领漳、泉、粤三籍移民千余人、乡勇万余人、熟悉土语者23人，于农历九月十六日进抵乌石港，筑土围为据点，着手开垦，此地便叫做“头围”(今头城镇)。内山土著倾族出击，不许开垦，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吴沙之弟吴立当场战死。吴沙听从娶高山族人为妻的许天送建议，以退为进，率众退回三貂社，再作计议。嘉庆二年(1797年)，噶玛兰36个“番社”天花流行，死亡枕藉。吴沙夫人庄梳娘懂得医术，采药制剂，交吴沙送药救治；并且公开治痘药方，力求普遍迅速制止天花的蔓延。由是救活了很多噶玛兰人。土著感其恩德，自愿献地结好。于是吴沙大批招募漳、泉、粤移民，在蛤仔滩大规模开垦，先后建筑二围、三围，几年之间拓地数十里，宜兰平原由荒滩变为富庶的沃土。
吴沙为求获得政府认可，到淡水厅申请执照。得同知何如莲发给“吴春郁义首”戳记，准许自订规例，便利开垦。吴沙以垦首身份出单招租，订立乡约，设隘塞11所，募壮丁日夜守望；订定每户佃农应交的佃租和乡勇的生活费数额；定期派出乡勇迎接、保护来投和来贸易的人，聚集日众，拓地日广。
嘉庆三年十二月(1799年1月)，吴沙病逝，享年68岁。子吴光裔无能，由侄吴化继承先业，翌年又开拓至壮围、四围、五围、汤围。吴沙逝世后，宜兰民众尊称他为“开兰始祖”，并立庙奉祀。
咸丰八年(1858年)，竹堑巡检王兆鸿在头城立“吴沙昭绩碑”。宜兰市仍保存专祀吴沙的昭德祠(又名吴沙殿)，头城镇仍有吴沙纪念馆，四城村设立吴沙国民中学。
吴沙与颜思齐、吴凤并称“台湾三公”。“吴沙昭绩碑”赞评：“布衣而建开辟之功，纤民而创不朽之业；生无一命之加，殁享千秋之祀。稽之史册，伟绩如吴公者，绝无而仅见也。”
林爽文(1757～1788年)，清平和县小溪火烧楼(今属坂仔乡)人。庄大田(？～1788年)，清平和县五寨广坑(今五寨乡优美村)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林爽文随父母迁居台湾彰化大里杙，起初从事农垦，后赶车经营运输，家境逐渐富裕。当时，台湾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民间械斗不断，大里杙乡民组织武装自卫。爽文见多识广，性格豪爽，平日仗义疏财，因而被推为首领。
清初，明朝遗民为反清复明组织了一些秘密会党，其中影响较大的天地会就缘起于闽南。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平和县天地会党人严烟(又名严若海)赴彰化以开布店为名进行传会，发展组织。天地会宗旨“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患难相扶”，甚合林爽文心意，他便和林泮、林领等一起盟誓入会。
庄大田于乾隆七年(1742年)随父庄二到台湾诸罗台斗坑庄定居，以种田为生；庄二病逝后，他迁居凤山(今高雄)竹仔港庄。庄大田也是天地会会员，以侠义名闻乡里，与林爽文是莫逆之交。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台湾知府孙景燧下令搜捕会党。石榴班汛把总陈和捕获党人张烈，在解押至六斗门时，众会友奋起杀了陈和，劫出张烈。总兵柴大纪派兵“进剿”，不分青红皂白，滥捕群众89人，其中30人论斩，其余流放云、贵。林泮、林领等逃脱虎口的会友纷纷到大里杙集中，于是景燧进驻彰化，派兵进至大墩放火焚烧民房，胁迫大里杙社民交出在逃的会友。
形势紧迫，林爽文不顾林姓族亲的劝阻，决定率众起义。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他率领会众袭击大墩，杀了知县俞峻、游击耿世文和副将赫生额。二十八日夜攻克彰化，杀了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等，义军声威大振。于是众推爽文为盟主，建元“顺天”，自号“顺天盟主”，设官分职。十二月初六，他又发兵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挺等；初七攻占淡水，淡水同知程峻自杀。
林爽文起义的消息传至南路凤山，凤山民众推庄大田为首领，也举行起义，与林爽文相呼应。起义后，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将军、开南将军)，以简添德为军师、许光来为副元帅，率众首先攻克凤山县城。南、北两路义军声势浩大，队伍发展至20余万人。
北路林爽文连克3城后，决定乘胜向台湾府城(今台南市)进军，派人约庄大田率部配合。清总兵柴大纪率兵于盐埕桥拒战，海防同知杨廷理率守备王天植、千总沈瑞到离府城20多里的大湾迎击。义军一举包围了大湾的清军，杀死了沈瑞，杨廷理和王天植只带着10几个残兵突围。南、北两路义军会师后包围了府城。
义军军纪严明，以“剿除贪污、拯救万民”相号召，并提出“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仍究治强暴”的保证。因此受到民众热烈拥护，声势日益壮大，震动全台。
驻守福州的闽浙总督常青接二连三接到台湾告急文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各率所部赴台增援。仕简登陆台湾后直扑府城解围，并派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率兵2000名往南路企图夺回凤山；承恩登陆后也分兵数路进攻义军；柴大纪也率兵2000名进攻北路，企图夺回诸罗、彰化。正月二十三日，北路清军夺回诸罗，但在城外莉仔尾遭到义军伏击，损失惨重，千总叶荣、吴卿贵均被击毙。南路清军一出府城即受到义军阻击，50天后才进入凤山县城。义军乘壮猷招民复业之机大批混入城内。三月初四，庄大田在山猪毛(在屏东、高雄之间)截击进犯清军时乘势进攻凤山，义军里应外合又收复凤山城，壮猷所带3000人马只剩下六七百人逃回府城。高宗对台湾局势甚为震惊，责令常青赴台督师，福州将军恒瑞、江南提督蓝元枚同行参赞军务，并调李侍尧代常青为闽浙总督驻福州接应。常青除带福建兵丁外，又调广东兵4000名、浙江兵3000名、驻防满兵1000名共万人进台。高宗对仕简、承恩不能克敌制胜十分不满，拟罪斩首(后改为监禁)；壮猷因失凤山，即行斩首。
四月二十四日，林、庄义军又进攻府城。二十七日激战于城下，虽重创清军，但无法攻陷府城。因此，庄大田主张：切断府城南北两路的补给线，使义军“不与官兵接仗，而官兵已为所困”。林爽文便分兵围诸罗，他对部下说：“诸罗在南北两路当中，若能得到诸罗，就可南攻府城、北攻鹿港”。他教部下放水灌田，发动民众削窄田埂，使清军不能结队前进，无法发挥排枪排炮的威力；并在诸罗进出要道遍插竹签，发兵攻盐水港、鹿仔港，斩断清军陆路和海上的补给线。当时，柴大纪被困在诸罗城中，常青3次派兵增援均未能解围。诸罗清军粮尽，只好掘草根、煮豆粕充饥，士气低落，参赞恒瑞不得不奏请增兵。高宗责怪常青、恒瑞督战不力，下诏解除他们的职务，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为总督、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再统率满汉兵丁近万人进台。十月二十九日，福康安带兵从鹿港登陆，直趋彰化。十一月初四，双方会战于距大里30里的八卦山，自晨至晚，杀声震天；入夜，八卦山被清军抢占。义军在通往诸罗的仓仔顶、牛稠山等地设伏阻击；但也无法阻止清军前进，被围困近6个月的诸罗也解了围。高宗为嘉奖诸罗的守军，遂下诏改诸罗为“嘉义”。
原先义军的策略是重点进攻，分兵袭击。常青的对策是分兵堵截，因而显得地广兵少，奔走不暇，被动挨打。福康安和海兰察抵台后，一改常青的用兵方针，首先切断南北义军的联系，集中兵力对付北路义军。他们在解诸罗之围后，即攻斗六门，直扑大里。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里陷落，林爽文退往集集埔。他告诫部属：“要拼命打好这一仗，若再不能支持，就只有退入内山一条路了”。结果还是无法坚持，只好退入内山。福康安尾随进山，并选精干兵丁伪装成百姓进山搜捕。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初四，在淡水人王松、高振、叶培英引导下，爽文终于被清军捕获。
在福康安进攻北路义军之时，庄大田和林勇部聚集于凤山水底寮、大目降等地，经常出击骚扰府城以牵制北路清军。林爽文被捕后，正月十四日福康安挥师南下，分兵三路进攻大田的根据地大武垅。义军又主动出击府城，欲截断北路清军与府城的通道；并分兵袭击湾里溪等地，以期分散清军兵力。双方在湾里溪展开激战，义军寡不敌众，退至大武垅山口，最后大武垅也告失守。大田鉴于北路义军进入内山，被清军与“番民”夹攻的教训，改向海边撤退。当退至台湾最南端的柴城时却被清军包围。福康安分兵数路，自山梁直逼海岸，并以乌什哈达带领的水师密布海上，各路并进，缩小包围圈。二月初五凌晨至午后，双方展开恶战；入夜，大田哮喘病发作，在树林内堕马被俘。同时被捕的还有简添德、许光来等义军首领。
林爽文被解至北京，历尽酷刑后，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初十就义，时年31岁。庄大田被俘后，病势严重，同年三月十四日在府城被杀害。
张丙(？～1833年)，祖籍南靖县梅林乡坎下村。清乾隆中叶其祖父移居台湾嘉义县店仔口庄(今台南县白河镇白河里、永安里)。张家世代务农，至丙改贩鱼为业。张丙豪爽有大志，甚得民众拥护。
道光十二年(1832年)夏，台湾大旱，粮价暴涨，嘉义县禁止粮食出境。奸商陈壬癸购得数百石米，勾结当地生员吴赞偷运出境，被庄人吴房、张丙、詹通等截获，壬癸反诬张丙、吴房等人所为。嘉义知县邵用之处死吴房，下令捉拿张丙。张丙决心铲除贪官污吏，以申民怨。
同年闰九月初，嘉义县北伦仔庄民陈办的亲戚何某，挖了双溪口粤籍地主张阿凛的芋头充饥，受其凌辱，陈办与其辩说，当夜阿凛派人焚烧陈宅。陈办找张丙、詹通等人袭击阿凛宅院。事态发展为闽粤人双方械斗。陈办等人寡不敌众，九月二十五日退往大埔林汛，抢夺清兵军械。台湾镇总兵刘廷斌与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知县邵用之带兵追击，陈办等人逃至店仔口庄，官兵包围全庄。店仔口庄是张丙居处，被迫反击，并与詹通等共谋起义。
