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田(1848～1930年)，字穰云，乳名知母，龙溪县角美乡人。少年时到菲律宾跟随铁匠学打铁。出师后，游走乡间修打农具。后与人开设打铁铺，初时打制农具难以销售，不久，菲岛拓荒者增多，农具销额猛升，所制锄头行销四方，获利不小。
　　后来，美国一家五金器材厂赏识杨在田的经营之道，愿意资助他成为该厂代理经销商。他欣然接受，在马尼拉创办瑞隆兴铁业公司。历经苦心经营，该公司规模扩大，先后在纳卯、宿务、古答岛设立分支公司，杨在田跃居菲律宾巨富。
　　他注重乡情，对乡人到菲律宾谋生，孤寒无依的，尽力协助，使其生活得所。对职工要求严格，坚守传统家德，凡在故乡已有妻室的，准予南渡团聚。凡抛弃在家结发妻室重婚者，即予开除，永不录用。故乡眷属称赞道：“任职瑞隆兴，家属尽放心。”
　　杨在田生平热心慈善事业，在故乡及角美一带，设“恩推义局”，在县城设“大愿堂”。恩推义局对孤贫无法生活的乡人，每人每月发给大米2斗，银元2元。石角东(指石美、角美、东美，今皆属角美镇)的鳏寡孤老每人每月可得银元3元、大米15斤。如遇大灾年，粮价暴涨，杨在田即购米平粜。义局和大愿堂还施医、施药、施棺。仅“大愿堂”助寡一项，一年达400银元之多。
　　九龙江西溪常受水患，清光绪末年，发生一次大水，灾民无数。为抗御灾患，杨在田捐出大银数万元，清理河沙，并在上游南靖县地修筑河堤，作为长久防洪之计。功成南靖赠匾勒碑纪念。
　　杨在田重视家乡教育事业，曾创办培竹山房，延聘讲师，督促子弟习读经史。民国后又创办碧湖学校，广收社中及邻近社里子弟，免费入学。家境贫困者，还资助课本、纸笔等费用。民国13年(1924年)杨家划分家产，杨在田将其所得十分之一作为碧湖小学基金。
　　民国14年，杨在田回国定居鼓浪屿杨家园。民国19年病逝，享年82岁，按他遗愿，遗体安葬家乡内丁山麓。
　　

　　王履亨(1856～1940年)，字咸熙，号复一，漳州城区人。家境贫寒，王履亨少年时曾在缘觉寺僧舍苦读。清光绪四年(1878年)22岁时中秀才。宣统二年(1910年)征举孝廉方正，以岁贡投吏部铨选，得县丞之职，辞不就。辛亥前后掌教郡南义学和主持上苑街两所私塾。学生分蒙科、选科、特科3班。王氏重视启蒙教育，以为“童稚之天性未漓，动以恳恻至情，其感发弥挚，晓以伦常大义，虽久远难忘。”因而取《小学》、《五子近思录》为入门课，以四书、五经为主课，不授《昔时贤文》和尺牍等俗书。此外还注重道德教育，自编《提呼用耻歌》，教导学生知廉耻、守礼义，培养良好德性。塾内为每个学生设“日到功过表”和“覆讲功过登记表”，到闭馆时统计功过，定出名次分别奖罚。学规有10多条，规定读书、写字要求，对老师、同学应有的态度，上学、教学秩序，连不准带小刀入学也订在其中。
　　王履亨主张以儒学教化人群，且身体力行，他要求家人治丧不请僧、道念经拜忏，出殡不吹打鼓乐，生日不许儿辈备酒祝寿。对师友纯笃真诚，他的业师曾小轩逝世无子，他集资为业师立后嗣，且置产以养嗣。友人郑静山死于瘟疫，其家人骇惧逃避，履亨激于义气，抚尸痛哭，亲视含殓。
　　在王履亨精心培育下，许多学生后来出师成名，成为一方栋梁之才，如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黄仲琴、曾任龙溪县县长的林者仁及名医杨黄绶等都出自其门下。履亨晚年以自己为学的要领《独立持敬图》勉励门人：“所知耻，知孝知忠。提醒精神，惺惺寸衷。致诚致慊，依据时中。”
　　民国29年(1940年)王履亨病卒，享年84岁。著有《复一文存》、《复一吟草》、《〈中庸〉示掌》，辑有《甲戌蒙难遗稿》。其诗采入《灵光集》(现存台湾)，其文《王少枚殉国纪略》收入团结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辛亥人物碑传集》。履亨祖孙四代从事教育，1992年教师节前夕，福建省教委授其家“教育世家”称号。
　　王履亨生前自建“寄闲亭”，地仅方丈，以为授徒及读书之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溥杰赠联：“厚俗正蒙地灵人杰；寄闲味道山高水长”。厦门大学教授叶国庆、黄典诚曾经撰文评履亨为“程朱理学在漳州晚近一人”。
　　

　　郭春秧(1859～1935年)，一名祯祥，同安县桥头村辽东社(今属龙海市角美镇)人。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因家贫只念几年书，16岁就远渡重洋，到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梭罗埠谋生。
　　清光绪元年(1875年)，郭春秧到其伯父郭河东开设的制糖厂当学徒。19世纪中叶以前，华侨在爪哇的制糖业曾有相当的发展，同治九年(1870年)荷印政府颁布“糖业法”以后，荷兰人建立机器制糖厂，代替落后的手工作坊生产。华侨办的制糖厂，设备陈旧落后，受到排挤。郭春秧正是这个时候进入糖厂的，他聪颖勤奋，进取心强，逐渐学会制糖技术。出师后，他采用机器制糖工艺，改造传统的榨糖设备和煮糖炉灶，获得成功，因而得到伯父的赏识，被提拔为经理。他的成功经验也在华侨制糖行业中推广，从而摆脱了困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郭春秧接任糖厂经理后，拓展糖蔗种植面积，扩建制糖厂，购进先进制糖设备。经过几年的拼搏，分厂遍及荷印所属各埠。郭春秧跃居四大糖商之一，“春秧公司”成为继黄仲涵经营的“建源公司”之后，另一个能与荷兰人竞争的糖业公司。
　　郭春秧在南洋事业大展宏图之时，没有忘记家乡的经济建设。他首先在东孚乡投资建立“华祥公司”，开办水头农场，种植甘蔗、果树，并拥有占地4000亩的甘蔗栽培场，移植250万株爪哇蔗，还附设榨糖厂(后来，郭春秧之子郭双龙于民国35年即1946年，将该场转让给厦门华侨垦业贸易公司，现为国营厦门第一农场)。接着，又在角美的田边、江东的郭洲、海沧的洪坑办了3个农场，大面积垦荒种蔗、种柑橘，附设糖厂制糖。田边农场附设的糖厂，引进日本设备，日榨甘蔗80吨，年产食糖5000吨并机械生产赤砂糖、白糖和冰糖，率先在闽南使用机器生产蔗糖系列产品。
　　民国8年(1919年)，郭春秧投资6万银元，在厦门开设“大通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又参加鼓浪屿的开发建设，在港仔后建别墅、楼房和辟建锦祥街。
　　民国15年3月15日，南洋闽侨救乡会于鼓浪屿策进俱乐部召开第一次大会，郭春秧派出私人代表傅维湘出席大会，在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郭春秧的代表建议尽快修建漳(州)厦(门)铁路，并在火车终点站嵩屿兴建模范村。郭春秧热心家乡建设由此可见。
　　郭春秧尤其关心家乡教育、福利事业，独资在辽东社捐建锦湖小学，免费招收学生上学，且供给学习用品。当时，同安六甲(锦宅、桥头、辽东、鸿渐、金山、白礁等社)一带水利失修，旱涝灾害频繁，农作物歉收，民不聊生。郭春秧捐出巨款，在家乡创办慈善事业，定名为“嵩江孔圣大道会”，采取定期资助和临时资助两种形式。凡是贫困孤寡的乡亲，可定期得到粮食和银元的资助；如遇到天灾人祸，可得到临时资助。大道会还开设大道医局，义务为乡亲治病。至于为桑梓铺路造桥等善举，郭春秧都是慷慨捐输，不落人后。
　　民国18年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和荷印政府采取各种限制政策，华侨企业受到严重打击，有的歇业，有的破产倒闭，郭春秧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另找出路。民国19年秋，他投入巨资，在香港北角填海滩建店铺300间，开辟一条新街。这条街后被当局命名为“春秧街”，成为闽南华侨涉足香港房地产业的先导。
　　民国20年春，郭春秧到台湾寻求发展，原计划办糖厂，后来考虑到发展前途不大，于是转到台湾西北部投资开辟茶园，创办制茶厂，进而在淡水镇开设“锦茂茶行”，在厦门设有锦茂茶行分行。除自产自制自销外，还向茶农收购茶青，向厂家收购粗茶，进行加工精制，生产红茶、乌龙茶和色种茶。当时台北县每年出口茶叶20万箱，郭春秧就占了7万多箱。
　　民国24年，郭春秧因病逝世于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寓所，终年76岁。
　　

　　赖乾(1861～1935年)又名赖忠，祖籍平和县坂仔乡。赖乾的父亲赖坤，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渡台，定居于宜兰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生下赖乾。赖乾从小习武，稍长以渔为业，因此练就一身好武艺和敢于搏击狂风恶浪的好水性。
　　赖乾秉性开朗、豪爽，青年时期便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简大狮、高扁、徐鹿等结拜为兄弟。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廷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当即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慨，纷纷拿起武器与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当时清廷台南刘永福的黑旗军尚坚持抗战，简大狮与赖乾领导的义军也同其他义军一起奔赴台南，在刘永福的麾下与侵略者作战。十月，清廷严禁对台湾的一切援助，黑旗军抗战宣告失败。
　　十月二十日，日本驻台总督桦山资纪宣告“台湾本岛全部平定”，侵台近卫师团返回日本。但事过1个月，义军又纷纷揭竿而起。简大狮和赖乾等兄弟领导的义军是众义军中的一支主力，先后参与攻打淡水、宜兰，十二月三十日又集中力量攻打台北，因日新竹援军赶到，义军主动撤围。
　　在平定黑旗军后，台湾又掀起如此大规模的反抗，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于是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决定派中央巡查部长佐藤尚太郎赴台主持“治台大政”。为遏止侵略者的淫威，义军决定刺杀佐藤尚太郎。
　　佐藤尚太郎作为伊藤中央巡查部长，又衔有天皇“治台”使命，驻台总督桦山资纪不敢大意，特派一近卫军中队保卫佐藤，因此刺杀很难下手。赖乾经过几次潜入佐藤官邸附近侦察，发现佐藤清晨起床后有在其官邸附近的一棵古榕树下做徒手军操的习惯，认为这是惟一刺杀佐藤的机会。义军同意赖乾的意见，并把刺杀任务交与赖乾。
　　赖乾的机智勇敢和超群的武艺虽为众信服，但大家仍很担心。赖乾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敌酋置于死地，替台湾老百姓和众兄弟报仇。他准备8枚涂上毒剂的飞镖装入鞘中，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月十四日凌晨潜伏于古榕树茂密枝干中。
　　与往日一样，清晨时分，佐藤在4名警卫护卫下走向古榕树下。佐藤到达预定地点，背向榕树站定，准备做操。赖乾屏住呼吸，右手一扬，一飞镖从背部射进佐藤心脏。随着一声惨叫，佐藤慢慢地瘫倒在地上。当警卫发觉惊愕之时，赖乾已从树上跃上附近的屋顶。等到敌人喊声、枪声大作时，赖乾已在简大狮等兄弟接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佐藤被刺身亡，台湾当局随即下令全台戒严，通缉赖乾。日军疯狂搜捕，汉奸无孔不入地侦察，赖乾几次遇险，但凭着高超武艺和群众支持，都甩开敌人，化险为夷。同年春的一天，敌人侦得赖乾隐藏在宜兰杨柳小山庄，日本特别警察大队长山川一郎率部围住小山庄，并把全村20多户百余男女老小作为人质。在敌人即将焚庄杀人之际，赖乾为了保护人民毅然从地窑里出来“投案”。
　　赖乾被捕后，简大狮等义军首领立即组织人马，打听消息，准备营救，终于在农历三月十五日夜，得到江湖兄弟的协助，越狱成功。同年夏天，赖乾在爱国志士掩护下回到厦门，随后简大狮、高扁、徐鹿等也回到厦门。之后他们一起转至漳州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漳州府道台荣坤接受日军的条件，逮捕简大狮。赖乾、高扁等逃脱，先后在长泰、永春、德化聚众起义抗击腐败的清政府。
　　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赖乾义军加入国民革命军，赖乾被委为独立营中校营长。任职后，他坚决宣传、执行孙中山政策、推行二五减租、剿匪、改俗，安定社会秩序。
　　民国3年，袁世凯窃取政权，从此中华大地又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赖乾对中国前途一度升起的希望又陷入绝望，于是决定解甲归田，走实业救国之路。民国12年，赖乾脱下戎装，于龙溪县石码镇筹办中兴机器厂。工厂自行发电，拥有员工140多人，其中技术人员20多人，能生产14匹马力，14、18、20型号的砻谷机、碾米机，小汽轮的动力机械，以及电工工具和民用刀具。这是漳州地区第一家现代化机械工厂。民国18年，赖乾又创办自来水厂，供应石码镇晏海路、锦江道、新行街、内市街、打石街数百户居民用水。两厂的创办不仅为闽南现代化民族工业奠基，而且培训出一批闽西南机械工业的技术骨干。然由于民国政府的腐败，两厂均于抗日战争期间倒闭。
　　民国24年，赖乾于石码因病逝世，享年74岁。
　　

