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勉堂(1891～1971年)，漳州城区人。少时入私塾，后读师范。其父为当地闻名儒医。他从小深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长大继承父业。经多年随父侍诊，研读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博览历代医家名著，涉猎名医验案，集思广益，融会贯通，遂成漳城名医。
　　民国期间，余勉堂在漳州城区行医，广涉内科、儿科、妇科诸疾。对疫疠诸病也有所研究。抗日战争期间，瘟疫流行，他不辞辛劳，治病救人。
　　漳州解放后，他积极拥护人民政府的中医政策，努力发挥中医作用。1956年他带头参加漳州城区卫生联合诊所，同年年底调入龙溪专区医院，任中医科中医师、科主任。曾先后任漳州中医师公会、中医学会理事，国医学社福建省“乙脑学习班”讲师，省中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省中医学院临床导师。
　　余勉堂治学严谨，精求古训，融会知新。他诊务繁忙，仍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医著，总结诊断经验。60年代，年过古稀，视力低下、视像模糊，仍然时常借助放大镜查阅书刊资料，为丰富中医科学宝库，勤于著述。其医学著作有《对乙脑的认识和治疗体验》等8篇，医案医话48则，其中发表于省级以上刊物16篇，内部刊物40篇(则)。后期他年老多病，但仍致力撰写医著，编成中医内、妇、儿科及中医药等4部专著初稿，约25万字，其中《儿科简验疗法编》已付印成册。其著述辨证精明，立法严谨，处方灵活，用药适度。
　　余勉堂热心培育后继人才，长期不辞辛劳，言传身教。诊病时着重“四诊”(闻、问、望、切)，并辨证施治，一丝不苟。施教时要求学生背诵汤头歌诀，熟读专著，融会贯通。他还要求学生勤练毛笔字，以求开出药方清晰可辨。他带教的学生遍及省内外，不少人已成为中医后继之秀。
　　余勉堂一生扑在中医事业上，在医、教、研三方面奋斗50多个春秋，成绩显著。1956年他出席全国防治乙脑经验交流会，并荣获国家卫生部、省卫生厅的荣誉奖，还多次被评为地、市先进工作者。1964年获省名老中医称号。1971年病逝，享年80岁。
　　

　　沈国良(1894～1987年)，字高袍，永定县湖山乡里佳村人。15岁来漳州保生堂拜名师胡伯良学医，经7年苦学，扎下深厚的中医功底。
　　民国5年(1916年)，国良别师到平和县秀峰村创办保生堂。民国15年前往漳州竹林参药行、平和山格沈李济等药行坐堂开诊。民国25年，他远渡重洋，到马来亚吉林丹办永生堂开业行医。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华侨爱国团体，带头捐资支援祖国抗战，被推选为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民国32年，他毅然回国，重返平和，在县城太和药房行医，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沈国良热心救治病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1951年当选为平和县首届医协会主任，1962年当选为平和县第二届卫协会副主任。翌年，受聘为省医药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任政协平和县第一、二届委员，县科协委员，省中医学会会员，县医学顾问，城关卫生院副院长，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沈国良擅长中医内科。他运用中医气、血、水的生理、病理观，独创“四消饮”基本方，应用于多种疾病治疗，治愈许多疑难重症患者。他善于吸取民间验方，对草药的根、苗、花、果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和见解，提出“以核散核，以藤穿径，中空通络”的用药规律；对补身健体，主张“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水以行为补”，反对盲目进补的世俗偏见，提倡病后进补应以“五谷为寿，五味为调”的养生之道。他还潜心钻研有关妇科疑重症的治疗方法，对儿科也颇有建树。他研制“降病丹”等10多种药散，经临床应用，疗效显著。
　　沈国良很重视总结治疗经验，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早在民国25年，他在马来亚的《星洲日报》发表《痰饮》论文。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省、市、县各种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16篇。1981年以后，《龙溪地区老中医经验汇编》收载他撰写的学术资料16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医师虽已年迈，在助手协助下，仍撰写约7万字的《沈国良医案医话》3辑。他在病重弥留之际，嘱托助手在他死后将他的遗作重新整理，公诸于世。
　　沈国良行医70载，在平和奋斗60个春秋，培养医学人才300多名。进入晚年之后，仍手持拐杖，肩背3节手电筒，为民治病，深受大众敬仰。1984年，福建省卫生厅授予他“福建近代名医”称号。他曾多次荣获省、市、县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归侨老模范，先进标兵等称号。1982年、1985年两次参加省政府召开的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代表会，1986年12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3月24日逝世，享年93岁。
　　

　　吴学濂(1895～1970年)，原名穿濂，号淑周，平和县大溪壶嗣村人。祖父吴祖星，年青时出洋，侨居泰国暹罗湾北大年，经营采矿、出入口货物，逐渐致富。学濂父乔株，生子8人，学濂居第五。长兄吴穿杨与曾福顺合办曾福顺商号，邀学濂出洋协理。不久，穿杨逝世，学濂继承兄业，改商号为有限公司，兼营橡胶、土特产，一跃成为北大年巨商。分公司遍设暹南四府、曼谷、槟榔屿及新加坡等地。
　　吴学濂致富，不忘回报侨界。他慷慨捐资兴学，首先与侨胞创办北大年中华学校，继办也拉平民学校和培民中学，并着意增加华文的教学时间。自民国22年(1933年)泰国发生政变后，国家主义思想增强，极力同化华人，强迫华生学习泰文，凡7岁至14岁侨生，每周须学习泰文25小时，华文学习相对减少。民国26年春，吴学濂与泰国华侨吴乃武、吴连福、吴玉印、吴良诚、吴拔萃等人，把办学热情转向家乡，集银元1.2万余元，创办平和大溪壶峰小学，为桑梓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民国28年泰国当局封闭华校达280所。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泰国华校便不再存在。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华校才逐渐恢复。至民国37年，泰国华校注册恢复的达426所。到1955年华校又减为217所。原有中学不准续办，华文只准在小学教至四年级，每周上课限定10小时。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吴学濂不折不挠，继续为兴办华校而努力。1965年他70寿庆，把祝寿应酬收入一部分捐建殡仪馆“延寿堂”，一部分捐给各侨办学校，又建北大年中华学校大礼堂，华侨公会也设在里面。
　　吴学濂家教严谨，后辈大多有成。侄吴微章1969年任合艾市市长，三女吴赛梅1986年任北大年市市长。子孙大学毕业及出国留学者数十人。
　　吴学濂热心华侨社团活动，先后任北大年华侨公会主席、泰国福建会馆北大年联络处主任，兼任也拉平民学校和培民中学董事会主席。
　　1970年10月，吴学濂逝世于北大年，享年75岁。
　　

　　林语堂(1895～1976年)，原名和乐，上大学改名玉堂，进入文坛后以语堂为名。祖上居福建龙溪县天宝乡(今属芗城区)，出生于平和县坂仔乡。父亲林至诚，是漳州地区有影响的基督教牧师。林语堂兄弟6人，姐妹2人，他排行第七。
　　林语堂6岁入坂仔铭新小学读书。10岁转到鼓浪屿小学，越三年入寻源书院。民国元年(1912年)，时17岁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从小学至大学都是在基督教办的学校读书，因此他成为一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具有西方文化造诣的学者。
　　民国5年，林语堂21岁，圣约翰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由校方举荐任清华大学英语教员。在北京期间，他努力钻研《唐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从而弥补了中文知识的不足。以后写作取得成就，他以为“皆得力于此时之用功也”。
　　民国8年，他和廖翠凤结婚。廖翠凤是鼓浪屿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氏在鼓浪屿读完毓德女校之后，至上海就读圣玛丽女中，是一端庄、大方、贤慧的姑娘。从此，两人风雨同舟，走完人生的道路。时林语堂在清华已任教3年，由校方资助留学美国，临行前，岳父又资助他1000大洋，于是携带新婚妻子赴美，考进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得到一些知名教授的指导，学识大有进步，写出《批评论文中的语汇变迁》一文，得到教授的赞赏。民国10年获硕士学位，各科成绩都是甲等。这时清华大学忽然取消他的助学金(每月40美元)，妻子又因患病做手术，1000元大洋花得精光。林语堂无法在哈佛大学继续钻研，只好应法国青年会的征召赴法为华工服务，编写《华工识字读本》。积累一笔款之后，赴德国耶拿大学专攻文学。半年后，转到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由于他刻苦学习语法和音韵，并利用丰富的图书资料，民国12年夏就获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在经济上又发生困难，而且他的妻子将分娩，便一同回国。是年9月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语言学教授，讲授文学批评及音韵学课程。此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得与周树人(鲁迅)相识。
　　民国13年11月，林语堂参加鲁迅主办的语丝社，是《语丝》周刊的长期撰稿人之一。同时也经常为《晨报副刊》撰稿，开始提倡幽默，先后发表了《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文。幽默，古谓静寂无声，林语堂用以音译英语humour一词，意为言语冷隽，足以供人体味，从此“幽默”才流行于我国书刊中。他除撰写语言学、音韵学学术论文外，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写散文、杂文，这些作品大都针砭当时士气文风，笔锋犀利、文词辛辣，颇具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时代特色，受人瞩目。
　　民国14年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10余人；30日上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游行示威群众，引起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林语堂受到大革命洪流的冲激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以高度爱国热情，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祝土匪》、《咏名流》等辛辣杂文，批判和讽刺那些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知识界人物。语堂称这批人是“文妖”，是带引号的“正人君子”。
　　民国15年“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参加了对死难学生的吊唁和追悼，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他赞扬刘杨二人说：“处我们现今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需根本改造的时期，这种热心有为，能为女权运动领袖的才子，是何等宝贵！”是“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是“全国女革命之先烈”。在“三一八惨案”血的教训下，他思想起了激烈的震动。同年4月2日撰写了《讨狗檄文》，4月17日又写了《打狗释疑》，改正自己先前“勿打落水狗”的错误主张，承认鲁迅“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的论述，于是取消了自己所谓的“费厄泼赖”(Fairplay)的看法。他在另几篇杂文中，宣
　　称“军阀等于虎”，“打倒军阀，须先打倒文妖”，他主张大家团结起来，“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
　　民国15年5月，林语堂和鲁迅等都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通缉。林语堂先在北京躲避，5月下旬便携眷离京返闽，出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他先后为厦门大学聘请了沈兼士、顾颉刚、周树人(鲁迅)、张星烺、潘家珣、孙伏园等学者任教，从而使厦大文科出现了一个学术兴旺时期。《冢国絮语解题》就在这时期写的，文中抨击了歌颂太平、粉饰现实的现象。厦大新派教授与校方领导格格不入，林语堂在教务、人事方面常受到校方的掣肘，鲁迅于年底辞职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一些学者也相继离去。语堂遂于民国16年3月应汉口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到外交部任秘书。其间，他认识了宋庆龄，以为宋氏系“中国女界第一人”。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林语堂“满以为中国新日子已经曙现”的幻觉迅速破灭，“他对革命深感厌倦”，于9月离武汉到上海，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同年11月，应蔡元培院长之邀，林语堂担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分院英文总编辑。在这期间，他仍为鲁迅在上海主编的《语丝》、《奔流》、《朝花》等刊物撰稿，继续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民国17年11月，他在《奔流》月刊上发表《子见南子》剧本，对死抱封建礼教的遗老遗少进行揶揄。此剧在山东孔子家乡上演，引起孔府及其苗裔的抗议。同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剪拂集》。该集是林语堂的全部著作中最富有进步政治色彩之作，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此时的林语堂，面对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他的政治热情已经下降。此后，他以写作为业，在上海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3册和《开明英文文法》2册。他还应邀到寰球中国学生会和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作演讲。民国19年，林语堂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外语总编辑，兼任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
　　民国21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主编《论语》(半月刊)，提倡晚明的小品文，鼓吹幽默、性灵、闲适。民国23年至民国24年又创办《人间世》、《宇宙风》，除发表文学政见外，他还写了许多杂文，结集成《我的话》，共收入98篇文章。该书的发行，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民国21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之在北平(今北京)、上海等城市设立分会。其宗旨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援助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宋庆龄任主席，林语堂当选为全国九个执行委员之一。他积极参与同盟组织和活动。这一年，林语堂的侄子、龙溪抗日救国会主席林惠元在漳州被国民党特务枪杀，6月杨杏佛也被特务暗杀，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这些事使林语堂感到极为悲愤，但也觉得生存有危险而退却。从此较少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
　　鲁迅曾多次写信劝告林语堂，《论语》出至第二十七期时，林语堂辞去了《论语》主编职务。但在所连续创办的《人间世》和《宇宙风》中，仍重弹老调，继承《论语》的趣味和风格“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希望办成一个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此时，他虽然申明刊物不涉及党派政治，但却发表不少政论性杂文和批评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
　　民国25年8月，林语堂携眷到美国教书，并从事写作活动。他表示要“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便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先后用英文翻译了《老残游记》、《浮生六记》等书，还应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之约用英文写出《吾国与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书中全面介绍中国的社会、人情风俗、思想、生活、文化及民族特性，说明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显示作者对祖国的理解与感情。此书一出，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也受一些不同观点人士的指责。次年，他在美、英、加拿大等国出版《生活的艺术》，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古老的生活艺术和文化，是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因而多次再版。
　　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宣布：美国对中日双方保持“友好的，不偏不倚的立场”。林语堂应美国《新共和周刊》主笔之约，撰文痛斥了这些虚伪“中立家”。《纽约时报》也请林语堂撰文阐释中日战争的背景。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把林语堂请到华盛顿，去作阐述中国立场的讲演。
　　同年8月29日出版的纽约《泰晤士报》、《时代周刊》发表了林语堂的《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分析中日战争的形势，向世界宣告，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
　　《吾国与吾民》第十三版即将开印时，林语堂奋笔疾书，补写了80页，成为第十章，题目是“中日战争之我见”，表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他说：“一个四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国民党爱国力量关切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和全国各方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纽约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廖翠凤任副会长，在华侨中开展募捐活动，捐款汇回中国赈济伤兵。在林语堂支持下，廖翠凤不顾家务繁忙，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的工作。
　　林语堂宣传中国抗战的文章，在美国公众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文化界的一些人也认为，中日正式宣战后，美国舆论倾向于中国，是因为中国有林语堂等为美国读者所熟悉的著名作家在美国大造舆论的结果。
　　民国27年春，他携眷离美，经英国、意大利而旅居法国，在那里他写了游览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地的名胜古迹的游记，同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于民国28年8月在美国出版，80年代末改编为电视剧在中国大陆播出。《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成的，以“九一八”后日寇扩大对我国侵略为背景，写了革命青年积极投入抗日锄奸活动及游击战争的历史，充满浓厚的民族激情，这是值得赞赏的。嗣后，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抗战小说《风声鹤唳》，以京津沪沦陷后为背景，揭露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罪行，肯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正义性。50年代又写了一部名叫《朱门》的小说，合称《三部曲》。
　　民国36年初夏，国民党政府推荐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在这期间，他在美国先后出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长篇小说《唐人街》及选注本《老子的智慧》。这是40年代后期，林语堂在文学上的新成就。
　　1950年，林语堂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的职务，自法返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改编工作。1952年4月，创办《天风》月刊。1954年赴新加坡，以校长名义创办南洋大学，大学未正式开办即于1955年4月辞职回纽约，继续写书。
　　1959年11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所谓“康隆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使绝大多数旅美华人大为震动，当即由赖景瑚发起，联络同道者撰文驳斥。林语堂斟酌推敲，十分认真，逐一核定了长达16页的英译文本。定稿后，林语堂领衔签名。在林语堂的带动下，纽约《华美日报》的9位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华夏子孙们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有一次陈纪莹在纽约访问林语堂时，他很生气说：“美国的两个中国观念是错误的，不只中华民国反对，就是毛泽东也不赞成，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
　　从1950年至1964年，林语堂先后在纽约出版了《杜十娘》、《朱门》、《远景》、《红牡丹》、《赖伯英》、《武则天传》等书。1964年他曾写过一部反共小说《逃向自由城》，以广东惠阳农村为背景，大写中国新农村的穷苦形象。他的一些老朋友认为此书不宜出。后来林语堂也悔此一作，在盘存自己的小说时将它删掉了。
　　1966年6月，林语堂回到台湾台北市定居，应台湾中央社之约，以“无所不谈”专栏形式用中文撰写散文，后来结集出版了《无所不谈》一集、二集及合集。同时，他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主编《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出版。晚年，他除继续进行语言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之外，潜心研究《红楼梦》，对后40回的作者问题，提出了与胡适等人不同的见解。在胡适、罗家伦去世后，他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代表人物，1969年出任国民党“中国笔会会长”，还经常被推选出席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学术会议。1975年4月，在国际笔会举行四十一届大会时，他被推为副会长，并被列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但未当选。
　　林语堂曾刻苦钻研，设计、制图、监制，耗费不少资金，发明了林氏中文打字机，后因限于经费，未能投产批量制造。
　　林语堂从民国25年8月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他在美国30年不入美国籍。
　　在一《自叙》中，林语堂说：“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在《〈四十自叙〉诗序》中阐释说：“少时在龙溪平和县间，享受西溪之美，山林之乐。家住坂仔(号东湖)，环顾高山峻岭，日与云霞为友。此后皆看不起平地之摩天屋。城市居民之‘平地感’，与我‘高山感’格格不入，所以说‘为学养性全在兹’。‘兹’指坂仔高山梦寐不能忘也。”这也是他爱国爱乡思想感情的流露。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病逝，享年81岁。
　　林语堂主要著作有《剪拂集》、《大荒集》、《语堂文集》、《语堂随笔》、《幽默小品集》、《暴风雨中的树叶》、《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当代汉英辞典》、《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等，此外，还编译了肖伯纳的《卖花女》、马乐腾的《励志文钞》等。
　　

　　蔡梧材(1895～1976年)，字琴轩，漳州城区巷口人。幼时家贫，仅读私塾，17岁辍学，为木器店学徒。民国4年(1915年)蔡梧材得亲友资助，到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昂望谋生。初在利和土产站当账房，勤奋老实，为老板所器重。民国6年到首府椰城(雅加达)长茂布店任司事。历经9年，略有积蓄，才回乡结婚。不久携眷回椰城，在源成兴土产店任司账。民国29年，在椰城老巴刹街开一家百货商店，经营布匹和日常用品，颇有盈利。翌年与友人冯辉星等人合股开设源利布匹有限公司，经营布匹进出口，由他掌管公司财务。
　　蔡梧材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华侨社团工作。他是椰城福建会馆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又任中华会馆理事兼秘书。他与众侨领协力倡办老巴刹华侨学校。民国31年春，日军南进，东印度沦陷，华侨学校被迫停办。当年秋，日军当局下令学校复课，他与椰城几位校董接洽后重组校董会，聘请教师恢复上课，学校仍用原来教材，力求避免学生接受日军的奴化教育。
　　民国34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老巴刹中华会馆成立华侨学校建筑委员会，筹措增建校舍事宜，蔡梧材被推为委员，主管建筑事务。校舍于民国35年7月动工修建至民国37年完成。梧材长子宗英安排在新建学校礼堂举行婚礼，礼毕梧材将所有礼金全部捐助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蔡梧材目睹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大受感动。1953年3月，他将椰城事业交给长子掌管，毅然携眷返回漳州定居。不久，参与侨联活动，在家挂起侨联代书处牌子，义务为侨属服务。
　　1956年5月，蔡梧材在漳州市(今芗城区)第四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侨联主席。同年10月，北京成立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他应邀出席，当选为第一届委员。
　　蔡梧材积极鼓励和引导侨胞投资兴办漳州市区罐头厂、大华蜜果厂，集资兴建侨芗剧场、漳州旅社、羽毛球厂，参与华侨新村和华侨医院的筹建工作。
　　60年代初期，漳州市华侨中学、华侨小学校董会相继成立，蔡梧材当选为董事。他除自己解囊捐助外，还敦劝归侨、侨眷捐资办学。他发动侨胞购进化肥支援农业生产，配合侨联同仁发动侨胞投资购进57台机床充实漳州通用电器总厂、内燃机厂设备。
　　1964年，蔡梧材患脑血栓，3次住院诊治，出院后仍坚持为侨眷义务代书，不辞劳倦。他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1976年11月10日逝世，终年81岁。
　　