十月初一，张丙率天地会会员袭击盐水港佳里兴巡检司，又攻下茄董北势坡(台南后壁和嘉义鹿草)、八桨溪各汛。邵用之率兵“进剿”，被张丙义军包围，邵被俘处死。台湾知府吕志恒及南投县丞朱懋、外委把总曾聚宝率兵合击，3人都被击毙。张丙于是自封为“开国大元帅”，建元“天运”，号召除贪官、拯百姓，禁止淫掠平民。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发展至数万人，分为42股，每股百余人或数百人，股以下设旗。起义军分南、北两路，县南的店仔口庄、盐水港一带为南路，县北的港仔庄、土库一带为北路。
同月初三，张丙率义军1.5万人围攻嘉义城，屡攻不克。后义军分兵攻袭大武垅汛(台南善化、官佃、社仔)、目加溜湾汛(台南安定、直加弄)，杀把总周国珍。镇总兵刘廷斌率兵来援，反被义军夹击，副将周承恩战死，兵卒死伤过半，廷斌逃入嘉义城。张丙攻城，廷斌坚守，张丙屡攻不克。
此时，凤山县民许成、彰化县民黄城也起事响应，声势不小。
福建总督得报台湾告急，派陆路提督马济胜率兵2000人分乘13艘船直往台湾镇压义军。十一月初五、初七两天，义军在西港仔和茅港尾(今台南下营)与清兵激战，义军失利，伤亡数百人。二十二日，张丙率2万义军与清军决战，义军伤亡800多人，溺死不计其数。二十三日，济胜乘虚偷袭义军，义军先锋詹通被俘，张丙退入密林中。十二月，金门镇总兵窦振彪与马济胜合击，俘获张丙及陈办等，押解京城。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张丙在北京就义。
林平侯(1766～1844年)，名安邦，号石潭。清龙溪县白石堡莆山社吉尚村(今龙海市角尾镇埔尾)人。父林应寅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渡台，居淡水兴直堡新庄，开馆授徒。
林平侯15岁(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赴台省父，在米商郑谷店里当伙计。他勤俭积蓄，数年攒了数百银两；郑谷又借他1000两，让他独立经营。平侯大做米谷生意，因善于筹划、经营得法，获利甚丰；不久，连本带利一并归还东家，郑谷坚决不受。平侯遂在芎蕉脚庄(今台北县中和乡)购置田产，每年收取的租谷赠送郑谷。台湾四面环海，平侯眼看经营食盐可获巨利，便和竹堑(今新竹市)林绍贤合办全台盐务，又购置帆船贩运于华南沿海和天津、营口等地。不数年，已拥有资产数十万。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平侯40岁，依清廷旧例，至京师纳粟捐得同知官衔，被派到广西代理浔州通判；后又当来宾县知县，调任桂林同知，权代柳州知府。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学士蒋攸总督两广，有人诬告平侯。平侯谒见总督，指陈政事，都很中肯，反受到蒋攸称赞和赏识。然而，此时平侯对仕途已无兴趣，不久，便称病辞职回台。
那时淡水闽粤籍移民常发生械斗，漳泉籍移民也发生械斗，蔓延数百个村落。林平侯出面调停，事稍息。而平侯居地新庄每为漳泉两族人所争，身介其中，办事棘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举家远迁大嵙崁(今桃园县大溪镇)，尽力务农。购置土地，招募移民，垦田凿圳，岁收谷数万石，成为当时的“大租户”。道光三年(1823年)，平侯开拓淡水荒原(今台北市一带)，远至噶玛兰(今宜兰县)。于是自己出资打通淡水与噶玛兰交界的三貂岭路，便利两地通行往来，为进一步开发噶玛兰创造了条件。
道光十二年(1832年)，嘉义张丙举行起义，林平侯捐助清军饷银2万两，清廷论功行赏，给平侯加封道衔，赏二品“顶戴”。
林平侯发家致富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旅地台湾，出资倡修淡水文庙和海东书院；捐修郡城贡院、义仓及考棚等；购置学田6处，将每年所收租谷140石，用于资助或奖励淡水奋发攻读的学子。在故乡龙溪白石，仿效当年范仲淹的“义庄”之法，置良田数百甲(每甲合14.55市亩)，充作族人赈济及教育经费。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平侯在祖家过井社(今龙海市角美镇杨厝村内)营建“永泽堂”宗祠及林氏义庄。义庄于道光元年(1821年)落成开赈，为龙溪县著名的地方慈善事业。
林平侯有子五人，平侯年老，把家中产业交托善于守富的三子国华经营。当时淡水仍多未垦之地，国华募佃耕垦，引水灌溉，年收租谷数十万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平侯逝世，享年78岁。平侯逝世后，林家兄弟从大嵙崁迁居枋桥(今板桥镇)。家宅构筑恢宏，园林幽美，冠于北台。兄弟友爱，同产共居，家族号为“林本源”，林家对外的企业投资多以家族号具名。
林氏义庄从清道光元年(1821年)起至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止，历时116年。主持人林平侯，其子国华、孙维源、曾孙尔嘉，历经4代。内有石碑载：“在台湾淡水海山堡水田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二毫充为原籍义庄义田，年收租谷，除完粮耗谷外，年实收谷一千六百石，按年运回内地龙溪县白石堡吉尚村潭头，赡给同宗贫乏族人之用。延请族中诚实公正两人经理其事。”赡赈惠及同宗贫乏之家，给族人食粮、棉布，男年给棉布3丈，女年给棉花3斤；婚嫁另给资助，有服之亲娶妇，给银200两，嫁女给银10两。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林本源财产被日本没收，赡赈才告终止。
薛佛记(1793～1847年)，又名文舟。祖籍漳浦县东山上营(今石榴东山村上营)；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父亲薛中衍，于乾隆年间到马六甲谋生，佛记从小随父学习经商理财之道。
道光初年，新加坡刚开设商埠，薛佛记与一批华人到新加坡从事商业经营，并在新加坡购置7大块土地，成为新加坡华人最大地产者。
薛佛记热心乡侨公益事业，开辟坟山以办理旅居新加坡乡侨的丧葬事宜。又设置恒山公冢，作为旅新漳、泉人士的坟地。道光八年(1828年)，佛记带头捐献巨款，兴建恒山亭，作为乡侨祭奠的祠庙，也成为旅新华侨集合和议事的场所。后来，恒山亭成为当时福建帮总机构的名称。佛记为人慷慨好义，深得乡侨的爱戴，被推为恒山亭第一大董事，成为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祖。
薛佛记长期经营锡矿，主要是从马来半岛宁宜河一带开采锡矿运往外处销售。英殖民政府需要借重佛记，也曾给予一定方便。道光十三年(1833年)，当地酋长宣布外运锡矿必须纳税。佛记不得不抢先运载宁宜锡矿物，被酋长发现，英国殖民政府以宁宜不在英政府管辖范围为由，予以放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薛佛记捐款并献出地皮，在槟榔屿建福建公冢。越年，他又在新加坡捐银2400元，助建天妃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前后，佛记回到马六甲，荣任青云亭亭主，成为马六甲华侨的最高首领。其前任亭主是他的妹夫梁美吉。佛记接任亭主后，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为旅居马六甲华侨做许多有益的事。
薛佛记致富成名后，每每自称“漳浦邑东山上营社人”，题名时也喜冠以“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木本水源之意。佛记有5个妹妹和妹婿，他自己有6个儿子、9个女儿，形成一个以佛记为核心的家族圈。四子茂元曾任恒山亭大董事，女婿陈明水曾任青云亭第四任亭主。其家族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中，威望很高。他们对马、新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及两地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都作出贡献。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薛佛记在马六甲去世，时年54岁。
张学敏(1797～1890年)，名补，字来轩。清诏安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一生从业医药，服务桑梓，深得乡人崇敬与信任，人们尊称他“补仙”。
张学敏出生于武术医药世家。父滨南开办“茂德堂”中药铺，以行医鬻药为生；有4子，学敏居四，诸兄弟也从业医药。学敏少时，于私塾读书之暇，就到“茂德堂”学药剂、习中医。稍长，随父兄作临床见习。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学敏在铜山所校场前自办“庆德堂”中药铺，并挂牌行医。
张学敏在长期行医中，博采众家医说，结合时令和地域的差异，总结出“调脾胃，固中土，有攻有补，扶正祛邪”的医说。他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其功能正常，方能吸收药效，达到医疗目的。”“治杂症重脾胃，治外感采取‘攘外先安内’，无论寒症、热症，时刻注意护中，着重在一个‘和’字。”在临床上，他严格掌握“八纲”，察病情，辨症状，才下药制方。为方便病者，他在药铺里设急诊室，长年食宿在店中，以便急诊和夜间出诊。对经济困难的病者，他登门诊治，不收诊费，甚至免费供药或倒贴柴炭、药引小费。对疑难急症，他从不施江湖骗术。一次，他给一个病者施药数剂仍未见效，立即举荐一个双眼失明但医术颇高、名叫“刮耳仙”的医生主治，数剂病愈。过后，他对其处方作了认真分析，认识到病理诊断虽然大致相同，但在“汤头加减”、“用药剂量”方面，自己则稍逊一筹，便虚心请教，取长补短。
张学敏治药，精选道地、优质、新鲜的药材，严格按药典煎炙炮制，以提高药效、增强疗效，博得用者信任。
张学敏有7子，多从业医药，医踪遍及闽南、潮汕，并远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