　　萧佛成(1862～1940年)，字铁桥，祖籍南靖县书洋乡。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暹罗(今泰国)曼谷。先祖系明永乐状元萧时中。清初，萧家因反清复明失败逃往台湾，辗转而定居暹罗。萧佛成幼年受中国传统教育，富有民族思想。成年后，经刻苦学习，取得当地律师资格。
　　光绪十四年(1888年)，萧佛成加入暹罗三合会(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之一支)，光绪三十年(1904年)加入光复会，为推翻清廷光复中华积极进行活动。其间，在曼谷办《华南日报》(后改名《湄南日报》)，宣扬革命思想。翌年创办《华暹日报》，自任社长。该报主旨在于宣传革命，改善华侨境遇。时当地《启南报》为保皇派所办，《华暹日报》常与之论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中国同盟会暹罗分会会长。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暹罗总支部部长，并兼任福建会馆首任主席。在任期间，创办暹罗惟一的华文义务学校培元学校。民国15年(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6月，广东发生沙基惨案，《华暹日报》因刊载反对英国言论曾一度被迫停刊，萧佛成被拘捕监禁。不久获释，该报亦于同年9月复刊。《华暹日报》社同时也成为革命活动据点，孙中山、胡汉民访问暹罗时，曾以该报社为联络和运筹中心；中国同盟会暹罗分会亦以该报社为会址，萧佛成任该分会会长。
　　民国16年4月萧佛成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政治委员，曾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8项主张，会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7名委员之一。6月，他和周启刚等组织国民党“海外清党委员会”，办理海外各级党部“清党”事宜。民国17年5月8日，萧佛成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部常务委员，后来还曾一度任侨务部长。他因“济南惨案”急返暹罗，参加华侨抵制日货的爱国斗争。民国18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和海外部部长。民国20年4月30日，他与林森、邓泽如、古应芬以中央监委身份提出弹劾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的议案，揭露蒋介石“陷害同志，以树立个人权势”的阴谋。5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公开另立国民政府，萧佛成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这时国民党宁(南京)穗(广州)两派分裂，各成立政府，萧佛成站在陈济棠、汪精卫、孙科一方。同年9月，宁、穗两派妥协言和，实行权力重新分配，年底改组政府，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萧佛成又以国民党元老资格，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同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民国21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委员。是年，萧佛成苦心经营25年的《华暹日报》因报社内部分裂而停办。民国24年11月，他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2月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2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返回暹罗侨居地养老。
　　萧佛成早期旅暹期间，参加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热情很高，大力发动侨胞捐款赞助革命，无论西南6次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讨袁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广州省港罢工，他都发动华侨捐款支援。西南6次起义，暹罗与安南华侨捐款占海外捐款总数的三分之一。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萧佛成及暹罗华侨贡献尤其显著。
　　民国29年5月31日萧佛成在曼谷逝世。终年78岁。
　　

　　江阿仗(1868～1939年)，女，平和县大溪江寨人。父江阿角，兄江国恩，擅长技击。以卖艺行医为生。父兄重侠义，好抱不平。阿仗也习武，常随父兄浪迹于闽粤间。20岁，嫁大溪新荣村曾坑社陈财道为妻。
　　江阿仗会说闽南话、客家话和广州话，富有组织群众能力，带头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剪短发，常治病施药济人，深受人们敬仰。她目睹清朝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早有反清意识。当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江阿仗挺身而出，率先组织“白扇会”，被公推为首领。
　　国民革命初期(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联络民间秘密会社反清。江阿仗加紧组织大溪、九峰、皇田、陈坑、新塘以及诏安、饶平等地会员，立坛盟誓，表示反清决心。江阿仗把会员编成战斗队伍，派其子陈水淼、侄陈明水和诏安人林胜、曾坑人陈通车为带队头领。会员衣裤皆白色，旗帽形似羽毛扇，红底白字，上书“白扇会”3字，其队伍名“义勇”。
　　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内革命风云炽盛，江阿仗认为时机成熟，于当年农历年底在石寨饮血酒宣誓，杀牲祭旗。除夕前一日，亲率义勇先锋队伍70多人，由石寨出发，经澄溪，过龙硿，入东水门，以九峰的部属曾宪炳、朱桂森等为内应，组织敢死队13人攻入县衙，直捣大堂后花厅。时值深夜，知县王元一仓皇从后园逃走，恰遇阿仗等人赶到，执问是何人，王诡称是“师爷”。起义农民一刀挥去，王急闪避，仅划伤一眼。时天色黝黑，王得以逃匿于县衙役陈家。黎明时，衙内武卫差役相继冲出，围攻“义勇”，鏖战良久，彼此各有死伤。阿仗的部属曾观被砍伤倒地被捉，诏安、饶平等地义勇队后援不及，阿仗引队退归石寨据点。
　　事后，王元一邀来漳州府援兵，进攻新塘村，火烧新楼，曾观殉难。清兵又分攻大增坑、石寨，大加蹂躏，阿仗走避乌山。九峰曾宪炳、朱桂森等皆远逃他乡。
　　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形势转变，江阿仗回归故乡。民国28年(1939年)，病逝家中，终年71岁。
　　

　　孙宗蔡(1868～1947年)，字次典，号斗生，漳州城区人。3岁丧父；17岁丧母。孙宗蔡既经营父母留下的小纸店，又坚持读书，终于在21岁时中秀才。之后又转入丹霞书院学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倡办新学，孙宗蔡率先在城西文昌宫(今东铺头小学)修建校舍，筹办县立两等(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并担任学堂堂长。后又筹办四隅小学堂，四隅已办成的有东门城守营小学(今巷口小学)、南门乙商小学(今西桥小学)、北门乙农小学(今新华印刷厂厂址)。这些小学堂设国文、算学、修身、图画、手工、游戏等课程，男女兼收，成为漳州新学之先导。
　　两年后教育界出现三派势力纷争，孙宗蔡不屑于争逐，自动请辞引退。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漳州宣布光复，孙宗蔡参与光复会参事委员会工作，后补为参事兼财政局副局长。他以400银元帮助清知府陈嘉言返湘，又收养其幼女，送她读女子师范。在参事会工作期间，竭力筹建浚河局，以利兴修九龙江水利；筹办漳州警察学堂，培训治安人员。不料光复不久，同盟会成分复杂，派别纷争，各种机构形同虚设，宗蔡极为失望，便放弃政界活动，致志于经商和开拓实业。
　　他首先扩展父亲初创的椿记纸行，使纸品销售远及东南亚，一跃成为漳州巨商。
　　民国3年(1914年)他集资兴办龙溪电灯公司。民国6年，他筹资开公路，办漳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0年，又认股投建漳(州)—程(溪)轻便铁路。
　　民国7年，孙宗蔡当选为龙溪县商会会长。同年7月粤军司令陈炯明部驻漳，陈炯明指派工务局长周醒南配合宗蔡，向海内外集资10万元，创办漳浮始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周任董事长，孙任总经理。民国9年春节漳码公路通车，年底延伸至浮宫，漳州至厦门构成水陆联运。此后城西通车至南靖县城(今靖城)；城北通车至浦南，过河直抵长泰县城；城东直达江东桥，衔接北溪。漳州初步形成为闽西南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漳州南门溪两岸筑堤，修建新桥，市区拓宽街道，整修商店，数项工程并进。为了市区的整治，他带头拆除拓宽道路必经的官园孙厝祖祠；为开辟下沙路，又拆掉自家的楼房；为十字路口修筑“圆圈”需要，再拆下钦赐其母的节孝碑。
　　民国13年至民国16年，汀漳龙始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孙宗蔡经营之下，资本增至31万银元。民国14年他兼任旧桥改建董事会董事长，改建中山桥木石结构为钢筋水泥结构。民国16年，他辞职家居。
　　民国21年6月，十九路军入闽，特务团李金波率兵进攻红三团，在红三团根据地实行清乡，在城内实行白色恐怖搜捕革命人士。孙宗蔡不计利害，以富有声望的绅士身份，保释一些无辜被捕的群众出狱。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难家仇接踵而至。孙宗蔡所经营的椿记纸行宣告倒闭，第六子孙绍源下狱，家产耗尽，第四子孙绍武随漳龙汽车公司内迁龙岩，于民国30年遭日机轰炸身亡。孙宗蔡忧伤过度，双目失明，卧床不起，至民国36年5月16日病逝，享年79岁。身后萧条，由乡亲和友好资助，料理后事，安葬于北乡蔡前山。
　　

　　蓝汝汉(1869～1928年)，又名庭金，俗名番芝，海澄县隆教人(今属龙海市)，迁居乌礁洲浒茂城内。蓝汝汉虽目不识丁，但生性残暴狡诈，善于投机钻营。初在石码开“民麟”土烟店，产品销台湾。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蓝从台湾引来日本和尚到石码创立佛堂，组织佛教会，自任会长。民国4年(1915年)开设茂川船务行和茂兴、茂顺、三闽鱼行，垄断进出口贸易和水产市场。同年出任商会会长，勾结地方军阀、文武官僚，独霸一方。
　　民国7年，粤军陈炯明入漳，其部属洪兆麟驻石码。蓝汝汉竭力巴结，宠信有加，于是商官一体，威势凌人。他开设的赌场、赌摊，东起福寿街，西迄宛南亭。设妓馆、鸦片烟馆，包揽各种税捐。当时设立的苛捐杂税有：厘金、五谷捐、屠宰捐、水果捐、水产捐、红料捐、木料捐、赌捐、花捐、鸦片捐、戏捐、户口捐、码头捐、油捐、鸭蛋捐、牙税等17种。催讨捐棍四出勒索，仅赌捐一项，日入银元达1000多元。时石码流传民谣说：“茂川老板发大财，钱银日夜滚滚来，瘦的抓来榨，肥的抓来刣。”
　　民国8年，石码开始市政改造，蓝汝汉乘机拆卸海澄城、石码城仔、下浒茂城，除围砌沿江堤岸外，混水摸鱼，利用石材兴建自己的店屋住宅、修建紫泥码头，围洲造田，数年之间，据有私屋数百间，田园数百亩，家产又进一步暴增。
　　蓝汝汉除元配正妻之外，有妾6人，婢10多人，又时常恃势奸淫妇女。此外，还组建京戏正吉班、大吉班、小吉班，聘来女角，供己玩弄。
　　民国13年2月，北洋军阀臧致平进驻石码，新来军阀与旧驻军阀有隙，蓝遁居紫泥，将把头生意及包捐交由二子蓝祥麟，商会会长交由三子蓝步青接替，自己在紫泥幕后指挥。
　　民国15年10月间北伐军入闽。鉴于“蓝皇帝”统治石码达12年之久，罪恶累累，中共闽南部委成立之后，便确定“倒蓝”运动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民国16年春节期间，中共石码组织在石码公园召开“倒蓝”群众大会。会后，愤怒的群众涌向蓝宅。蓝汝汉闻讯逃至鼓浪屿租界，群众只抓住蓝步青。蓝步青曾任漳浦县知事，在任石码商会会长期间，敲诈勒索手段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众押送蓝步青交由石码驻军转解漳州北伐军第二十师留守团廖鸣欧部。后廖私自放走蓝步青，遂引发规模巨大的“倒蓝反廖”群众运动。
　　“倒蓝”斗争除抓获蓝步青外，还查封蓝汝汉在石码的店屋财产，共田园350余亩，房屋299间。并上报获准通缉蓝汝汉。
　　民国17年5月间，蓝汝汉在鼓浪屿病危。蓝家以为蒋介石既已发动“四一二”清党背叛革命，便送蓝汝汉回石码，数日后死亡，终年59岁。蓝家以为反攻报复时机已到，拟大肆铺张丧事，借机网罗旧党，卷土重来。石码人民识破蓝家意图，各社团再次发动群众，据省政府通缉令尚未撤销为由，当众开棺验尸，终于煞住蓝家东山再起阴谋。
　　

　　
　　林文庆(1869～1957年)，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出生于新加坡。祖父林玛彭和父亲林天尧均受雇于华侨巨商章芳琳，分别担任酒庄经理与鸦片局副理。林文庆童年曾入新加坡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学习华文，不久转入英文学校。光绪五年(1879年)升入官办的莱佛士学院，经8年苦读，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优异学习成绩荣获英女皇奖学金，为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位华侨青年。之后被送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光绪十八年(1892年)获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接着又应邀到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翌年，林文庆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挂牌行医。并热心为社会服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参加创办英皇爱德华医学院，亲自讲授药物学和治疗学，由于他贡献突出，该院特颁给他名誉院士学位。
　　他除从事医务工作外，还进行实业开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接受新加坡植物园英人园长李德立的建议，并得到侨商陈齐贤的支持，将橡胶作为经济作物，在杨厝港垦殖了东南亚第一家橡胶园，因而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民国6年(1917年)，他应林秉祥之请，参加创办和丰银行；民国8年与黄仲涵、黄奕住联合组织华侨银行；民国9年又与一批朋友合资创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因此，他也是星马华人金融业的先驱者之一。
　　青年时代的林文庆富有辩才，敢于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辛亥革命之前他曾发起剪辫运动和解放女子缠足运动，推动南洋华人社会的改革。又曾公开反对英国把军费转嫁给殖民地，并抨击殖民地政府的鸦片公卖政策，主张禁绝鸦片。由于他极力为华族同胞争取权益，因此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仅25岁便被推选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的华籍议员。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和民国4年又三度当选。在担任议员期间，林文庆积极参加中国好学会、中华总商会、华人体育会、海峡英籍华人公会等社团及《海峡华人杂志》的创办；在新加坡、爪哇等地开设华人女校、华语学校和华语训练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华语普通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加入英籍的林文庆，为组织英籍华人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民国8年他获得大不列颠帝国勋章。
　　对祖籍地中国，林文庆也极为关心。他支持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与邱菽园共同邀请康有为到新加坡避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脱离康有为保皇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陪同清廷宣慰大臣杨士琦访问槟城、马来亚和爪哇等地，其间，竭力劝导华侨向中国投资，并参加制订海外华侨青年回国深造的计划。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他作为中国的代表赴欧洲出席国际卫生会议。
　　林文庆早年在英国就结识了孙中山，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深表同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拘捕，林文庆立即出面向殖民地政府当局疏通，使孙中山与宫崎很快获释。辛亥革命前他就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民国5年又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并先后获得中华民国二等嘉禾章及二等文虎章。
　　民国10年4月，林文庆的挚友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由于种种原因，于5月间提出辞职。陈嘉庚当即电请林文庆接任厦大校长。当年7月4日，林文庆抵厦上任，宣布要把厦大办成一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他以“止于至善”作为厦大的校训，并在“校旨”中提出“发扬美满民族精神，造就应用科学人才，使我国得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地位”的办学方针。
　　从民国10年7月到民国26年6月，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校长任内，为厦大建立起完备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聘请了大批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建造了一幢幢教学、科研大楼和宿舍，配置了丰富的图书及实验设备，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他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国语及外语并重，强调要办好培养师资的教育科。在他主持下，厦大师生对文昌鱼等海洋生物的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加上文、理、法、商及教育等科的教学、科研的成就，使厦大赢得了“南方之强”的赞誉。
　　但是，林文庆对办好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缺乏足够的经验，对校务的处理有时欠妥，加以他的尊孔思想与时代潮流不合，因此在民国13年和民国16年曾两次酿成大学潮，导致一批师生离校到上海另立大夏大学。
　　民国23年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被迫收盘，厦大经费极端困难。林文庆毅然为陈嘉庚分忧，捐出自己的年俸6000元大洋，并亲自到南洋募捐，为维持学校竭尽全力。民国26年7月1日厦大改为国立，他辞去校长职务，回新加坡，过退休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民国31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林文庆被迫出面组织华侨协会并担任主席。在协助日本占领军的同时，也帮助当地居民解决不少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隐居在彼得逊山律的寓所中，诗酒自娱，偶然也参加一些公共集会，但已不再是社会的活动分子和领袖人物了。
　　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岁。出殡日，各族人士前往执绋者，数以千计。他的6个子女也都有所成就。长子林可胜为世界生理学权威，孙林国安曾任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院长。
　　