　　郭美丞(1896～1959年)，字联勋，出生于海澄县浮宫城内社(今龙海市浮宫镇霞郭村)。郭美丞少时读私塾。后转集美学校师范部学习，民国5年(1916年)毕业，先后担任凫溪小学、中学校长，海澄县教育会会长。
　　民国16年郭美丞应聘任爪哇梭罗华侨公学校长。民国18年，被推为华侨代表，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并出席南洋华侨教育会议，被选为海外华侨三民主义实施委员会委员。回爪哇后，受当地政府疑忌，被多次传讯，不得已迁居巴城(即今雅加达)，从此弃教从商。他先开设大华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获利丰硕。后又开办南洋印书局有限公司，承印课本、簿籍。他以信誉为重，使两家公司成为同业中之名号。
　　郭美丞热心侨界社团活动，历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常务董事、荷印华侨促进中荷贸易委员会委员，巴达维亚福建会馆会长兼福建学校董事长、华侨联合会常务董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美丞被选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及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兼任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及南洋闽侨总会执行委员。带头捐款，支援祖国抗战。民国29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组织回国慰问团，郭美丞任副团长(陈嘉庚任团长)。民国31年3月，日军侵占爪哇岛巴城后，他被列为“敌性华侨”而遭拘捕，先羁押于西泠，后囚禁于马圩，历时3年4个月，备受虐待和凌辱。
　　荷印殖民政府为控制进出口贸易，设立中央贩卖局，颁布农园产品复权条例，没收商店农园产品存货集中统售，引起商界不满。身为中华商会会长的郭美丞出面邀集其他商埠中华商会，以及中华总会、印度商团、阿拉伯商团代表聚会巴达维亚。会上成立农园产品整理委员会，公推郭美丞为主席与荷印政府谈判，议定被误收的农园产品一律按规定划价清偿。此举既为侨商争回了面子，又挽回商家的损失。于是，印尼华侨更加认识维护权益的重要，“荷印中华商会联合会”应运而生，郭美丞被推为理事长，连任11年。
　　民国39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改首都巴达维亚为雅加达，郭美丞复任雅加达福建会馆会长、雅加达中华商会会长，并被中华民国政府委为侨务委员。
　　郭美丞素以发展华侨教育为己任，先后兼任多所华侨小学、中学董事长或董事。1949年，郭美丞出钱出力，倡办印尼华侨高级商业学校，任董事长，聘请教育家王秀南为校长。
　　郭美丞身居海外，情系故乡，他多次捐资赞助家乡社会公益事业。民国18年，他回乡为重修崩裂的浮宫“二万两”海堤(因初建时清政府拨银2万两而得名)，带头集资购买上海招商局废弃的3000吨级镇海轮，沉为基础。民国25年，他又捐资创办浮宫华侨救济所，为贫民免费施医施药。民国29年，他捐出海澄南门楼房10间，作海澄县卫生院院舍。民国35年福建疟疾猖獗，他购买大量奎宁，托厦门市政府赠送全省各医疗机构。民国36年，闽粤两省发生水灾，他以福建侨团筹赈会执行委员身份四方奔走，筹集10万美元，汇交闽粤省政府分配救济。海澄的姜公陂年久淤塞，影响农业生产，他负责筹款，特邀地方人士成立南陂水利工程处，邀请专家实地勘测。后因法币大幅贬值，无法成事。
　　郭美丞于1959年病逝，享年63岁。遗著有《抗吟残稿》、《呼吁集》、《诗词拾零》等，后辑成《恬庐诗文集》行世。
　　

　　张荣汀(1896～1973年)，南靖县书洋塔下人。
　　张荣汀童年家境贫寒，只读6年私塾。21岁到荷印泗水谋生，开设永川公司，经营白糖。尔后到新加坡，开设南庆有限公司、丰太茶庄，其茶庄规模誉冠东南亚，是最早在南洋经营茶叶的南靖人。张荣汀致富之后，为家乡亲人提出发展茶叶生产的长远设想。民国35年(1946年)，他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说：“吾村地处山区，有土便有财，能种植，何患穷也。若能组织大众垦植茶山，汀当作为资助之后盾。”此后，他陆续汇给塔下村大坝标宸公学基金保管委员会15万元。同时，将多年来积累的茶叶知识，一一奉告乡亲，并经常选寄有关栽培茶叶的书刊，还通过各种关系，从安溪引进茶苗。当乡亲有人欲把资助款拿去置田业收租谷时，张荣汀连致数函，指出：“种植茶叶是慢性投资，需5年方可收益，应刻苦耐劳，以坚韧之精神开垦耕耘，定有成功之望”。在他的谆谆诱导和鼓励下，乡亲们全力开发茶山。从1949年初开垦茶山30亩开始，至1990年止，张荣汀所创办的广达茶场茶叶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年产量10余万公斤；果园700多亩，年产量7.5万余公斤。仅茶果两项，当地群众每人年均收入500多元。
　　新中国成立后，茶场按照张荣汀的意见，精心培育2000万株茶苗，援助曲江、石桥、版寮、书洋、田治、枫林、天岭、上汤、南坑、高港、金竹、霞峰以及永定县高头、广东饶平等184个乡、场、村和个人，同时义务培训150多名茶叶管理技术人员。从此，南靖茶叶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全县茶叶年产量达38.5万公斤，成为龙溪地区茶叶主产区。
　　张荣汀不仅重视家乡的实业开发，而且关心智力开发。1954年12月，他写信给茶场负责人，建议在已倒塌的曲江嘉煌中学原址，重建曲江中学。茶场负责人召集有关人士，成立曲江中学建校委员会，制定建校方案，绘制图样函复张荣汀。张荣汀接信后立即捐资6万元，并发动同乡侨胞张顺畴捐献5万元，张庆类捐献8000元，在嘉煌中学原址兴建曲江中学。校舍落成前夕，张荣汀携其夫人专程回乡，观看校舍建筑和茶山发展情况。曲江中学开办至1990年，已培养初、高中毕业生3500多人。1973年，张荣汀病故于新加坡，享年77岁。
　　张荣汀爱国爱乡的善举，多次获得省、市、县各级党政的赞扬。1984年10月，龙溪地区行署缅怀他的事迹，追赠热心爱乡公益事业一等奖。南欧村乡亲于1985年6月20日，在塔下张氏德远堂祖庙前，为他树石龙旗，旗杆镌刻着：“荣汀公造福桑梓，捐资垦植创办广达茶场，倡建曲江中学，困难时期进口粮油赈济乡亲，功德无量”以永留纪念。同年12月，塔下村乡亲为他建造“荣汀亭”，立碑纪念。
　　

　　陈剑垣(1896～1976年)，又名杨章奕，海澄县(今属龙海市)人。
　　民国3年(1914年)，陈剑垣赴缅甸仰光当兴茂商行店员。民国6年夏回国，由胡汉民、李烈钧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改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许卓然等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剑垣受指派回福建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筹措军费。后因反军阀斗争失利，民国10年转赴上海入惠民英文专修学校就读。民国14年5月回海澄筹建国民党组织。民国1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秋赴广州参加周恩来主持的福建军事情况汇报座谈会。同年11月8日正式建立国民党海澄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剑垣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11月秘密建立中共海澄支部，12月组织国民党海澄县党部临时执委会宣传队，支部在宣传队中发挥共产党组织的作用，开展反军阀、反贪官、反土豪的宣传活动。民国16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澄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下。剑垣与党组织失去了组织联系，被迫南渡新加坡。南昌起义后，剑垣到汕头，寻找党组织未遂，由潮州取道回老家，在家乡经营农业，并举办一些公益事业。
　　民国38年9月21日海沧等地解放，陈剑垣出任新垵乡支前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厦门岛做了大量工作，被海沧区支前评功委员会评为区支前功臣。解放初，陈剑垣以华侨代表的身份出席海澄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6年被推举为政协海澄县第二届委员。1976年病逝，享年80岁。
　　

　　吴鹤汀(1896～1986年)，字诸，诏安县城关人。其父吴泗滨系华侨富商，鹤汀童年，在自家开设松斋私塾就读，后入丹诏小学。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15岁的吴鹤汀读高小二年级，即不顾家庭阻拦剪掉辫子，追随时代潮流。辛亥革命后，鹤汀就学于厦门玉屏中学，后转福州省立二中，毕业后拟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但因父亲病故而回乡。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图谋瓜分中国，国家民族岌岌可危。吴鹤汀忧心如焚，立志“教育救国”，以振兴家乡教育为己任。
　　民国8年(1919年)，吴鹤汀将“松斋私塾”改为“松斋义学”，亲任校长兼任课务，又聘请几位教员，初办2班，招生70多名，后扩大为4班200多人。民国10年增设师范讲习所，民国12年又兼办乙种商业班。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经费日益困难，鹤汀耗尽家财仍甚拮据，常靠借贷维持。民国13年，吴鹤汀将校务交给四弟鹤鸣代理，只身到南洋领取其叔父遗赠的4000元，寄回接济办学。至民国16年，学校实难维持，鹤汀才回乡宣布停办。私立松斋小学创办近10年，为家乡普及教育，作出积极的贡献，深得社会赞誉。
　　此后吴鹤汀重渡马来亚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宁宜、中华两所小学校长和振华中学教务主任，继任汉德中学校长15年，直至1964年退休。鹤汀在马来西亚任教期间，热心华侨社团活动，德高望重，连续2届被选为联邦华校教师总会副主席，连任3届森州教师会主席。他还和吴育、谢松山等组织“华侨文艺研究会”，并被公举为会长。
　　抗日战争时期，吴鹤汀身居南洋，心怀祖国，热情支持抗战大业。民国27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骚扰诏安，他即为马来亚诏安会馆拟函，要求国民党政府加强闽疆防务，抗击日寇侵略。他还作为诏安华侨代表，出席陈嘉庚主持的福建华侨代表会议，共商支持祖国家乡抗战事宜。他出任森州筹赈宣传部长和宁宜筹赈分会募捐主任，日夜奔波，为祖国抗战募捐筹款。民国31年日军南侵马来亚，大捕筹赈人员，屠杀抗日志士，他化悲愤为力量，挺身而出，竭力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
　　1986年12月23日，吴鹤汀因病逝世于马来西亚，终年90岁。遗著有《榴连馆冷饭集》等。
　　

　　林可胜(1897～1969年)，祖籍海澄县(今属龙海市)，生于新加坡。父林文庆，名医；母黄瑞琼，同盟会会员，华侨富商黄乃裳之女。林可胜8岁时即寄居英国，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在朴次茅斯附近印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医生。战后复学，民国8年(1919年)毕业，获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学位，并受聘为母校生理学讲师。民国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12年以美国罗氏基金会研究员资格赴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民国13年获科学博士学位。
　　民国13年林可胜返回中国，应聘任北京美办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民国15年他创办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年又创办《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直至民国2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几年间，多次在国外生理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民国17年至民国19年任中国医学会会长。
　　民国20年日军侵犯上海，林可胜受中国政府之命组织救护队前往前线做救死扶伤工作。民国22年长城抗战，他又组织12个医疗队开往战地工作。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林可胜携带子女到新加坡安顿，后又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站，任总站站长。他除办医校及组建训练示范病房外，还兼办药品及医疗器材厂。救护总站派100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各战区设立分站。总站加紧建立战地临时医院，及时救死扶伤，改变前线缺医少药状况。有一回圣诞节傍晚，前线送来大批伤兵，而病房已满，伤兵只好瑟缩地躺在医院门口。林可胜得知后，立即停止圣诞晚会，紧急集合全体人员，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全部伤兵，工作通宵达旦。民国27年林可胜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卫生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民国29年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林可胜的负责精神、工作成绩极为赞赏，主动应诺由南洋华侨总会每月捐助1万元给救护总站。
　　民国31年至民国33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的医药总监，多次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和英美政府的授勋。民国33年12月林可胜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主任。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任联勤总部军医署署长。两年后兼任国防医学院院长，创立军医教育中心制度，培育大批军医。民国37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国民政府拟任他为卫生部部长，他坚辞不就。同年冬，随国防医学院迁往台湾。民国38年3月，辞职赴美国讲学，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及克雷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聘于印地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主持生理药理研究组与医学研究部，1962年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前一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69年8月7日林可胜因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金斯敦，享年72岁。
　　林可胜平生著述有《生理学概论》，发表论文89篇，并以发现“肠抑胃素”著称于医界。
　　

　　蔡竹禅(1898～1966年)，又名大勋。漳州城区人。父蔡襟三，清末拔贡，后弃儒从医，又热心教育，曾创办岱东学堂(岳口小学前身)。
　　蔡竹禅自少随父读书。民国5年(1916年)，进笃诚赐记参行当学徒，深得店主陈智君的赏识，由杂工升为店员而至记账。民国8年陈智君到福州任福建省政府财政厅长，便带竹禅到福州任税务征收员。他布设关卡，征收易于逃漏的闽江货船税款，税收额较前大有增加。
　　民国10年，萨镇冰任福建临时省长，陈智君离职，蔡也由榕返漳。在漳期间，他和归侨集资创办华侨钱庄，生意颇为兴旺。后因当时政府设立银行，取缔私营钱庄，钱庄收盘停业。
　　民国17年，蔡竹禅任漳州商会会长。民国18年，张贞开办龙诏汽车公司，蔡竹禅也入股任经理。由于大股东张贞任用私亲，其女婿又从中作梗掣肘，经营不善，竹禅愤而辞职。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5月撤回苏区。9月，蔡竹禅被国民党当局推出来收拾残局，任代理龙溪县长，处理善后事宜。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抓了许多人。蔡竹禅主张“冤宜解不宜结”，凡有店铺承保的人一律释放，从而保释了一些地下党员。
　　民国23年，漳龙汽车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濒于破产，被省建设厅收买整顿；后集股添资，蔡竹禅也入股并受聘为经理。他整顿人事，修理公路，添购车辆，实行货客兼营，载客之外，又运煤入漳、厦，运矿石供给石粉加工。与此同时，修订规章，荐拔员工，提高效率。经营一年多，漳龙汽车公司业务日见兴隆，闽西南土特产出口量大增，日用品也随之源源输入。
　　民国26年4月，蔡竹禅联合全省17家汽车公司，在厦门成立全省汽车同业公会联合会。该会突破美孚、亚细亚、德士古3家公司汽油供应的垄断，又抵制省主席陈仪加征“汽油税”的决定，保障全省汽车运输经营者的利益。
　　民国2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公路和桥梁自毁，公路交通线缩短，许多股东纷纷退股。蔡竹禅冒险收购王燕衔、孙绍武等人的股票，成为漳龙汽车公司董事长。
　　民国28年，国民党政府强征各汽车公司汽车以供军用，沿途军警又截车运载私货。同年，省政府又强令汽车公司内迁龙岩，甚至烧毁待修车辆。漳龙汽车公司原有64辆汽车，迁入龙岩后只剩10辆，财力困竭。蔡竹禅在困境中发动工人投资入股，并划给工人空股，年终分红；又开诚布公，与工人共同决定公司大事，促使工人关心企业得失盈亏。他制定规章制度，实行定额包干，实施浮动工资，奖罚分明。他用人唯贤，不搞裙带关系。提拔机匠吕双河为司机长，聘利运公司机匠高荣水到漳龙公司任职，收容由海外归国的老驾驶员吴逢春，保护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郭嘉、郭宽逊兄弟，因此人才各尽其能。机匠陈番西改造“汉口炉”成功，用木炭代替汽油。郭嘉、郭宽逊有丰富的化学知识，又用松节油、樟脑油炼出代用燃料，从而突破敌人禁运汽油输入的困境。
　　同年秋，蔡竹禅在龙山附近被匪首戴兆基绑架，关入土牢里。在被绑架70余天中，他设法与3个看守人融通感情，诱导他们改邪归正，终使戴仓、戴清、余甲3人开枪击毙熟睡之中的戴兆基，并护送蔡竹禅脱险回漳。蔡竹禅也信守诺言，把他们安置在漳龙公司里工作，直至漳州解放。
　　民国30年，蔡竹禅亲到南平，与省盐务局洽定承揽运食盐到闽西、江西、湖南，6年中约运盐100多万担。
　　民国33年，蔡竹禅在华安汰口创办竹溪职业中学，开设桥梁建筑、汽车驾驶与维修、化工等专业班，培养一批专门技术人才。
　　蔡竹禅的弟弟蔡大燮是中国共产党员。他接受弟弟的劝告，曾经掩护几个被国民党军警发觉追捕的中共党员脱险。还曾经派车密送6位地下党员入江西苏区。抗战胜利后，蔡大燮回龙岩与他相会，被龙岩保安团捕获，他奔走福州向省主席刘建绪疏通，才免于难。
　　民国36年，蔡竹禅明白形势的演变，自动把向农民买来的农田、房屋归还原主。临解放时，他曾一度前往香港，后由其弟大燮劝回漳州，照常处理漳龙公司事务。1951年他将漳龙公司交给国家经营。抗美援朝时，他奉命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漳州市工商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他认购了近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蔡竹禅先后任漳州市工商联主委、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漳州市副市长、龙溪专署副专员等职。
　　1957年，蔡竹禅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截去一下肢。1966年逝世，享年68岁。
　　

　　叶文龙(1899～1941年)，字起文，号振风，长泰县后人。民国6年(1917年)，叶文龙投在民军叶定国部当兵，后与叶定国之侄儿叶振南结拜为兄弟，被提任排长，成为叶定国之亲信。民国8年，叶定国扩充兵力为旅，驻防长泰，提文龙为连长，未几又提为营长。民国15年，叶定国退守同安，任文龙为团长，驻扎岩溪一带。至民国29年，叶文龙先后三次受编：民国20年接受张贞整编任团长；民国21年接受十九路军整编任团长；民国26年接受陈仪整编为闽绥靖公署警卫团任团长。自民国15年至民国29年的10多年中，叶文龙以武装割据形式统治长泰。
　　叶文龙统治长泰期间，包揽全县田赋和各种捐税。在县城设立粮总局和杂捐局，于罗溪、林墩、枋洋、山重、马洋、金里、山边、岩溪等地设分局或关卡，征收各项农副产品及进境商品税、市场捐、牲畜捐等等。所得巨款，除少数缴县政府外，大量充入私囊，供其成群妻妾过糜烂生活。
　　叶文龙统治长泰期间，派农民种罂粟，低价收购，制造鸦片，出售毒品；设“一七四”鸦片局制造盒装烟膏，高价倾销县内外，牟取暴利。许多殷实之家染上鸦片不久即成为破落户，老实农民染上鸦片便成懒汉。鸦片毒品系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祸害匪浅！
　　叶文龙为维护其统治秩序，采取残酷手段，惩治小偷小摸，甚至滥杀无辜。如马洋村4个农民，晚间到邻居菜园里挖几个芋头煮点心，竟被其以盗窃罪斩首示众。城关市场一屠户丢失一刀一秤，乃是两个吸鸦片的懒汉偷去换烟膏，这两个吸鸦片懒汉亦被处砍首示众。民国19年，叶文龙部丢失两枝驳壳枪，于是，大兴冤狱，严刑迫供，枉杀13条人命。在叶文龙的暴政下，一时社会上偷摸现象少了，但枉死者却接二连三。
　　叶文龙还笼络一些知识分子，为其出谋献策。如叶思恭(大学生，任长泰县教育局长多年)、叶愚青(当过小学校长，历任长泰县国民党执委、监委、书记长等职)等人成为他的亲信。民国14年至民国22年，文龙牵头扩建岩溪小学校舍，倡办珪塘、枋洋、林墩、树农等小学，并从捐税中拨出部分金额固定补助学校经费，厚聘外地一些优秀教师来泰任教，资助“长泰教育参观团”赴江、浙、京(南京)、沪参观学习。支持组成长泰排球队并资助训练经费(长泰排球队曾在全专区和全省性的比赛中夺魁)。时省教育厅长郑贞文给叶文龙赠“热心教育”匾。此外，文龙还倡修泰岩公路和泰浦公路，牵头改建岩溪、枋洋、林墩及县城的街道和市场。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局势形成。民国政府实施抽丁兵役制，叶文龙对此很反感，不得已时，才押送几名流浪汉以充其数。这样，地方政府与叶文龙的矛盾不断加剧。时又值陈仪实施排斥异己，加强省府实力期间，民国29年6月13日，命国民党陆军75师进泰围剿叶文龙。7月12日，文龙自首，随即解囚于南平。民国30年4月17日驻闽绥靖公署军法处以叶文龙“妨害抗战，扰乱后方”、“连续贩卖鸦片”、“连续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等罪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19日，叶文龙被枪决，年42岁。至此，叶文龙统治长泰的局面终结。
　　