张学敏从事医药数十年，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病逝，享年93岁。出殡之日，城乡民众为他致哀送葬，备酒馔路祭者甚多。
陈笃生(1798～1850年)，祖籍海澄县；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马六甲。其家族早年到马六甲，以种植为业。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陈笃生到新加坡，先经营蔬菜、水果、鸡鸭业，挑到市场贩卖。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在十八溪畔开一小商店，经营土产生意。三年后颇有起色，与英商怀特赫合作，做大宗土产生意。他们输出热带土特产，如胡椒等，输入建筑材料，成为有名的进出口商。经营20年，讲究信用，在商界影响较大，成为商界领袖。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怀特赫逝世，笃生为其办理后事，极尽哀悼，引唐代王勃诗句为其立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早期，新加坡是热带瘴疠之地，疟疾、霍乱、天花、肺痨、赤痢各种疾病滋生蔓延。陈笃生天性以仁慈为怀，遂倡建医院。他捐资建立平民医院，设有病床供患者住院治疗。惠及民生，社会称颂。他被推为医院董事长，政府派出医生并提供医药、食物，经费由各界热心人士赞助。
陈笃生还为穷人施棺、赈粮，排解华侨之间的纠纷。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饿死街头的乞丐75人，均由他买棺收葬。翌年政府封他为太平局绅，是新加坡华侨、华人中荣获此荣衔的第一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笃生在新加坡去世，时年52岁。
附：陈金钟
陈金钟系陈笃生的长子，道光九年(1829年)生于新加坡。从小受华文、英文教育，通晓多种语言，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父逝世后，继续经营陈笃生商行，专营米业，在西贡、曼谷开设碾米厂，成为米业的“头盘商”。
陈金钟还是新加坡社会公益的热心人。他捐款3000元重修笃生医院，扩建医务所，收容孤苦贫困的患者；倡建新加坡福建会馆，任主席职。闽籍青年结婚，要到他的办事处登记，由他签字发给结婚证书。此外，还捐资兴建妈祖宫、陈氏宗祠、保赤宫，并任总理。除经营米业外，他投资经营丹戎巴葛坞公司，成为新加坡海港最早开拓者，对新加坡建设事业作出较大贡献。
陈金钟任莱佛士博物院图书馆委员、商业矿业公会代表、陪审员。政府以他的贡献，于同治四年(1865年)封为太平局绅，成为华侨、华人中获此殊荣的第三人。他在暹罗(今泰国)设碾米厂，对暹罗粮食加工业贡献巨大，暹罗国王拉玛四世封他为暹罗驻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小岛)钦差大臣兼总领事，晋封侯爵。同治十二年(1873年)，暹马因边界发生纠纷，他出面调解，使两国和平相处。
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加坡闽、潮籍人发生械斗，政府请陈金钟出面调停。两派人都听他的劝告，平息了纷争，被誉为华人的“大总长”。
光绪十八年(1892年)，陈金钟逝世于新加坡，享年63岁。
黄取(1799～1861年)，字取生。清龙溪县人，家住漳州旧桥南岸观音社；祖籍南靖县湖山乡寨仔顶，明万历年间(1573年至1619年)迁居漳州。
黄取祖上世代以冶铸为业，父黄太极经营“金宝兴”号鼎炉。黄取是太极四子，后妻所生，生活穷困，除做铸工外，尚须租田耕种过活。他往往在炎日下驾牛耕田，汗流滴地，不辞辛苦。田主在旁看到，感叹说：“我的后辈只爱吃喝玩乐，将来这些田产，恐怕要落到这小伙子的手里！”
黄取21岁时，贫不择妻，只好和村里寡妇庄氏凑合成家。庄氏还带来两个前夫之子，负累很重，生活更为艰难，幸好胞兄黄三宁可不娶，时加接济，黄取才免断炊，勉强把家庭维持下来。
养子长大后，黄取家境渐有起色，加上用力经营冶铸，终于恢复“金宝兴”号鼎炉作坊。他凭自己冶铁、犁田两种劳动积累的经验，深知犁铧等农具要使用顺手，提高效率，必须体型、结构能适应不同的土壤。他设计了不同类型的犁耳犁铧，可由农民按土质不同自由选择，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
闽南地区盛产甘蔗，为便利榨蔗熬糖，黄取考虑用户的实际需要，铸出大、中、小三种类型的熬糖铁锅；又从制冰糖的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出一种深底的“折瓯”。黄取当时浇铸的改良农具，确为农业生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巩固海防前线成为当务之急。汀漳龙兵备道和漳州知府奉令从速铸造龙(旧式火炮)，以固海疆。监造委员骆楷不知所措，只好找已负盛名的铸造师黄取商量。黄取答应回家研究，并做好准备工作。
铸熕任务迫切，黄取急忙按照设计程序开工。龙熕要由鉎铁铸成，当时却没有那么大的熔铁高炉，只好10多个土高炉同时升火炼铁，并动用百多人来回加料添炭。约略2个时辰，10多个土高炉的铁水倾注在一个龙熕模型里。大家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把它浇铸成功。一尊几千斤重的龙熕赫然呈现在大家眼前。
据不完全统计，自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1840年至1850年)10年之间，黄取铸造大小龙熕上百尊，其中最大的重达3000斤。当时没有任何先进的机械设备，只靠古老的冶铸经验和原始工具，进行人工操作，要制成可以轰击西洋炮舰的龙熕，的确是件难以想像的大事，然而鼎炉匠黄取终于做到了。
黄取由于切身体会，重视后辈的文化教育，立下立志向学的家训。黄取后裔谨循祖训，向学读书而有成就，在海峡两岸有教授3人、高级总工程师1人、工程师3人，他们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社会。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黄取去世，年62岁。
谢浣湘(1801～1871年)，字芸史。清诏安县人，著名诗人谢声鹤之女、著名书画家谢颖苏(琯樵)之姐。
谢浣湘幼承庭训，饱读经书。后因婚姻不顺回娘家，39岁设馆授徒，依靠学费维持生计。浣湘是诏安历史上第一个女教师，开创诏安第一所由女子主讲的私塾。浣湘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从教30年，晚年仍不离教职。她的学生(包括邻县邻省负笈求教者)不少成为秀才、举人或书院、私塾教师。她的舅祖沈耻轩赠句称：“学礼学诗男弟子，教忠教孝女先生。”在当时，以女教师身份教男学生确实需要一定勇气，令人赞佩。清同治十年(1871年)逝世享年70岁。
谢浣湘才笔翩翩，诗名早著。45岁时结集为《咏雪斋诗草》，其弟谢颖苏赴福州、台湾公干时随身携带。省内外名家阅后纷纷作序题跋，认为：“风格高骞，不同凡响。”“咏梅诸作，骨重神寒，自为写照”；景物诗“明丽清雅，读之齿颊流芬”；其余“委曲缠绵，苍凉沉郁”。福州诗评家李家瑞列举省内诸多女诗人加以评说，认为“巾帼须眉，应让先生独步”。光绪七年(1881年)，邑人翰林院编修林壬重编浣湘诗集，选入136首，改名《咏雪斋诗录》出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部分诗篇被载入新加坡出版的《菽园赘谈》；民国初年则载入昆山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20世纪40年代，浣湘的《秋柳》诗载入李鹤鸣《闺秀诗三百首》。50年代以后，新加坡又先后选编或全部复印出版《咏雪斋诗录》。1987年，厦门大学古籍室出版《咏雪斋诗录》的李青云注释本。1991年，台湾就李青云注释本重排出版。同年，浣湘烩炙人口的《梅花寄弟琯樵》诗，被郑光仪教授选载入《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词典》。百余年中，浣湘作品流传国内外。
沈瑶池(约1810～1888年)，字古松。清诏安县城人，生于嘉庆年间(1810年前后)。
沈瑶池少年与谢琯樵同学画于沈锦洲，得其兼工带写手法。中年，人物画宗法黄慎，用笔豪放、沉雄苍劲。瑶池擅人物、工花鸟。多画渔翁、艺人、乞丐等民间生活题材，也作道、佛画像；往往勾勒几笔，所写人物便形神兼备。所画花鸟，注重神韵，参合华嵒幽穆清丽韵致。尤长画鹰，代表作《雄鹰图》中雄鹰怒目炯裂，劲翮锋棱，有一股风扶雷搏之势。喜用赭石、花青颜色，显得孤冷淡雅，自成一格。
沈瑶池淡泊名利，成名后朝廷征召不就。设斋称“自熟精舍”、“贻香书室”。晚年寓居厦门。
沈瑶池作品流传甚广。佳作被福建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他的名录。
谢颖苏(1811～1864年)，字琯樵，别字采山，号懒樵、懒云山人。清诏安县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诏安县城北门外(今属东北街)的一个书香世家。祖上原居龙溪县，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迁居诏安。叔祖廷爚，书法家；父声鹤，仙游、清流两县训导，工诗能画，有《雪溪诗钞》问世。琯樵姐弟四人。姐浣湘，字芸史，著名女诗人，著有《咏雪斋诗录》传世；长兄维崧，秀才，也能诗；弟颖锋，工隶书。一家人诗、书、画，各成其才。
谢颖苏自幼颖悟，深受家学和邑中书画传统的熏陶，年少能画、能诗、能琴，尤工书法。
谢颖苏淡于功名，而致志书画。自早求教于诏安画坛巨擘沈锦洲，学习其周密不苟、秀劲工致的基本功，吸取其凝炼浑朴的风格，奠定了扎实的笔墨基础。还学习外地来诏安的画家方琴的兰竹画和郑崇礼的水墨画。得益多师，博采众长，画艺大进，年青时作画已颇有名气。
道光二十年(1840年)，谢颖苏应闽浙总督颜伯焘之聘入幕府。从此流寓福州，先后10多年。其间结识了书画大家汤贻芬和著名政治家林则徐。据颖苏自述：“壮年纵游四方，所见既广，各体兼通”。即使身居幕僚，他也不忘书画，“据盾泼墨，倚马哦诗”。他“上马参军机，下马作露布”，故深为衙署官吏尊重与器重。