　　
　　陈齐贤(1870～1916年)，祖籍海澄县(今属龙海市)，出生于英属马来亚的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父亲陈德源是当地富有声望的植物学家。齐贤聪敏好学，继承父志，研究热带植物，有一定造诣。
　　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齐贤出任马六甲市政委员。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委为太平局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选为马六甲侨生支会主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新加坡森工部长兼植物园园长英人李德立从巴西私带橡胶种子20多颗，试种失败，不再试验。陈齐贤得知后，在林文庆的鼓励下，决心一试。他到巴西考察，购进一批橡胶种子，选择马六甲市郊一块42英亩的蕉园试植，终于成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与林文庆、邱雁宾及英商埃格敦合伙，在武吉亚沙溪园种植3000英亩，5年后橡胶树开割，产量颇丰。英国人以200万元买下该胶园。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跃跃欲试。齐贤为发展橡胶经济，公开介绍种植橡胶树经验，并把胶乳制成生胶，在马六甲举办展览会，用实物、图片、文字介绍种植知识。马六甲殖民政府发出“宪报”肯定其成绩，种植橡胶树随即在新马地区广泛发展。
　　陈齐贤又与林文庆、曾江水等人合作，将橡胶树移植到新加坡杨厝港芭地，也获得成功。此后，陈齐贤转营培育橡胶种子出售，发了大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嘉庚向齐贤购买橡胶树种子18万粒，播种在福山黄梨园里；宣统二年(1910年)又以每英亩50元向齐贤购买500英亩老橡胶园，投巨资于橡胶种植业。陈六使、李光前等人亦步其后尘，相继经营橡胶种植业，均大有成就。数十年来，福建华侨在新马地区采用齐贤的种植经验，从事种植橡胶致富的，有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30余人。
　　陈齐贤致富后，与曾江水捐建培风学校，对其他公益事业也热心赞助。民国5年(1916年)陈齐贤因病逝世，年仅46岁。
　　陈齐贤引进、传播橡胶种植的技艺，马来亚一带人民尊称他为“橡胶艺祖”。《南洋年鉴》评说：“今天马来亚的繁荣，陈齐贤之功不可没。”新加坡中峇鲁区还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齐贤街”，陈齐贤芳名永世流传。
　　

　　邱菽园(1871～1941年)，原名德馨，又名炜萱，号菽园，又号肃原、啸虹生、星洲寓公，以号菽园行世。福建海澄(今属龙海市)人。他是新加坡著名的诗人和爱国志士。
　　邱菽园幼年寄养在澳门姑母家中，8岁南渡新加坡，入塾启蒙，学习中文典籍。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15岁，随父返乡，攻举子业。21岁考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落第。时值甲午战败，他参加上书反对割让台湾义举。次年返回新加坡，此时，其父病故，他与弟弟德祥继承遗产，各得70万元，于是创办丽泽、会吟两文社，自号啸虹生、星洲寓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菽园护送父亲灵柩回乡安葬。事毕，到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各省游历，结识了几位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次年，回新加坡后，即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林文庆等人创办《天南新报》，任出版人兼总主笔。《天南新报》着力宣传变法维新，与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互相呼应。翌年，与林文庆合办新加坡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南洋英属各邦成立保皇会分会，邱菽园被推为分会会长。其时，康有为逃亡至新加坡，他把康接到家中盛情款待，并赠巨款，供其作生活和活动经费。同年七月，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产会，准备在东南举事，邱菽园又捐助叻币25万元。事被清政府侦悉，便把他在国内的几个亲戚监禁起来，并令驻新加坡总领事向菽园提出警告，胁迫邱捐“赈灾费”银1万元，以赎勾结康有为之罪，捐款2万元以赎“唐才常案犯”之罪。
　　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邱菽园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倾向民主共和，便与康有为逐渐疏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因听说澳洲华人为支持汉口起义捐献5万元被康有为截留，很愤怒，于是两人意见分歧，最后决裂，先后在《天南新报》上公开声明与保皇派脱离一切关系。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又在《天南新报》上发表《论康有为》一文，公开否认自己为维新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经费不足，《天南新报》停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不善经营，邱菽园继承的父业宣告破产。
　　宣统三年(1911年)邱菽园出游缅甸，民国元年(1912年)接任《振南日报》社长，积极反对军阀大一统。翌年，因经费拮据，《振南日报》停刊。其时，有些商界人士如李梭承、叶秋涛等投在邱氏门下学诗。
　　民国7年邱菽园被选为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议员。民国15年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民国18年改任《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主编，上任仅一年，便以老病告辞。晚年，隐居乡下，谢绝应酬，以诗酒自娱。民国30年12月1日，因病逝于新加坡，终年70岁。
　　邱菽园一生写诗千余首，编为《菽园诗集》、《啸虹生诗钞》，邱被誉为“南侨诗宗”。笔记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鏖》等。
　　

　　韩希琦(1873～1933年)，字君玉，号无闷，又号樗里散人，诏安县北关人。少年家贫好学，清光绪年间中举人，与同邑林竹宾、谢锡铭、张绳武结诗文交，但因奔走衣食，不常写作。韩希琦曾受潮州文范学校之聘当教员，任职6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南渡新加坡；宣统二年(1910年)，转赴爪哇三宝垅任《爪哇公报》主笔。韩希琦秉性正直，颇孚众望，于民国4年(1915年)被选为中华总商会座办兼文教委员会主席。
　　袁世凯篡权后，于民国4年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韩希琦海外闻讯，立即以荷属中华商会名义致函、通电抗议。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韩希琦与南洋爱国侨领一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讨袁护国军筹募军费，获得护国军政府“拥护共和”奖章。
　　民国7年夏天，韩希琦奉母命回乡，受到黄炎培电邀，充当复旦大学募捐和招生代表。他与黄炎培一起往南洋，历经安南、新加坡、马来半岛、缅甸、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向华侨报告校务，并与当地华侨界及学校接洽。事毕后恰遇爪哇古突士小镇发生惨杀华侨事件，土著与华侨关系紧张。原来古突士是爪哇岛上一个小城镇，土著与华侨杂居，土著信奉伊斯兰教，禁忌猪肉极严。民国7年10月31日，一土著家中发现一块猪肉，据称是邻居华侨的恶意侮辱，遂由此激起土著屠杀华侨施蜜娘等10余人，伤残华侨数十人，焚烧华侨住宅和店铺87间。中华总商会立即向荷兰殖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荷兰殖民政府置之不理。中华总商会遂委托韩希琦和熊理于民国8年回国进京向当时北京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出面与荷兰交涉。这举动受到孙中山赞扬，得到蔡元培、章士钊等知名人士协助。但可悲的是北京政府只用五级嘉禾奖章一枚和横匾一方奖给韩希琦聊表慰藉，对于请愿一事却不了了之。“大总统”徐世昌慑于民意，两次接见韩希琦，社会舆论也大力支持，然而结果枉然。同时荷兰殖民政府宣布韩希琦为不受欢迎的人，于是暂留国内。
　　韩希琦回爪哇后，于民国9年再回乡探亲，随后留居上海，担任暨南及复旦两校校董，兼任中南银行董事。不久，被选为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和福建旅沪同乡会会长。他往往春天赴沪工作，冬天回家侍奉母亲，春往冬返，直至民国14年母亲病逝。
　　民国21年韩希琦回诏安养病。他擅长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有何绍基神韵。民国22年春溘然病逝，享年60岁。有诗集《樗里散人诗草拾零》。
　　

　　吴世荣(1875～约1916年)，祖籍海澄县，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其父吴有才是当地著名富商，热心公益事业，在华侨社会颇著声誉。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槟榔屿时，吴世荣主动出面接待，并介绍当地爱国华侨黄金庆等同孙中山会晤，使孙得以在槟城立足并开展革命工作。次年，吴世荣组织阅书报社，随后创办《光华日报》，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吴世荣被推选为同盟会槟榔屿分会会长。
　　宣统二年(1910年)，孙中山又一次到槟榔屿，槟城华侨革命情绪十分高涨，请求参加同盟会者甚众。于是，同盟会南洋总部遂从新加坡移设于槟城，聘周君华为总书记。从此南洋各埠均设同盟会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人，槟榔屿也成为南洋华侨的革命中心。同年底，孙中山为秘密筹款，再度发动革命，又于槟城召开庇能(即槟榔屿别称)会议。会后，吴世荣又召集槟城同盟会会员，积极筹款。吴世荣率先变卖店产，倾资助饷，终于将款筹足。庇能会后，南洋各埠筹集大量款项，为尔后发动“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做好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吴世荣作为南洋各埠同盟会的总代表，回国出席成立大典。同年发起组织“南洋华侨联合会”。同年2月7日，南洋华侨联合会在南京成立，推举汪精卫为会长，吴世荣为副会长。翌年，侨联会迁址上海，由吴世荣主持会务。4月，吴世荣偕王少文联袂南渡，赴英荷各属地作联络访问，促使200多个海外大小侨团同南洋华侨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民国初建时期，吴世荣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发展祖国建设事业，在上海投资开办“上海世荣公司”。民国元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致力于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在上海创议组织“中华实业银行”，以振兴中国实业，吴世荣积极响应，并认股10万元。民国2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办，孙中山任名誉总董事长，吴世荣任协理。
　　民国4年因袁世凯加紧阴谋篡权，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吴世荣于当年夏返回马来西亚经营商业，并致力于福利事业。后因经营失利，贫病交迫，逝世于槟榔屿。
　　

　　林尔嘉(1875～1951年)，字菽庄，又字叔臧，晚号百忍老人。福建龙溪人，出生于台北一个官僚家庭。少年时不屑为章句之学，而好论人才盛衰、时政得失。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周边岛屿割让给日本。林尔嘉及其父愤慨于国土的沦丧，不愿作清朝弃民，毅然放弃在台湾的庞大产业，举家迁龙溪乡下。林尔嘉随父回乡后，常与知己谈论救国救民之道。当时有参议王清穆考察东南商务，赞赏尔嘉才识，力荐于朝廷，尔嘉被用为道员，调入京师任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林尔嘉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为使国家富强以抗外侮，他提出许多改革经济的积极建议。他认为朝廷应注重振兴商务，大力创建工业，发展出口商品，开矿铸银，修建铁路，整理税收，削减冗费，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他致力于兴办厦门电话、电灯公司等实业。还竭力维护地方治安，保障商民的正当权利。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理时，敦请他襄助，并聘为商部顾问。
　　光绪末年，清政府一度计划整建海陆军，林尔嘉出于爱国热忱，捐献巨款，被晋升为侍郎。不料这笔捐款却被挪用修复遭八国联军破坏的颐和园。他的爱国宿愿成为泡影，愤而辞职归里。他居乡乐善好施，以助人为乐，热心救灾济贫，施棺舍药，常捐资赞助地方公益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寄居的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他任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凡事关国体荣辱，华民利害，总是不避威胁，据理力争，深受国人敬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龙溪、南靖两县水灾，他向海外募银3万两，兴修堤坝。民众感其功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林尔嘉被推举为参议院候补委员，民国4年，出任福建省行政讨论会会长。他勇于论列时政，兴利革弊，又协赞外交，勋劳颇著。同年8月，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唆使福建省政府的党羽诱胁尔嘉上“劝进表”，拥袁称帝，被他严辞拒绝。“洪宪”帝制破灭后，他被选为厦门市政会会长，因公务纷繁，心力交瘁，任职4年后赴瑞士养病7年。
　　林尔嘉早年回乡时，为将来退隐计，即在鼓浪屿营建造型别致的滨海别墅——菽庄花园，从瑞士养病回国后便隐居于此。赋闲期间，他经常邀约游宦、通儒、骚人墨客吟对，并结成菽庄吟社，刊行《菽庄丛刻八种》。民国27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他避走南洋，继续整理出版《菽庄丛书》6部。民国34年，日本投降，他回到阔别50年的台湾。
　　1951年，林尔嘉病逝，终年76岁。
　　

　　蔡潮初(1877～1937年)，字襟三，别号略庵，漳州东厢人。幼聪颖，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己酉科中第一名拔元，授江西县丞，时因政事日非，不赴。后居家专心精研医学，凡《内经》、《伤寒》、《金匮》及历代名家著作，无不悉读。他精于运用金匮经方，善治奇难杂症，亲友有疾，为其诊治，大部分转危为安。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兼以拔元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因此享誉漳州城乡。他诊治疾病，虚心谨慎，遇有难治之症必细心研究，勤求古训，或与同道共商，从不马虎。诊务余暇，常与名儒医蔡咸甫、吕纪端两秀才品茶谈心，和诗论医，民国初群众称其为东厢三大名医。咸甫擅长治伤寒，纪瑞擅长治温病，潮初长于治杂症，各有专长。
　　蔡潮初性至孝，为乡里所称道；又耽禅道，喜行善。乡里中凡孤寡无依者，皆周恤之。遇病家贫乏者，即赠医赠药。药由人瑞、至诚两家药铺配给病人，年终结算，逐步还清。每年要开支不少周济的药费。其医德医术被百姓赞誉，堪称德才兼备的良医。他喜爱收集验方，到晚年尚存有验方集一册，其中多系难得的名方。他有三子一女：长子蔡竹禅，为革命事业作出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漳州市(今芗城区)副市长、龙溪专署副专员；次子蔡大燮曾任省文化局副局长；三子蔡大伟继承父业，从事中医工作。蔡潮初逝于民国26年(1937年)，享年60岁。
　　