　　何岂(1899～1946年)，女，平和县高坑(今国强乡)白叶村人。幼年随改嫁的母亲至古树坪村。
　　民国24年(1935年)，中共地下党在山内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何岂开始懂得共产党是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大救星。从此，她积极参加革命，热情接待革命同志，她家成了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地下党领导人卢叨、洪椰子、陈天才等经常在她家从事革命活动。何岂早年丧夫，生计维艰，她用自家粮食支援游击队，让同志们吃上饭，自己和孩子则吃杂粮。她还背着大家借高利贷买米接济游击队。她为同志们缝补浆洗，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阿婶”。
　　民国27年，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闽南一再制造摩擦。面对进犯的敌军，何岂沉着、冷静，组织群众掩埋粮食，组织青年拿起武器配合游击队同敌人开展斗争。
　　民国34年，敌军又一次进犯古树坪村，焚烧房舍，抢夺粮食。何岂恨透了残暴的敌人，毅然把3个儿子都送到游击队，自己服从组织安排，留在村里搞地下斗争。有一次，她获悉敌军300多人要进山“剿共”，立即报告游击队，让游击队打了个大胜仗。民国35年，她潜入敌军驻地侦探敌情，敌人发现后逮捕了她，要她说出游击队在哪里，她的3个儿子在哪里。何岂怒目视敌，从容回答：“山上到处是游击队，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我的儿子。”敌人气急败坏动用大刑，用钢针刺何岂的乳头及手指。何岂被折磨得全身血肉模糊，仍骂不绝口。敌人把她衣服扒光，用开水往她身上浇，又用烤红的镰刀灼她的嘴。但何岂宁死不屈。最后敌人无计可施，便用一块100多公斤的石磨把她压死。何岂牺牲时，年仅47岁。
　　

　　徐梦龄(1899～1959年)，字子寿，漳州城区人，民国5年(1916年)徐梦龄拜儿科名医黄鸿初为师。两年后又到厦门拜名师学医。他刻苦钻研，医术大有长进。民国9年回漳州，不久在龙溪埔下村开设“延龄寿”诊所，挂牌行医。民国22年诊所迁城区巷口街，改称“神州药房”。他出身贫寒，深感穷人求医难处，对初诊贫者不计资。他医术高明，求医者甚众，尤其是在疾病盛发期，许多病人常列队候诊。那时他还担任龙溪县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和国医研究社副社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鼠疫流行，为挽救濒临死亡的病人，他对症施治，并编写《鼠疫验方》一书，流传四方。抗战胜利后，医务照旧繁忙，除门诊外，还要应付地方军政要员的出诊，但对病家决不多取，收入仅维持一家生计和子女就学费用。
　　1950年4月，徐梦龄与刘远年创办中医义诊所，任医务主任，附近各乡镇中医纷纷参加义诊，每人每周腾出一天，自带药械来所为穷苦患者免费服务。1953年，徐梦龄发起组建漳州市中医第五联合诊所，他任主任。不久该所改为漳州市中医联合医院，后来该院经专署接管，改称为龙溪地区中医院(即今漳州市中医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仍挤出时间着手整理30多年来的医学实践经验，先后编写《麻疹治疗手册》、《妇科病学》、《儿科病学》等医著。他擅长妇科，对小儿麻疹、急惊风、疳积医治也颇有研究，《闽南中医》刊物常刊载他的医学论文。他还自制药方，如肥儿散、定痛丸、胃愈散等，临床疗效显著。
　　他一生先后担任龙溪县科技协会副主任，漳州市卫生协会副主任，福建省中医研究会会员，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逝世，享年60岁。
　　

　　季永绥(1899～1978年)，字祝安，又名竹安、季康，福建浦城县人，武昌高等师范(后改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系毕业生。
　　民国11年(1922年)，季永绥在进步老师李汉俊的指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民国12年春，“二七”大罢工爆发后，在李汉俊带领下，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间结识陈潭秋、林育南等共产党领导人。民国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底，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奉派回闽到漳州，在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他经常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北伐军入漳后，他积极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并参与创建漳州地下党团组织。民国16年1月，与罗明一起筹备中国共产党闽南部委，并担任特委委员。2月，参加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工作，任讲师，带领学生深入龙溪县南乡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农民开展“清算土劣，驱逐恶霸”斗争。同时和许涂淼等同志发动漳州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反蓝倒廖”斗争。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移到上海。同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回闽，在中共闽北临时特委任宣传部长，9月在建瓯南雅参与组织暴动。因斗争失败，季永绥遭国民党追捕，幸而逃脱。由于敌人封锁路口，他未能按计划与闽赣边区党委取得联系。此后，专事教育工作，先后在闽北、闽东地区的学校任教。民国20年季永绥任建瓯县教育局长时，曾向国民党供认自己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由于他早脱离党的关系，他的自首未对中共组织造成危害。民国27年8日到永安，任中华书局永安支局副经理，并担任《老百姓》杂志社社长。时永安抗日活动十分活跃，季永绥主动贯彻共产党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表现十分突出。翌年经组织批准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民国29年，《老百姓》被当局勒令停刊。次年，季永绥转到漳州，先后在漳州进德女中、龙溪师范、龙溪县中、龙溪二中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浦城中学校长、漳州进德女中教师、龙海县华侨中学副校长，被选为龙海县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漳州市政协委员。卒于1978年，享年79岁。
　　

　　陈番西(1899～1984年)，原籍福建省安溪县，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6岁即远渡马来亚谋生，入泰升机器厂当学徒。他学会车、钳、刨等工艺，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会驾驶、修理汽车。3年满师后，陈番西当了司机，不久升为机匠。
　　民国8年(1919年)，漳州成立漳码汽车始兴公司，2年后发展为汀漳龙长途汽车始兴公司，消息传到海外，陈番西认为自己所学的技术已有用武之地，遂于民国16年回国，定居漳州。
　　陈番西先后任漳浮、漳嵩汽车公司的机匠和机务主任。他首先制定定期清洁检查、加油润滑等制度，对延长汽车机件使用寿命和安全行驶起过不少作用。他常说：“出一样机件事故，就要车翻人亡。”因此他对保养机件和传授门徒都极严格而又耐心。他要求徒弟干活要认真，决不可分心玩忽。时隔数十年，当年徒弟后来身任汽车大修厂厂长的林大河，仍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师父那样严格，我就永远不会成器！”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道路破坏，汽车不通，许多工人只好自谋出路，陈番西与朋友合办漳州合兴机修厂。民国27年5月，厦门沦陷，汽油来源断绝，大后方汽车运输发生困难，不得不用木炭来代替汽油。陈番西决定改进“汉口炉”来提供汽车的动力。
　　“汉口炉”即木炭炉。其原理是利用木炭燃烧产生乙烷来提供动力。20年代中，汉口一家铁工厂曾来漳州推销，所以人们称它为“汉口炉”。这种炉子的毛病是管道容易堵塞，耗炭量大，不大好用。陈番西弄来一只废炉，分析研究，找到改进的办法。他在滤清器上换上笠形盖，以利杂物沉淀，又用绒布代棉布，减少炭灰，于是解决了管道的堵塞问题。再把短巴形炉子改为喇叭筒形，增加煤气容积，同时还增加滴水装置，使木炭得以充分燃烧，产生更多的气体，由此耗炭量降低了15%左右。改装的木炭炉先在漳龙公司使用，它能使汽车爬上15度斜坡，性能良好。随后，其他汽车公司也纷纷使用。汽车装上改进的大炭炉，福建境内甚至远至江西等地，运行都不成问题。闽赣交通大动脉又活跃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内石油矿藏尚未勘探开采，汽油严重缺乏，福建省内货车也因缺油改装木炭炉。据1952年统计，约解决当时70％货车动力问题。
　　1953年9月，陈番西到省运输公司泉州分公司工作，先后在保养场任技工、检验员、技术员等职。他发挥才智和技巧，修旧利废，救活了因缺乏零件而废置的老爷车，使它们重返公路，行驶如常。
　　1972年，陈番西73岁，因病离职。1984年病逝，享年85岁。
　　

　　林杏雨(1899～1996年)，原名林许春，漳州城区(今芗城区)人。年青时就读于漳州华英中学，福州华侨公学，毕业后又到南京国立高等师范进修幼儿教育。民国7年(1918年)在漳州政务所主办公共卫生工作，不久参股“漳浮始兴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漳码公路和石码车站，为修建漳码公路做出努力。他热心于发展漳州交通运输事业，积极参加修建以漳州为中心，西至南靖，东通江东桥，南往九龙岭，北达浦南的各条公路干线工作。先后担任公司总务主任、代经理、经理等职务。在致力漳州交通实业的同时，还投资创办漳州电厂，并为电厂的发展壮大献计献策。从民国17年至漳州解放，一直担任电厂的常务董事。林杏雨对地方的教育事业也很热心，为培养社会人才，先后捐款并筹办漳州私立西河小学、龙溪县立第三女子小学，并在厦门创办鸿麓幼儿园等。
　　1949年后，林杏雨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工作。1950年3月，他被选为漳州市(今芗城区)工商联合会筹委会副主任。1953年市工商联合会正式成立，被推选为副主委。不久又先后担任市工商联主委和省工商联副主委。1953年林杏雨被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南平与陈嘉庚等人同车到北京。途中大家共商国事，由陈嘉庚领衔、张楚昆拟稿、林杏雨参与联名提出提案：一是建议从鹰潭修建铁路到厦门；二是在杏林建立大型纺织厂。这两个提案后来均被国务院采纳，并付诸实施。
　　解放初期，林杏雨担任漳州公私汽车联营处副经理期间，为了适应当时支前任务需要，积极动员私营汽车业主将汽车交由国家统一经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1月，漳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林杏雨被选为漳州市副市长，分管侨务和城市建设工作。1957年他参加全国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聆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回来后更加矢志抓好他分管的各项工作，积极鼓励华侨投资兴办地方事业，如将市区一些石板路面改为水泥路面，华侨新村、侨芗戏院、漳州精神病院、中山公园的整修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杏雨受到迫害，被划为“党外当权派”，下放到天宝大山劳动。但他仍与党同心，坚定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信念。
　　林杏雨还任过漳州市第一至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以及芗城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后，政协恢复活动，他积极参与，在地方和省政协的会议上，积极提出许多重要提案，如“扩建漳州火车站”、“扩大漳州自来水供应量”、“建设修整云洞岩、漳浦赵家城”、“综合治理九龙江”、“抓紧修建漳州环城公路”等提案，大部分被政府采纳并付诸实施。1986年为纪念漳州建州1300周年，他在省政协会议上，建议省主管部门拨专款整修开漳元勋、漳州刺史陈元光将军墓，并建纪念亭。这些建议得到省文化厅采纳，拨款8万元，对陈元光墓进行整修。
　　80年代林杏雨后退居二线。他虽至耄耋之年，仍关心国家大事。对工商联、政协、民建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争取赴会并积极建言，体现了一个爱国老人的心怀。1996年寿终，享年97岁。
　　

　　黄坤元(1900～1932年)，龙溪县石码镇(今为龙海市市区)人。工人家庭出身。2岁时丧父，母亲做女工养活一家7口人。因家穷，黄坤元年轻时就半工半读，白天到石码十六橺(巷名)纸箔厂做工，夜间读书。后因参加工人运动被资方解雇，只靠替人挑溪水度日。
　　民国15年(1926年)冬，北伐军某部驻石码期间，共产党员李联星常驻石码西头村，领导工农运动，开展革命斗争。黄坤元常去听取李联星等宣传革命道理，积极投入大革命时期在石码开展的“倒蓝”、“非基(基督教)”及“二五加薪”斗争。民国16年春，厦门发生“四九”事变，逮捕厦门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罗早先曾到石码组建中共石码支部)等共产党人，进行“清党”。石码的党组织根据中共闽南特委的通知，很快转入地下斗争。此时，黄坤元等石码工人兄弟亦暂停革命活动。
　　民国17年2月，共产党员李联星、谢汉秋等在石码发动工会、农会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息、抗夫的“五抗”斗争。集中100多名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举行示威游行，在石码税务所门前，高呼“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群情激昂，黄坤元、林和尚、郑德祥等带头冲进税务所，把平时作威作恶的税务所所长和“税虫”、“捐棍”，惩治得服服帖帖，并捣毁税务所。国民党当局闻讯，当即出动警察抓人。黄坤元等人少力薄，情急智生，就在煤油桶里放鞭炮，警察误以为是打机关枪，怕中埋伏，迟缓了搜捕。结果，打税务所的队伍得以从容撤出镇区。
　　为揭发国民党当局的劣政暴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激发人民觉醒，漳州、石码的中共组织印制了式样繁多的传单和标语，组织群众张贴和散发。黄坤元等不怕“犯罪”坐监牢，积极参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活动。民国17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是坤元家所在街道的“普度”日，当晚街道上演京戏，黄坤元同两位地下工作人员一道到戏台前散发传单，国民党侦探发现后报告商联自卫队队长李玉泉，李即率领16名队员赶到戏台前搜捕。黄坤元等3人立即逃进黄家楼上。此处是石码地下党活动据点之一，为避免暴露，继而翻越屋顶，摸黑跑到九龙江边祖宫码头，跃入江中，游过江面，躲进“妈祖”宫庙……从此，黄坤元转入岳岭、南山一带活动，并以其弟黄再生任教的柯坑私塾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斗争。不久同闽南红军游击队创始人王占春取得联系，终使岳岭一带的革命活动与漳州南乡的革命斗争相呼应。
　　民国21年4月20日，红军入漳。红四军一支先头部队于21日下午5时进抵石码。黄坤元随军进码。红军驻码第三天，成立由7名委员组成的石码工农革命委员会，林和尚任主席，黄坤元任副主席。石码首次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黄坤元坚决执行红军进漳的三大任务：筹款、扩军和开展抗日宣传。石码筹款工作由红四军财经管理处处长李富春和毛泽潭负责。筹款一开始，黄坤元打破家族观念，带头没收族叔黄仔掌(大土豪)在石码新行街开设的连桂栈糖行。黄仔掌早先勾结石码土皇帝蓝汝汉为非作歹，这时已逃之夭夭。
　　在筹款过程中，黄坤元不徇私情，坚持按政策办事。他在红军进漳前，曾到清泉南山一带活动，被清泉南山一带巨富封建族长杨仕发现。杨仕为保住自己的巨额财富，既怕白军又怕红军，双脚踏双船，经常两边应付。当时黄坤元生活拮据，杨仕主动借给他10块银元。这次红军筹款，杨仕自以为有恩于黄坤元，因而来码找黄要求保护。黄坤元当即感谢他过去的资助，并按政策给予指出，用高租重利盘剥得来的是不义之财，动员他主动献出钱财，争取当个开明地主。黄仕想通了道理，果然献出部分钱财赞助红军。
　　红军驻码40天，黄坤元公务繁忙，日夜工作，他的妻子吴亚李和3个子女都住在紫泥娘家，坤元都没有过河去探望，直至红军要撤退时，才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将其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程溪塔潭。红军离漳前夕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下辖五个连，黄坤元任连队政委。
　　民国21年5月底，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红三团即在(南)靖、(平)和、(漳)浦边区的小山城、龙岭、车本、欧寮等地坚持游击斗争。6月1日，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残部纠集漳浦反动民团翁猪母、陈祥云所部共3000余人，向仅有800多人的红三团游击区反扑。我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往当时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三坪地区。黄坤元率领的警卫连是后卫部队，担负艰巨的断后任务，较好地掩护部队安全撤退。
　　不久，黄坤元带领10多名战士在龙溪圩筹运粮食时，被敌捕获，囚禁于福建第二监狱。在狱中，敌人以高官厚禄进行诱降，坤元不为所动。受审问时，坤元横目怒对，并踢翻案桌。为减少无谓的牺牲，他主动承认运粮是他负责的，挑粮的战士是他强迫抓来的“挑夫”，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临刑时，黄坤元引吭高歌，脸不改色，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32岁。
　　

　　符义山(1900～1940年)，海南岛文昌县人。家贫，从小就挑起生活的重担。17岁渡海赴新加坡谋生，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菜馆当伙计。
　　民国14年(1925年)，符义山受国内大革命潮流的影响，在新加坡组织秘密夜校，传播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民国15年初，他受组织派遣，回国到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返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21年春，符义山由马来亚共产党介绍来到厦门，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接上关系。时红三团在靖和浦边区遭国民党四十九师及地方反动武装联合“围剿”而受重创。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遣符义山至红三团。民国22年冬，红三团在地下党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符义山任红三团教导队队长。教导队开训第一期，学员都是班、排干部，符义山运用在黄埔军校学过的专业知识，对参训学员严格训练，努力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这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国23年8月，在靖和浦苏区正式成立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下辖靖和浦、潮澄饶、饶和埔3个县委，辖区内的地方红军游击队主要有红三团(闽南境)、红三大队(粤境)和饶和埔中心区游击队(闽粤边境)。特委会成立后，设立经济委员会办事机构，调符义山到地方工作，担任经委会副主任，具体负责军衣处、看守所、伤兵医院、军械处的工作。凡是有利于苏区人民生活和红军游击队的经济工作，他都认真负责地做好。他所负责的机构，逐步健全了经济工作制度。他还有步骤地指导基层组织和地方武装，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收缴敌军枪械装备，既扩大政治影响，又补充部队给养。
　　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军需物资非常紧缺。敌人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控制圩场，限购粮、油、盐和日用品；控制要道，设卡检查，严禁将白区物资运入苏区，企图困死饿死游击队。所有军需物资和日用必需品的“偷运”任务，非常艰巨危险。符义山经常亲自带领运送人员，起早摸黑，顶风冒雨，翻山越岭，往返于白区和特委机关之间，其中军衣处的布匹和衣物，多数是由他带队接送的。
　　为搞好苏区和游击队需要物资的运送工作，有时还要拔除敌人盘踞在交通要道上的反动据点，使物资接送工作能顺利进行。平和县文峰黄井的民团据点，处于黄井平原，共有4座炮楼，中心炮楼四周还有3座大土楼，都驻扎民团把守。这个据点不仅阻碍红军物资的接送工作，还经常骚扰白云山一带革命基点村。符义山和当地党组织决定拔掉这个据点。他率领游击队员，采取先攻大土楼、后攻中心炮楼的各个击破战术，取得战斗胜利，捣毁这个反动据点，并缴获敌人的大量装备和财物，充实了红军游击队的给养。
　　符义山负责特委的经济委员会两年期间，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民国25年，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回部队工作。民国26年6月，特委在平和高坑召开地方区级、部队连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合作抗日协议条款和部队改编等一应事宜。会后，部队开往平和县小溪镇整编，符义山担任第三连连长。
　　民国26年7月1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诱骗红三团开往漳浦县城集中，以重兵包围要挟，缴去红三团的枪械，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在此关键时刻，符义山和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100多名指战员于当晚冒死潜出县城，直奔漳浦溪南革命根据地。重建红三团后，符义山奉命带领一个短枪班，前往漳州南乡的洋坪、塔尾、下尾、小梅溪、田中央一带活动，发动群众为重建闽南工农武装，打击反动势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民国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红三团奉命开往平和坂仔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符义山任团部作战参谋)。在告别闽南父老兄妹、即将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之际，符义山把不满一岁的女儿符凤雁(其爱人许爱国，时已被敌抓捕而牺牲)托付给和中区委书记陈天才。同年2月，部队开往龙岩，在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3月，部队向安徽挺进，6月抵安徽后，一营留守军部，担任从漳家渡至岩寺一线的兵站、留守处、仓库、医院、修理所的警卫任务。
　　民国28年6月，符义山奉调前往新四军军部教导队第九队学习工兵业务。民国29年年初，被分配到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工作，后担任该团参谋长。
　　民国29年5月，五团同兄弟部队在安徽的南陵县、繁昌一带的长江畔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五战五捷。符义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40岁。
　　