当时，福建一带“天地会”等反清复明组织活跃，清廷发兵“进剿”。谢颖苏向福建巡抚徐宗干指出，所谓“乱民”实受官吏勒迫所致，罪不在百姓，终于使徐收回“剿办”之命，宽免了不少人。
咸丰元年(1851年)起，谢颖苏多次赴台湾讲学，先后在台南海东书院、艋舺青山宫、台北板桥大观义学讲授书画技理。咸丰七年(1857年)，颖苏宦游台湾，设帐授徒。翌年，为台南士绅石时荣书写八十诞庆寿屏八幅，名声大振。咸丰十年(1860年)冬，由台湾回福州，仍过幕僚生活。
同治三年(1864年)冬，谢颖苏因与新任闽浙总督不洽，欲退居诏安，拟往广东候补同知。途经漳州时，被驻扎万松关的故友、福建提督林文察挽留，盘桓数日。恰逢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入漳，袭击万松关。农历十一月初三夜，林文察战死，颖苏也中弹身亡，时年53岁。其遗体归葬诏安县溪东乡西湖寨祖坟地。
谢琯樵书画久享盛誉。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琴南)说：“谢琯樵先生吾闽一代艺人，兰竹造诣，过于板桥。”又说：“谢颖苏人物、山水、兰竹，皆入能品。”当时，颖苏与诏安著名画家沈瑶池、汪志周等被称为“诏安画派”。颖苏的花鸟画，生前已被选入内府；民国初，曾在故宫文华殿陈列。
谢颖苏书画传至广东、台湾、日本、新加坡，被誉为“台湾美术开山祖师”。台湾忠烈祠的主壁勒石兰竹，就是颖苏画作；台湾张光宾编著《中国书画》收录古今名画家70余人的代表作，其中也有颖苏所作4幅；台湾历史博物馆珍藏颖苏多件作品。日本占据台湾后，颖苏画作被夺取收藏于东京博物馆，他的名字也被窃取载入日本画史。
谢颖苏遗著仅存《谈画偶录》，且残缺不全(仅存31则)。他的诗只存题画之作，也不曾集辑成书。经其族裔搜集，连同《谈画偶录》残稿，合辑为《北溪剩稿》。
黄位(？～1877年)，绰号“牛皮位”，清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小刀会起义领袖。同安县锦宅社(今属龙海市角美镇)人。黄位以宰牛鞣皮为业，兼做贩运牛皮出口生意，经常往返于南洋及龙溪、同安、海澄各地。他为人刚烈、豪爽，好打不平，锄恶济弱，在穷苦百姓中威信很高。
黄德美(？～1853年)，清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小刀会起义领袖。原籍龙溪县石美社(今属龙海县)，祖辈迁居同安锦宅，后又移居同安石兜(今属龙海)。其父黄光岩出身贫苦，早年离家到南洋做工，后经商致富，多次归国，在家乡广置田产。
锦宅，位于今龙海市角美镇东部，是黄姓聚居的大村落。黄德美在社中又是大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小刀会遭受镇压后，小刀会帅印、宗旨，以及黄位、黄得美、江源合影，族人仍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直至此次修志才由黄氏后人黄再旺捐献给龙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黄德美父黄光岩去世，他继承父亲在国内外的业产。他好交友，不分贫富均以礼相待；他又乐善好施，常赈灾救贫，深得乡里好评，人称“黄大哥”，与黄位交往甚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劳苦大众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及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榨和剥削。尤其是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福建沿海农业、手工业、航运业受到严重打击和破坏，不少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沦为失业游民，无数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许多人被迫流落海外，甚至被当做猪仔买卖。
黄位、黄德美在家乡及南洋各地目睹清政府统治的黑暗和各级贪官污吏的腐败无能，常在一起抒发其不满清王朝的情绪。他们结识不少失业贫民、工人、华侨。其中有厦门的陈罄、同安的王泉和海澄的江发、江源兄弟。
福建从清初开始就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进行斗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罄、王泉、黄位等人在厦门组织“三合会支部”(即小刀会)。翌年十二月，陈罄被清兴泉永兵备道张熙宇捕杀，“于是由刚烈的黄位代陈率领其众”。
咸丰元年(1851年)，江源兄弟从南洋“购有洋小刀数百柄，结为小刀会”，在海澄县积极从事反清斗争。
由于连年受灾，闽南各县粮食失收，饿殍遍地，怨声载道。在龙溪、海澄、同安等县的归国华侨又常受当地官吏及豪绅的敲诈、勒索，清政府又实行虐待政策，使华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甚至无家可归。为了寻找出路，许多人参加了小刀会。
黄德美有田在龙溪县浒茂洲，因受海潮侵蚀，粮食失收，佃户无法交租。他派人拨粮赈济饥民，并宣布不收田租。但当地豪绅及钱粮官强迫黄德美交钱粮，于是发生争执、冲突。钱粮官向上奏说黄德美越境逼租，并有阴谋作乱之嫌。黄德美对地方贪官污吏心怀不满，不久前盐运使曾逼他充当漳州、泉州府盐商，使他蒙受巨大损失，这次又将浮粮洒在他头上，更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加入黄位、江源的小刀会，决心与清政府抗争到底。
黄德美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小刀会。咸丰二年(1852年)初，他和黄位到南洋各地联络会员，并购买2700把小刀秘密装运到石美社南门兜。同时设立武术馆，苦练武功，广招人马，准备武装反清。二月，在海澄县卓岐船厂修造42艘大沽船；四月又在石码福河船厂造36艘阔头浅船，以备举事之用。
翌年二月，海澄知县汪世清派兵偷袭珠浦，江源兄弟被捕入狱。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其时，太平天国已占领南京，全国反清斗争高涨。黄位与黄德美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于是在四月初四日(1853年5月11日)在石美南门竖起“官逼民反”、“反清复明”的大旗(据小刀会《沙场纪略》)。起义军公推黄位为大元帅，黄德美为大统领，黄潮为副帅。3日内民众投军者达数千人。
起义军编为东西南北4路、12个大队，将士个个头包红布。黄霸业、蔡懋昭、林沙、黄英为陆路将军，黄马义为水师将军。四月初六起义军誓师出发，由石美下船横渡九龙江到海澄，连夜攻进县城。因江源兄弟被杀害，起义军活捉游击崇安祭吊江源。
四月初七日夜，起义军乘势进击，攻占石码，初十日攻占漳州城和长泰县，擒杀漳州镇守使曹三祝、汀漳龙道兼漳州知府文秀。十二日，黄位获悉清厦门水师提督施得高出巡外海，城内兵力空虚，于是率领三四千人顺潮流而下，在厦门筼筜港登岸，城内小刀会会员打开城门接应，起义军迅速占领厦门城，擒杀游击郑振缨。同日占领同安、安溪，十三日占领漳浦、平和琯溪，十四日攻占铜山、云霄。
起义军声威大震，所到之处得到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漳州附近群众，闻风蜂起，一呼百应，小刀会占领石码、长泰以后，附近从者增至8000人。
起义军占领厦门以后，黄位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的名义发出布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父老苛清法久矣，贪官污吏，政皆流为虎之苛，竭髓朘脂，”号召人民群众拥护小刀会。起义军进入厦门以后，秋毫无犯，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黄位还发布告示，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
起义军占领厦门后的第二天，黄位、黄德美就“分遣数千人前赴泉州及台湾地方，预期与各处属于小刀会的居民会合行动”。当时，小刀会会员吴阿班在台湾登陆后，立即与台湾凤山县会党头领吴青建立联系，然后会同吴青策动林恭，又与台湾、嘉义两县会党互通信息。一场声势浩大的台湾小刀会起义就在凤山、台湾、嘉义三县迅速爆发。
与此同时，小刀会起义领袖黄位、黄德美等人还制定了直接进攻台湾的计划，与经常在台湾海峡活动的纪猫生相约，要他招集人马和船队，预定在七八月间发动对台湾的袭击。后因厦门形势严峻，未能抽出重兵前往，但先后也派遣五批小船队支援台湾起义。由于清政府事先获得情报，在沿海加强戒备，先后有40多名小刀会会员被俘，船只也多被击毁。
八月中旬，黄位决定改计占领澎湖，并以此为据点，进而接应台湾会党。小刀会船队在澎湖海面与清军水师发生遭遇战，因寡不敌众，小刀会战船损失大半，林沙等30多人被俘，占领澎湖计划受挫。
清福建当局为镇压小刀会，调兵遣将，筹集粮饷。闽浙总督王懿德坐镇泉州指挥，并奏请朝廷起用富有海战经验的李廷钰为福建总督。清廷又派海盗出身的吴全美为水师提督，率领红单战船、广东潮勇到福建协助“围剿”厦门起义军。附近地主豪绅也组织义团武装，共同镇压小刀会起义。
由于反动势力的反扑，起义军被迫退出漳州、石码、海澄、漳浦、安溪、同安等地，死守厦门。起义军缺乏军事战略思想，困守孤岛，坐失良机，再加上革命队伍内部成分复杂，纪律松散，破坏军纪、勒索、赌博、掠夺不断发生，居民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同时起义军领袖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地主豪绅乘机加以挑唆，瓦解义军。其时，台湾起义军亦受到清军的“围剿”而处于逆境。