　　杨纯美(1877～1968年)，漳浦县佛昙镇人。幼时家贫，仅读私塾两年。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纯美出洋至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万隆谋生。光绪十九年(1893年)，得叔父资助，贩运布匹下乡叫卖，越年叔父赞助他开设布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得岳父陈阳黎的资助，开设平安堂中药铺。此后，杨纯美又在新巴刹街开设新义成有限公司和薯粉厂。数年后，家资丰厚，成为当地巨富。民国3年(1914年)，他在万隆市中心购地兴建“杨纯美街”，并创办纺织厂。
　　杨纯美年青时代不满清朝腐败统治，景仰孙中山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印尼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3年因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纯美当即汇银400两接济。民国6年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他又汇银1000两支持北伐。至民国8年，杨纯美先后共济助3100两银子，荣获广东军政府颁给的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不久被广东军政府侨务委员会聘为名誉顾问。
　　民国7年，杨纯美把产业交长子杨玉树管理，自己回归祖国，先后在厦门与友人合资开设源益当店、电灯公司、兆和酱料厂、漳嵩汽车公司。又独资开办厦门和平绸缎庄、万镒当铺。民国15年，杨纯美与同县华侨合资兴创漳浦县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任董事长。民国18年，投资开辟佛昙至旧镇、县城至象牙庄公路。公路开通后，汽车路公司改称为华侨商办汽车公司。以后又在白竹湖创办华侨农场，种植果林数百亩。因政局动荡，杨纯美离开漳浦，后又从厦门重赴万隆。
　　杨纯美回家乡期间，眼看漳浦教育事业落后，全县仅有一所中学，后来也因经费不足停办。民国23年他特意自万隆携回30万银元，在佛昙镇创办纯美初级中学。当时政府规定私人办学须先将办学基金存入国家银行，只这一项就占杨纯美带回银元的三分之一，学校占用地皮还要花钱购买。独立办校困难重重。杨纯美抱定决心，建成校舍，还按当时教育部规定标准配置教学仪器、图书等设备，重金礼聘厦门名师来校任校长、教导主任。
　　民国25年纯美中学正式开学。民国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爪哇，杨纯美父子被捕入集中营，受尽折磨。民国36年4月，杨氏父子再度返乡，筹办该校高中部，兴建高中教学楼“玉树楼”，又设奖学金，资助贫寒学生升读大学。纯美中学前后办了17年，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漳浦县第二中学。
　　杨纯美乐善好施，博得侨胞爱戴。他曾担任过万隆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中华会馆主席、名誉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万隆华侨慈善会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纯美回乡省亲，民国38年再往印尼。1968年7月14日病逝于万隆，享年91岁。
　　

　　林资铿(1878～1925年)，字季商，号祖密。祖籍福建省平和县五寨乡莆坪村。先祖林石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移居台湾彰化，后迁台中雾峰。林资铿在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台湾。
　　林资铿祖父林文察，福建陆军提督，父林朝栋，统领全台营务，母杨萍也能带兵，曾率6000乡丁击破入侵的法军之围。他自幼随父于军旅，经受战火的熏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其时林朝栋率部守台中，条约签订后，眼看抗击日寇无望，举家内迁。不久，林资铿奉父命回彰化管理家产。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栋去世，资铿置在台家产于不顾，携家眷回鼓浪屿向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提出退出日籍，恢复中国国籍。为此放弃或贱卖在台山林、水田、作坊等庞大财产，毫无悔意。
　　民国4年(1915年)，林资铿参加中华革命党，当时袁世凯窃国称帝。他召集漳泉革命党人于鼓浪屿寓所，组织秘密机构，进行讨袁军事行动。次年，他收编闽南靖国、护法两支队伍，捐献数十万银元为军饷，组成一支讨袁军队，追随孙中山从事护法战争。民国7年7月1日孙中山委任林资铿为陆军闽南军司令。他发动德化、永春两县起义，并率部转战闽中，收复莆田、仙游、永安、大田等7县，声势大振。北洋军阀李厚基只得退驻厦门、同安一带。
　　为提高闽南军官兵素质，林资铿在漳州文昌宫创办“随营学校”，抽调得力军官充当教官，并聘请社会名流，如黄仲琴(后为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陈鉴修(曾编《龙溪新志》)等人讲授政治文化知识。随营学校先于黄埔军校5年设立，学校以军事与政治兼重，足见林资铿的卓识。
　　民国7年4月2日，林资铿在鼓浪屿被李厚基部属厦门镇守使逮捕，关押于鼓浪屿工部局。后通过领事团及工部局渠道营救，获释后，转赴汕头，被广东军政府委为粤军预备队司令，准备收编闽南各处民军。民国8年7月改任粤军第二预备队司令。12月军政府陆军部授以陆军少将衔。民国9年任粤军第九支队司令，后改委为汕头警备司令。不久又改任广九铁路监督。翌年调任大本营参议兼侍从武官。民国11年6月，陈炯明兵变，拘禁林资铿。兵变失败后，林资铿被释放。时北伐军入福州，林森任省长，10月，林资铿出任福建省水利局局长。翌年2月军阀孙传芳部入闽，林森出走，林资铿离职返居鼓浪屿。
　　林资铿平生重视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乡土建设。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捐资5万银元，进口粮食，赈济漳州一带遭受洪水灾害的饥民。民国元年在南靖径口置田900多亩，创办垦牧公司，经营农村实业。此次家居，又投资6万银元，创办后港林场；另投资7万，开采漳平梅花坑煤矿。民国13年林资铿到华丰(今属华安县)创设华丰疏河公司，拟疏浚华丰至新圩一段河道，以利上游土产和竹木的运输。他特意聘请香港冯竹溪工程师主持疏浚工程，在新圩至罗溪段铺设轻便铁路，实行水陆联运。
　　当时闽南匪患严重，而华丰一带更是匪盗如毛，为家乡治安计，华侨林少颖等募款30万元，回乡收编地方武装，组建第一、第二混成旅，号为“护法建国军”，藉以安定地方。因系自建民军，特请林资铿为高级参议。因此盗匪和军阀都把林资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民国14年，李厚基旧部师长张毅驻军漳州，命令营长张溪泉，于8月20日逮捕林资铿于疏河公司住地。军阀勒索巨款未遂，在24日(农历七月初六日)将林资铿杀害于和尚山附近的店仔圩。年仅47岁。
　　

　　连横(1878～1936年)，初名允斌，字天纵，号慕横，后改名横，一字武公，号雅棠、剑花。祖籍漳州龙溪县万松关马崎社。生于台湾府治(今台南市)宁南坊马兵营。
　　清康熙年间，连家祖先连兴位移居台湾，七传而至连横诸兄弟。他年少好学，其父连永昌曾买一部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给他，并告诫他说：“汝是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连横读完这部府志，觉得其中内容粗疏，便立下编修台湾史志的大志。
　　甲午战争后，清廷将台湾割给日本，台湾人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求团结抗日，但“总统”唐景崧原是清廷奴仆，“婢学夫人”不成模样，仅仅10月，便卷款潜逃大陆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连横离开台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俄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连横再次离开台湾到厦门主编《鹭江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携家眷来厦门，与蔡佩香等合办《福建日日新闻》。他写文章大力反对清政府，鼓吹民主革命思想。这时，新加坡中国同盟会派李竹痴(安溪人)来联络，拟将该报办为同盟会机关报，因此报纸言论更加激烈。没几个月，报社就被清政府勒令封闭，连横只得携眷重返台湾，在《台南新报》汉文部当编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连横移家台中，任《台湾新闻》汉文部主编，并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等创立栎社，吟诗唱和，寄托“亡国”遗民的哀思。他的诗常发表在栎社诗刊上。也在这一年，他利用编余时间，着手为《台湾通史》编写收集资料。他常对家人说：“《通史》未就，吾其何以对我台湾。”
　　民国元年(1912年)，连横35岁，想看看祖国新气象；同时也想乘便到各藏书馆阅览史籍，搜集资料，为撰著《台湾通史》作前期工作。
　　连横借道日本，先到上海，游览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名胜，后赴天津、北京、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彰德、卫辉、郑州、许昌及其他各地，观赏祖国河山的美丽和雄伟。后来还跨过山海关，远涉吉林、松花江，共漫游三年，足迹遍十余省。民国3年，应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聘，协修清史。后因与馆长对人物评价观点不同，辞职回台。
　　民国7年8月《台湾通史》撰成，翌年三大卷巨著全部在台湾出版。国学大师章炳麟(太炎)读后，誉为民族精神之所附，是必传之作。《台湾通史》的出版，连横实现了一大愿望，既纠正“旧志谬误”，又补充旧志“仅隶有清一朝”之不足，并充分肯定郑成功的功绩，扶正郑成功被旧史颠倒的位置，还历史本来面目。
　　除《台湾通史》外，连横还于民国10年出版《台湾诗乘》6卷，内收诗作近千首。民国15年又出版诗集《宁南诗草》。民国20年，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禁止台湾同胞使用中文和台湾话，针对这一情况，连横又于民国22年写成《台湾语典》，收录1176条词目。他在自序中写道：“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具体剖析台湾语源。
　　民国22年，连横携家定居上海，民国25年6月28日因肝病逝世，享年58岁。在病笃时他留给长子连震东一句话：“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
　　

　　林献堂(1881～1956年)，名大椿，号灌园，祖籍平和县五寨埔坪村，生于台湾台中雾峰村。父林文钦前清举人。献堂幼学古书，通经史。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台湾割给日本，林献堂随父返乡。事定后，复返台湾。日本在台湾厉行日本化，强制台湾居民读日文，讲日语。民国3年(1914年)林献堂与堂兄林烈堂及富商李春生、林伯寿等捐资近30万元，在台中办私立台阳中学，专收在台中国人子女入学，以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
　　民国10年2月，林献堂发动187名台湾各界代表，向日本议会上书请愿，要求在台湾设立议会。同月，他和老同盟会员蒋渭水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被推任协会总理。该协会会员达1300多人，领导全台民族斗争和新文化运动，成为20年代初台湾最进步的群众团体。民国15年7月，林献堂把自任社长的《台湾民报》从东京迁到台湾出版。民国20年，他把该报改名为《台湾新民报》，亲任董事长，在报上专设汉文版，阐扬汉字和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台湾人不忘本。6年以后，汉文版于民国26年1月7日被台湾日本当局禁止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收复台湾。民国35年，国民党台湾省政府成立，林献堂参加国民党，任省政府委员和省临时议会议员。
　　民国36年台湾民众爆发大规模、影响深远的“二二八”起义，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林献堂因涉嫌被免去省政府委员之职。民国37年，他出任台湾省通史馆馆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重视台湾文献资料及地方史志，为此不遗余力地进行搜罗、整理、出版、保藏工作。
　　林献堂于1949年由台湾移居日本。1956年9月8日病逝，终年75岁。
　　

　　陈祯禄(1883～1960年)，祖籍南靖县，生于马六甲。陈祯禄的祖父是一位船主，川行东南亚经营海外贸易，后定居于马六甲。父亲继承航运业，并经营橡胶种植业，成为马来西亚的富商。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祯禄进入莱佛士学院就读，这是当时新加坡最著名的学府。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先在马六甲一所中学任教，后担任校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陈祯禄转入商界，管理陈氏家族2万亩橡胶园，进而创办了亚逸其力橡胶有限公司、槟达橡胶园有限公司，并担任20多家大公司的董事。雄厚的财富和与日俱增的威望，使英殖民当局对他也颇为尊重。民国元年(1912年)陈祯禄被任命为马六甲市政局议员，封赐太平局绅，并兼任工业教育委员会、米粮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房屋供给委员会、贫穷救济委员会、橡胶统制委员会的委员。
　　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对战略物资的需求大为增加，陈祯禄所经营的橡胶业，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陈祯禄和廖正兴、林文庆、陈齐贤、林秉祥等著名锡矿主和橡胶园主认为建立华人自己的银行势在必行。他们于民国6年发起组织和丰银行，民国8年又成立华侨银行(民国24年两行与华商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实有资本1000万元)。从而打破了西方银行的垄断地位。民国12年至民国23年，陈祯禄任马六甲海峡英籍华人及马六甲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民国31年至民国34年，日本占领马来西亚，陈祯禄及其家人避居印度。他在印度组建了“新、马、缅、印(尼)华侨协会。”
　　民国35年，英国政府决定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这是英殖民者与马来贵族的联合体。在“新宪制建议书”中，对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予以限制；在立法议会，官委的非官方议员中，华籍人士占极少数。“建议书”的出笼使华人处于不利的地位。陈祯禄为了争取组成一个自治政府和一个民选的立法委员会，给所有马来西亚人平等公民权，与左派联合发动反对新宪制运动。
　　同年12月14日，反对新宪制的各团体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决定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推举陈祯禄担任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为了扩大范围，联合行动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也召开大会，有72个社团和各商号代表出席。会上公推陈祯禄为主席，并致电英国政府，表示抗议。大会还号召马六甲各界人士罢业一天，以示抗议。
　　当时，有相当多的华人具有强烈的双重国籍愿望。这种愿望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用以攻击华人，指责华人不效忠当地，导致战后初期华、马(马来族)关系紧张，发生一些种族冲突事件。
　　1949年初，陈祯禄担任“各族联合委员会”委员后，积极与各民族领袖合作，消除种族冲突，促进关系和谐。同年2月27日，由陈祯禄发起组织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成立大会在吉隆坡举行，陈祯禄当选为会长。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成立马华公会的主要目的是将“这块哺育滋养我们的土地铸造为一个国家，成为我们效忠、热爱与献身的对象”，推动马来西亚华人积极争取公民权，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由于陈祯禄和马华公会多年的努力，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1951年下半年，马华公会成为马来西亚一个活跃的政党。1952年，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与东姑·拉赫曼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结成联盟，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派。2月16日，在吉隆坡市政委员选举中，华巫联盟携手参选，在12个议席中，赢得9个席位。1954年底，马来西亚印度国大党也加入，组成了华巫印联盟。
　　1955年7月，马来西亚第一次举行普选，华巫印联盟在52个立法议席中囊括了51个席位。1956年1月，华巫印联盟代表团终于促使英国政府同意马来西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为表彰陈祯禄的卓越贡献，马来西亚政府在独立日授予他最高荣誉“敦”(TUN)的封号。
　　1957年11月10日，马华公会中央委员会及各洲分会委员、全马华人注册社团召开联席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推动申请公民权总机构。至1958年8月，通过申请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的华人总数达到200万人，尚未获得公民权的华人只有30万人。至此，困扰华人社会多年的公民权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
　　1958年，陈祯禄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健康原因，辞去马华公会会长的职务，担任马华公会名誉会长。1961年，其子陈修信当选为马华总会会长，连任至1974年。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77岁。马来西亚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汤铭盘(1884～1923年)，又名箴九，号瞻耽。福建云霄县列屿人。他出生于农家，10岁入私塾。清宣统二年(1910年)汤铭盘入漳州府中学堂，与同学张善兴(即张贞)结为盟兄弟，是年冬一起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初，铭盘与张贞加入“漳州学生光复队”，赴省城参加光复福州战斗。之后，汤、张二人应募参加江苏都督陈其美组织的学生北伐队，赴上海受训半月后到南京，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旋加入大总统府卫士队。民国元年(1912年)8月，汤铭盘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0月，汤、张同被选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民国2年春，又同被选送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深造。
　　民国4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汤、张奉命回闽进行反袁斗争。汤铭盘赴同安寨仔湖协助福建下游护国军第一支队长庄育才训练部队。期间，曾夜袭长泰林墩、海澄角美保安队，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民国5年元月，汤铭盘到鼓浪屿参与策划厦门反袁起义，因叛徒告密未成功。6月1日参与指挥进攻同安县城，又中伏失利。袁世凯死后，南北战争暂停，汤铭盘奉命返回军校，年底卒业。
　　民国6年，汤铭盘投奔响应孙中山护法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部，任第二工兵营一连连长，旋升副营长、营长。翌年7月入闽，任东山县知事，又转归福建靖国军第四路司令张贞部，任第一营营长。不久，在诏安起义的浙军陈肇英部与张贞部联合，成立靖浙联军，汤铭盘被派往厦门募款筹措军需。民国9年8月，张贞等鼓吹“闽人治闽”，成立“福建自治会”，建立“福建自治军”，汤铭盘被委为“自治军司令部”军需主任，仍留厦门秘密办军需。后因靖浙联军讨桂失败，加之募款经济不清，愧与张贞相见，遂回云霄家居。
　　民国11年6月，陈炯明叛变。民国12年初，孙中山命张贞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军长，为讨陈前驱，汤铭盘被委为第八军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7月7日，汤铭盘率先遣部队进攻饶平，连克浮山、东里。9日，陈炯明坐镇汕头，指挥所部极力反扑，双方于浮山激战10天，后因讨贼军刘长胜团受挫，赖世璜、苏世安两旅倒戈，张贞部腹背受敌，浮山失陷。时汤铭盘左臂中弹，仍坚守阵地，命令刘长胜团、陈亮旅增援，但刘怯战不前，陈为保实力反而后撤；又命黄庭经营协击，黄本系联乡民团，训练无素，面临恶战，顿作鸟兽散。7月17日，危急之际，汤铭盘独自执枪血战，不幸为流弹击中，伤重而亡，时年39岁。后广州大元帅府追认他为陆军中将。
　　