　　杨骚(1900～1957年)，名古锡，字维铨，祖籍华安，生于漳州城区。父亲以开面条店为生，家境清寒。杨骚幼读私塾，后入汀漳龙道师范附小、汀漳龙道师范预科学习，民国7年(1918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漳州一中前身)。
　　杨骚中学毕业后，应选赴日本东京留学。先补习日文两年，民国10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热爱文学，酷爱诗歌，民国13年10月写出诗剧《心曲》。同年冬天，辍学回国。翌年应聘往新加坡道南学校教书，其间创作的诗歌，后来收为诗集《受难者的短曲》出版。两年后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文学交往中认识了鲁迅，并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发表作品。民国17年出版诗剧《迷雏》。民国18年1月，他回漳州稍住近1个月，又到上海。这一年，相继刊行诗剧《心曲》、《他的天使》。民国19年3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组成左联诗歌组织普罗诗社。他先后翻译苏联文学名著《十月》、《铁流》和美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次年出版《世界革命妇女列传》。民国20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示威游行，杨骚和楼适夷打着旗子走在前列。民国21年9月，杨骚和穆木天、任钧、蒲风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诗歌会，出版抒情诗集《春的感伤》。民国25年4月写成长篇叙事诗《乡曲》，抒写南方农民不堪压榨奋起反抗的情境，发表于《文学界》，次年6月编入国防诗歌丛书出版。这一年，他的创作还有诗剧集《记忆之都》，散文集《急就篇》，译作有苏联小说《赤恋》、《异样的恋》，日本小说《痴人的爱》和剧本集《洗衣老板与诗人》等。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国26年6月杨骚应郁达夫之邀，到福建省政府编译室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同郁达夫、楼适夷、许钦文等人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任常务理事。在《小民报》辟了《救亡周刊》、《救亡文艺》副刊，发表抗日救亡文章。民国27年底，他离福建转赴重庆，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次年6月，参加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前线访问。回到重庆，出版诗集《半年》。
　　民国30年元月，杨骚离开重庆前往新加坡，受陈嘉庚之聘，主编南侨总会机关刊物《民潮》。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胡愈之、郁达夫、巴人等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一直坚持到新加坡沦陷前夕。新加坡沦陷后，杨骚退至苏门答腊岛(现属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逃避寇患，隐姓埋名，在巨港经营灰水厂、肥皂厂、土产店。直到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杨骚才重返新加坡，在东岭中学执教，教学之余协同洪丝丝等编写《大战与南侨》一书。
　　1950年4月杨骚在雅加达《生活报》任编辑，后任总编辑兼副社长，常以丰山、北溪笔名发表文章。“丰山”、“北溪”为华安县和龙溪县地名，足见他思乡之情。
　　1952年，杨骚携眷返国，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广州分会任职，其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1954年先后被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先后与冼东合写童话《苹果姑娘》和儿童独幕剧《弟弟的百宝箱》。
　　1957年1月15日杨骚患脑血栓病逝于广州，时年57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
　　

　　楼胜利(1900～1960年)，别名缄熙、健夫。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大溪乡大溪村。
　　楼胜利出生于农民家庭，小时念过私塾，18岁被抽丁当兵，后进黄埔军校，为第四期学员，曾一度被当局疑为“亲共分子”，蹲了3年监狱。释放后，任国民革命军某部队大队长，后出任浙江省开化县警察局长。民国27年(1938年)12月调任长泰县长；次年8月调任东山县长，任期4年。之后，又先后当过三民主义青年团龙溪分团干事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海澄分团筹备处主任。民国37年4月调任浙江省浦江县县长。民国38年1月随国民党军到台湾。1960年病逝，时年60岁。
　　楼胜利任东山县长期间，适逢抗日战争。日军飞机、战舰常对东山岛狂轰滥炸并3次大规模进犯。面对日军烧杀劫掠的法西斯暴行，楼胜利率岛上爱国军民，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民国29年2月12日，日、伪军3000多人，在飞机、舰艇的配合下，第三次大举进犯东山，占领了县城及滨海不少村庄。这时，楼胜利率领县保安队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况危急，有人向楼胜利建议，将指挥所撤往云霄县陈岱村，楼胜利说：“我是东山县长，不能到云霄当东山县长，只要东山还存留一寸土地，我就要在这寸土地上与敌人战斗！”军民皆深受感动，岛上所有部队皆坚守阵地，与敌人展开激战。楼胜利亲自参战，并组织民众支援前来增援的部队。经过5昼夜浴血奋战，终于16日拂晓收复了全部失地。
　　东山民间封建迷信习俗盛行，对此，楼胜利决心革除。民国29年6月，他集合各界力量，采用行政手段，严禁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对全县城乡寺庙(除关帝庙外)一概废除，并将其改建成学校或机关。他还因势利导，宣传抗日，召开“破除迷信、节约献机”大会，募款15万元(国币)，购得飞机一架，命名“东山号”，投入抗日战争。他下令解除女人缠足的恶习，禁止妇女梳宫妆凤凰头、燕尾头，要求青年妇女留短发、学文化。
　　民国28年，东山私立苏峰初级中学停办，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时需徒步往邻县或更远的地方，许多人因家庭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只得失学。鉴此，楼胜利大力倡办东山县立初级中学，得到地方人士拥护，东山县立初级中学即于民国30年秋招生开学。
　　在抗日战争日子里，东山群众的生活、生产物资都很紧张，粮食更缺，私营米店老板囤积居奇，泡水掺杂。为解决民众吃粮问题，楼胜利组建商品经销处，成立米公司，派人到云霄、漳浦设采购站购进粮食，以比私商较低价格(称平粜米)供应城镇居民。同时成立海产、柴炭、香烟运销处，从而缓解了居民、渔民的生活困难。
　　楼胜利在东山任职期间，严厉惩处盗窃行为，铁面无私，其小舅子作案也受到极严厉惩处。但处理中曾发生未经法律程序就把小偷枪决了的事。当时，县政府置一艘“绥安轮”专门惩治海盗，保障海上生产、运输的安全，使社会治安一度好转。
　　民国31年2月，楼胜利召集东山各界人士，编纂一本23万字的《东山县志》(初稿)。
　　

　　方锡畴(1900～1973年)，云霄县东坑村人。少时勤敏好学，8岁入私塾启蒙，后转在甄陶小学读书。14岁入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22岁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民国13年(1924年)6月毕业后即赴美国爱阿华州立大学深造，先攻生物，后改学化学。他边学习，边任助教，还抓紧时间从事科学研究。民国20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先后用英文著述《木糖的利用》、《丁醇、乙醇和丙酮三元混合物的分析方法》、《分析麦梗、玉米梗组成的通分方法》三篇论文，发表在爱阿华州《自然科学》期刊上，受到当时美国学术界的重视。民国21年因母丧回国。
　　方锡畴处在民国忧危年代，富有爱国思想，他说：“出国后，看人家发达，受人家白眼，才觉得强大国家的好处”。民国22年，他受聘为小吕宋馨香酒精厂技师。民国23年初回国，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
　　民国27年初，方锡畴携子到香港就医。当时厦门大学为避免战祸，已由濒海的厦门迁入山区长汀县。沿海各县为防日军深入，自行破坏公路，填塞港口，造成交通阻梗。方锡畴因行旅困难，暂留香港，在岭南、大夏、圣保罗等院校兼课谋生。到民国31年才辗转到贵州省安顺军医大学任化学系教授，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厦门大学任教。
　　方锡畴通晓英语，并能阅读法、德两种文字的化学文献，在有机化学方面造诣很深。1951年3月，他参加全国化学学会筹备大会工作，并被聘为福建省政协委员。他致力教育事业，从未间断与母校爱阿华州大学及国外学术机构的信息联系，为厦大化学系学术研究作出一定贡献。
　　1956年，方锡畴因体力不支，曾在课堂里昏倒，但在病床上仍关心询问系里的教学工作。厦大师生闻讯大为感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方锡畴无辜遭受迫害，仍有不少学生出于敬重深情，去探望他和照顾他。
　　方锡畴培养的学生卢嘉锡、田昭武、蔡启瑞、陈国珍、李联欢、陶树人等，都是著名学者。其他秉承师志，努力在化学教学上及祖国经济建设上做出贡献者不胜其数。
　　方锡畴秉性耿直，遇事认真，他常常对友人说：“我平生最恨‘虚伪’二字。虚伪是最大的不负责任。”50年代教育、学术界盲目崇拜苏联，批判欧美有价值的科学和文化，方锡畴对此不顾个人得失，力陈弊害。
　　1973年4月，方锡畴在厦门大学逝世，享年73岁。1988年4月方锡畴逝世十五周年，他的门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特撰联纪念：“在厦大学习四年级，初承教诲，谆谆指导，重视实验基本功夫，仿佛言犹在耳；离鹭岛工作卅余载，缅怀师道，循循善诱，培养问题解决能力，铭感情出由衷。”
　　

　　吴玉德(1900～1985年)，字子美。南靖县龙山镇人。从小聪明好学，学业名列前茅。民国13年(1924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回国后，历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漳州第一中学前身)校长、南平公立中学校长、龙溪县教育局局长、福建省教育厅视导员、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副教授、福建省立龙岩高级中学校长、私立竹溪工业学校校长、福建省立龙溪师范学校训导主任等职。
　　吴玉德治学严谨，办事认真。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谦虚好学，不耻下问。他认为为国培养英才是人生要务。早年存在“教育救国”思想，认为要救国，要使国家富强，非普及教育不可。曾说过：“中国的落后，政治因素而外，就是教育不普及，缺乏人才。环视西方列强之崛起，无不是从培养人才着手。”
　　吴玉德对自己子女要求严格，努力培养他们勤学向上精神。认为教育者要重视自身之家教，自己的子弟如果教育不好，如何能教育好他人子弟？如何能乐育英才？他的两男一女分别毕业于医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学有专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德任漳州第二中学英语教员、民革漳州市委委员、民革福建省委顾问。
　　吴玉德精通日语、英语。新中国成立初，年已50岁，还认真学习俄语。教学之余，他也写文作诗，现仅存《留日杂记》，其余都已散失。1985年逝世，享年85岁。
　　

　　罗明(1901～1987年)，又名罗亦平、罗菩培，广东省大埔县人。
　　罗明青少年时期，先在本村小学就读，后考入潮州金山中学。中学毕业后，民国9年(1920年)4月起，在大埔百侯步梯小学任代课教员；课余，常和同校年轻教员邱泮林等人阅读革命书刊，探讨社会问题。民国10年夏，罗明离开家乡，来到被誉为“民主堡垒、革命摇篮”的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在此接触一些革命师生和进步书刊，萌发民主革命思潮。翌年初，罗明与大埔、闽西和闽南在集美求学的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邱泮林等人秘密组织学习小组，研读《响导》、《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刊，初步萌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民国12年4月至5月间，全国各地掀起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旅顺、大连的保卫国权运动，集美学校师生积极参加5月1日和4日两天在校举行的罢课、请愿活动。罗明和杨望苏、刘荆荫等学生代表首倡将师范、中学、女师、水产、商科5部联合，成立“对日外交后援会”，组织演讲团分赴厦门、漳州等地进行演说，发动群众抵制日货。5月10日起，学校当局以“煽动风潮”为由，接连开除14名学生。罗明患病，暂时回家疗养。
　　民国13年春，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开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掀起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罗明内心向往，决定自筹旅费前往参加，于同年8月自家乡启程，途经汕头，在客栈中巧遇金山中学的老同学蓝裕业(时为共青团广东区委领导人之一)。蓝向罗明介绍大革命形势和任务，耐心说服罗明重返集美活动，罗明表示服从革命需要，同年9月，回到集美学校。经与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邱泮林、陈乃昌、罗良厚等同学多次商议，在校中各部秘密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对外用“福建青年协进社”的名义，内设研究、教育、出版3个股，直接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杨匏安(共产党员)联系。罗明等人经常将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邮寄来的革命书刊密发各部左派组织传阅。不到3个月，左派成员发展至100多人。这年冬天，罗明和罗扬才、刘端生在集美学校创办《星火周报》，从油印到铅印，从送阅到出售，成为福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书刊之一，得到当时团广东区委的充分肯定，并委任罗明为共青团通讯员。
　　民国14年春，罗明以学校为阵地，以左派组织为核心力量，恢复上年夏天被解散的集美学生会，使之在学生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集美，全校师生于16日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罗明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向孙中山遗像敬献“公真民国伟人一生奋斗为光五族；我是先生同志从此努力提倡三民”的挽联，并登台发表演说，呼吁全校革命师生“一定要有孙先生那种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5月1日，集美学校学生会组织规模更大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除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纪念活动外，连校外的筑路工人、打石工人也来参加，声势很大。学校当局害怕学生又闹风潮，就在大会结束后的几天内，派人找罗明谈话，责令罗明离开学校。5月10日，罗明被迫离校回乡。6月初，蓝裕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身份来到集美学校，依照罗明早先开列的名单，先后与罗扬才、刘端生、邱泮林、罗良厚、罗贤开等人取得联系，并于6月下旬将他们吸收为共青团员，成立厦门第一个团支部。
　　同年6月至7月，罗明由家乡来到广州，报考广东大学，9月初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入学的第十天，罗明经饶卫华和张穆介绍，在校加入共青团组织，旋转为中共党员。不久，罗明在广州见到由闽返粤的蓝裕业。蓝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期刊《工人之路》的总编辑，即聘罗明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采访员，专为《工人之路》期刊编辑地方新闻。同年10月下旬，罗明担任团广东区委宣传部干事。这时，他坚持半工半读，每天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就到宣传部工作，样样都做得很出色。
　　罗明身在广州，心系集美学友，经常向团区委书记杨善集谈及厦门集美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民国14年11月，厦门大学共青团员罗扬才应邀到广州出席广东学联代表大会；翌年1月，李觉民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罗明与杨善集先后将罗扬才、李觉民介绍给大会的中共支部，由他们吸收入党。罗明还积极向中共广东区委建议，让共产党员、广东大学学生罗秋天转入厦门大学读书，开展党的工作。月底，在厦门大学囊萤楼正式成立闽南第一个中共支部，罗扬才任书记。
　　民国15年2月，罗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来福建招收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同时整顿与发展厦门的党团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工作，招收朱积垒、李联星、郭滴人、陈隆庆等9名学员，发展刘大业、阮山、林心尧、庄醒人、柯子鸿、严子辉等43名党团员(其中党员18名)，先后成立了共青团厦门特支和中共厦门特支。至4月初，罗明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负责主办地方党员干部训练班。
　　同年7月，罗明调任中共广东汕头地委书记。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在汕头创办东江农讲所。同一时期，罗明在汕头会见随北伐军东路军回闽的广州农讲所学员朱积垒、郭滴人、李联星等人，向他们介绍闽西南的政治形势和当前革命任务，并指定李联星、朱积垒为汀漳办事处负责人。罗明还拜会了国民党左派、北伐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等，为策应北伐军入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北伐军入闽后，江董琴于11月致电中共广东区委，要求派员来漳，区委将任务交给罗明，罗明即找彭湃商量，决定派遣国民党左派、广东揭阳县县长陈卓凡到漳州担任汀漳龙监察署专员。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闽南特委以加强闽省工作，并调罗明入闽负责筹备成立特委事宜。
　　民国16年1月，中共闽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漳州召开，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罗明任书记，翁泽生、刘端生、邱泮林、李联星等为特委主要成员。特委成立后，罗明和特委各委员分赴厦门、漳州、泉州、龙岩、汀州、兴化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同年2月，罗明经与监察专员陈卓凡磋商，决定在漳州丹霞书院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陈兼任所长、罗明兼任秘书长。罗明在特委繁忙工作中，还亲赴讲习所讲授中国民族革命史等课目。
　　同年3月下旬，罗明从翁泽生翻译台湾出版的日文报中得悉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政变的重要消息，联想到在广东工作期间，周恩来和陈延年曾提醒他们：要注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变，提防他们的突然袭击。他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4月9日，厦门反革命事件发生后，罗明接到罗扬才、杨世宁被捕的报告，心急如焚！连夜在漳州召开特委会议，制定4条应变措施(即：讲习所提前结束；加强秘密斗争工作；考验党员和整顿党的组织；主要力量转移农村)。第二天，罗明赶到厦门，向中共厦门市委传达特委的4条决定，把已暴露身份的市委书记罗秋天调任永定县委书记，并派刘端生接任厦门市委书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罗明和李联星、罗秋天等特委委员转入闽西南的农村山区。罗明和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等在上杭官田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红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这一新的工作方针，会后分头深入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做好农村革命工作。
　　民国16年8月初，中共中央派陈明和谢景德来到漳州，在南靖县境内一家旅店秘密召开中共闽南特委扩大会议，对闽南特委进行调整与充实，陈明任特委书记，罗明改任宣传部长。会议根据闽南的革命形势，确定建立农民武装，推动减租和抗捐，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会议指定罗明为特委全权代表，前往上杭迎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周恩来已先期到达。周恩来指示罗明，要把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南昌起义军临走时，还调拨几十杆枪留给上杭、永定的农民武装。在此期间，罗明积极指导闽西党组织搞好交通运输、粮食储备，还做好警卫、情报和收容伤病员的工作，有力地援助起义军南下广东。
　　同年12月4日，罗明出席在漳州举行的福建各县党的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罗明被选为常务委员(翌年2月，罗明任临时省委书记)。会后，罗明赶到平和长乐，指示平和县委，学习海陆丰，成立农民自卫军，以长乐为中心，造成农村包围县城的局面。会后，罗明写信介绍县农协会同志前往广东省饶平县农协会运回十多杆长枪。
　　民国17年初，广州农讲所总教官赵自选到长乐找罗明，罗请赵给平和县委讲述广州起义经过及其经验教训，使朱积垒等更加坚定“率领群众实行暴动”的决心。罗明在“四一二”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3次到平和，指导县委建立农民武装，终于在3月8日举行武装暴动。“平和暴动”前夕，罗明还将省委机关由厦门迁至漳州，并派得力干部前往长乐，便于直接指挥暴动中的军政要务。“平和暴动”后，省委机关迁回厦门。在罗明主持下，省委认真总结平和暴动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形，向党中央上送了《福建省临委三月份工作报告》。
　　同年6月18日下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隆重开幕，罗明是出席大会的84位正式代表之一。会议期间，罗明被选为“六大”的组织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成员。6月25日，罗明在讨论瞿秋白的政治报告大会上发了言。“六大”闭幕时，周恩来找罗明谈话，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莫斯科学习。罗明考虑到同来的许涂淼已病逝，孟坚又调离福建，自己应当回福建传达贯彻“六大”决议。因此，在莫斯科参观后即经海参崴回国。
　　罗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福建发生临时省委代理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省委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刘乾初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主持福建的工作。同年10月，罗明和孟坚一起回到上海。随后按党中央指示，罗明于11月回闽，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委会议，同刘乾初一起研究传达贯彻“六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事宜。会后，罗明和省委同志分赴厦门、闽西等地区传达“六大”精神，并巡视指导工作。
　　民国18年2月，党中央调刘乾初赴山东省委工作，不久，罗明从永定、平和回到厦门，接任省委书记。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到闽西，歼灭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解放长汀、龙岩、永定、上杭和武平、连城、漳平等地，罗明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先后成立6个县、60多个区、55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6月，罗明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7月，中央派原广东省委书记黄钊到福建担任省委书记，罗明改任宣传部长。
　　民国19年1月，因黄钊离闽，党中央又决定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2月15日，在厦门举行的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大会，会上改选中共福建省委领导机构，罗明任省委书记。由于罗明立场坚定，作风扎实，党组织发展很快。当时省委下辖福州、厦门、漳州3个市委，闽西、闽北2个特委，此外还有12个县委和1个特支。
　　同年3月18日，国民党厦门当局缉捕了正在举行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的厦门反帝大同盟成员、厦门中华中学教师支部书记张经陶等多人。在此前后，共青团省委书记陈必新、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中共党员谢仰堂等人也被捕。其时，关押在厦门思明县监狱的“政治犯”达40余人。狱中党组织向省委作了“狱中防范不严，准备越狱”的情况报告，罗明即召集省委常委开会，决定设法营救，成立以罗明为首的“破狱委员会”，下辖特务队、接应队组织，由陶铸和谢景德带领。此后，罗明和委员们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破狱的行动计划。5月25日上午9时许，实施破狱行动，只用20多分钟，便成功救出全体被捕同志。越狱同志先到集美西北一个村庄隐藏，几天后便分批进入闽西根据地。
　　破狱后至民国20年1月，由于党内产生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统治，罗明被指责在福建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错误，在上海接受组织审查3个月。4月初，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分配罗明到闽粤赣边特委工作，担任苏区特委组织部长。此时，特委下属的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亦因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开展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致使苏区数千名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红军指战员遭受了政治迫害。8月底，党中央纠正这一错误做法。此后，罗明和张鼎丞、郭滴人在上杭调查研究，根据革命群众的检举揭发，将林一株一伙逮捕处理，平息了公愤。后来，郭滴人、张鼎丞到江西瑞金参加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得便向毛泽东汇报闽西工作，特别是纠正闽西肃反错误，得到毛泽东赞许。同年11月，中共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罗明任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后因书记卢德光携带巨款潜逃，苏区中央局决定由罗明接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2月下旬，罗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罗明、张鼎丞、李明光、谭震林、李坚真、方方、郭滴人等人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罗明为书记。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指导下，罗明等以汀州为中心，东向连城、新泉扩大，西向武平扩展，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通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展达10余县，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21年3月，在汀州基督教堂举行中共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弼时传达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罗明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会上宣布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为省委代理书记。
　　同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东征漳州的政治和军事部署。会后，罗明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为打破广东军阀进攻和消灭张贞宣言》。此后，罗明往上杭县作支援红军攻打漳州的动员工作。接着，罗明随毛泽东沿白沙、大池等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成立工农运输队，到前线参战。
　　漳州战役胜利后，罗明积极为红军筹款扩军，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毛泽东收到漳州、厦门各地许多学生、教师和艺术工作者写来的信，请求参加革命。毛泽东把信件转交罗明，要他负责联系和帮助这批人随红军进入中央苏区。罗明努力做好这方面工作，很快就组织百余名学生、教师，连同大批军事物资，一起带往闽西苏区，再由闽西工农运输队转运到江西。
　　同年6月，罗明因病住进汀州医院。此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致使上杭、永定、龙岩(简称“杭永岩”)情势相当严重。8月某日，毛泽东找罗明谈话。从三次反“围剿”讲到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认为，福建和江西应该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要求罗明和省委的其他同志研究一下他的意见。罗明即召开省委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组成前敌委员会，罗明为书记，与谭震林、方方等驻杭永岩指导游击战争。在三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罗明传达毛泽东和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此后三县的游击战争均取得辉煌战果，红军游击队打了三次胜仗，闽西苏区做到县有独立团、区有独立连、乡有独立排，统一指挥，一集中就有几千人。
　　民国22年1月21日，罗明于新泉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后又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反映边区斗争的实况和问题，提出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如：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罗明提出要在杭永岩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随时打击入侵苏区之敌，以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提出“赤化连南、汀东南，让新泉与连城、长汀连成一片，使杭永岩不陷于孤立，以巩固闽西；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合，向永安方向发展，使闽西与闽北连成一片。”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采纳，反而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打击。
　　同年春，临时中央从上海迁驻中央苏区瑞金后，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福建苏区搞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给罗明戴上“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撤销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当反“罗明路线”受到抵制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便认为福建省委犯下不可容忍的错误，又将省委常委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和刘晓等人批斗、撤职，另行分配工作。……罗明被撤职后，调到刚刚创办的中央党校工作。他忍受委屈，认真工作，至民国23年3月，才担任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
　　民国23年10月，由于王明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罗明随主力红军长征，翌年1月，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长征途中罗明因负伤奉命留在贵阳郊区从事农运工作，但未能与当地党组织联系上，罗明遂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从此失掉组织关系。罗明在狱中，拒绝国民党的诱降。民国25年春，罗明获释，仍积极寻找党组织，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后来回原籍大埔县百侯中学任教。不久，罗明以代理校长的合法身份，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又培养了一批有志的青年。
　　民国26年暑假期间，罗明到闽西找到党组织，他向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汇报了他被捕前后情况，并要求恢复党籍。在当时情况下，省委亦未能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罗明并不灰心，仍为闽西群众办了不少实事。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共潮梅特委和韩江工委负责人李碧山得知罗明的遭遇，也写信和寄文件给罗明。
　　抗战胜利后，罗明到海外去，在华侨中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罗明长期在广东工作，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明曾多次来漳州，参加党史研究的会议，并作早期革命活动的报告。
　　1987年4月18日，罗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陈彩芹(1902～1931年)，又名采芹、顺帆、操生，生于长乐乐北村一个农民家庭。平和县立中学毕业后，在大溪、长乐等地当私塾教师。
　　民国15年(1926年)10月，陈彩芹追随朱积垒投身革命，在长乐下坪创办平民夜校，尔后又在长乐、葵山等地组建农民协会，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9月，当选为中共平和县委委员、县农协委员。
　　民国17年3月8日，陈彩芹和朱积垒率领农民举行平和暴动，从城西攻入县城。暴动后，他带领农军在长乐抗击张贞部和地方武装4次进攻，后转战于大埔的东部、永定边境的五坎等地，坚持游击战，扩大赤色区域。
　　民国18年2月，平和县革命委员会在长乐张坑成立，陈彩芹当选为主席。4月，朱积垒在大埔县城英勇就义，中共福建省临委派罗明到平和整顿党内组织，彩芹接替朱积垒任平和县委书记。嗣后，彩芹与饶平、大埔县委联络，在大埔西岩山组建饶和埔独立支队；是年秋成立饶和埔军联委，创建红十一军四十八团，配合各县游击队、赤卫队在饶和埔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消灭10多个反动民团，打通了与闽西联络的交通线，使饶和埔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
　　民国19年2月，陈彩芹受平和地区党组织派遣赴闽西向特委汇报工作，后接受特委的指示，回平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3月出席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候补执行委员。7月，出席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平和工作的报告。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民国20年2月，饶和埔苏维埃政府在大埔县成立后，陈彩芹当选为主席。随后，彩芹回饶和埔苏区的秀芦、山岗等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因叛徒告密，于3月27日夜在秀芦石硿村遭敌包围，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
　　