七月二十三日，李廷钰统率五六千人由刘五店渡海，强行在厦门登陆，并迅速在城外险要地带布置包围圈。双方进行拉锯战，“七十三天，打了四十八仗”。嵩屿、圭屿、鼓浪屿相继被清军占领。清兵对厦门施行封锁，起义军发生粮食恐慌。黄位曾致函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商借粮饷和弹药，遭到英总领事的拒绝。
十月初，李廷钰率领3万清兵分3路进攻厦门市区，起义军内部软弱的人纷纷逃往内地。将领黄潮、蔡懋昭等相继阵亡，黄沙被俘英勇就义。在弹尽粮缺、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被迫撤离厦门。十月十一日，清军占领厦门，进行血腥大屠杀。
黄德美逃匿龙溪县角美锦宅，于乌屿桥附近被当地劣绅捕获，解送厦门，十七日在厦门受肢解挖心的极刑。
黄位率船队转移海上继续斗争。他们先在晋江、惠安一带海面活动。翌年正月，小刀会船队攻打漳州、漳浦，在那里重整船队。由于福建沿海清军水师密集，实力远远超过小刀会，为保存有生力量，黄位决定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攻打乍浦联络上海小刀会的计划，挥师东进台湾。
五月初，黄位率船队驶抵台湾海面，在香山港海面与清军发生海战，小刀会战士不顾清军猛烈的炮火奋勇反击。六月，小刀会集中13艘帆船共1000人的兵力强攻鸡笼(基隆)，未能得手。后又与清军署理参将李朝安率领的船队相遇，小刀会战士抛掷火罐击中清军一船的火药仓引起爆炸，船上清兵全部死亡。这次海战共进行8个小时之久，最后双方撤离战斗。
七月，小刀会船队在苏澳登岸，张贴告示。因清军防范甚严，未能在苏澳立足。八月中旬，18艘小刀会船只在当地乌舨船的接应下，从苏澳海面攻入鸡笼口内，联合葛玛兰(宜兰)的起义群众攻击鸡笼。起义军分作水陆两军，由黄位、吴齐分任水陆元帅。起义军张贴告示和发动群众，壮大队伍，补充军需。计划以鸡笼为根据地，南下葛玛兰，西征艋舺、浅水，占据整个台湾岛北部。在此期间，黄位的船队还袭击了支持清军的海澄县武举程康成的船队，缴获了3艘船只。这时，黄位信心十足，准备在平定全台后再挥师厦门。八月十六日(10月7日)他在给英国驻厦门领事的信中说：“一经平定台湾，拟组织攻击厦门船队，现预先提出警告：当我船队出现在厦门时，贵国船只聚集于水路一方，应远离清军水师。”此信显示小刀会高昂的斗志和不容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的严正立场。
九月底，清军副将曾玉明、分巡台湾兵备道丁日健纠集重兵分五路向鸡笼以南的狮珠岭小刀会阵地猛扑。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形抵抗，打死打伤清兵20多人。清军复又从海埔涉水杀入，前后夹攻。小刀会守军寡不敌众，损失400余人。陆路元帅吴齐等32人被俘。彰化阿罩雾社(猫罗堡)巨族林文察率“义勇军”，配合清军镇压小刀会。三十日，清军对停泊在鸡笼口内的小刀会船队发起进攻，小刀会2船被用小舟暗装的引火物焚毁，4船被俘获，其余被迫转移到嘉义海面。其中一部分在澎湖花猫外洋冲破清军水师的拦截，突围成功；另一部分则在凤山县属东港外洋，下湖洋面和澎湖等处，在清军的追击、围攻下覆没。
此后，小刀会船队遗部转移广东澄海等地，在南澳及香港九龙附近海面活动。咸丰八年(1858年)春，黄位又率兵攻打鸡笼。进攻失败后，小刀会船队解散，黄位等将士流亡海外，后定居于印尼三宝垅。
光绪三年(1877年)黄位病逝。
戴潮春(？～1863年)，字万生，原籍福建龙溪县，生于台湾彰化四张犁庄。戴家迁台始自其祖父戴神保。戴家素富裕，世代任北路协署稿案。潮春兄万桂与阿罩雾(今台中县雾峰)人争田失败，愤而组织八卦会，倡议患难相助，因此享有盛名。
戴潮春豪爽任侠，好抱不平。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彰化知县高廷镜下乡视察，潮春抓一恶棍见高廷镜，本想知县能依法惩办，料不到北路协副将夏汝贤反而认为潮春未经事先请示擅自擒人，并藉此向潮春索取活动费。潮春负气不给，因此被革去稿案一职，赋闲家居。时其兄万桂虽已死，而威望犹存，遂收集旧党，重组八卦会，并以此为基础办起民团，自集乡勇300余人，保卫地方治安，随官捕盗。知县高廷镜得知发给武器，予以重用。从此豪强不敢胡作非为，行旅安然无恙。八卦会因此声誉大起，不数月，会众扩充至数万人。
同治元年(1862年)以雷以镇接替高廷镜。时八卦会会众滋蔓，渐不能制。三月初九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驰往彰化，先抓团练总理洪某处死，并调兵遣将大举挞伐。守备游纪芳率领清兵千余人到东大墩，发动武装镇压，八卦会党纷纷起而反抗，拥立戴潮春为首领。双方大战，清兵大败。
同月十七日，会党郑玉麟、黄亚建、戴彩龙、叶虎鞭等攻彰化县城，会众占八卦山，炮击城中，城中人内应，开东门，具香案迎接。戴潮春头戴黄巾，身穿黄马褂，自称大元帅，骑马入城，分封将相百官，出榜安民，下令蓄发，恢复明代制度。被俘文武官吏各按罪行轻重，分别处理。
四月，戴潮春命林日成攻阿罩雾，命陈弄攻鹿港。血战三昼夜，罗冠英率清军来援，日成兵退；鹿港绅士黄季中纠集25个村庄地方武装抵抗，陈弄也无功而返。五月，台湾总兵曾玉明率清军登陆鹿港，进攻彰化城，城坚不可破，曾玉明引军撤退。
五月中旬，戴潮春谋取嘉义，自号东王，封林日成为南王，庄天赐为丞相，赖阿矮为先锋，南下攻打斗六门，并分兵西攻鹿港，北攻淡水。清廷命原嘉义知府洪毓琛权摄台湾兵备道，修城垣，备器械，设筹防局。总兵林向荣遣副将王国忠、游击颜常春带兵戍嘉义。会党黄猪羔、黄万基、罗昌、戴彩龙、陈弄、严辨等人分路攻城，但因力攻不下而自撤。
十一月，林日成奉令进攻嘉义城，城中绅士强令城民死守，久攻不下。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八日，再次大举围攻，嘉义望族赖时辉率团练固守。日成着黄衣，张黄盖，率众而至，登铁砧山，祈祷延平郡王，不吉而返。
二月初五日，清军罗冠英、廖廷凤攻克新广庄、坝仔，迫近四张犁，以动摇戴潮春根据地。戴潮春久围嘉义，六月不下，城中无粮，捣龙眼核为粉，熬汤充饥。
清廷以台湾形势危急，诏调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进援台湾。文察，台湾阿罩雾人，谙知台湾地理。十月率师至麦寮登陆，进抵嘉义，与护理水师提督曾元福计议进兵。先率游击白瑛等攻斗六门，以分其势，另令总兵曾玉明急攻，攻取彰化。又设伏歼灭守斗六门会党，遂攻克斗六门。戴潮春势迫，带领随从数十人窜入内山“番”界，兵备道丁日健悬重赏通缉戴潮舂，迫使戴潮春藏匿于七十二庄张三显家中，张三显怕窝藏不住，力劝戴潮春自首，潮春无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乘轿至北斗自首，日健问他为何作乱，潮春回答说：“这都是本藩的事，与老百姓无干。”日健即命陈捷元推出斩首。其余部至同治四年(1865年)始为清军平息。
孙有全(1819～1890年)，乳名狗(九)，字希南，清诏安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富商。
孙有全少时随父下海捕鱼。其原配林氏早逝，后娶潮州一商贾女儿陈氏为继室。陈氏父亲是布商，姐夫从业航运。孙有全在岳父和连襟的资助下，在铜山办起保合布店。
孙有全艰苦经营。某一除夕夜，一艘商船投泊铜山港，时街头店铺多已关门，惟保合店铺灯火通明，照常营业。商船货主找上门来，孙有全全盘承揽，得利甚多。自此资本充足。不几年，先后办起钱庄、布店、南北行等20爿商店，还在汕头等地设商业网点。
为了商业发展，孙有全先后购置永合丰、永合安等8艘货船，北上温州、上海、天津；南达汕头、广州、海南。有一次，孙有全随商船出航，途中商船发生事故。孙有全临危不惧，指挥船员，采取应急措施，直至船舶就近安全靠岸。
孙有全成为铜山富户后，热心桑梓公益事业。同治年间，武庙修建，他出任董事，带头捐资献物(今武庙“石裙”、“石柱”、“石砖”还刻有他的名字)。此后又捐资修筑从顶街到武庙前的大路，修建自观音亭经东坑口至保生大帝庙的一段城墙(并在城上置炮楼，以利防务)，还修建码头、轿寮及重修铜山南溟书院。这些义举博得民众赞颂，清廷赠封他为“奉直大夫”，诏安县知事也赠送“乐善好施”、“同心保卫”的烫金字匾。
孙有全重视儿孙教育。他在家设塾，重金礼聘名师执教。长子汝翼于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后出任武平县教谕。
孙有全对家宅建筑颇有讲究。他用重金聘请能工巧匠，进行设计、施工。他兴建的“一水斋”、“磊砢山房”、“贻堂”等建筑物，别具风格，特别是园林式的“贻堂”，内有亭台楼榭，花园假山，甚得赞誉。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孙有全逝世，享年71岁。
章芳琳(1825～1892年)，字苑生，长泰县金里村溪尾人，出生于新加坡。其父章三潮在新加坡源顺街独资开办“长越号”，经营烟酒、土特产。章芳琳长大后继承父业，扩大经营，进而创建“章芳琳公司”，并兼营航运业和地产业，积资发迹。
章芳琳虽身在异邦，却深怀同胞情谊。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章芳琳带头献地并捐巨款，为长泰同乡会兴建会馆，章芳琳被推举为会长。
章芳琳平生乐善好施，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为华侨社会和当地百姓所敬仰。光绪二年(1876年)，他捐资3000元，修建“登文埔”街心公园，当地人称为“芳琳公园”。光绪八年(1882年)，他出资修建市场，使商贩依序设立摊位，便利顾客选购物品。他还开辟渔场，建造渔艇，发展渔业生产。后来，他又捐资修筑马路，以利交通。何秉隆出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首任领事时，立意在新加坡振兴华文教育事业，提倡开办义塾，抓好儿童教育。章芳琳积极响应，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独资创办章苑生学校(亦称养正书室)，凡贫苦华侨子弟，不论长幼均可免费入学。后来，章芳琳又在打石街创办章任轩学校，推广义务教育，由其子章任轩管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新加坡警察局消防队装备未臻完善，章芳琳捐资组建苑生消防队。消防队有37名队员，纪律严明，极有献身服务精神，屡次出动扑灭火灾，解除市民危难，得到社会敬仰，政府称赞。章芳琳还捐出巨款，资助新加坡义勇队经费。