　　黄仲琴(1884～1942年)，名嵩年，号嵩罗，字仲琴。祖籍广东省海阳县(今潮安县)。其父黄卿云在漳州经商，娶于漳，生伯琴、仲琴二人，一家定居漳州府城。
　　黄仲琴少时好学，14岁师从王咸熙，后和兄伯琴同进海阳县学为廪生。清光绪末，在南京江苏法政学堂毕业。返漳后，在漳州府劝学所任职，努力推行新学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漳厦铁路修建，时断时续，黄仲琴在北溪参加治水工程，受到漳龙道尹陈培锟、漳州知府陈嘉言的赏识，共同荐任为龙溪县丞，分担教育、水利职务，随后当选为福建咨询局议员。
　　辛亥革命成功，漳州亦于同年九月光复，黄仲琴担任漳州军政府教育局长，后被选为国会议员。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黄仲琴反对帝制，辞职南下。护法军兴，粤军陈炯明部奉孙中山命入漳，他回漳从事护法工作，仍致力于教育事业。民国12年至民国14年，先后在福建省立八中、龙溪县甲种商业学校、石谿中学(龙海第一中学前身)任职。民国15年，他得便到厦门大学结识顾颉刚教授，因而酷爱考据之学。民国17年3月撰写《仙都之蓄奴》一文，登于《民俗周刊》第一期。文章追述民国5年他到龙溪二十五都仙都(今华安县仙都乡)所见的蓄奴风俗，揭露当时局部地方仍有农奴制度的遗存。1982年，此文引起厦门大学副校长傅家麟的重视，特派该校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写出《昔日华安仙都的蓄奴》，证实了黄仲琴50余年前论文的价值。民国24年，黄仲琴写出《汰溪古文》一文，登于是年《岭南大学学报》4卷2期，追述民国4年8月他游览汰溪仙字潭，研究摩崖石刻的结果。这篇考古论文是自唐张读《宣室志》记载这古迹1000余年来的第一篇具有考古价值的文字。黄仲琴对此“古文”未下定论，至今国内学者仍纷纷论辩。仙字潭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内知名的文物游览胜地。黄仲琴肇始之功不可没。
　　他和罗雅达、陈汉际合写《关于华南民族通讯》，民国22年刊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1卷4期，对华南各民族作深入的研究。此外，他搜集漳州文献不遗余力，曾录存陈天定《秋吟十首》，收藏陈常夏《江园集》、陈伯衡《鳌峰诗草》等著作，其中甚或出资付印，使名贵孤本得以流传。
　　民国16年，他经顾颉刚教授推荐，任中山大学教授，后转任岭南大学教授，所交如容肇祖、邓尔疋、商承祚等人都是当世著名学者。
　　民国26年，全国抗日战争初起，黄仲琴随校迁至云南省征县(今澄江县)，继续从事讲学和考古工作，后携藏书数箱前往香港保存，受任香港文化协会委员兼香港福建学校校长。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黄仲琴身处沦陷区，敌伪屡次对他进行威迫利诱，要求他出就伪职，他认为堂堂中国人，决不屈身为无耻汉奸，以羸弱多病之躯拼死抗拒，于是积愤致疾，于民国31年逝世，时年58岁，葬于香港。
　　著有《嵩园诗草》、《湖边文存》、《木棉庵志》。50岁时辑集《嵩园五十自寿诗唱和册》7大，集当时名流诗书画于其中，成为珍品。
　　

　　李明月(1884～1959年)，龙溪县凤霞社(今属芗城区)人。父李清水是泥瓦匠。李明月7岁读私塾，9岁家贫辍学，随父学泥水工细活。稍长，喜雕塑，常借阅任伯年、新罗山人等名家画谱临摹。18岁能绘作庙宇壁画，剪碗粘贴龙凤、花鸟、人物。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李明月先后参与营造厦门叶清池、张万灵、施公从、黄赐隆的庭院园艺，颇受赞誉。又到董内岩、万石岩、妙释寺、南普陀等寺庙雕塑佛像。他还先后承建厦门港李氏祠堂、南安曾氏祠堂。祠堂的屋顶、檐脊的龙凤，屋内楹梁、斗拱，门口的龙柱、狮子，都用水泥塑造。用水泥代替木雕、石雕，这是李明月的创举。时闽南一带称他为“泥水状元”。
　　后来，李明月在厦门浮屿角、后江埭开设水泥制件工场，印制花窗、栏杆、招牌及柱头装饰品，供住宅和商店嵌饰之用，开创建筑预制件之先河。
　　民国25年(1936年)夏，当时的福建省建设厅邀请李明月到福州，为省政府及省府俱乐部雕塑祖逖“闻鸡起舞”、王羲之“曲水流觞”、苏东坡“赤壁夜游”等巨幅水泥壁雕。
　　民国27年5月，日军攻占厦门，李明月一家由厦门迁回漳州。从当年起至抗战胜利7年中，他先后为漳州东岳庙雕塑“降龙伏虎”；绘制“秦桧入地狱”壁画6幅；为凤霞崇经堂雕塑阿弥陀佛及龙抢珠壁雕；为南山寺雕塑弥勒佛；为云洞岩鹤峰祠雕塑蔡烈及蔡潮初像；为石码下码庙制作“苏武牧羊”、“木兰从军”壁雕；为漳州长生堂雕塑“十八罗汉”，上述雕塑都受到广泛赞誉。
　　民国38年9月19日漳州解放，李明月积极参加重整中山公园工作，并协助筹建省第六建筑公司。不久，应邀到集美参加陈嘉庚鳌园建筑，负责设计及监制四周水泥浮雕装饰。回漳州后，主持雕塑中山公园内的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他利用工余以玻璃、瓷片贴塑“郑成功收复台湾”和“跃进龙”两件工艺品，参加福建省及北京展出，获得优等奖。
　　李明月曾两届被选为漳州市人民代表及漳州市政协常委。1959年农历四月八日病逝，终年75岁。
　　

　　张贞(1884～1963年)，原名善兴，字浩然。福建诏安人。父亲经营糖业，家境殷实。他7岁入私塾读书，18岁应县试不第，后入丹诏小学堂高级班就读。清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漳州府中学堂，改名张贞，字干之，并加入同盟会漳州支部为会员。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志士纷起响应。张贞加入漳州学生光复队，参与光复福州行列。民国元年(1912年)初，参加福建学生北伐军，由榕赴沪转宁，在南京加入国民党，他所带领的学生北伐军改编为大总统卫士队。同年10月，张贞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受训。
　　民国2年，南北议和，张贞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三期深造。民国4年12月，袁世凯复辟称帝。北洋军阀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在闽屠杀革命志士，张贞应闽南同志之邀，与汤铭盘、潘节文等回福建，号召民军驱李倒袁，并参加攻打灌口和同安县城的战斗。不幸失败。民国5年6月，袁世凯死后，张贞重回保定军校学习，不久毕业。
　　民国6年8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张贞任大元帅府中校副官。11月，军政府组织征闽海陆联军，张贞改任援闽靖国军方声涛部工兵营营长。次年秋任闽南靖国军司令。民国8年春，调为福建靖国军混成旅旅长。
　　当时，援闽靖国军与援闽粤军在收编民军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民国9年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袭击靖国军，张贞率部退入山区。浙军师长陈肇英也受陈炯明的压迫，把队伍开驻安海与张贞合作。同年11月，陈炯明奉命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原来控制的大片闽西南地区落入李厚基之手。李处心积虑要消灭福建靖国军和浙军，张贞遂与陈肇英合组靖浙联军，陈任司令，张任副司令，移师闽粤边境。由于北军与粤军的两面夹攻，靖浙联军退入广东大埔。张贞在饶平浮山战败，左臂负伤，突围脱险至云霄，经香港转上海治疗。
　　民国10年冬，张贞升任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次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10月，廖仲恺入闽改编福建自治军，孙中山委任张贞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军长，命他率部讨伐陈炯明。在进攻潮汕地区时，他又一次在饶平浮山战败。
　　民国12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张贞调任大元帅府参谋部次长。民国14年3月，孙中山逝世，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为消除军令不统一状态，取消地方军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驻广东的福建靖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团，张贞任团长，划归何应钦指挥。独立团团部驻汕头，兵员分驻澄海、黄岗、诏安一带。为造就地方干部，张贞在诏安县城创办陆军干部学校，并兼任校长。
　　民国15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军司令，张贞率部随何出征。独立第一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任师长。北伐军入闽以后，张贞在闽侯瓜山参与击溃北洋军阀张毅的战役。进入福州后，张贞仍任师长兼福州卫戍司令。次年1月，任福建政治会议委员。不久，任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代理主任。福建陆军干部学校也随之迁入福州。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举清党，曾密令张贞逮捕共产党人。张待陆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樊渊博和教官中的共产党人离榕后，才宣布蒋的密令，下令通缉。不久，独立第四师奉命调往上海，再调南京，张贞出任首都卫戍司令。
　　民国17年1月，蒋介石命张贞部回驻漳州，并分防龙岩，兼任“闽南剿匪司令”。所部番号先后由独立第四师改为中央陆军暂编第一师、中央陆军新编第一师，后又改为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驻漳期间，为蒋介石同桂系打仗，出师东江，原想把潮汕攻下，结果被徐景唐打得大败。同年3月8日，中共平和县临委书记朱积垒在平和领导农民暴动，张贞派兵会同当地保安队实行镇压；25日，王占春为牵制张贞的兵力，率领农民武装包围南靖县程溪(现属龙海)保安队驻所，张贞出兵解围，严缉王占春。他还派旅长杨逢年进驻龙岩，围剿闽西红军，烧杀掳掠，实行“三光政策”。
　　民国18年3月，张贞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以后第四、五、六届均连选连任。
　　民国20年2月，张贞派出一团兵力配合粤军围剿饶和埔诏苏区。10月，龙溪县北乡农民3000余人要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举行示威游行。张贞实行“清乡”，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与农会会员。
　　张贞驻防漳州4年多(自民国17年1月至民国21年4月)，大量收编土匪民军，把该师编制由丙种师3个团扩充为甲种师2旅6个团，加上其他直属部队和各县的警备大队，兵员达2万余人，每月需开支军费20万元，而军政部仅给6万余元。因军费不敷，他便巧立名目，在防区内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烟苗捐、田亩捐、花(妓女)捐、赌博捐、防务捐、飞机捐等多达30余种。还自设“民兴银行”，擅印钞票。老百姓不堪负担，故有“张毅(驻漳北洋军阀)换张贞，捐税加二升”的民谣。
　　张贞以漳州是他的故乡，驻防期间，曾与地方人士共同谋划并参与龙(溪)诏(安)、漳龙(岩)、漳嵩(屿)等公路的建设；兴建龙溪中学校舍和闽南医院；选送一批学生到外国留学，为地方办了一些公益事业。
　　民国21年初，中央红军决定进军漳州。4月10日，红军一举攻克龙岩县城，歼敌2个团，打开了通往漳州的道路。张贞急忙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令第一旅旅长杨逢年率部坚守天宝大山，妄图顽抗。19日，红军向天宝大山发起总攻，很快便全歼守敌，杨逢年仅以身免。张贞亲自带领的增援部队也在中途被击溃，狼狈逃回漳州。四十九师第二旅旅长王祖清率先带家小逃跑。张贞见大势已去，于19日晚也携带大量鸦片、银元逃往诏安。是役，张部被打死打伤1670余人。红军取得辉煌胜利，于4月20日开进漳州城。6月初，在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后，张贞率残部窜回漳浦，纠合当地民团，向冯翼飞、王占春领导的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疯狂反扑，政委王占春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同年8月，蒋介石把在上海自发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四十九师划归十九路军指挥，师部移设永定坎市。翌年5月，十九路军派旅长张炎接任四十九师师长，张贞被解除军权离职。离职后，他到南京求何应钦向蒋说情，蒋责以“屡战屡败”，何回以“屡败屡战”，因而取得蒋的谅解，命他在京待命。
　　民国22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命张贞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军事特派员身份回闽南协助讨伐。张在诏安成立“第四讨逆军”，迅速占领闽南各县，想以此讨蒋欢心。但“闽变”平定后，仍未得重用。
　　民国23年，张贞奉命到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宣慰侨胞。冬，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民国26年冬任广州行营中将总参议。民国27年到四川、西康视察党政工作。民国28年冬，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第四巡察团主任委员，晋升为陆军上将；民国31年调任军风纪第一巡察团主任委员。所任均系闲职，张贞为此郁郁不乐。
　　抗战胜利后，军风纪巡察团于民国35年撤销。张贞退为预备役。退休后回到漳州，也常到厦门鼓浪屿居住。民国36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民国38年漳厦临解放前，张贞携眷逃往台湾，充任以何应钦为首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主持立“法院军事组”10余年。1963年病卒于台北，终年79岁。
　　