　　王却车(1902～1933年)，又名奕修，外号“老虎”。出生于龙溪县九湖邹塘一贫苦农户。年轻时参加三点会，在双第、马岭一带打出“替天行道”旗号，劫富济贫。后为逃避军阀政府的通缉，出详谋生，先在新加坡当殡葬工，继在泰国作苦力。22岁回乡，在漳程轻便车公司当工人。24岁时改当猪肉贩。堂弟王占春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夜学，却车带头参加。
　　民国16年(1927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漳州一带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王却车、王占春参加清算土豪劣绅黄斗星和驱逐官僚资本家余高坚的斗争。同年秋，却车重返轻便车公司，出任工会委员。在王占春、李金发领导下，他与工会主席出面主持罢工斗争，迫使公司释放被捕工人，拿出银元1600元补发工资及费用，答应在此后运输收入中提成改善工人的待遇。
　　民国17年3月28日，王却车积极参加程溪暴动，袭击程溪保安分驻所。随后又参加伏击木棉庵和半林圩税卡。民国19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成立，却车在打土豪、筹款及袭击龙虎庵乡分所的战斗中都立有战功。
　　民国21年4月20日，中央红军进漳。闽南第一支队为配合红军行动分批入城，王却车带领100多人开进漳州，随后奉命到南乡筹款。5月下旬，第一支队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却车任第五连连长。红军离漳后，却车率领第五连，转战靖和浦边区，坚持战斗。6月间，团长冯翼飞、政委王占春相继牺牲，却车率第五连突围，到程溪一带同尹利东、何鸣部队会合。民国22年初，红三团进行整编，尹利东任团长，王却车任副团长。同年开展肃反，错杀无辜。8月初，形势更加逼人，上级命令却车到上坪参加会议，责令其交代“通敌”问题。却车无端遭受怀疑，被迫缴出短枪，愤而拔刀自杀，年仅31岁。
　　1984年12月11日，中共龙溪地委组织部、龙溪军分区政治部为王却车等7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朱赞襄(1903～1929年)，出生于平和县九峰瓦片埕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就读于奎文小学，因秉性刚直、好抱不平得罪了劣绅朱绍三而被逼辍学。
　　民国15年(1926年)10月，朱积垒受中共两广区党委派遣，回平和县九峰开展革命工作。朱赞襄追随朱积垒投身革命，积极协助办平民夜校，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闽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平和县上坪乡农民协会。年底，经朱积垒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2月，朱赞襄受党组织选派进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学习，经受了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结业后，根据特委指示，回平和与朱积垒等一起开创平和农民运动新局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平和农运的中心从县城九峰转入山区长乐乡。他不辞辛劳，深入洋半天、崎岭等山区创建农民协会，发展党组织。9月，中共平和县委和农民协会在长乐下坪成立，朱赞襄被选为县委委员兼农协委员，任军事部长。根据县委的决定，他和罗育才一起组建平和第一支革命武装——平和县工农自卫军常备队。这支武装在请愿斗争、长乐“十三坪”武装游行宣传以及抓捕地主罗家麟、朱延秋等斗争中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民国17年2月，朱赞襄担任暴动委员会委员，3月8日，“平和暴动”爆发，他与朱思带领武装农民袭击崎岭乡恶霸曾锦江“永茂号”布店，保证了暴动的顺利举行。
　　民国17年7月，朱赞襄担任平和县工农红军独立营营长，带领军民没收反动地主的土地，并以长乐乡为据点，建立苏维埃，开展游击战争。民国18年4月5日，为打通闽西交通要道，更好地对付敌人，朱赞襄率领红军独立营，夜袭象湖山，将民团沈安南部打得溃不成军，退守土楼。后沈安南部得到附近反动武装的增援，猖狂反扑。因敌众我寡，朱赞襄当机立断，下令撤离。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大腿中弹，不能行走，躲进双坑口午牌大石头下。4月6日晨，敌人沿着血迹追踪，朱赞襄顽强抗敌，终因弹尽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意志坚强，宁死不屈。敌人又以高官厚禄进行劝降，但他不为利诱。敌人无计可施，便下毒手，将他头颅砍下悬挂县衙门示众。朱赞襄惨遭杀害时年仅26岁。
　　

　　余丁仁(1903～1936年)，乳名登瀛，字大白，化名林大麟，广东省饶平县上饶九村人。他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饶平县委宣传部长、中共潮澄澳县工委书记、饶和埔诏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委员等职。
　　余丁仁祖上经营陶瓷业，家境富裕。他7岁丧父，同母亲寄居叔父舍下，由叔父余浩、余有文抚养成人。
　　民国8年(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余丁仁在爱琴书院结业，考上汕头市外国教会创办的华英中学。其间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熏陶，阅读进步书刊，投身爱国运动。
　　民国11年，余丁仁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有机会广泛接触到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道理。民国13年暑假，余丁仁回到家乡饶城，与詹天锡、黄世平、潘延等人组织“同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民国14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5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在饶平二中任教。他与该校小学部主任杨沛森等进步教师在校中努力培植革命种子，不断输送到饶平广阔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广东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余丁仁随着饶平县的中共领导人杜式哲等人转移到上饶山村，发动农民组织赤卫军。同年5月5日，农民赤卫军攻陷饶平县城三饶镇，破狱救出政治犯，迫使国民党饶平县长蔡奋初仓皇逃命。事后，国民党纠集军警数百人，进犯上饶新丰一带乡村，焚毁农民协会，并将余丁仁等革命者的家产洗劫一空。余丁仁等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赤卫军击退敌人、收埋好战友尸体并安抚受难的阶级兄弟之后，重整革命武装，继续袭击敌人，拔除反动据点，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域，中共组织也得到壮大。不久，中共饶平县委在战火中诞生，余丁仁被选为县委委员，任宣传部长。
　　同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挺进饶平，进入上饶游击区，协助上饶人民再度攻陷饶城。部队送给上饶人民40多杆长枪并留下部分军事骨干，帮助上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十四团，余丁仁兼任该团参谋长。不久，该团被国民党当局所迫而解散。
　　民国17年2月，余丁仁与县委一班人，召集原被打散的十四团战士到上饶集结，重建武装队伍。3月初，这支武装队伍奔赴福建省平和县，参加震撼八闽大地的平和暴动，并胜利回师。同年8月10日，敌军包围中共饶平县委机关驻地温子良村，县委及乡村组织遭严重破坏，并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此紧急关头，余丁仁冒死潜出重围，只身到福建漳州等地寻找上级组织，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中共福建省委。11月，经福建省委介绍，余丁仁来到平和县大溪一带工作，协助平和县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与闽南的战友并肩战斗达10个多月。至民国18年9月，余丁仁奉命调回中共东江特委工作。
　　民国19年11月，东江特委派遣余丁仁到潮澄澳边区(此处与闽南的平和、诏安接壤)开辟游击根据地。同年年底，中共潮澄澳县工委成立，余丁仁任书记。从此，余丁仁化装为商人、小贩，出没于闽粤边区，开展革命工作。
　　民国20年4月12日，因叛徒告密，中共潮澄澳县工委驻地鸿沟乡杉棚遭敌包围，余丁仁等12人被捕，关进澄海县监狱。经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于5月的一个深夜，胜利逃出牢狱。后被安排到中共饶和埔县委工作，与刘锡三、连铁汉、谢卓元等人，在诏安秀篆石下一带开辟饶和埔新区，创建了饶和埔诏工农红军第三连。
　　同年11月，余丁仁光荣出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余丁仁来到饶和埔诏边区(即广东饶平、福建平和、广东大埔、福建诏安四县交界区域)筹建苏维埃政权，被选为当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正当饶和埔诏革命工作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军队黄南鸿团突然进驻官陂、下葛，窥伺苏区。中共饶和埔县委派余丁仁率游击队到马坑一带组织御敌。余丁仁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在险要隘口增设岗哨，在高山夹道两旁山上堆叠滚石，在密林通道中布竹签、安放松柏炮，使敌人寸步难行。
　　民国21年9月3日，黄南鸿部猛扑马坑，余丁仁率红三连和赤卫常备队，据隘道痛击来犯之敌，首战大捷。9月14日，黄部以13个连队二三千兵力，分三路再攻苏区。因敌众我寡，红三连战士被打散，苏区人民遭受一次灾难性的洗劫。过后，余丁仁召集被打散的三连战士重新集结整编，转移到西岩山、天上寮、下葛、方田洋一带游击，先后拔掉石寮溪、下葛等处民团据点和民团营部，大长革命人民斗志。
　　余丁仁为革命事业长年奔波在高山峻岭之间，过着“日难得饱一餐，夜不能睡三更”的艰苦生活。可是，不管敌人采取何种利诱威胁手段，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家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抢光，妻子被迫上吊，只剩下事先转移出去的弟弟和老母亲。当老母亲打听到儿子余丁仁在毗邻的诏安县西北山区活动时，她乔装成走亲戚的样子，翻过松柏关，来到诏安苏区找到余丁仁。余丁仁眼见母亲比他离家时苍老得多，情不自禁跪地请罪。母亲用手把他拉起来，对他说：“我可不是来叫你回家去。你要回去也没有家了！你就不要把我记挂心上，革命未胜利，你可别回来……”
　　饶和埔诏革命根据地，其时处于闽粤两省反动当局包围之下，敌强我弱，环境十分恶劣。为争取上级党委的领导，余丁仁不辞跋涉，再度只身奔走于闽南各地，终于找到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会，取得临委的支持和帮助。临委派许其伟到中共饶和埔县委机关任组织部长，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广东潮澄饶第三大队革命武装也挺进闽南，打下诏安县上葛、下葛等地，一直打到诏安县城附近，帮助饶和埔诏苏区开辟大片游击区，使闽粤边区革命形势又告恢复和发展。
　　民国23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余丁仁被选为特委委员。这时，原中共饶和埔县委班子与游击队员仅存20多人，在余丁仁等人带领下，坚持战斗在饶和埔诏边区。
　　此时，特委中某些人受党内“左”倾思潮影响，把边区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失败，归咎于余丁仁身上，指责他“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给余丁仁开除党籍处分。他忍受委屈，肩负起开辟云和诏新区(即云霄、平和、诏安三县边区)的任务，先后到过搭桥、下半楼、深湖、陈厝寨等偏僻山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抗租抗税、分米分谷的斗争，白天下地帮农民劳动，夜晚串户与群众谈心，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民国25年早春，云和诏县的领导人在该县机关和红军独立营中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错把余丁仁扣上“社党首魁”而逮捕审查。更不幸的是在转移押解途中与敌遭遇，执行押解任务的负责人自行下令处决了余丁仁。余丁仁含冤离开人世时，年仅33岁。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政府对余丁仁冤案进行复查，平反昭雪，追认余丁仁为革命烈士。余丁仁一生清白，革命风范长留人间！
　　

　　张崇(1903～1937年)，又名张善金，广东省五华县双华区华东乡北舍村人。贫农家庭出身。9岁入明泉馆私塾启蒙，继升入华技高小就读。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民国14年，华技村组织农民协会，张崇带头加入农会，尔后报名参加双华乡农民自卫军。民国15年5月至6月间，曾在广东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古大存来五华县城举办农民自卫军骨干训练班，张崇被选送参加训练，并在训练班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华城的反动势力捕杀农会和农军骨干。翌年2月，华城反动派再次“围剿”双华，血洗北舍。张崇家房子被烧毁，家属被迫逃入山林，张崇遂加入古大存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转战于八乡山一带。
　　民国18年11月30日，红十一军四十六团配合县模范队和各乡赤卫队，发起袭击双华守敌的战役，他同刘坚率领五华农军模范队30多名战士和华技赤卫队一起袭击华东乡据点，取得胜利。同年12月3日，驻双华敌军张博庵、张守中部串通正规军钱大钧部，纠集三四千人，分三路进犯苏区，双方展开一场血战。白军在碧石岗高地构筑有机枪阵地，企图封锁红军突围路线。张崇奉命率一支精兵袭击敌后，他机智勇敢地绕道潜上碧石岗高地，突袭敌机枪阵地，这一役毙伤白军80多名，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民国19年冬，张崇受东江特委派遣到闽粤边境的中共饶和埔县委工作；县委决定由他负责中心区游击队的领导工作。民国20年5月，县委在大埔县大产村召开饶和埔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突遭饶平、平和、大埔三县国民党军队的联合“围剿”。张崇亲率武装游击队断后，掩护代表从安全路线撤退，然后迅速转移到饶平的白花洋整编。当敌军尾追而来时，他又带领战士们沿着闽粤交界的山路转移，一直运动到诏安县西北山区的官陂、秀篆一带隐蔽。不久，原坚持在这一区域进行武装斗争的红军四十八团，奉命调至闽西参加整编。
　　民国20年7月，在诏安秀篆石下村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饶和埔诏第三连，张崇任政委。此后，他既要做地方工作，又要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忙得没有时间理发，胡子长得跟头发一般长，群众亲昵地呼他是“黑胡子政委”。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胜利攻克漳州，在闽粤两省产生巨大的影响，饶和埔诏苏区获得空前的扩大，从诏安官陂的马坑到秀篆的石下，从饶平的神仙洞到平和的芦溪，所有闽粤交界的大小村落，纵横六七十里都成为红色区域。张崇乘此大好时机，着手筹建一条从广东饶平岩下到福建诏安石下的秘密交通线，他日夜奔走于磜头、刈坪、坪石崠、林斜、坑子里、黄姐坑、田心等广大地区，选择可靠地点建站并物色可靠的交通员，为日后保证这条地下交通线的畅通打下根基。
　　同年9月上旬，饶平、平和、大埔、诏安4县当局在霞葛大村拼凑一个联合“剿匪”司令部。9月14日起，黄南鸿部一个团在地方团防二三千人配合下，采取步步为营、全面蚕食的战术，向马坑、石下发起总攻。红三连和赤卫队寡不敌众，伤亡大，被打散。过后，边区县委把被打散的武装人员集中起来，整编为武装游击队，由张崇带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敌人打游击。
　　民国22年起，由于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不断加剧，中共饶和埔诏县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张崇、余丁仁、赖洪祥等一面筹办地下消费合作社，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一面带领少量武装工作队，绕至边境的几处山寨发动群众，发展几百名武装游击队，并与远道游击到这一带的潮澄饶红三大队接上关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到民国23年，闽粤边陲又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民国23年4月，饶和埔诏游击队在张崇、余丁仁的带领下，配合红三大队，兵分三路，攻陷黄牛山，一举歼灭与红军为敌的沈之光反动武装集团，为以后在乌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开了通道。
　　民国24年12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决定撤销饶和埔诏县委，组建云和诏县委，张崇奉命带领武装游击队登上乌山，参加闽粤边区红军独立营的整编。整编后，张崇被任命为中共云和诏县委委员，派回诏安工作。
　　民国26年7月16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于诏安月港村召开云和诏县县、区委干部会议时，遭敌包围，张崇同张敏等12人全部被捕。旋被杀害于诏安城郊良峰山麓。时年仅34岁。
　　