章芳琳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重视庙宇宗祠建设，传播华人的宗教文化。同治二年(186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24年间，共捐资参与兴建、修建5座庙宇。他还在寺庙内树立《金兰寺条规》，规定不准在寺内进行赌博、酗酒、抽鸦片等活动。
章芳琳有功于华侨社会，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当局封为太平局绅，并被委任为保良局委员，参政议政。光绪十七年(1891年)殖民地政府破例正式承认章芳琳为星洲闽侨领袖，当地总督亲临章宅道贺。
章芳琳一生在南洋捐款兴办公益、救灾济贫逾10万元，贫苦乡侨借贷达40万元，他临终前毁契不究。至今，新加坡尚有章芳琳街、章苑生坊、芳琳码头、芳琳公园，永志纪念。
光绪十八年(1892年)，章芳琳病逝于新加坡寓所，终年67岁。死时以一品衔顶戴入殓。
刘金榜(1837～1909年)，又名诚正，字文超，南靖县船场镇亭仔角村人。出身农家，因贫21岁到新加坡谋生。初当苦力工，作小贩，勤俭积蓄，创办万山药铺，经营中药材。继而在新加坡开创福南银号，以低利贷款，手续简便，顺应侨商需求而致富。
刘金榜信奉佛教。曾经捐资50万元叻币，献地10英亩在大巴窑莲山兴建双林禅寺，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工，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落成。他特意延聘中国名师巨匠，从祖国运来材料，仿照闽南古刹风格，精心构筑。寺中130多柱梁都镌刻名士官宦的题字或楹联，是新加坡名流题刻最多的庙宇，至今双林禅寺仍然是新加坡旅游胜地，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又捐巨款重修新加坡闽侨祖庙天福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宝琛、张亨嘉发起组织商办福建省铁路有限公司，陈宝琛亲赴南洋招股，集资270余万银元，筹建漳厦铁路。逾年，陈宝琛再到新加坡，刘金榜认购5万银元，计1万股。可惜漳厦铁路仅筑至嵩屿，抗日战争时连铁轨都拆走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从缅甸买进白玉佛一尊，奉献于漳州南山寺，至今仍存。玉佛高2米、重2吨，纯白无瑕，线条细腻。
刘金榜曾以捐纳方式向清廷捐得“同知”和“赏戴花翎钦加二品衔候选道员”官衔。
清宣统元年(1909年)冬，刘金榜在新加坡病故，享年72岁，葬于顺福路海南山。1982年6月，遗骨由长孙刘清银主持火化，安置于双林禅寺内。
为纪念刘金榜贡献公益事业的功绩，双林禅寺内雕有刘金榜塑像。新加坡中答鲁区有条路命名为“金榜路”。
刘金榜生前曾任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董事，福建会馆董事，并被新加坡英殖民政府聘为华侨参事局参事、保良局委员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
马兆麟(1837～1918年)，字瑞书，又字竹坪，号子般，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出身贫苦家庭，自幼失父，靠母亲搓线结网为生。性喜书画，聪敏好学。清光绪元年(1875年)马兆麟中举人，无意仕进，筑宜宜轩为书画之所。早年学花草画，后专攻山水花卉禽鸟，画风洒脱清雅，闻名当代。晚年游遍东南各省，曾拜访上海名画家任伯年、吴昌硕，交流技艺。其花鸟笔法与吴昌硕“没骨画”接近，山水林泉则似倪元瓒有凄清平远之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其水墨画《春》、《夏》、《秋》、《冬》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览，获荣誉奖，画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庄重清秀，擅长行、楷书。诗文豪爽飘逸，辑成《吹剑轩诗钞》，其《东山渔家》诗写道：“粮空翻惜鱼虾贱，境狎浑忘涉历长”，表现东山渔民的生活境况。
马兆麟热心教育，到过潮州莲阳、漳州海澄讲学，在铜山南溟书院任山长，为铜山培养一批人才。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他积极倡办新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铜山开办公立东升小学堂，他任堂长。
马兆麟善操琴弦，常与渔民、农人、劳工、平民同乐。他以民为友，熟悉民情，为群众排难解纷，平息纷争，偶有争端，居间调处，使百姓和平相处，少受贪官污吏、讼棍劣绅的勒索。当时铜山隶属于诏安，县当局竟捏造“私设公堂”的罪名，派衙役把马兆麟押送漳州府坐牢，后经各界人士营救，才无罪释放。
马兆麟力主在铜山设立县治。民国4年(1915年)乘福建省巡按使许世英按行铜山之际，他偕乡里头面人物向许巡按使呈请设县，得许氏照转，铜山遂于民国5年5月1日设县，名为东山县。
民国7年，马兆麟因病逝世，享年81岁。
吴世奇(1840～1909年)，一名寿微，字悦卿，诏安城北关珂里村人。
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取消海禁令，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出洋。吴世奇时18岁，便告别家乡，只身来到新加坡谋生。起初在英国人开设的锡矿当采矿工，后来被提升为监工。他关心工人生活，管好矿场，使矿场增产增收。不料几年后，洋老板眼看锡矿资源开采将尽，竟弃矿而逃，使众多的劳工面临失业。吴世奇气愤无比，为解决劳工们燃眉之急，在老工人的支持之下，毅然负起继续办矿之责。他依靠技术员和老工人，与矿工们同甘共苦，辛勤寻找新矿，并采用新的开采技术，使用新的开采器械，增加出锡量，获利颇丰，吴世奇一跃成为当地一位锡矿企业家。
随后，吴世奇又和当地人合作，投资开发种植业，创办大型垦牧场，种植椰树、黄梨、蔬菜，发展禽畜业。
经过10多年的艰苦创业，吴世奇经营的锡矿和垦牧场获得成功。同治十二年(1873年)，吴世奇携带巨资进入市区华侨商号集中的直落亚逸街，开设万安贸易商行，经营土特产进出口业务。随着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兴旺，吴世奇看中航运业。于是，他再增加投资，组建一支远洋船队，拥有七艘轮船，川行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埠，商务大振，吴世奇成为新加坡大名鼎鼎的巨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吴世奇被殖民政府委任为保良局局长。该局是一个半官方的福利组织，负责赈救那些沉沦的妓女，使她们走上新生的道路。吴世奇尽了最大的努力，拯人于危难之中。
吴世奇极重乡谊，凡家乡人到新加坡谋生或游历，造访求助，都给予盛情款待，尽心尽力解决困难。有乡亲欲返梓而苦无川资者，他便慷慨解囊相助。光绪十五年(1889年)，直隶(今河北省)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饥民万千，吴世奇捐献数千银元赈济灾民。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建洪涝，田园淹没，斗米百金，他又捐出巨款，寄回家乡救灾。此外，他还多次资助家乡兴办公益事业，深受乡里赞颂，清廷多次表彰，御赐“闽中义士”、“海外人杰”、“见义勇为”、“行道有德”等匾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清廷赐予知府官衔，赏戴花翎，授予驻新加坡总领事。不久，清廷令吴世奇在南洋为修建惠陵、正阳门、隆恩殿采购木料，事罢，清廷钦加二品顶戴布政使衔，以广东道台补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和林文庆、林和坂、刘金榜等倡办道南学堂(即后来的道南学校)，筹得5万元叻币为开办费，翌年开学，吴世奇出任学校总理。该校以漳泉方言为教学用语，设国语、算术、图画、唱歌和体操等科，这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学校。后来，两江总督端方函请吴世奇选派华侨学生回国就学。吴即荐送数十名侨生来南京大学，开创新加坡华侨子弟回国升学之先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在吴世奇等人的倡导下，成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后易名“中华总商会”)，众望所归，吴世奇荣膺首任会长(当时称总理)，蝉联3届。当时，清廷商官南来大多以“商总”作为“行辕”。“商总”还为福建筹建铁路积极招股，为祖国灾民劝捐。
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十六日，吴世奇逝世，享年69岁。新加坡1000多人参加葬礼，清廷总领事亲临吊唁，经营爪哇土产的商号停业1天，以示哀悼。吴世奇灵柩运回诏安故乡安葬，清政府追赠他为太仆寺少卿。
林和坂(1841～1914年)，又名采蘩，福建龙溪县浒茂洲(今龙海县紫泥乡)人。父林纯直，捕鱼务农为业，一家5口，生活贫困。咸丰六年(1856年)，林和坂带着变卖两条渔网所得的2元钱前往新加坡，在黄敏船务公司下属的一家商店当杂工；不久升为总铺，负责管理伙食。他精明干练，又诚实可靠，得到黄敏器重，逐步升为点货、记账、管柜，并被招为女婿，出任海港船坞公司经理。