　　张河山(1885～1940年)，乳名目，因其额中有颗痣，故人称“三目”，平和文峰顶张村人。少时家贫，不曾上学，曾进琯溪武术馆必习堂学艺，略通拳术，被同辈奉为头目，后成为拦路抢劫的散匪匪首。
　　民国9年(1920年)，张河山率伙投驻漳护法军总司令陈炯明，被委为排长，后随陈炯明部进驻广东，终因不惯军旅生活而潜返故里，仍过着拦路抢劫的土匪生涯。民国15年，北伐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张贞)第二团杨逢年部进军平和与北洋军阀张毅部激战，河山于10月24、25日率同伙帮助杨逢年部截击张毅部，因此受张贞赏识，遂被编入独四师(由第一师改编)运输队任队长。后运输队解散，张河山仍回平和。民国17年，小溪土豪张吹(小溪民团团长、张姓族长)从宗族观念出发，派河山带队到南靖船场调解张姓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与械斗。河山发现该地区是图谋发展的理想地盘，遂招募地痞恶棍100多人。自封为民团团长。同时，还广交外县著匪(长泰的叶文龙、龙溪黄国太)、豪绅(漳州吴启广)等10余人，通过叙年庚、结兄弟，互为犄角，开始成为盘据一隅、称霸一方的“土皇帝”。
　　民国18年，张贞再次收编张河山部为新一师独立营，张河山如虎添翼，势力很快扩张至山城一带。民国21年，东征漳州转战南靖的中央红军十五军部分武装进驻山城、象溪、南坑时，张河山率部堵截伏击。民国23年初，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张河山乘机分头四处截劫，获得大批武器弹药，实力进一步增强。同年，闽南讨逆军指挥官杨逢年，委张河山为保安第六大队上校大队长，发给迫击炮、机枪，命他进击南靖、平和、云霄等地红军游击队。张河山为保存实力，私下通过进步人士、平和东溪中学校长张景尧等人与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达成“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民国25年秋，国民党一五七师又收编张河山为一五七师“剿匪别动队”大队长。民国27年，国民党七十五师驻漳时，为抚慰张河山，副师长范子明亲自到山城拜谒张河山，并与之结为兄弟。此后，张河山在南靖的船场、南坑、山城一带亦官亦匪，官助匪虐，气焰更为嚣张。他明则借维护地方治安为名，设立关卡，发行银票，包揽粮食、木竹经营，把持河道航运、工商企业甚至妓院、鸦片馆、赌场等的捐税；暗则私造枪械、拦路抢劫、勒派黑单，动辄杀人，草菅人命。张河山还通过商会、区署，以修建山城溪堤、街道、市场为名，集资摊派，从中渔利。
　　张河山不断扩张势力时，适值陈仪主闽，陈正施行剿抚兼施、力排割据、删除异己的主张。因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民国29年以晋升张河山为省参议员为名，调其到省受训(时省城迁永安)，将其处决于三元县(今属三明市)，终年55岁。
　　

　　方圣徵(1885～1940年)，字纪周，云霄城关人，祖居溪边埭村。父方德容(原名歆)，年青时当过木匠，后经理“北船”搬运装卸，兼做买卖，为云霄废厅建县后首任商会总理。
　　方圣徵生长于清末，受变法维新思潮熏陶，思想开放，重视兴教育才、发展公益事业和经济开发。时废科举设新学，师资缺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方自费就读于全闽师范学堂。毕业后回梓，即与陈嘉臧、吴纯、吴丰、黄庭经等人创办公立开智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方圣徵又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宣统元年，即1909年，开智两等小学也并入官立两等小学堂)。后任云霄厅视学员。
　　民国元年(1912年)4月，福建73号公报称民政司提议云霄厅改设分防委员，云霄各界为之震惊。方圣徵和张其澜、方纯青等18名绅商学界代表联名陈述改设分防弊多利少，应从云霄的实际出发，罢设分防委员，改为废厅建县。这一申请呈文引起漳州府、闽都督府、政务院及福建临时省议会重视；同年9月11日，获福建临时省议会正式通过，云霄抚民厅改为云霄县。民国13年，他在汕头建造“建东”号木质汽船(货轮)，提高海上运输能力。民国14年，与弟祥徵创办豫通汇兑银庄，办理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并印制银券在市面流通，活跃地方经济。
　　新学制实行后，小学毕业生年纪尚幼，县城未有中学，学生升学须赴外县就读，困难重重。方圣徵与张其澜、方克庄、吴丰、陈棼等有识之士，倡议兴办中学。经多方赞襄策划，以县立两等小学为基础，于民国15年8月利用小学原址开办县立初级中学。方圣徵被委为首任校长。他亲书“弘毅”两字作为校训，并撰写“梓桑欣进化，廿载重来知我老；桃李喜成林，一心还望作人多”对联，用佳木雕刻，悬挂于礼堂。
　　民国22年，东山县长陈绍前呈请福建省政府将云霄东南沿海乡镇划归东山管辖，云霄民众闻讯后，群情激动。方圣徵、张承藻、张集、陈嘉臧、吴子青等各界人士成立代表大会委员会，呈文福建省政府主席、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据理力争，反对划界。民国24年，云霄县长雷寿彭鉴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所修的《云霄厅志》散佚蚀剥，几无完本，恐修县志时无可参续，动议修补办法。方圣徵、陈嘉臧等积极响应，竭力搜访、拾遗补缺，并捐资重刊《云霄厅志》400部。
　　圣徵于民国29年病逝，时年55岁。县立初级中学师生参加葬礼，悼念其办校育人功绩。
　　

　　庄西言(1885～1965年)，又名西园，号西元。福建南靖县奎洋镇霞峰村人。3岁丧父，家贫，由叔父抚养成人。庄西言20岁出洋，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先在族亲店中当伙计，30岁开设全美有限公司，多年奋斗，富甲一方。
　　民国26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庄西言即在巴城发动各商家抵制日货，并积极发起捐资救国。他一再向南洋侨领陈嘉庚建议，组织南洋华侨赈济总机构。民国27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南洋45埠筹赈代表168人出席会议，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南洋各地华侨在总会的倡导下，不断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
　　民国28年冬，陈嘉庚、庄西言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于翌年3月26日由仰光直飞重庆。庄西言在机场欢迎会上慷慨发言，谴责日寇和汉奸汪精卫在南洋蛊惑侨胞、动摇侨胞抗战信心的阴谋，代表侨胞表示决心坚持抗日，争取最后胜利。
　　南侨总会于民国28年至民国30年间，捐款和认购公债达法币(国币)6.48亿余元，约合当时美金4560多万元。他还在新加坡等地组织南洋华侨战地服务团，动员数以千计具有一定技术的侨生回国服务。民国30年4月，南洋各地福建华侨代表300余人聚集新加坡开会，会议决定组织南洋闽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
　　民国30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大创美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险恶。陈嘉庚于翌年2月28日，避难巴城，而爪哇已于前一夜陷于敌手。这时当地若干土著乘机枪杀华侨。3月3日，日军进逼巴城，荷军不战而溃，市内大乱，歹徒肆虐，洗劫华侨财产，死伤数百人。8日，庄西言在芝巴蓉的一座别墅亦被劫掠一空。日军致函庄西言约见，声言不来即枪杀其全家，目的是要胁迫西言交出陈嘉庚等侨领及其他爱国华侨，以图一网打尽。
　　陈嘉庚和庄西言在潜匿地私议。嘉庚说：“我不能连累你。你不必顾我，回家去吧。”西言说：“有我庄西言，就有嘉庚兄！”
　　不数日，庄西言应日本宪兵传讯。4月上旬，庄西言被捕。日寇狡诈至极，欲擒故纵，纵了又擒。并以鞭打捶击逼供。庄西言牙齿被打掉4颗，但他视死如归，绝不向日寇泄露侨领踪迹。为了保护陈嘉庚等爱国侨领，庄西言坚忍不拔，住狱3年4个月，誓死保护患难侨友。
　　民国34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形势稍定，陈嘉庚重返巴城，庄西言组织数千名侨胞热烈欢迎。两位老人拥抱在一起，涕泪交流。陈嘉庚哽咽地说：“西言兄，我累你受苦了！”庄西言说：“是你的爱国精神支持我度过这苦难岁月。”
　　庄西言爱国又爱乡，民国15年捐资2000银元兴建家乡霞峰小学校舍，民国37年再捐1800银元将校舍建成。此外又捐千元兴建奎洋中心小学校舍，多次寄款扶困济贫。
　　1965年庄西言病逝香港，享年80岁。
　　

　　苏堤柳(1887～1962年)原名石柳，龙溪县仙都(今华安县仙都镇市后村)人。自幼家境穷苦，有志于医而未遂，常郁郁不乐，后得人介绍，赴泉州受业于德医柳忠烈大夫之门。拜师无所献，自愿服劳务以代束修。3年间，兢兢业业，柳大夫恻然感动，遂悉心传授医学，又数年有成，命其返里行医。
　　苏堤柳又拜日医陈仁术为师，于德、日两大医学流派求其汇通，并从漳州名医朱楚材学习中医理论，精研《素问》、《灵枢》、《金匮要略》、《伤寒论》、《脉经》、《本草纲目》等经典著作，遂成为学贯中西医、术兼内外科之名医。
　　苏医师认为内地医生必须多才多艺，以应人群之需要。为此研究医术不拘一格，诸如剖腹产术、枪伤外科、伤寒、瘟病、膨胀、梅毒、鼠疫、痢疾、痔疮、白喉、天花、麻疹等皆有所研究，往往妙手回春，出人意料。
　　安溪有一妇女被其夫刺伤，腹裂肠出，沾粘泥沙，生命垂危。苏医师急予止血、输血，将大小肠与腹膜洗净、消毒、复位、缝合，并给打针、服药，不久伤者竟愈。
　　漳平人苏月梅患病3年，每夜发寒发热，形销骨立，人言不治，苏医师决然投以白虎汤，翌日即能起床，日渐康复。
　　苏医师出身寒门，每叹晚近医德不彰，医生往往乘人之危，高抬身价，不顾肥瘠，肆口狂噬，昏夜邀请，故意拖延，必俟病家苦苦哀求，许以厚仪并重赏轿夫，始迟迟动身；至又不精心诊治，必留一手，因以为利。如此再三，贫者破产，病者死亡，为害之烈，甚于盗贼。苏医师一反此弊，对贫苦人家，不但不收诊金，且施钱施药，大行善事，使病者心身两受其益，因此得活者甚众。
　　苏医师出诊需坐轿登山时，必下轿步行，曰：“上山难，抬轿上山更难，而我身重百余斤，又加于轿夫身上，于心何忍！”
　　新中国成立前苏堤柳偕妻应聘赴金门行医。1962年客死他乡，享年75岁。
　　

　　苏郁文(1888～1943年)，乳名维桢，号监亭、小阮，又因左眼眇，晚年自号眇公。海澄县港尾格林村(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人。父苏缵唐，秀才，以塾师授徒为生。苏郁文6岁入塾，16岁中秀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苏郁文被保送入福州全闽师范学堂深造。他与邱廑兢、宋子靖、林寄南等同学倡办“阅书报社”，秘密翻印邹容《革命军》(改名《图存编》)，分寄省内外学堂。事泄苏郁文逃往日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次年加入同盟会。他曾两度随全闽师范学堂学监陈宝琛到南洋筹募漳嵩铁路股金。
　　宣统元年(1909年)，苏郁文被派往爪哇任《公报》编辑，大造革命舆论，力主推翻清廷，被爪哇当局勒令限期出境。次年回国。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武昌起义成功，九月十九日福州光复，苏郁文奉命与邱曾三、颜太恨等人南下漳州，召集陈兆龙、朱润卿、林者仁等同志密谋起义。九月二十一日，漳州光复；九月二十三日，海澄也宣告光复。苏郁文返漳，先后任漳州参议会参议员、临时议长。当时漳州秩序紊乱，地方势力跋扈横行，苏郁文与邱曾三赴省请命，福建都督府即派刘蔚为司令，陈培锟为观察，率新兵百余名驻漳管理，秩序稍见好转。不久，参议会撤销，苏郁文再赴福州，任《群报》总编辑。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篡权专政，福建都督孙道仁、参事会长彭寿松互相勾结，暗杀同盟会员蒋筠、黄家宸，苏郁文为此事撰文申斥，并附一幅“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漫画，过后《群报》遭封，苏郁文被捕。京、沪报界及海外侨胞大力声援，迫使孙道仁、彭寿松不得不放苏郁文出狱。
　　民国2年袁世凯独裁专政妄图复辟，派李厚基、张元奇来闽迫害革命党人，苏郁文奉命回到厦门，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同时担任由国民党人许卓然创办的《江声报》编辑。他仍一如既往，在报上撰文抨击帝制。民国5年苏郁文等30余人秘密集会于鼓浪屿，商讨倒袁，由郁文拟写《讨袁檄文》。袁世凯曾为此特派军舰两艘，登陆厦门，苏郁文避居龙溪港尾格林村。不久，袁世凯皇帝梦破灭，民国5年冬苏郁文又回厦任《闽南报》总编辑。翌年11月又因撰文抨击时政被捕，随后保释回乡。民国8年苏郁文编修《海澄县志》。民国9年至民国10年苏郁文曾两度短期任《厦声报》总编辑，那时思想言论不自由，眇公仍不怕艰危，继续以锋利文笔发扬正论，为读者所钦佩。
　　民国11年苏郁文应聘任集美学校高中部国文教员，兼编《集美学校周刊》。他曾在该刊发表《我们对闽局的主张》等时论，不久离职。
　　民国12年，苏郁文续任《厦声报》总编辑。过两年被选为国民党福建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民国16年《厦声报》刊登蒋经国在苏联指责其父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信件，该报遭封，苏郁文被迫辞职。次年秋任厦门省立十三中学(后改名省立厦门中学)教员。一年后应陈文总之聘，前往上海创办《昌言报》。民国23年后，他浪迹于京沪一带，以卖文鬻字为生。越3年卢沟桥事变后，苏郁文回厦门在私立大同中学任教。因时局紧张，沿海大中学校内迁，他随校初迁海澄县厚境村，民国29年春又内迁南靖县山城圩。那时中学国文教材大多由教师自选，苏郁文选用的多是发扬民族气节的名篇，如文天祥《正气歌》、《过零丁洋》，鲁迅《“友邦惊诧”论》等。
　　民国32年5月，苏郁文病逝于大同中学南靖靖城南苑楼，享年55岁。身后萧条，由各界人士及全校师生资助治丧，并运棺葬于出生地油车山麓。其后好友厦门图书馆长李禧收集其诗170余首，出版于新加坡，题名《眇公遗诗》。黄寿祺教授曾作诗吟叹苏郁文，其中有句赞道：“才奇自是眇能见，志洁以来行必芳。”
　　