　　何鸣(1903～1938年)，原名何君熙，广东省海南岛万宁县(今海南省万宁县)人。大革命时期，参加海南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受敌通缉，出走新加坡，从事工人运动。他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民国16年(1927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民国20年，何鸣由海外调回国内，进入闽南游击区，先后在漳州南乡北乡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参加农会，组织农民打土豪，杀捐棍，除侦探，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游击区域，工农游击队发展到近200人。
　　中央红军入漳后，何鸣受命到靖和浦中心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赤卫队，又在小山城、龙岭、车本、三坪、山前、龙溪圩、黄埔厝、上坪庄等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此时闽南革命武装达到800多人。民国21年5月，何鸣任红三团四连指导员，带领连队到漳州南乡工作。在和张贞部战斗中，他总是奋不顾身，亲临前线。6月，红三团政委王占春阵亡，何鸣继任红三团政委。
　　民国21年底，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改组，何鸣任中心县委书记。民国23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何鸣被选为常委，负责军事工作。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何鸣与黄会聪、何浚、张长水等人依靠群众，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民国25年6月，张长水在云霄白泉村战斗中牺牲，何鸣又兼任红三团团长。同年冬，特委书记黄会聪到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何鸣代理特委书记。
　　民国26年5月间，何鸣根据南委指示精神派王祥(即卢叨)与粤军一五七师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首轮谈判结束的当晚，何鸣率部分特委机关人员转移，在平和白沙小树林村过夜，被一五七师部队突袭捕获。何鸣自称是和谈代表，特委从斗争策略出发，声明何鸣等人是特委的全权谈判代表，对一五七师扣押我和谈代表提出抗议，经10来天的交涉，何鸣等人才得释放。
　　民国26年6月23日，特委和红三团于平和高坑陈家祠召开干部联席会议，会上讨论研究协议条款和部队整编事宜。与会人员争论特别激烈的是部队整编地点要不要离开根据地。何鸣认为下山去才能扩大影响，并以谈判破裂责任该谁负相威胁，主张将部队开入漳浦县城。特委曲徇何鸣的意见，派遣他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6月26日正式签订《政治协定》。
　　7月初，红三团部队向漳浦出发时，姚铎从香港赶来，向何鸣传达南委不许部队开离根据地的指示，何鸣以南委不了解情况，拒不接受南委的指示。
　　7月14日，红三团进驻漳浦县城关孔庙。中共漳浦县委朱曼平通报何鸣，一五七师要缴红三团的枪，何鸣认为他是“庸人自扰”，毫不理睬，也不将情报转告卢胜、王胜等其他负责人。
　　7月16日上午，红三团在漳浦县城体育场集中，一五七师早已重兵包围体育场，强制红三团放下武器。何鸣发令，大家要服从命令，不得乱动，等候党中央处理。就此，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被迫解除武装，酿成重大的“漳浦事件”。
　　当晚，卢胜等人率部分干部、战斗员潜出孔庙，奔向清泉岩集中，再建红军。
　　一五七师委任何鸣为粤军一五七师政训处附员，尔后改任侦缉队长，随军到厦门抗日前线，负责收集日军情报。
　　民国27年初，经组织动员，何鸣设法离开一五七师，到皖南新四军，在二支队政治部工作。新四军军部根据南委的报告，认为何鸣对“漳浦事件”负有全责，并擅自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在新四军深入敌后特定的战争环境中，军部军法处奉令于民国27年6月在皖南泾县云岭将何鸣处决，时年35岁。
　　

　　翁泽生(1903～1939年)，又名翁振华、翁定川、李国梁、陈祥麟、张青春、张平凡、龚聪贤等。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其父翁瑟士早年东渡台湾，在台北市发记茶行任高级职员，爱国人士。翁泽生生于台北市太平町二丁目。
　　翁泽生，民国9年(1920年)台北市大稻埕公学高小毕业，后转入实业学校。民国10年10月，加入在台北市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该会是台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启蒙文化团体，曾在台湾进行反日进步活动，引起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嫉视。其父为安全计，将其送回福建集美中学念书。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诞生，《新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进步书刊在集美学校图书馆公开出借，翁泽生如饥似渴地阅读，吸收“营养”，并利用寒暑假回台湾时进行传播，成为台湾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之一。民国11年暑假，翁泽生从集美返台，在台北认识了叶绿云(女，后改名谢志坚)，支持她争得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胜利，介绍她加入台湾文化协会等进步团体。同年寒假期间，翁泽生与高两贵、周和成等组织台北青年读书会(叶绿云亦参加)，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经常召开讲演会，散发传单，巧妙避开日本警察署的干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和新思想。
　　民国12年寒假，翁泽生和高两贵、洪朝宗发起组织“台北无产青年”，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场，每晚举办“打破(封建迷信)陋习讲演会”，有300座位的会场，场场座无虚席。有一次日本警察来会场阻止讲演，与听讲群众发生冲突，过后，警察署逮捕翁、高、洪3人，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囚禁二三个月。
　　民国13年夏季，翁泽生毕业于集美中学，秋季进入厦门大学读书。翌年春，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深造。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在该校执教或任职。瞿秋白“很喜欢”翁泽生这名学生。翁泽生通过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师生和上海纱厂工人一起，站在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翁泽生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中，并经过运动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尽快把上海的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各地的指示，翁泽生和洪朝宗即回到台北，联系台北青年读书会、台湾文化协会等进步团体，发动台北的工人、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翁泽生还为台湾文化协会主办的《民报》撰稿，扩大宣传，因而被台湾日本警察署通缉。叶绿云也因参加这次活动而受追究，被迫退学。在翁泽生帮助下，叶绿云乘船经日本神户转到上海，进入中华艺专读书。次年秋天，叶绿云经翁泽生介绍，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谢志坚。翁、谢两人志同道合，遂结为夫妻。
　　民国15年11月初，在北伐军入闽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组织上海大学的福建、台湾籍学生翁泽生、谢志坚、李晓峰、庄泗川等人以回乡宣传队的名义，赴闽南从事革命活动。翁泽生在此期间改名翁振华(以下简称翁)，翁从上海到厦门，经中共厦门干事会负责人罗扬才介绍到漳州，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教师季竹安(共产党员)建立联系，并结识了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此时，北伐军政治部在漳龙各属县建立政治监察署，第二任监察专员陈卓凡(国民党左派人士)委任翁为监察署的青运指导员，并担任北伐军驻漳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翁以此身份公开在漳州、石码一带开展学生和青年运动，吸收王德、王占春、林汝民、丘启明、陈进德、黄炽光、郑静安等青年学生加入共青团，成立漳州第一个团支部。同年12月，中共漳州支部(亦称C·P·漳州临时支部)成立，翁振华任书记。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关系密切，陈卓凡不会讲闽南话，每次开群众大会，都由翁当翻译；有时翁还陪陈去各地巡视指导，这对翁开展革命工作很有利。
　　民国16年1月，翁泽生出席在漳州召开的中共闽南特委成立会议，被选为特委委员、常委，任宣传部长。同年2月，特委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办法，在漳州省立二师创办工农运动讲习所，陈卓凡兼任所长，特委书记罗明任秘书长，翁任教务主任。翁负责讲习所日常工作，兼讲授帝国主义论、青年运动、中国革命史三门课程，以及100多名学员的军事训练。3月10日，罗明有要务去福州，把特委工作暂交翁主持。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翁泽生同陈卓凡在漳州组织50多个群众团体举行纪念大会，政治影响很好。
　　同年4月初，罗明已从福州回来，把一张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交翁泽生翻译，从中得悉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政变。中共闽南特委当即在翁的住处——漳州振成巷李山火家开会，分析形势，做好应变的各项准备，因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漳州并未受到重大损失。“四一二”政变后，翁据特委安排到上海，先后改名为陈祥麟、张平凡。他在上海联络一批台湾籍学生，在上海宝兴路秘密成立台湾青年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不久，翁的长子出生，起名黎光，意为“黎明曙光”，表明翁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同年12月初，翁泽生认识从莫斯科学习回到上海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谢雪红，共商于台湾发展党组织，分工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同日共联系，由翁在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的共产党员。不久，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人分别从台湾、厦门、日本等地汇集上海。
　　民国17年2月，林木顺等7人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决定先成立台共筹备会，分头起草《政治纲领》、《青年运动方针》、《工农运动方针》、《妇女运动方针》、《赤色互济会的方针》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上海的台湾青年读书会仍由翁负责指导。这期间由于活动频繁，被敌探发觉。3月间，址在宝兴路的台湾青年读书会和翁的住处受到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搜查，幸而翁及同志们及时搬家脱险。
　　同年4月14日，在翁泽生的住处召开最后一次台共筹备会。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位神父的照相馆里举行台共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台湾共产党。出席会议的台籍党员代表有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潘钦信、林日高、陈来旺、张茂良7人。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和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吕运亨也出席会议。当时台湾共产党公开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共才正式回归中共组织)。台湾共产党成立后，翁泽生留沪负责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中央亦主要通过翁泽生对台共活动进行指导。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谢志坚等先后回台湾工作，主要是通过进步的群众团体开展学运、工运和农运。
　　民国18年2月，日本统治者根据在上海搜集到的台共文件，在台湾进行一次试探性的大搜捕，逮捕了一些人；蔡孝乾、潘钦信、谢志坚3人逃脱到厦门。民国19年的中秋节，潘钦信从厦门到上海找翁泽生，通过翁向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执委瞿秋白汇报台共情况。尔后，瞿秋白由翁陪同接见潘钦信及陈德兴，对台共活动问题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民国20年3月，在瞿秋白主持和翁泽生的参加下，起草了台共二大新纲领。同年5月底，在观音山召开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新政治纲领》，选举新的领导机构。6月至9月，因叛徒出卖，在台湾的台共主要领导成员谢雪红、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等相继被捕，翁泽生的父、母、妹一家人，也被日本人赶到厦门。
　　翁泽生在指导台共活动的同时，也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民国21年任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易荣芳(女)从中共中央秘书处调至全总秘书处任交通，不久，翁和易结婚(时翁与原配谢志坚已离婚)。从此，翁、易的住处就成为陈云、翁泽生、廖承志、杨尚昆等领导人开会的场所。
　　民国22年3月4日12时，翁泽生到上海英租界文监师路三庆里1026号秦启万家安排工作。不料秦启万于前一天被捕，并供出翁泽生，于是翁被租界巡捕捉获。3月6日，租界巡捕将翁交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叛徒秦启万出庭指证，翁坚不承认。国民党当局提出，只要答应去江西参加“剿共”，就给他当官，亦遭翁拒绝。江苏高等法院没有证据，只好同意移交给日本领事馆。3月底至4月初，翁泽生被转押至台北日本监狱的单身牢房里。
　　在台北狱中，日本当局利用早先台共某变节领导人出来作证，逼翁泽生承认与台共的关系，诱翁“转向”，遭翁拒绝。在敌人严刑摧残下，翁染患肺病、脚气病，但他写给二妹翁阿冬的信中仍说：“我身体无恙。”
　　民国25年9月，谢志坚带着刚满9周岁的翁黎光到监狱探望翁泽生。翁告诫谢别让孩子在台湾读日文。过了10天，黎光被送回祖籍同安，在双溪小学读书(黎光的大姑母在此当教员)。
　　翁泽生在台北监狱度过整整6个年头。民国28年3月1日，日方见翁泽生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便通知翁在台湾的亲属，将其“保外就医”。翁出狱后住在堂兄翁新英(在台北一家银行当职员)家中，不几天，与世长辞。年仅36岁。
　　

　　郑畴(1903～1975年)，曾用名曾潮、郑伯修、郑牧之。福州人。出生于高级店员家庭。青年时在福州、北京读中学。民国8年(1919年)9月，因叔父郑坦在中国驻日公使馆工作关系，赴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预科，后转入松山书院，毕业后病休一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专业。民国18年4月，郑畴回国，任上海泉漳中学教员，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转任爱国女学日文教员，同时在大江、北新书店作日文翻译。民国19年9月，被叛徒告密而入狱，受判一年又八个月有期徒刑。起初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不久解送苏州反省院拘禁。他又被叛徒指出假作大夏大学生实为教员身份，改判有期徒刑3年。在监狱中患了肺结核病和坏血病，幸得叔父在上海经常接济，得免病死狱中。
　　民国22年9月，郑畴刑满释放，回福建受聘于永春中学，两年后转任龙溪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热爱文学，对法、德、俄、日的文学都有研究，经常向学生介绍左派作家，尤其经常介绍鲁迅和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作品；支持学生组织“海燕读书会”，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他穿着朴素，态度和蔼，以学生为友，循循善诱，当时龙师学生如沈柔坚、彭燕郊、王恭娘、袁文德、叶子丁、杨蕴仁等人都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郑畴又亲自送他们参加新四军。
　　此后，郑畴也受到拘捕威胁。民国28年春郑畴离开龙师投入新四军。因郑畴在苏州反省院曾写过悔过书，军部干部部不同意安排他工作。后张孤梅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情，才给安排在敌工部工作。敌工部部长林植夫，闽侯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叶挺的秘书，很看重郑畴，让他在部里做日文翻译工作。
　　民国28年，“平江惨案”发生，皖南形势紧张。军部为应付事变，精简人员，并动员病员、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进行疏散。郑畴于4月间，也被军部裁汰，回到永安下吉山寄居在叔父郑坦家里。长期赋闲，生活困苦。郑畴有个妹夫，在省教育厅任科长，劝他去自首，他愤极，即离开永安，直奔漳州，经堂弟郑煜介绍，在龙溪县立图书馆工作，寄居堂弟家。
　　民国33年7月，郑畴受聘到龙师教书，不久又被捕，关了3个月才释放。为避免特务的再度迫害，他避居香港。民国38年9月漳州解放，12月，郑畴回漳州，仍在龙师执教，1950年3月任龙师副校长。
　　1958年9月17日郑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分别于1958年、1962年连任两届市民盟主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郑畴肺病加重，又从学校退休，工资收入减少，一家6人，衣食难度。他被下放天宝山牧牛。1975年5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72岁。
　　早年受郑畴教诲的门生多有成就，沈柔坚是名画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彭燕郊是名诗人、湖南省湘潭大学教授。
　　

　　黄稷堂(1903～1985年)，原名则唐，小名金水，字尧民，号湘桥道人，晚号稷翁，龙海步文乡湘桥人(今属龙文区)。早年就读上海美专，受业于潘天寿、刘海粟、诸闻韵等名师。黄稷堂惯于左手作画，右手写字。
　　早在三四十年代，黄稷堂曾任教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龙溪师范)，培养大批人才，如曾任上海美协主席沈柔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子瑜及旅居台湾的画家沈耀初。
　　30年代，黄稷堂就有一幅《红梅》被辑入上海《古今名画大观》。弘一法师曾托他治印，并对其篆刻赞道：“仁者篆刻甚精”。
　　60年代，黄稷堂被蒙上不白之冤，以致在画坛沉寂。1983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他的艺术创作重放光彩。他70多岁时仍常自勉：“老翁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1978年，香港波文书局的《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刊载了黄稷堂的事迹。1981年5月，黄稷堂应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的邀请，赴京进行艺术创作。中国美术馆收藏他的《梅》、《竹》各一幅。同年8月，他的《枇杷》、《梅》等作品被选往加拿大展出。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远传英、美、法、日及东南亚各国。福建电视台录制播映了《黄稷堂书画》专题片，长城出版社的《福建书画家》、《福建日报》等国内外十几家报刊先后介绍黄稷堂的艺术成就，其生平辑入香港《中国当代国画家大辞典》。
　　黄稷堂生前为全国美术协会福建分会会员，曾任龙海县第五、六届政协委员，省政协画院画师、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5月任漳州画院首任院长。
　　1985年黄稷堂因病逝世，终年82岁。
　　

　　施大鎏(1903～1989年)，字冕轩，漳州城区浦头人。福建道路工程专业学校毕业后，历任龙溪县工务处股长、建设科长和广东肇庆、普宁等县建设科长兼工程师。后经营交通运输业。他热爱公路工程建设专业，在任龙溪县建设科长期间，主持规划与开辟漳州至浮宫、漳州至诏安、漳州至嵩屿、漳州至龙岩4条闽西南重要公路；还亲自设计绘图、监理施工，建设200米长的宝林桥及马口桥、响水桥等。
　　民国28年(1939年)，施大鎏受聘为漳龙长途汽车公司副经理兼工程师。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日”政策，沿海公路破坏十分严重。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了公路早日恢复交通，他重操计算尺与图板，亲自设计修复漳州的新桥和旧桥，以木代土，结束来往搭船过渡或踩跳板过桥的历史。事后，他又通过漳龙汽车公司自筹资金，着手修建漳州至龙岩公路。从民国35年起，他深入勘察调查，奔走于荒山野岭之间，在基本完成勘察任务之后，立即动工修建。施工中不管是数九寒天或是炎夏酷暑，他总是坚持在修建公路的第一线，哪里有险情、有难处，他就出现在哪里，同工人一起排险解难。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修建，漳州至龙岩公路全线贯通交付运行，漳龙公路全长145公里，58座桥梁、137处涵洞，工程十分艰巨。漳浮公路在抗战期间破坏尤为严重，有的路段已辟为农田。他亲自组织施工，争分夺秒，除修复路面外，还建造桥梁8座、50个涵洞，几个月内便使漳浮公路又恢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工程师，至70年代退休。1989年病逝。享年86岁。
　　

　　周碧初(1903～1995年)，出生于平和县霞寨乡，曾就读于厦门集美中学和厦门美专。民国14年(1925年)赴法国，先入巴黎日良美术研究院，后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深造，与我国艺术大师徐悲鸿、林凤眠、颜文梁为同窗好友。
　　民国19年周碧初学成回国，先后任教于厦门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专。1949年赴印尼潜心创作，多次举办画展。其作品为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收藏，并受聘总统府藏画及艺术顾问。1959年返国，任教于上海美专，后转入上海油画雕塑院从事创作。
　　周碧初从事油画艺术与教书育人70多个春秋，培养出大批艺术家，早期的有王式廊、吴在炎、蔡振华、邵洛羊、翟维、李硕卿等，后期的有邱瑞敏、陈逸飞、周凯、魏景山、夏葆元、万福堂等。因周碧初为我国的油画艺术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国务院给予特殊津贴。
　　周碧初对油画艺术作长期潜心研究、探索、实践，把法国印象画派的严谨布施、流光溢彩与中国画的神形韵意、概括炼达两者有机地融合，形成独特的油画艺术风格，被画坛赞誉为“东方味的西洋画”一代宗师。
　　周碧初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任上海美术协会理事、上海油画雕塑院艺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艺术顾问。著有《西画概论》及《近代法国绘画之源流》，还出版《周碧初画集》二册。其作品多幅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周碧初一生崇尚自然，淡泊名利，但却热情关心家乡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先后3次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溥心畲、沈尹默等名家字画120幅及自己油画作品10幅无偿地捐赠给家乡。平和县于1993年在县城中山公园内兴建了“周碧初艺术馆。”1995年因病逝世，享寿92岁。
　　

　　许涂淼(1904～1928年)，又名许土淼，学名许嘉壁，祖籍同安，出生于厦门，家境清贫。童年进厦门傅厝巷宝善堂私塾读书。民国8年(1919年)，父亲病逝，为减轻家庭负担，进厦门印字馆做工。民国10年转到厦门《全闽日报》社当排字工人。民国11年到漳州印务行业当排字工，受尽资本家剥削压榨。民国15年秋，他所在的印刷部承印革命刊物《民声周刊》，在工作中，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并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不久许涂淼就任闽南特委工委。为反对资本家剥削，在中共闽南特委领导下，漳州、石码等地工人开展“二五加薪”运动。漳州工人的加薪运动，首先是在印刷工人中开始的。许涂淼领导这场斗争，先组织印务工会，发动罢工抗争，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游行队伍。在印刷工人的带动下，各行各业工人纷纷响应，并自动募捐支援印刷工人的斗争，形成罢工高潮，使“二五”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他还和李联星等发动了“倒蓝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漳城，许涂淼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留在漳州城坚持斗争。印刷闽南特委机关报《农工小报》和党的文件、传单，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纲领、政策，传播真理。
　　民国16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情况下，许涂淼和王占春、庄克、李金发等组织发动了漳州轻便车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使轻便车工人讨回被资本家拖欠2年的车油补贴和过节费1600多元。轻便车工人在许涂淼等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我党一支地下运输队。
　　民国16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许涂淼被选任省委委员、常委。民国17年2月，在福建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许涂淼被选为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兼任中共漳州临时县委负责人，光荣地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六大”会议期间，肺病复发，党组织送他进苏联高加索医院治疗，因病势严重，医治无效，在苏联逝世，时年仅24岁。
　　