黄敏船务公司在林和坂的精心管理下，拓展了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地的进出口贸易。同治七年(1868年)黄敏去世后，公司由林和坂和黄敏的儿子黄文德共同主持，二人和衷共济，业务不断发展。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文德去世时，已拥有大小船只16艘，航行于北婆罗洲、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及中国南方各大商港，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注册船务公司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黄敏的孙子黄祥达去世，公司的资产由林和坂全盘承接。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为表彰他在发展航运业方面的功绩，委他为华人参事局参事、海港局议员、保良局委员，并封他为太平局绅，还把一个码头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和坂基”。
林和坂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后，积极为当地华人谋福利。他和林文庆、李清渊等人共同发起废除迎神赛会等陋习，提倡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兴办华人教育事业。他独自设立机构接待从家乡浒茂洲到新加坡谋生的乡亲，食宿一概免费，直至找到职业为止。他还为前往新加坡的中国妇女，争得免去脱光衣服检疫的权利。
在家乡浒茂洲，林和坂开办了八所小学，还设立和茂公司，给穷苦死者施棺施赈，并年年给贫苦人家发放度岁金，每年受惠多达2000人左右。在北溪草围社，他设立一间医药铺，聘请名医3人为乡人治病，还雇用两班轿夫，以便医生出诊。在漳州城内，也开设了一家“采蘩善社”，为贫苦病人施医赠药；又办一间义学，供穷人子弟免费上学。民国3年(1914年)，他在新加坡逝世，享年73岁。灵柩运回福建家乡安葬。
附：林秉祥
林秉祥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林和坂之子。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少年前往新加坡，入圣茹授斯学校攻读英文。毕业后，任丰源船务局秘书科科长，负责管理29艘轮船。由于调度有方，获利丰厚，得到公司主人的赏识，晋升为经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林秉祥和弟弟林秉懋合办和丰轮船公司，时只有3艘轮船。为了熟悉港口业务，增长见识与才干，他多次回到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参观，还到日本、英、美等国考察。宣统三年(1911年)，和丰轮船公司改为和丰轮船有限公司，增资500万元，时拥有排水量千吨以上的远洋轮船8艘，其中丰庆号排水量达5284吨；航线也扩展到欧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埠。该公司还拥有20余艘小型轮船，川行于荷属东印度(印尼)和英属马来亚各港口，促进了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地的贸易。货运之外，该公司每年还运载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各地从事开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大船行减少了在亚洲的运输业务，林秉祥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营运，获利数百万元，成了新加坡的“航运大王”。为纪念他开发新加坡所作的贡献，当局又将一个码头命名为“秉祥基”。
林秉祥除经营航运业外，还积极倡办银行，为华侨工商业资金周转服务。民国元年(1912年)他与林文庆、李俊源等人合办华商银行，并担任该行第一任总理。接着，又参与筹办和丰银行，民国9年该行资本约600万元，他任董事主席。数年后，和丰银行的分行已遍及星马、印尼、香港、厦门、上海等地，成为东南亚第一家开展国际性业务的华资银行。
林秉祥热心公益事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捐献6万银元扩展当地莱佛士专科学校，因此被英国当局授予“太平局绅”荣誉称号。他热爱家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民国3年他在紫泥城内创办祥懋学校和医局，又先后在紫泥各村创办7所小学，受到福建省政府明令嘉奖。民国4年11月，国民政府大总统向他颁发三等嘉禾勋章和“急公好义”巨匾一幅。
林秉祥还积极参加家乡建设。民国5年与人合资在石码创办华泰锯木电灯公司，使之成为漳州地区首先用电加工和照明的集镇；民国7年在龙溪县浒茂创办建祥电机纱织厂，民国17年又创办建丰酒厂。他热爱祖国，富有民族自尊心。民国17年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为救济受害难民，要求由他担任董事主席的和丰银行先行贷款10万元，他欣然批贷。民国29年祖国进步艺术界人士为救济难民赴新加坡义演，日本领事馆向英殖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驱逐演出队伍出境。这时林秉祥经营的企业已告失败，但他仍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使殖民当局收回驱逐令。
民国1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给和丰公司及其所属的企业带来了致命打击；民国20年，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又使和丰银行损失达200多万元。林秉祥因透支和丰银行款项无力偿还，辞去和丰银行董事主席职务。为了偿还透支款，他又被迫将和丰轮船公司的船只出售偿还债务，到民国21年，他在新加坡所经营的企业宣告失败，和丰银行也与华侨、华商银行合并，成立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林秉祥在民国2年曾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民国3年、民国5年先后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和会长。晚年，他在新加坡积极倡办龙溪会馆，任首届理事长，并不辞辛劳为会馆事务四处奔波。民国23年2月，病逝于新加坡，享年61岁。民国24年5月，据其遗嘱，灵柩运回浒茂家乡安葬。
蔡锡勇(1847～1898年)，字毅若，福建龙溪县(今龙海市)人。他是中国速记法的创始人，西方复式会计科学的引进者，洋务实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蔡父早年移居广州，经商致富；锡勇随父定居广州，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清王朝衰败没落的时期。蔡锡勇目睹西方科技的进步，深感中国只有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为我所用，才能够富国强民，为此他更加奋发求知。同治三年(1864年)他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在校7年，学习英、法、俄、德、日语及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同治六年(1867年)蔡锡勇等6名满、汉学生被选到北京参加英文考试，蔡以优异成绩获惟一的“监生”称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的身份，免试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进修3年间各科成绩俱列优等，获得该校数学总教习、清末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的赏识。
光绪元年(1875年)，蔡锡勇以同文馆优等毕业生，出任美利坚合众国(兼领秘鲁、日本)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的翻译官随使出洋。不久以“候选通判”身份任驻美文化参赞。在文化参赞任上，因解答数学难题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光绪十年(1884年)，蔡锡勇丁忧回国，守制期满后即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洋务委员，参与洋务实业活动。当时新任驻日大使徐承祖也要求调蔡锡勇出任参赞，张之洞得知，立即上奏免调，由此可见张对蔡的器重。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武汉任湖广总督，仅带随员5人，蔡锡勇和辜鸿铭均是其中之一。翌年，张之洞受命督修芦汉铁路，决意趁此创办铁厂、枪炮厂，蔡锡勇受命任湖北铁政局总办。上任伊始，他亲往大冶、武汉、黄岗等处及省城门外一带选择厂址，并督率部属购买机器。是年底，汉阳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他参与规划炉座和施工，并兴修大冯铁矿运道，开办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及兴国锰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受命筹建湖北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之后又协助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织官局、湖北缫丝官局、湖北制麻官局，并兼任湖北织布官局总办。翌年九月汉阳铁工厂竣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工厂建成投产，比日本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厂早7年，其规模在当时为亚洲几家大厂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湖北枪炮厂落成，之后，湖北织布官局、纺织官局、缫丝官局、制麻官局也相继落成投产。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湖北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从而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