　　邱廑兢(1888～1977年)，漳浦县杜浔乡人。家庭贫寒，父邱绍德是糊纸匠。邱廑兢3岁丧母，6岁丧父，由婶母抚养。年少时得塾师免费入塾读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邱廑兢得邱春江举人负担生活而得中秀才，不久入嗣于邱春江。后入漳州中学堂肄业，接受新思想。经陈彬侯、白植滋介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中学毕业，与周明辉、王金印在厦门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择址鼓浪屿河仔瞭设立阅书报社，经常举行讲演，宣传反清思想。时黄廷元捐资100银元，邱即翻印革命者的著作广泛传播，将邹容《革命军》改名《图存编》印成小册子寄交各地散发。
　　宣统元年(1909年)，邱廑兢赴新加坡转缅甸仰光，参与组织同盟会仰光秘密机关“觉民书报社”，出任评议员。当时，邱廑兢与胡汉民、居正、吕志伊等人多有过从，受任侨报《缅甸公报》经理，经常发表反清文章。宣统三年(1911年)，邱廑兢被迫离开缅甸返国，参加漳州光复活动，往来厦门、漳州、海澄等地进行联络，策动组织光复军命海澄县令、石码通判缴印。光复后，同盟会发生内讧，邱廑兢无意内斗，返回海澄任新垵小学堂代校长。他以学校为基点，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并深入学生家庭，宣传禁毒禁赌，反对包办婚姻，革除丧葬陋习，鼓动学校师生剪长辫。
　　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后，民国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翌年发播《讨袁檄文》，号召开展反袁护国的武装斗争。邱廑兢经郑昭明、邱仁心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民国4年初，中华革命党闽南支部成立，邱廑兢任总务组组长。他奔走于厦门、同安、漳州之间，与庄育才、邱仁心一起组织“闽南讨逆军”，在灌口附近寨仔湖建立反袁护国的闽南根据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邱廑兢与傅振箕、林幸福、陈世哲等中华革命党人编演白话剧《亡国镜》在厦门、泉州等地巡回演出，宣传反对列强掠夺，反对袁世凯卖国。同年5月27日讨逆军袭击同安县城，因泄密遭伏击而失败。支队长庄育才和教练官潘节文阵亡。随后邱廑兢与闽南支部同志密议，准备于民国5年2月2日举行起义，不料被奸细告省督军李厚基，转报袁世凯，北洋政府遂派遣海军陆战队到厦门布防。事败后邱廑兢回归乡村，从事教育。
　　民国15年11月，北伐军入漳，邱廑兢出任海澄县临时党部筹委会主任，开展“除军阀、反贪污、反土劣”运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向劣绅追索历年路租、公用租。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邱廑兢被当局认为有“共党嫌疑”，于4月27日在福州逮捕入狱。坐狱49天。出狱后，到厦门任《民国日报》副经理。民国19年，任海沧沧江小学校长。他聘进步人士杨新容、谢海上等为教员，并多方加以掩护。
　　民国26年，邱廑兢任仰光《中国新报》经理，团结华侨，发动募捐，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后被推举为缅甸华侨青年救亡六联团主席，领导救亡宣传工作团、学生联合会、救亡歌咏工作者联合会、缅华妇女协会、缅华总工会、店员联合会6个群众团体，开展广泛的抗日救国活动。他和张光年(光未然)、黄雨秋(黄毅)、陈杰夫3个共产党员共同创办《新知周刊》，成为当时缅华报刊中之一帜。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仰光危急，邱廑兢从腊戍长途跋涉返归祖国，在海沧开办海澄归侨产销合作社，又出任福建省赈济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厦门任互惠公司经理。民国38年9月21日深夜，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派遣宪兵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邱廑兢被捕，至厦门解放，才获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民革厦门市委员会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77年10月25日病逝，享年89岁。
　　

　　谢联棠(1888～1974年)，又名莲塘，东山县南埔村人。其父早年以务农为主兼营榨油业，后油坊倒闭，家庭经济急剧衰落。谢联棠是遗腹子，母亲忍着丧夫的哀痛租田耕种为生。16岁时，其母去世。18岁，便远渡重洋到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的民礼市二哥家，先当学徒，两年后，协助二哥开办小商店。23岁，二哥去世，他便独自经营。此后几年间，商务活动发展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
　　谢联棠热心侨胞的公益事业，他常对侨胞们说：“凡是有益于人群的社会事业，不必权衡个人的利害得失，要勇往直前，彻底做下去。”他说到做到，得到众多侨胞的信赖。时民礼市侨校公款被人吞占，侨校面临困境。谢联棠为人豪爽，办事公正，侨胞便选举他为侨校董事长，希望他能振兴教育事业。谢联棠上任后，一面把公款被侵吞一事诉诸法庭；一面发动侨众捐资扩建学校。经过两年的努力，讨回了公款，新校舍也告落成，校务走上正轨。
　　民国4年(1915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山东省。消息传来，谢联棠即联合侨众在民礼市创办侨兴国货公司，并出任经理，专售中国货，抵制日本货。民国6年，他将家乡祖祠整修为校舍，独资创办南熏小学。以后又捐资为南熏小学建校舍(包括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厨房、宿舍)，并逐年添置教具、图书、文体活动用具。民国11年，他以侨兴国货公司名义到菲律宾棉兰发展业务。时棉兰有6所侨校，各校董事会各行其是。他说服各董事会主要成员，成立华侨教育总会，统筹办学资金，使6所侨校都较好地发展。为充实办学基金，他代表各进出口侨商与当地外轮公司洽谈，实行货运回扣，把回扣所得交给他组建的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会管理，专用于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民国23年，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司在棉兰创办苏东中学。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谢联棠发动侨胞献物捐款，先后集资10万多元，支援祖国人民抗日。他还同东山人民一道参与献机活动，建抗日阵亡烈士公墓。新中国成立后，南熏小学为人民政府接办。他一如既往，投资于学校建房(前后共748平方米)，购置教学设备，补助民办教师工资和学生升学奖金。他还集资参与乡人建设东山华侨电厂、东山面粉厂，连续24个春节汇款给南埔村60岁以上老人为敬老金。
　　谢联棠个人生活十分俭朴，33岁才结婚。他平时布衣素食，但对公益事业，从不吝惜。1974年6月10日在槟城逝世，享年86岁。
　　

　　梁文星(1889～1971年)，长泰县尚吉村人。
　　梁文星少时家贫，给人当佣工，每于礼拜日常随母到枋洋圩礼拜堂做礼拜，习诵《圣经》、《圣诗》。年长，枋洋教会供给文星就读于教会小学。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时英国伦敦公会驻漳教务代表施耐劳牧师巡视枋洋教会，梁文星向他表示献身于宗教事业之心愿，由是伦敦公会决定出资培养文星就读宗教学校。民国7年(1918年)，他考取专为培养传教人员而创办的泉州福音学校。毕业后，受聘为同安县灌口礼拜堂传道，尔后调任龙溪县九湖乡、浦南圩等处教会传道，民国17年他返任故乡枋洋教会传道。民国22年2月，升任长泰堂会传道，后经堂会长执会推荐，参加基督教闽南大会主持之牧师考试，成绩良好，授予“记名牧师”，并在县境受案立为长泰县首任牧师。
　　梁文星自主持长泰堂会教务后，尽其所能为移风易俗和社会公益事业做了三件事：一是劝戒鸦片。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民军首领，连年勒令长泰农民种植鸦片，征收烟捐。由于鸦片泛滥，很多吸毒者因之破家荡产。文星在教会设置戒烟室，先后收容城关附近烟民20余人，既讲述鸦片为害之烈，又供应自制药酒，减轻戒烟痛苦。参加戒烟者自带伙食，不必交纳任何费用。每批烟民约经半个月治疗后，即戒除烟瘾，渐复健康。二是普种牛痘。三四十年代，长泰农村缺医少药，天花流行，儿童病死甚多。梁文星、蔡秋雪夫妇目睹惨象，除下乡巡回宣传种痘常识外，还购买大量痘苗为幼儿种痘，只收少量药资。当时自城关附近及远至数十里外如亭下、山重等山村，亦多约请上门种痘。三是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子上学。民国时期，县内“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女子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文星首先在信徒中大力宣传男女平等，指导女子升学门径，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再以此影响全社会。30年代至40年代间，全县就读漳州进德女中及其他学校的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些人再经大专院校深造，成为长泰首批的女专家、女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梁文星仍任牧师，基督教漳州区会会正。曾当选为长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5月逝世，享年82岁。
　　

　　林仲姚(1889～1980年)，学名景崇。诏安县南诏镇人。出生于书香世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科举，办学校。父亲为使林仲姚及早接受新学堂教育，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命他寄居广东省潮安县外祖母家，插班私立启明两等小学堂高级班就读，两年后考入广东潮州金山中学。在中学里，他经常阅读《革命军》、《黄帝魂》、《民报》等反清书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冲击全国。林仲姚放弃仅两个月即可毕业的机遇，急切返回家乡，联合涂渺沧、许可均、张香浦等人，组成20多人的宣传队，向群众宣传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协同已参加同盟会的清军管带王得宝及起义民团，扣押知县韩克，于九月二十日宣布诏安光复，脱离清政府。
　　民国元年(1912年)，林仲姚应聘任丹诏小学教员，后受任校长。民国8年，为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诏安知识青年成立诏安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和诏安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公推林仲姚出任为会长。他动员100多个教员和2000多个学生成立宣传队，文诛口伐北洋军阀政府出卖祖国镇压人民的罪行。劝告人民不要买日货，并把没收的日货集中焚毁。民国10年，北洋军阀政府派兵进驻诏安，学生反日救国活动被压制，林仲姚被免去丹诏小学校长职务。随后，他先后受聘为耀东小学教员，广东南澳求实小学校长。
　　民国14年2月，林仲姚由好友涂渺沧举荐赴英属马来半岛槟榔屿任《南洋时报》总编辑，又先后兼任华侨创办的新华学校校长、钟灵中学教员。民国17年“济南惨案”发生，林仲姚在该报撰文，揭露日本军队罪行，号召华侨捐款救济难民，受到当地英殖民当局监视，一个月内被华民政务司传讯3次。后该报被勒令停刊改组，他也被迫辞去总编辑职务。民国19年春，到新加坡任《南洋商报》新闻版编辑，兼任新加坡兴亚学校校长。他与陈嘉庚的秘书李铁民共事，还结识胡愈之、黄药眠、洪丝丝等著名人物。他经常参加福建会馆和诏安会馆集会。民国20年5月，在英国殖民当局压力下，他被解除校长职务。9月，住宅被抄，被诬陷在报社建立共产党组织。民国21年1月，被迫离开新加坡。
　　林仲姚回归诏安后，在寓所东关开办补习班，招收社会失学青年；秘密组织“诏安青年读书会”，指导会员阅读《世界知识》、《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
　　民国22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林仲姚协助十九路军驻诏部队联络各界人士，筹备召开诏安各界代表大会。随后又发动青年成立诏安青年大同盟。11月23日，诏安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十九路军驻军连长带队到会。林仲姚任主席，发表《告诏安各界人民书》，表示拥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翌年初，“闽变”失败，林仲姚等13人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林仲姚避居山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林仲姚积极撰写文章，宣传抗日，鼓吹国共合作，参加“诏安抗日青年社”的各种活动，在《抗战青年》月刊发表纪念孙中山和颂扬鲁迅的文章，坚持民主、进步方向。
　　民国27年秋，林仲姚受聘为城东小学教师。中国共产党诏安支部也在当年成立，林仲姚的两个儿子首批参加组织，二儿林士模任党支部书记。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三次发起反共高潮，诏安三青团干事长徐际明要求林仲姚通知儿子来县自首，林仲姚以不知儿子去向坚决拒绝。
　　民国35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前夕，诏安县民社党主任委员许学骞多次登门拜访林仲姚，诱劝他出任民社党委员。最后并捧上民社党的委任状，林仲姚夺过委任状，掷弃地上。
　　民国38年春，中共闽南地委云和诏县委秘密成立诏安城区工作组，林仲姚支持大儿子林士彬、二儿媳钟惠贞参加，二人均成为核心组成员，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林家内室，仲姚为他们作掩护。同年秋，他任诏安县立中学国文教师，还利用暑假免费举办补习班。
　　诏安于1949年12月解放，林仲姚已60岁，仍在诏安中学任教员。子、媳均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9月，林仲姚当选为诏安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席。1954年林仲姚在诏安一中退休。
　　1956年5月，林仲姚任诏安县人民政治协商会副主席。1960年，林仲姚负责旧《诏安县志》的白话翻译指导工作，经数年努力，两易其稿，后因“四清”运动而中辍。
　　1980年5月，林仲姚病逝，享寿91岁。中共诏安县委统战部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其一生业绩，备受称颂。
　　