　　沈毅(1904～1966年)，字立明，乳名裘，南靖船场人。是我国著名眼科专家、一级教授。历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和广州市医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先后被选为广州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广东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沈毅出生在一个姓张的农民家庭，3岁时，因张家生活难度，将他卖给龙山镇竹溪村沈家寡妇庄俭娘为子，改姓沈。族亲资助他到漳州市育贤小学、厦门市寻源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到漳州市苏玉滨医师诊所当学徒。民国14年(1925年)，在苏医师资助下，沈毅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部。民国17年毕业，被漳州协和医院聘为医师。3年后由漳州协和医院选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石忍原眼科研究室深造。沈毅精通日、中、英、德4国语言，在日本留学期间，为石忍原眼科研究室翻译了许多文献资料。经过3年刻苦学习，沈毅获得眼科医学博士学位。民国22年3月，他与日人箕田爱子(后改名田蔼番)结婚。次年3月，他谢绝高薪聘请，毅然携妻子回国。
　　沈毅回国后，先在厦门市与台湾籍的同窗好友开办“明明医院”。民国23年底，应广西医学院聘请，任该院教授。民国35年8月，受聘于福建医学院，担任该院眼科主任、教授。民国37年5月至1952年12月，沈毅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兼任广州方便医院眼科顾问、广州市立医院眼科主任。1953年广州市立医院和广州方便医院合并成立广州市人民医院，后改名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沈毅继续担任该院眼科主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他的努力下，最早推行角膜移植术，对眼外物、青光眼、白内障治疗都取得一定成绩。
　　1956年2月，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沈毅任广州市沙眼防治所所长。同年，沈毅受任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分管全院业务工作。年底，沈毅参加我国工会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
　　沈毅一生从事眼科医学事业，而且培养一大批眼科专业人才，撰编了不少眼科医学论著。主要论著有：《眼科临症要领》(民国21年12月日本同仁会出版)、《国人眼屈折状态的研究》(民国32年6月广西医刊出版)、《立明眼科学》(民国35年12月福建医学院出版)、《沙眼电击新疗法》(民国37年4月广州眼科学会出版)、《国人正常视力标准单位的研讨》(民国37年6月广州眼科学会出版)以及《视神经萎缩》、《电击法治疗蚕蚀性角膜溃疡的确实性》、《曼逊氏涤虫眼底寄生》、《长效磺胺等药物间歇治疗沙眼的效果观察》(均载于1956年11月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眼科论文汇编)。
　　主要发明有：立明式万国视力表、立明式近用视力表、立明式色盲检查图、立明式眼科槌状灯、立明式眼科电疗机、立明式屈折检影镜等器械，在国内外普遍应用。沈毅晚年荣获国家一等一级眼科医学专家称号。
　　1966年5月15日，沈毅不幸逝世，终年62岁。
　　

　　陈溪南(1904～1979年)字斗星，祖籍福建晋江，迁居漳州城区。父龙井，眼科中医，有名于时。溪南少时就学私塾6年，后随父学医，一生除阅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外，专攻《银海精微》、《龙木论》等眼科古籍。
　　民国11年(1922年)溪南18岁开始行医。经二三十年的诊治实践，他总结出数帖验方，对眼科常见病麦粒肿、急性流行结膜炎、泡疹性结膜炎、沙眼血管翳等症的诊治，有立竿见影之疗效。尤其对须动手术的青光眼、须摘除眼体的眼外伤、交感性眼尖、眶内组织炎等症的诊治，最为擅长。
　　1953年间，陈溪南与漳州5位名医组成第五联合诊所。逾二年，扩充组建为漳州市中医联合诊所。1959年改名龙溪专区中医院，后依市改制定名漳州市中医院，他任中医眼科主任，并负带徒培训之责。
　　陈溪南对久病难治之症，总是详加诊问，细察病情，查明病因病理，详考古今医案，务求实效，决不掉以轻心，应付了事。他注重总结经验，对角膜溃疡、青光眼、中心性视网膜炎、急性视神经炎等眼底炎，主张先辨证分型，按病情分期，然后分清轻重缓急、总体与局部关系进行立方施治。对经典药方，也按病情需要予以增减。他所配制的眼药散和四精膏，疗效很高。
　　金门炮战，许多年轻战士在炮击中因受震而突然失明，陈溪南受命下野战医院进行巡回治疗，对失明战士按惊震内障辨证施治，一般在两个月左右都不同程度地复明。
　　陈溪南晚年编订《陈溪南眼科经验》一书，该书1980年由福建省科技出版社出版。
　　1979年1月31日陈溪南病逝，享年75岁。
　　

　　何浚(1904～1982年)，字赞华，原名达统，曾用名徐继良、何义通。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县)南仍村。其父何世海，字训吾，在何浚7岁时去世，留下他和姐弟3人靠母亲抚养。因家贫，何浚13岁时便漂洋过海，至新加坡、马来亚，在杂货店、咖啡馆和外国人开设的俱乐部当学徒。国内“五四”运动后，何浚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
　　民国15年(1926年)冬，何浚经马来亚中共组织的介绍，参加当地的红色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翌年春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慕存学校做庶务工作。夏季转为共产党员。8月，何浚到新加坡出席全南洋党团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南洋临时党委委员。会后，在工人、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17年4月，南洋右派集团勾结英国殖民者和地方当局镇压革命，封闭学校，拘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员何赞勋(何浚之弟)、林曼秋等。何浚被迫逃离学校，设法从马来亚乘船到了新加坡。同年6月初，何浚向南洋临委汇报马来亚党组织受破坏的情形，被留在新加坡小坡地区担任共青团临委巡视员。因工作勤恳，被选为共青团南洋临委常委，先后担任组织部长、书记等职。8月，何浚患了水肿病，并经常咯血，临委让他回家乡海南岛治疗。翌年1月，何浚大病初愈就返回新加坡，担任新加坡市区团的组织部长。
　　民国20年2月，何浚调至大坡区任中共区委组织部长，后因身份暴露受通缉，中共南洋特别支部决定让何浚回国，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学习。同年9月，何浚踏上回国的旅程，先到福建厦门，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接上关系。因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未到，未能立即前往中央苏区，暂时在厦门海滨咖啡店(厦门地下联络站)工作，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民国21年4月20日，中央红军入漳。当月下旬，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调何浚到漳州工作。何浚为避免厦门水域国民党军警的检查，化装成工人，坐船到石码，再乘车到漳州。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派何浚和李文堂一道，负责指导漳州的工人运动。此时，红军需要运输汽车，运载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到苏区去，何浚赶到汽车公司，依靠工会做司机的工作，迅速建立一支由20部汽车组成的支前运输队。何浚和李文堂还在城区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发动大家报名参加红军。5月中旬，何浚进入(南)靖(平)和(漳)浦苏区老灶、内过溪一带，领导农民分田。红军离漳之前，何浚参加闽南工农武装的整编工作，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党委委员、第一连政治指导员。他配合苏区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红军回师中央苏区不久，即6月初旬，张贞残部纠合地方反动武装1万多人，对靖和浦根据地和红三团实行夹击。何浚在红三团统一指挥下，带领红一连战士同敌人浴血奋战，击溃敌人多次进攻。他曾对苏区群众说，革命没有不流血、不流汗的，对待敌人的进攻，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战斗，就能战胜它。
　　同年年底，中共漳州中心县委进行改组，何浚调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这时，县委书记何鸣主管军事工作，县委的日常工作由何浚负责。何浚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基点村了解情况，与党员谈心，一心扑在恢复和发展基层组织上。此后，中心县委分别在南乡、北乡、洋尾溪、龙溪圩成立4个区委，在龙岭、小山城、三坪、山前、沥水成立5个工委，并与饶和埔苏区取得联系。
　　民国23年2月，何浚在靖和浦苏区主持召开中心县委会议，决定在洋尾溪举办分田训练班，以促进土地革命的开展。他先后深入到中心区的14个乡指导分田工作，并在横石、邦马坑、山顶坪、东楼、洋尾溪等地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贫农团和赤卫队。同年夏天，何鸣调往闽粤边临委工作，何浚升任中共靖和浦县委书记，林路任组织委员，邢渊源任宣传委员。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靖和浦的邦寮召开闽粤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何浚被选为常委，仍留任靖和浦县委书记。
　　闽粤边区特委成立后，联合靖和浦县委，在平和的尪仔石山、三坪分别举办党、团骨干训练班，训练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何浚到党训班讲课，勉励大家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同年秋收季节，闽南保安团大队长沈东海带领500多名武装人员下乡抢粮。何浚提出在平和埔尖山一带设伏歼敌的建议，得到特委和县委联席会议的采纳；战斗打响之前，何浚亲赴前线进行思想鼓动和周密检查。结果打了个漂亮仗，歼敌近200人，缴获重机枪2挺，各种枪支100多杆及军用品30多担，使敌人抢粮未成反折兵。
　　同年冬天，因主力红军长征，闽南党组织和武装队伍同中央和闽西苏区均中断了联系，开始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面对困难重重的局势，何浚在靖和浦苏区，一方面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指挥地方武装同敌人进行战斗，终于粉碎敌人的“分割包围”、“经济封锁”，企图困死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开辟了云和、浦云、靖浦、双格4个新区。
　　民国24年6月上旬，何浚主持召开中共靖和浦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土地革命”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会后，何浚深入到中心区的欧寮、山前、树坑、韭菜坑、查头埔等地贯彻会议决议，巡视指导工作。在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中，何浚将红军游击队、地方工作人员和赤卫队组成联合工作团，分三路深入新区开展工作。当时何浚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爬山越岭经常作痛，他一直坚持随军作战，从不落伍。何浚等被困山谷里，连续几天没吃上饭，饿了，就找竹笋、摘山果、挖野菜充饥；累了，就躺在树下或山洞里休息。他们始终情绪高昂，坚持与来犯之敌周旋。同年9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平和尪仔石山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闽粤边区党的斗争方向和任务。会后，何浚到靖和浦中心区，继续做地方游击队、农民赤卫队的组织工作，还做了争取保甲长、搞两面政权的工作。何浚和特委委员林路，多次到山内巡视指导工作，先后在国强、溪头、白水、东川、内坑等地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并对保甲长做争取工作，后来连联保主任也给红军送款送物，提供情报。山内成了闽南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民国25年春，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在平和县邦寮正式成立，下辖3个大队共1000多人，何浚兼任总指挥。他多次深入到第一大队，带领义勇军袭击敌人，扩大队伍。同年秋天，中共靖和浦县委在根据地内建立12个区委、240个党支部；闽南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2400余人，其中红军游击队800人。这样，在扩大抗日义勇军与红军的任务上，“超过原有计划的百分之百”。不久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特委作了调整：何鸣代理书记(仍管军事)，何浚调至特委担任组织部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闽粤边特委获悉：蒋介石已公开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特委即在平和山内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何浚在会上说，当前日寇是主要敌人，我们应以中华民族的存亡为重，如果一五七师愿意接受停战，我们就派代表与黄涛谈判，以便集中力量抗日。民国26年3月5日，中共南委给特委来信，指示积极创造条件，实现闽南国共合作抗日。何浚即在平和对爱国人士和联保主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并通过他们向一五七师发出早日实现停战以建立反日战线的呼吁。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争议，在同年6月26日达成协议，实现停战。7月1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平和小溪镇集中受编，改称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
　　“七七”事变后，改编后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按一五七师的要求，开赴漳浦县城集中。何浚带领特委机关驻漳浦，负责指挥全面工作。他一面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救国，一面观察国民党军队的动向。7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集合点名为由，对原红军游击队强行缴械，史称“漳浦事件”。这是负责军事的何鸣对国民党这一阴谋丧失警惕所致。
　　“漳浦事件”发生时，何浚和卢胜、王胜在漳浦孔庙里分别商议，决定乘敌人看管不严的间隙，组织连、排级干部及老战士迅速潜出孔庙，到漳浦的清泉岩重建革命武装。何浚由一位老战士带路，先到漳浦苏区的特委机关，进行重建武装的准备工作。7月16日深夜，卢胜和王胜组织一批干部、老战士潜出孔庙，于17日清晨在清泉岩找到何浚。他们在漳浦县溪南、下楼、下布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把被敌人摧残的队伍重新恢复起来，同时成立新的特委：何浚任书记，林路任组织委员，朱曼平任宣传委员，卢胜等任委员。特委和红三团重建后，分5路到尪仔石山、乌山、山内、狮头山、南乡等地，依靠地方党组织，筹集枪支弹药，解决经济给养，扩大队伍。
　　7月下旬，何浚经厦门到香港，向中共南委汇报工作。南委指示：恢复红军武装是对的，要抓紧发展；部队恢复后，不要再抓土豪，解决经济可用募捐的形式。何浚返回闽南苏区后，向正在闽南指导工作的谭震林转达了南委意见。
　　10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闽粤边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下辖漳州、厦门、云和诏、漳浦、平和5个县(市)委。何浚任书记，朱曼平任组织委员，林路任宣传委员。
　　民国27年4月，何浚以新四军留守处代表的身份，由闽西回到闽南，公开开展统战工作，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5月，中心县委在平和召开会议，决定将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每一个乡村、工厂、学校，使之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何浚在会上提出：要从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合理减租、合理捐款等形式；各地党的负责人应与国民党人士见面会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平和指导工作时，坂仔、双溪、小溪、文峰、南胜、五寨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还在平和山内创办列宁小学，加强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这年6月14日晚上，中心县委常委林路和工作人员小洪在平和小溪的坑仔尾遭国民党顽固派暗害而牺牲。何浚除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严惩凶手外，还决定中心县委的工作转入秘密活动，并选调一批干部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民国29年6月，何浚调任广东潮普惠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同年12月，何浚调任中共潮梅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从此，何浚离开闽南。
　　民国32年，上级决定何浚改名徐继良，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整风学习。民国33年初，何浚奉调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并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在延安，何浚曾任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4年12月16日，何浚随周恩来乘飞机到重庆工作。翌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双十协定”，中央安排何浚和邱达生等离开重庆到达香港。
　　民国35年，何浚任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民国36年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直至海南岛解放。
　　全国解放后，何浚长期在广东工作，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监委主任、广东省边防部副部长、广东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等职。何浚晚年处于党和国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信心，尽管年老体衰多疾病，仍以高昂的情绪抱病参加工作。
　　1982年6月17日，何浚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终年78岁。
　　

　　张实中(1904～1986年)，生于南靖县南欧村一个书香家庭。民国13年(1924年)中学毕业后，应聘在邻乡担任小学教师。民国17年随同乡亲出洋到荷属印尼，先后在万隆、泗水等地华侨中小学校任教。民国27年任泗水新华中学文史教师兼泗水《大公商报》评论员。民国28年任《大公商报》总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诛汪》抨击汪精卫屈膝投降的汉奸行径，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针及“曲线救国”路线也予讥讽。当时国民政府驻泗水领事陈开懋曾随带表格，请他填表申请加入国民党，声称如不加入国民党，将被荷兰政府疑为共产党，对个人不利。实中说：“孙总理在世时我没入党，当今形势，我更愿做一个没有党籍的孙总理信徒。”
　　皖南事变发生时，《大公商报》发表国民党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调往黄河以北的电文，后又发表中共朱德、彭德怀复电，还刊载外国记者的有关报道。社长强行将朱、彭复电从版面抽掉。张实中为此事与社长发生争执。
　　民国31年2月，日本占领印尼，大肆逮捕“敌性华侨”，张匿居东爪哇农村，过着清贫生活。在那里，他创作《子夜诗歌》和《春秋经史论》。日本投降后，张返回泗水找亲友、同仁，商谈办报事宜。民国35年1月，张联络印尼地下党员林降祥创办《南侨日报》，任总编辑。因该报经常刊载反帝性质的工人罢工新闻，揭露时弊，遭东爪哇的英国印度军司令部勒令封闭。从此，实中专任复刊的《大公商报》总编辑，经常与国民党报纸、亲美报纸展开论战。所写文章，对国际问题和华侨社会问题的见解极为中肯。
　　1949年10月，他和侨界进步人士联名致电祝贺新中国成立。并在《大公商报》发表社论，拥护人民政权。1951年8月，印尼当局下令逮捕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实中不幸被捕入狱，坐牢一年又二十天。1953年秋，他应祖国政务院中侨委邀请，回国观光，到雅加达登轮前，突因泗水官方发出电报阻挠，未能成行。1954年9月，再次接受国务院邀请，回国参加国庆盛典，并出席中南海宴会。
　　1955年4月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期间，张实中任总编辑的《大公商报》就中国“求同存异”的方针做了大量热情的报道。
　　1959年印尼当局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大公商报》遭到印尼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起初发给该报的出版执照(印尼称“准字”)期限6个月，后渐减为3个月、2个月，1960年10月10日被逼停刊。
　　1963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两国关系有一定改善，通过外交途径，被勒令停刊的华文报纸准予复刊。《大公商报》于同年12月1日复刊。不久，从有利于华人与印尼人长期和睦相处出发，《大公商报》改名《友谊报》，辟有印尼文专版，张实中任总编辑顾问。此后，他在任泗水华侨师范学校文史教员之余，也为《友谊报》写些时评。
　　1965年秋，印尼右派军官发动政变，张实中被东爪哇总警厅列入黑名单，我大使馆立即通知他回国。1966年5月24日张实中乘飞机绕道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抵达广州，终于回到祖国。
　　回国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实中对姚文元等人批判吴晗、邓拓，很不以为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举动十分反感。从广州回到漳州后，造反派开“批斗会”，他拒不举手呼口号。
　　回国后，张实中被安排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当选为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1977年11月，患脑血栓，久治不愈，于1986年11月21日在南靖逝世，享年82岁。
　　一生主要著作有《子夜诗歌》、《春秋经史论》、《史话及其他》、《圣母娘·鲁迅·陈嘉庚》。
　　

　　朱思(1905～1930年)，原名朱锦联，平和县九峰复兴茶洋村人。朱家贫寒，他从小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民国11年(1922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集美学校中学部。在校期间，与朱积垒一起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改名朱思，并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民国15年春，朱思毕业返乡任九峰奎文小学教员。他一边认真教书育人，一边继续探索革命真理，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朱积垒有书信来往。当他了解东江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后，也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在群众中宣传发动，团结一批平和县立中学学生及县城店员、理发员参加革命活动。同年10月，朱思积极协助朱积垒开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参与组建上坪农民协会，掀起农民运动热潮。年底，经朱积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月，他和朱积垒一起赴漳州参加中共闽南地区首次代表会议，会后，到崎岭玉霞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以南湖为中心，深入楼角、割尾、山头和枫林溪等20余个村庄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发展60多位农会骨干，建立13个农会小组。9月，中共平和县委员会、平和县农民协会在长乐下坪成立，朱思任县委副书记兼县农协会秘书长。民国17年1月6日，他主持成立崎岭乡农民协会，并亲自起草《平和县崎岭乡农民协会成立宣言》，还联合广大农友，开展“五五减租”，免除“新粮捐”、“田头鸡税”等斗争，从经济上打击贪官污吏。3月8日，“平和暴动”爆发，朱思任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副官长，率领崎岭和洋半天农民自卫军袭击地霸曾锦江“永茂号”布店，旋即挥师直插县城东南门，截击外逃之敌。因朱积垒负伤，由朱思担任中共平和县委代书记。“平和暴动”后，朱家被洗劫一空，妻儿和弟弟出逃外乡，年已花甲的父亲改名换姓到外地打短工，但朱思毫不动摇，他仍同县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农军连续粉碎敌人四次大规模“围剿”，后转移到闽粤边区继续坚持斗争。
　　民国18年春，朱思奉调福建省临委工作，不久，受命化名王平，前往惠安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短期内，他着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出版《雷火青年》，使全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同年7月，朱思在东张主持召开中共惠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惠安县委，朱思任书记。会后，他以惠安公学为活动中心，串联8所学校，领导学生开展罢课斗争，反抗繁重的苛捐杂税，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学校当局勾结军警，包围学校，拘捕学生骨干6人。为营救被捕学生，12月18日，朱思在惠安县城关中共地下工作据点主持召开县委紧急会议，突遭敌人袭击而被捕入狱。12月21日，转押泉州海军旅部监狱，1个月后，又转押福州监狱。在狱中，朱思受尽非人的摧残，肺病加重，但他始终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民国19年秋，因病情恶化，朱思在狱中逝世，年仅25岁。