张之洞在创办洋务实业时，也十分注重教育，创办一些学校。蔡锡勇直接参与创办的有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算学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铁路学堂等，其中自强学堂更是倾注蔡的心血。
自强学堂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创办，学堂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理工科兼备，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前身，其成立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办的京师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早5年。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高级人才，教员多为当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其中有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华蘅芳及其胞弟华世芳和辜鸿铭，外籍教员8名，都具有牛津大学硕士以上学位。
蔡锡勇不仅对经济、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对军事教育、兵器制造也具有远见卓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创办武备学堂，又把督办重任交给蔡锡勇。他制定军官学校章程、延聘教官、乃至招生等工作均不遗余力。
蔡锡勇在驻外任职期间，十分注意考察西方近代文明和科技情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领先于世界各国，为什么近代却落伍呢？他认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文字最为完备，亦最繁难。而繁难的汉字客观上亦造成民众文化素质低下，使先进的科学文化难以普及。于是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声、韵相拼，分平仄4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定名为“传音快字”。1956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曾重印《传音快字》，并说“这是中国拼音文字方案中‘速记派’的元祖”，“是以北京的官话作为拼写标准”的开端。
蔡锡勇又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复式会计学的学者。他在出使美国期间，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国内旧式四柱账法。于是在公余搜集钻研西方复式会计资料，写成《连环账谱》书稿，后经其子蔡璋修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发行。
蔡锡勇为政清廉公正，作风严谨。他官至道员，“二品顶戴”，又是统管华中地区财政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所近代大型企业总办，但他却清廉俭朴。蔡去世之后，张之洞在《为蔡锡勇请恤折》中说：他“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迨其殁也，竟囊无余蓄，旅殡难归”。蔡氏家谱记载：当蔡主持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时，国外已有佣金之例，洋商按例给他致送佣金，被他严词拒绝；对方无法处理这笔佣金，乃购置火轮一艘相送。蔡将火轮拨归善后局使用(此事在《清廷掌故零拾》一书中亦有记载)，自己仍乘木制官船，帆橹过江。蔡锡勇的廉洁奉公，在腐败成风的清王朝官吏中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蔡锡勇“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患脑溢血不治去世，时年51岁。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
简大狮(？～1900年)，原名简忠浩。祖籍福建南靖县梅林乡，生于台湾淡水县。青年时，他回祖籍省亲，正值家乡人民酝酿开设武馆，便和故里10多个青年一起，聘请江西武术高手为师傅，以简氏宗祠为“学武堂”，习武练拳。
简大狮身材魁梧，学武仅两年，就能举起宗祠门前的石雕雄狮，环宗祠一周，人们夸奖他力大如狮，因此得名简大狮。出师后，曾在漳、厦、石码一带演武献艺。不久，渡海返回台湾。他广收学徒，演武卖药，加上品性刚直，不阿权贵，侠义好客。“市井佣工，均礼之若上宾”。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出卖了台湾岛。简大狮闻讯后无比愤慨，曾打算进京刺杀负责签约的李鸿章，后被友人劝止。日本侵略者占领台北后，简大狮的妻、妹均被日军奸杀，母亲和嫂子、子侄多人也相继被日军杀害。他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变卖了家产，募集义民1000多人，在台北揭竿抗日。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简大狮率领600多名义民首次攻打江头，切断台北电话线，转战泸尾街，与日寇赤狗技队巷战于台北天后宫。后因日寇大批援军赶到，义军退入山中。翌年五月二十一日，简大狮会集许恁考、卢爷等抗日义军260余人，进攻金包里堡和石门的日本宪兵屯所。后又攻打倒照湖，消灭日军10余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命赖乾刺杀日酋佐藤尚太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七日夜半，他会同詹振、陈秋菊等率领的另一支抗日义军，共5000余人，攻占台北奎府街等地，与日军相持于天后宫前，直到第二天上午8时，义军才退至大屯山中。九月，他派遣曾亨部进攻金包里的阿磅庄，击毙日军少尉松本。翌年二月十八日，简大狮、罗锦春、李养等各率义军数百人，合攻磺溪日本宪兵屯所，相持六日。日援军涌至，义军被迫撤出战斗，化整为零，继续游击于内寮及平顶庄一带。闰三月中旬，简大狮又会合李豹成等义民千人，攻打泸尾及八芝兰街。另以罗锦春等2000人谋攻基隆以作呼应，因事泄未行，主力与日军战于竹仔山，旋退回大屯山。八月，日军突袭大屯山，大狮率众抗战，右腿受伤，遂退守金包里山中。十二月十七日，又会同詹番等300人，夜袭树林口日本警所，持续2天，未能攻下，遂撤出。日军实行封锁政策，大狮部处境困难，便南下龙潭陂、咸菜瓮一带，攻北埔日本宪兵屯所。
简大狮率领的抗日军，与日军血战百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军恼羞成怒，便集中大批兵力四面“围剿”。大狮率众与日军英勇周旋，终因饷械两穷，败退山区少数民族地界。最后内渡回到漳州，避居杨老巷简氏祠堂(今漳州市芗城区新华西路220号)，打算回南靖梅林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日寇得知简大狮潜回漳州，便要挟清政府，并派人来漳厦，收买厦门提督杨岐珍，要他逮捕简大狮。不久，简大狮在漳州被捕，随即解往厦门。在厦门厅清吏面前，他大义凛然，愤慨陈词：“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奸淫我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10余口，仅存子侄数人，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倡义，惟我一介小民，犹能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我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媚外卖国的厦门厅和漳州府官员，竟把简大狮交给日本侵略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简大狮在台湾被日本侵略者杀害。
简大狮惨死愤言，震惊海内，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当时上海《申报》特发表评论：“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上天公道，列祖列宗英灵，独留一台湾义民简大狮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武进士钱振锽听到简大狮壮烈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赋诗哀悼：“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潮山涌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