　　蒋渭水(1890～1931年)，字雪谷，祖籍龙溪，出生于台湾宜兰。是早期台湾民族革命运动杰出的领导者。
　　清宣统二年(1910年)，蒋渭水以优异成绩考入台北医校。在校期间，受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积极宣扬民族革命运动，常撰文揭露日本人的暴虐统治。同时还发动捐款，支持祖国革命。民国4年(1915年)，毕业于台北医校，回宜兰县城医院当医生。民国5年在台北大稻埕开设大安医院。一年后，在台北从商。
　　“五四运动”爆发后，蒋渭水弃医从政，积极参加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和请愿团活动。民国9年底，在台北发起思想文化研究。次年10月在台北创立台湾文化学会，拥有会员千余人，蒋渭水任专务理事，主持协会活动。他积极从事反日运动，举办文化演讲会，办报纸，出杂志，鼓吹同胞反对日本侵略。
　　民国11年10月间，蒋渭水与石焕长等成立新台湾联盟，组织台胞投身议会设置运动。在第二次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和“犬羊祸”事件后，蒋渭水等拟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一样的革命组织，但遭到殖民当局禁止。民国12年2月再次提出申请，议会宣告成立。同年12月，日本当局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罪名，将蒋渭水和蔡培火等40余名会员骨干拘捕，议会宣告解体。民国13年3月1日，殖民当局对蒋渭水等15人以所谓“治警事件”进行审判时，蒋渭水等5人出庭答辩。同年8月18日，台北地方法院判蒋渭水等无罪。而日本警方竟将他拘禁在台北的日本监狱64天。民国14年“治警事件”终审时，蒋渭水被判刑4个月，关在台北监狱80天。出狱后，蒋渭水致力于台湾文协活动与《台湾民报》的发行，常抨击殖民当局。
　　民国16年1月，文化协会发生分裂，蒋渭水、蔡培火等后来脱离文协，筹组新的政党——台湾民众党，确定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路线，主张“台湾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不久，台湾民众党被殖民当局禁止活动。同年7月10日，台湾民众党在“以不得标榜民族斗争为条件”下于台中正式成立。蒋渭水被选为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致力于民众党的组织建设，提出民众党的“纲领说明及对于阶级的态度”两个重要提案。
　　民国17年2月19日，为进一步发展工人斗争，蒋渭水组建了台湾工友总联盟，拥有会员7000余人，后发展到65个分支机构，会员达1万余人。蒋渭水任顾问，同时兼各工友会及农民团体顾问。此后，在蒋渭水等指导下，民众党成立全岛巡回演讲队，并解决劳资纠纷18件，其中以浅野水泥高雄工厂影响最大，持续长达2个多月。民国18年，民众党举行第三次全岛党员大会，蒋渭水为民众党拟订“党员十训”。此时，民众党内部已分成左、右两翼，蒋渭水等为左翼。民国19年1月，台湾总督府颁布新的鸦片令，对吸食鸦片不但不再处罚，反而加以鼓励。蒋渭水领导民众党反对新鸦片令，并向国际联盟告发日本在台湾制销鸦片。
　　民国20年2月11日，民众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纲领政策修改案》。蒋渭水明确宣称进行“农工阶级的民族运动”。殖民当局因此逮捕蒋渭水等16人，并强行解散民众党。蒋渭水出狱后说：“台湾人的解放，不可单靠知识阶级及有产阶级完成之，全台湾人的自由，必候工人、农民、无产市民之奋战。”他还举办大众讲座，参加理论辩论会。蒋渭水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民国20年8月5日，蒋渭水因患重伤寒，病逝于台北医院，年仅41岁。
　　

　　吴阿柔(1890～1985年)，女，诏安县西潭村人。
　　吴阿柔出身贫寒，自幼给北蔗村张家为童养媳。丈夫为生计所迫远渡南洋，留下她和幼小的4个儿女相依为命。民国24年(1935年)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领导的红三团到北蔗村活动。她接受教育参加革命，任交通员。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5年的一个冬夜，中共云和诏县委约定在北蔗村开会。黄昏，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全村，危急关头，她跳窗抄小路去报信，使县委一班人安全脱离。民国32年冬，中共闽南特委副书记莫丁贵夫妇和警卫员3人到北蔗部署任务，遇到国民党军队进村。吴阿柔机智地将厝后门窗拆掉，让莫丁贵和警卫员跳窗上山，莫丁贵妻子装病躺在床上，终于躲过敌人的搜查。为此，红军战士视她如“亲生母亲”。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出色地完成了无数次“交通”任务，同时用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子女，让子女全部参加红军。民国37年11月，三女沈秋香被国民党保安队抓捕，隔年活埋于云霄城郊。她化悲愤为力量，更英勇地为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阿柔年已花甲，但她仍和乡亲们一起努力生产，重建家园。1951年，她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
　　吴阿柔曾任县人大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党代会代表。1985年2月6日逝世，享寿95岁。中共诏安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王兆培(1890～1989年)，龙溪县九湖邹塘村(今属龙海市)人。自少喜好医术，16岁入鼓浪屿救世医院学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兆培参加同盟会，并利用基督教会的名义成立“自立会”，团结进步青年，传播反对帝制思想。不久，东渡台湾，入总督府医学校继续学医，后转入台北医学校。
　　宣统二年(1910年)，王兆培在台北医学校介绍台南籍同学翁俊明(民国32年，即1943年，国民党直属台湾支部在龙溪成立，翁任首任主任委员)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第一位台南籍会员。在王、翁二人协力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有所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兆培由台湾返回漳州，参与漳州光复工作，筹建北伐军学生军，并作为同盟会代表参加漳州参事会。
　　民国元年(1912年)王兆培以公费生名义入日本东京慈惠会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毕业后，在日本东京慈惠会和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任医师。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由中国同盟会转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的篡权复辟和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运动。
　　民国7年，王兆培由日本回国，在福州开设兆培医院。民国8年，任福建清乡处医官，他目睹驻闽军阀李厚基迫害革命青年学生，非常气愤，暗中收留被迫害青年，力加掩护。“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期间，他收留红军某部党代表，治好疾病后送其转移上海。
　　抗日战争中，王兆培仍致力医务工作。民国30年福州第一次沦陷，他停止行医，闭户不出。当时福州有人劝说他出来组织“维持会”，他严加拒绝。以后又坚决拒绝出任卫生局长伪职。
　　民国33年福州第二次沦陷时，王兆培避居永泰。当时有抗日游击队伤员移住永泰，他为其精心治疗，免费服务。
　　福州解放前夕，有位中共地下女工作人员狱中患病，王兆培为她签写疾病证明书，使她得以保外就医。
　　新中国成立后，王兆培历任福州市大众医院和福建省人民医院院长、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委、民革福州市主委及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1989年9月17日，王兆培在福州逝世，享寿99岁。
　　

　　黄拢(1891～1940年)，法名延侯，龙溪县人。幼年拜漳州璞山岩寺僧修文为师，后随师学习并继承了明朝宫廷传出“八宝丹”秘方及制作技术。清末随师还俗，在漳州东门开设馨苑茶庄，兼制“八宝丹”出售。此药对跌打损伤、消炎止痛有独特疗效，但因采用多种贵重药材经特殊工艺精制而成，故药价昂贵，一般群众难以购买。为方便病家需要，他将整丸切片供应，每片重2分，一般炎症只需一小片，群众称之为“片仔癀”。为了扩大片仔癀在社会上的影响，他广交文人名士，聚首茶庄，通过友人名士帮助宣传推广。为扩展业务，争取外销，于民国初期，在厦门开元路开设馨苑分店，利用厦门川走水客多的有利条件，使片仔癀远销至东南亚一带，很快就在东南亚享有盛誉。民国27年(1938年)，厦门沦陷，撤消厦门馨苑分店，携妻返漳，外销一度中断。回漳不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预感自己寿命不长，儿子尚幼，恐片仔癀制作失传，断然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行业陋规，传授于妻子李珠。
　　黄拢于民国29年寿终，年49岁，而“片仔癀”却一直传下来，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特效中药。新中国成立后，漳州制药厂按黄拢传下的配方，使用机器生产，销售更广。根据国务院颁布《中药保护条例》，片仔癀列为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荔枝牌片仔癀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张水锦(1891～1949年)，又名张锦娘，女。龙溪县角美镇石美(今属龙海市)人。
　　张水锦生长船上，父母兄弟及自己一家5人，以捕鱼为生。父积劳早逝，弟于登岸卖鱼途中失踪。她18岁嫁渔民黄进川，生育4男4女。
　　渔民在旧社会惨遭层层敲剥，政府、渔霸、海匪、水警队、保甲长、鱼商、牙贩无不伸手要钱，逼得渔民终岁劳苦，无法度日。抗战期间，张水锦一家出海捕鱼，被日军拘押在鼓浪屿内厝澳，折磨近1个月才放回石美。
　　民国38年9月19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角尾，石美镇国民党残兵10余名，胁迫张水锦渔船载他们过江到浒茂洲潜逃，幸亏解放军及时赶到，才让张水锦一家免受侵扰。
　　不久，石码、海澄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退踞厦门企图坚守，不断派出飞机对解放区船只进行轰炸和扫射，张水锦一个年仅8岁的外孙张龙兴也被敌机炸死。九龙江口因受国民党军的封锁，渔民也被迫停产，生活困难。解放军不时给渔民粮食，并派出医疗队为渔民治病。张水锦孙儿黄亚国，年仅3岁，突患急病，就是由解放军医疗队抢救，转危为安的。
　　为迅速解放厦门，解放军第十兵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派员组成南台船管大队，发动组织船工，筹集船只准备运载士兵渡海作战。同年9月23日，张水锦和其夫黄进川带了3个儿子出席船工大会，全家在大会上带头报名参加支前，并把家中最好的两艘渔船作为支前船只。解放军规定：未满16岁和超过50岁的男船工不参加渡海战斗，女船工不论年龄多少，一律不参加。此时张水锦58岁，黄进川年满60岁，部队不予登记，并劝他们夫妇留在后方搞后勤工作。但张水锦却干劲十足，理直气壮地说：“我虽年过半百，却能司舵，能划船，男人会尽忠报国，女人也一点不差。”张水锦一家终于被批准参加战斗。当时被批准支前的有180多名船工，106艘船只，编成3个中队。张水锦家的船只编入第一中队第一分队。她的次子黄富足任第一分队副队长。在整个支前船工队伍中，黄进川、张水锦夫妇年纪最大，张水锦是这支队伍中惟一的女队员。
　　渡海支前队伍组成后，立即进行作战训练。在训练中，军民互教互学。部队向船工学游泳、划船、起帆、司舵；船工则向战士学作战常识。晚上训练，白天防空。训练为期20天。张水锦自动要求看管船只。她说：“我已经年过半百，即使给飞机炸死了也不要紧，还是让我看船吧！”
　　1949年10月间，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部署解放厦门、鼓浪屿的战役。三十一军负责攻占鼓浪屿，然后会同二十九军解放厦门。石美船管大队的3个支前船工中队负责输送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的战士解放鼓浪屿。就在支前船工出发之前，张水锦的大女儿黄玉花再一次劝告母亲不要随船出海。可是张水锦坚决地说：“我们必定打胜仗。我即使回不来，还是要去拼一拼，反正我年纪大了，死死生生不知经过了多少回，没有什么可怕的！”
　　10月15日晚，解放军沿岸炮兵阵地隆隆地发炮，千百颗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军滩头阵地上。渡海船工满载解放军战士从嵩屿、集美、海沧、浮宫分别出发。张水锦一家5人驾驶两艘渔船运载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战士，从海沧向鼓浪屿疾飞猛进。当时恰逢东北风大作，又值退潮，风势不顺，但张水锦、黄进川拼着老命把船只驶在最前头。眼看离岸不过100米左右，不幸一颗炮弹落在张水锦的船边爆炸，黄进川和他的儿子黄天足中弹倒下了，张水锦也身负重伤，她顾不得上前照顾他们父子，却紧咬牙关，接过舵继续前进，并高声叫喊：“冲上去！”一瞬间，张水锦一家的两只渔船均中弹沉没，一家5人连同船上战士全部阵亡。战斗至17日上午10时结束，解放厦门战役胜利完成。张水锦、黄进川、黄驴、黄富足、黄天足的遗体后来安葬在角美烈士纪念陵园。张水锦一家5人均荣立支前特等功，其英名也永垂史册。
　　

　　许地山(1893～1941年)原名赞堃，号地山，小名叔丑，笔名落华生。原籍福建龙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台湾府台南县城。父许南英。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许南英不愿做日本顺民，携眷落户于龙溪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许地山4岁入塾读书。翌年其父调广东任职，全家迁居广州。许地山在广州念私塾，13岁入广东韶舞讲习所，14岁考入随宦中学堂，18岁毕业。民国元年(1912年)其父回漳，任龙溪县知事，不久，赋闲定居海澄县海沧。同年许地山在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维持家计。次年赴缅甸仰光，在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任教员。民国4年回国，次年，转任漳州华英中学教员。民国6年又回到漳州省立二师任教，同年夏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3年后毕业，得文学学士学位，转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
　　在北京期间，许地山与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诸人交往，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进行街头演讲，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民国8年11月许地山与瞿秋白、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年底他首次在旬刊上发表译作《美的实感》，此后陆续发表10多篇文章。
　　民国10年1月，许地山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以“文学为人生”为宗旨。许地山用“落华生”笔名在该会刊物《小说月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描写一对缅甸男女反抗宗教礼法的恋爱故事。以后他又发表短篇小说《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缀网劳蛛》等，奠定了他在五四时代的文学地位。他惯于运用宗教的精神，写出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蕴蓄有慈悲、忍辱、精进的佛教含义。
　　民国11年秋，他在燕大神学院毕业，获神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并兼课于平民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和印度哲学。民国15年10月又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即离英返国，途经印度，留在罗奈城印度大学研究梵文和佛学。
　　民国14年，许地山自选散文40多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作品集《空山灵雨》。
　　民国16年，仍任燕大文学院助教。翌年在燕大文学院、宗教学院任副教授，并在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兼授印度哲学、人类学。民国19年升燕大教授。同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印度文学》。民国20年开始撰写《中国道教史》(上册)，民国21年校勘道教的《云笈七签》。次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反对一些学者“中学读经”的主张。民国23年许地山再度赴印度研究印度宗教及梵文。在往缅甸船上创作短篇小说《春桃》，被誉为现实主义杰作。
　　民国24年，许地山被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解聘。同年3月，获悉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他联合友人设法营救，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瞿秋白。许地山被燕大解聘的当年秋，受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中文系教授，举家南迁。他对香港大学文学院大加改革整顿，设文学、史学和哲学3个系，革除其保守、迂腐的教学内容。这期间，他参与新文字运动，撰文指出：“推行注音字母还不够，非得改用拼音字母不可。”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许地山走出书斋，上街演说，帮助流亡青年补习，在报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国民党驻香港官员扬言要暗害他，他毫不畏惧。
　　民国27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许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当选为理事，并兼任该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促进会理事，新文字会理事。
　　民国30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许地山即与张一(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当年暑假，许地山撰毕《道教源流考》。因长期埋头著作，积劳致疾。8月4日，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终年48岁。学术著作有《中国道教史》(上册)、《国粹与国学》、《语体文法大纲》等；文艺创作集有《缀网劳蛛》、《空山灵雨》、《危巢坠简》等，译著有《二十夜间》、《太阳底下降》、《孟加拉民间故事》等，编著有《大藏经索引》、《印度文学》等，还校阅道藏文库《云笈七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