　　王占春(1905～1932年)，龙溪县(今龙海市)邹塘村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南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创始人之一。王占春小时在本村念书。民国8年春，进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他踊跃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富有正义感，每遇工农子弟遭受“公子少爷”欺凌时，即挺身而出，进行说理讲解，深得同学们拥戴。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占春带领同学上街发传单、贴标语、查烧日货，搞得轰轰烈烈。
　　民国15年北伐军进漳后，王占春成为学生运动中的中坚分子，被选为学生会委员。学校当局阻挠和压制学生运动，王占春和进步学生一起，坚持活动，掀起了有名的“丹霞风浪”。年底，王占春和王德等参加CY(共青团)组织。翌年2月，王占春转为正式中共党员。
　　民国16年2月底，闽南特委根据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在漳州丹霞书院举办工农运动讲习所，王占春参加讲习所学习。他一方面学习理论，一方面参加革命实践，在漳州、石码一带声势浩大的“倒蓝反廖”、“驱逐余高坚”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中，奋勇当先。通过学习和实践，王占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并结识了漳州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许涂淼、李金发等人。
　　同年4月10日，漳州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王占春等进步学生被学校开除学籍。但他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仍组织工农群众，秘密把原来二师地下印刷所转移到邹塘村印刷传单，宣传革命形势，鼓舞群众斗志。
　　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王占春、许涂淼、李金发等于当年10月深入到漳州城南地区，发动了一次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轻便车工人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增加工人工资等条件。此后，工友们利用运输的方便，积极担负地下交通任务，为我党在城乡开展工作贡献力量。
　　同年12月，全省各县中共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漳州召开，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议制定了福建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中积极领导农民暴动。王占春以南坑村小学教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在附近乡村发展农会组织，建立了有队员50多名的农民武装，利用冬闲时间进行操练，为武装暴动作准备。民国17年3月8日，平和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为牵制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张贞镇压平和农军的兵力，指示闽南各地及时组织武装力量，相机进行暴动。根据党的指示，王占春于3月25日凌晨率领数百名农民武装包围了程溪保安分驻所，迫使张贞急派军队前往程溪增援，达到了牵制张贞兵力，支援平和起义的目的。
　　民国18年秋，国民党龙溪县长郑墨西与南乡一带民团头子于颜厝乡何里庵开会，商议围剿游击队事宜。王占春获得这个消息，抓住时机，袭击何里庵，粉碎敌人阴谋。
　　民国19年4月下旬，王占春接到省委通知，奉命带领2个武装人员到厦门参加劫狱行动，把一批被囚禁的同志营救出来，安全送达预定地点。
　　王占春在厦门劫狱中得到锻炼，回漳州南乡后进一步扩大农民武装队伍。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王占春打听到张贞部将于次日上午运一批武器往诏安，王占春和李金发组织一次伏击战，缴获了全部武器。从此，王占春领导的南乡游击队威名大震。
　　为了加强党对闽南武装力量的领导，同年12月，陶铸代表闽南特委宣布组建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王占春任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冯冀飞任参谋长。
　　此后，张贞多次派出大批军队到南乡围攻游击队。游击队为保存实力，避开敌人的军事进攻，在王占春等带领下，转移到南靖、漳浦、海澄、平和等县，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民国20年8月在漳浦成立闽南红军游击司令部，王占春为司令，李金发为政治委员，冯翼飞为参谋长。
　　同年11月，邓子恢来漳州接替陶铸工作，并传达厦门中心市委指示。王占春根据会议决定，将游击队分为三路，深入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在邓子恢、王占春、李金发的率领下，闽南游击队在漳浦县小山城等地发展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减租减息，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在王占春直接指挥下，粉碎了张贞部配合反动民团的“围剿”，巩固了靖和浦边区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农村党支部发展到30个。
　　民国21年4月中旬，王占春奉命带领游击队，配合中央红军攻打漳州。红军进漳后，毛泽东在东路军总部(今芝山红楼)接见邓子恢、王占春，亲切地和他们谈话，并作了指示。毛泽东强调当前革命的重心仍在农村，闽南党组织和游击队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4月下旬，漳州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王占春担任主席。闽南革命委员会设在漳州公园仰文楼，王占春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积极完成中央红军进漳的筹款、扩军、抗日宣传等项任务。期间，闽南青年800多人参军，筹款100多万元和食盐、布匹、药品等大量物资。
　　红军离漳前，在漳浦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冯冀飞任团长，王占春兼任政委。5月底，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回苏区。6月初，张贞带领残部窜回漳浦，纠集当地反动民团，向红三团猖狂反扑。6月6日，红三团转移到崎溪寨仔村时，遭敌重兵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王占春身先士卒，不幸腹部受重伤。部队撤至漳浦车本时，王占春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民国21年6月12日光荣牺牲，年仅27岁。
　　

　　
　　朱积垒(1906～1932年)，平和九峰镇上坪村人。父亲在本村开杂货店，有田20亩，家境富裕。他早年读过私塾、高小，民国12年(1923年)，升入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集美学校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新思潮迅速占领阵地。师范部高年级学生罗明、李觉民在校内发售《中国青年》、《向导》等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积垒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民国13年，他由罗明介绍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民国14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广州“六二三”沙基惨案等斗争，发挥了“先锋”作用。民国15年初，集美学校当局以朱积垒思想“赤化”、行为“过激”为名将他开除。他愤怒斥责当局无理迫害后离开了学校。
　　同年3月，积垒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在农讲所，他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从事农民运动的陶冶，经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世界观产生了质的变化。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农讲所结业，他到汕头在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针对当时国民党右派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社会上有些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曾在广东《岭东国民日报》副刊第十六期发表《帝国主义的末运与世界革命》一文，着重论述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号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冲锋，“以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又在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第十二期上发表《告盲目反“共产主义”的人们》一文，指出共产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而产生的，共产主义是“救济现在社会的良方”，反对共产主义，“便是自杀”。10月，中共两广区党委决定他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随北伐军东路军入闽回平和。一回到家乡，他便团结爱国志士，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建立了国民党平和县第一区党部，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2月初组成闽南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上坪村农协会；并在月底，将10多个农运骨干和进步青年秘密吸收入党，成立平和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上坪村党支部，朱积垒任支部书记。翌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他被选为特委委员。
　　民国16年春，朱积垒把农运的重点移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的长乐乡。他和农运骨干陈彩芹、罗育才等利用圩日向群众揭露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宣传实行“二五”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的主张，号召农民加入农会。不久，农会发展到20余乡，入会农民多达2000多户。农运的发展，冲击了地主豪绅的统治，自称“左派”的平和县长方日中也撕下假面具，公开诬蔑农会“扰乱社会治安”，纠集国民党右派和反动乡绅成立国民党平和县第七区党部，筹建所谓“党国的农会组织”，并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朱积垒，以瓦解农会。这时，厦门发生“四九”镇压工人的事件，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积垒清醒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举起屠刀，平和的反动派也蠢蠢欲动，便及时把农会办事机构从城里搬到九峰上坪村。9月，平和县农协会在长乐下坪村宣告成立，朱积垒被选为会长，兼管军事。同时，中共平和县第一届临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积垒任书记。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罗明来平和，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临时省委关于当前党的任务，指示平和应以长乐乡为中心，“造成以农村包围县城的局面。”积垒立即布置各乡农协收集枪支，成立农民自卫军。
　　民国17年1月，国民党第十一军离闽返粤，路过平和，县府向各乡强征挑夫，抓走农友陈连成等6人。积垒乘机发动各乡农友600多人到县城请愿，迫使县政府释放被抓农友，答应实行“三七”减租。这次请愿胜利，提高了农协会的威信，促使各乡农民自卫军迅速发展。于是县农协决定于2月11日“天穿节”(迷信节日)那天在县城召开农协会代表大会，以进一步扩大影响。消息传开后，反动县长方日中纠集警察、自卫队200多人，到处埋伏，阴谋镇压。2月11日这天，平和第一区所属各乡农协会员数百人按原计划分三路进入县城，遭县保安队袭击，农协会骨干罗谷流等10多人被捕，县政府还悬赏捉拿朱积垒等人。积垒决心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12日，他召开县委会和县农代会，决定组织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自任团长。24日，又召开县委和支部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武装暴动问题，决定在党内设立暴动委员会，他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还作出兵分三路，以西路为主的攻城方案，方案上报省委获得批准。
　　3月7日，长乐乡工农自卫军和邻乡的农民2000余人在下坪村召开誓师大会，朱积垒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天刚黑，队伍分头出发，积垒率主力冒雨夜行军，按时到达城郊埋伏，由罗育才带领的队伍，也按时到达紧挨城北的山垄。翌日拂晓，自卫军对县城发起总攻，积垒奋勇当先，带领几名战士首先攀梯登城，打开了城门。大队人马如决堤洪流，汹涌入城。自卫军砸开牢门，救出被捕的同志，放火烧掉监狱。反动县长方日中狼狈逃窜，积垒在追击中负伤。天大亮后，敌人发现农民装备低劣，便纠集附近反动民团进行反扑。积垒、育才等认为目的已达，率队撤回长乐乡。平和暴动揭开了福建农民运动的新篇章，标志着八闽革命自此走上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平和暴动使反动派惊恐万状，新军阀张贞立即派出一营兵力到平和镇压。他们和当地的保安队一起，到处烧杀抢掠。积垒家的财产被抢光，房子被烧毁，家人被迫逃亡。4月，张贞又派出一团兵力，加上当地保安队进攻大窠、小。积垒和陈彩芹、罗育才等率农军转移到金山的山顶坪，利用有利的地形，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终于迫使敌人仓皇逃去。积垒等又带领农军、乡亲重建家园。
　　7月26日，积垒主持召开县委会，提出新的斗争方针，决定以长乐为据点，开展游击战争；取消农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把“五抗”运动发展为“没收土地，分配土地”；除保持不脱产的“工农自卫军”外，按红军编制成立红军两个营；派人到县城开展工运、兵运工作；积极培养、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会后，他不顾负伤后身体虚弱，到各地贯彻县委提出的新方针。接着又到大埔开展工作，不幸途中被密探发现即遭逮捕。
　　敌人连续3天对积垒实行严刑拷问，他强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拒不招供，只说自己叫“张国云”。敌人无奈，只好把他押往大埔，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又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仍不忘党的工作，曾为狱友写争取出狱申诉状，而对自己却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托出狱的难友带信给家人说：“我该做的事情已做了，希望你们继续下去。”不久，平和县政府得悉积垒被关在大埔监狱，急忙派人带赏银前往认领。来人企图劝降积垒，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共产党人好比韭菜，是越割越长的。”敌人怕押回平和的路上遇劫，便把积垒就地枪杀。临刑时，他视死如归，巍然挺立，高喊：“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牺牲时年仅26岁。
　　

　　冯翼飞(？～1932年)，广东海南岛(今海南省)人。青年时期进黄埔军校受训。民国1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第一军暂编第一师独立团进驻漳州(后独立团留驻漳州)。独立团团长廖鸣欧是国民党右派，勾结漳州豪绅，摧残工农革命。冯翼飞时任廖鸣欧的副官，他隐蔽身份，暗中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16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共产党员王占春在漳州文庙召集地下党员及农会骨干开会，研究对付国民党反革命政变措施。事被廖鸣欧得悉，决定派兵包围文庙。在此危急关头，冯翼飞一面周旋派兵事务，一面寻机脱身，先期奔抵文庙报讯。王占春当机立断，及时带领与会20多人撤离险区，分散转移出城。至廖部包围文庙时，庙中已空无一人。
　　民国17年2月，国民党陆军第二十六军独立第四师(民国18年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民国19年又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率所部进驻漳州。冯翼飞转入该师，任师部副官。同年3月8日，平和县发生农民武装暴动；随后不久，龙溪县王占春、李金发组织农民武装攻打程溪保安分驻所，袭击何里庵。张贞命令杨逢年旅限期捉拿王占春。冯翼飞得知这一行动计划后，冒着暴雨连夜赶到龙溪县邹塘村(王的家乡)报讯，让王占春及时率领赤卫队安全转移。继之，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冯翼飞离开张贞师部，来到闽南工农游击队，与王占春、李金发一道，在漳州南乡、北乡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武装斗争。
　　冯翼飞待人平易亲切，善于做农村工作，他白天隐蔽在贫苦农民家里，夜晚深入各家各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每次到北乡，乡亲们都亲切地围着他问长问短。在冯翼飞的带领下，北乡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健康发展。民国19年9月，漳州南乡、北乡在农民赤卫队基础上，分别选拔精英组建小型游击队各1队。12月13日，在中共漳属特委书记陶铸的主持下，2支游击队联合起来，正式成立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占春，政委李金发，参谋长冯翼飞。
　　游击支队成立前后，漳州南乡北乡遭受张贞部队多次“围剿”。中共漳属特委决定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斗争。冯翼飞提出以革命的武装支持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的口号，率领游击队配合南乡群众打洪塘守望队，抓了当地土豪，将没收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率领游击队袭击设在龙虎庵的新塘乡公所，缴获20多杆枪。连战连捷，民心军心大快。
　　这支游击队的队员，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勤劳勇敢，阶级觉悟高，但是作战经验不足，作风散漫，存在着狭隘的复仇思想。对此，冯翼飞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军事训练，亲自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每到基点村宿营，冯翼飞都特别强调注意群众纪律，规定游击队员不能随便离队，并在宿营地设置岗哨，亲自查哨。经过冯翼飞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支游击队逐渐锻炼成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深受群众爱戴的革命武装。
　　民国20年春，冯翼飞随同王占春、李金发率领游击队向平和、南靖、漳浦三县边界山区挺进，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10多个中共支部。为解决部队给养，游击队决定向当地土豪筹款。小龙溪马埔有个富有的土豪，清明节上山祭祖，冯翼飞奉命在路上设伏，出其不意截击，缴了枪支，拘下土豪，令其家丁回去拿钱赎人。经过一段时间，在几处抓了群众痛恨的土豪，筹集一大笔款，一部分送交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作活动经费，一部分解决部队给养和购买枪支，以扩大武装。
　　同年11月，省委派巡视员邓子恢来漳州，加强闽南党的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指示“要使游击队的活动与群众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王占春、冯翼飞根据省委的指示，制定游击队的行动任务，一方面巩固和发展五寨、小山城、龙岭、山前、白云等根据地；一方面以漳州西北乡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积极扩大游击区域，逐步形成靖和浦根据地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的局势。期间，冯翼飞既注重游击队的军事训练，又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经常组织政治讨论会；还开设识字班，组织游击队员和青年农民学文化，学讲普通话。冯翼飞的认真工作，受到邓子恢的高度赞赏，特地加以总结，向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作了汇报。
　　当时，漳属广大农民遭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加上张贞部强派“飞机捐”(即航空捐)，龙岭、小山城、车本一带群众生活困难，对此十分痛恨，不愿交纳。国民党县长扬言要派兵惩办。群众请求游击队进驻小山城，支持抗捐斗争和惩办捐棍。邓子恢遂派游击队进驻小山城，为群众撑腰。从反捐税开始，发展到减租、禁粮出口，并要地主平粜粮食，取得节节胜利。
　　民国21年2月29日和3月4日，张贞师部派出4个连的兵力，纠合靖和浦3个民团，共二三千兵力，分三路向小山城、龙岭、车本一带发动两次“围剿”。王占春、冯翼飞等亲临第一线，指挥游击队和农民武装，采用伏击战术，打退了强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的斗争。
　　同年4月20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胜利攻入漳州。冯翼飞奉命带领游击队搜查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司令部，收缴枪械，从一口井里捞出60多枝步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充实游击队装备。
　　红军进漳后，原中共漳州县委书记李金发已牺牲，为此调整县委领导成员，蔡协民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女)、王占春、冯翼飞等为常委。县委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惩办反革命、筹款和扩大红军等活动。4月25日(即红军进漳后的第五天)，冯翼飞率部分游击队分两路攻打程溪东天尾保安团，塔潭这一路打了几次都没能攻进去，冯翼飞分析保安团装备精良、地形有利等情况后，命令林和尚带领部分战士绕到敌人背后，从山上往下压，自己带领其余队员积极配合，终于拿下这个反动营垒，缴获几十杆枪。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红军顺利进行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至5月下旬，闽南红军游击队已从原有100多人发展到8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冯翼飞任团长，尹林平任副团长，王占春任政委，蔡协民兼任总指挥。
　　同年5月28日起，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6月初，张贞残部纠集漳浦翁必达、陈祥云民团，进攻驻靖和浦根据地的红三团。冯翼飞等指挥员率领红三团战士迎敌，第一仗拿下敌人一个炮楼，第二仗在象牙庄打退张部一个团的进攻，毙伤敌军200多人，并乘胜攻入漳浦县城。6月5日，张贞命黄克绳为前线总指挥，出动该师二九O团、二九三团，加上当地民团共3000多人，“围剿”根据地中心区域。在敌人重兵进攻下，龙溪圩、象牙庄、五寨于同日相继失守，情势危急。红三团团部在驻地寨仔村开会研究应敌方案。冯翼飞指出敌强我弱，不宜死守，主张组织小分队掩护撤退。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团部决定夺取制高点以扭转战局，结果失利，激战两个多小时，部队伤亡大，政委王占春身负重伤(随后牺牲)。在此关键时刻，冯翼飞当机立断，指挥部队避开敌人火力点，且战且退，安全撤出寨仔村，移师小山城，再转入平和三坪休整。
　　同年6月11日，为提高部队士气，休整后的红三团由冯翼飞率领，攻打塔潭大耳楼民团，速战速决，打掉民团嚣张气焰，尔后主动撤回三坪。几天后，三坪周围的局势又告紧张。此时，部队主要领导人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的错误口号，贸然回师小山城，企图通过攻打强敌，扭转局势，收回失地。6月17日，红三团攻打驻龙溪圩的强敌，部队遭受很大伤亡。部队连续受挫，团长冯翼飞十分焦虑。他在团部会议上再次提出：部队应该分散行动，由熟悉地方工作的同志带领，分头深入各基点村，开展游击活动，保存武装力量。这个正确主张不但未被采纳，反而被看成是“逃跑主义”。6月21日，部队被带往车本，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准备长期固守。6月23日，张贞部3个团的兵力，加上民团共1万多人，分别从平和县的五寨、南胜和漳浦、南靖几方面向红三团围攻。冯翼飞负责把守的北路，天刚亮，就与敌人接上火，激战至10时左右，通往漳浦内过溪那一路失守，敌人冲至从欧寮进入车本的要道上，向北路红三团阵地发起正面攻击。冯翼飞率领战士回击敌人，与敌人作殊死搏斗。激战中，冯翼飞中弹负重伤。他忍住剧痛，派一名战士将自己的枪及挎包转交副团长尹林平并报告北路战况，随之当场壮烈牺牲。
　　

　　林路(？～1938年)，福建龙岩人。童年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十四五岁就当搬运工人，终日劳累而不得温饱。民国16年(1927年)，他在中共龙岩总支委员会组织委员郭滴人的帮助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民国1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19年，林路受党组织派遣到闽南工作。翌年12月起任中共漳州县委组织部长，与书记李金发、委员王占春等人一起领导漳属工农运动和闽南红军游击队。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入漳时，林路与县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为中央红军筹集款物，发动青年参军，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23年春，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靖和浦边区领导农民分田分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林路被派到山前一带乡村主持工作。他按照中央苏区制定的土地纲领和政治路线，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白天与农民同劳动，夜间向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得到群众拥护，较快完成了分田任务。紧接着，分别建立农民协会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同年3月，在平和县欧寮村成立靖和浦县苏维埃政府时，林路任主席。同年5月，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成立，林路当选委员，继续兼任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委员。此后，林路在巩固老根据地、发展新区和扩大赤卫队、模范队等方面均做出显著成绩。
　　民国24年，林路调至中共云和诏县委机关工作。8月，林路根据特委关于“将大芹山区建设成红军游击队集结休整的大后方”的指示，进驻山内地区开展工作。他首先将工作团和武工队编成三个小组分头行动，一面建立和发展党团的基层组织，一面做好争取保甲长的工作。他委派中共党员和苏区骨干插进各个保中去工作，把许多保长争取过来。2个月后，大芹山周围30个保中都有红色人物，其中19个保成为根据地。同年12月，中共和中区委会成立。和中区开辟后，使闽南、闽西、粤东各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沟通各革命根据地的枢纽。
　　民国25年年初，大芹山区各保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合法组织，取代保甲政权。他广泛团结抗日反蒋力量，加强根据地建设，使部队一来，便能在深山密林中休整。
　　民国26年7月发生漳浦事件以后，闽粤边区革命进入困难时期。林路坚持在平和工作，任中共平和县委书记，下辖和中、五南、双坂、文峰4个区委，有80多个中共支部，党员400余人。他指导和中区委，动员共产党员积极发动青年参军，以恢复和发展红军队伍。这个区经过10多天的宣传鼓动，动员90多名青年入伍，编成一个连队。林路还亲自写信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谭震林，请其派武装援助闽南。同年9月初，谭震林率领闽西一个武装排来到平和山内，林路即向谭震林汇报工作，共商斗争大计。随后，谭震林派人从闽西送来40多杆枪。闽南红军有了武器，又在闽西武装排协助下，革命斗争迅速恢复起来。
　　民国27年春，重建的闽南红三团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开赴苏皖前线抗日，林路留在闽南工作。同年2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改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浚，林路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他经常深入农村城镇，为宣传和组织抗日工作而日夜奔劳。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恨之入骨，埋下杀机。同年6月4日晚上，正当林路和工作人员小洪在平和小溪坑里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国民党当局派遣保安分队长蔡标带队包围林路住所，把他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蔡雁、蔡文祺、小洪及一警卫员。6月23日，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会发布《为追悼林路同志告同胞书》，指出林路的牺牲，“不仅是敝党的损失，而且是国家民族沉痛的损失”。
　　

　　谢卓元(1905～1935年)，又名冠欧，广东省大埔县芙雅区人。在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运动，是早期共产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闽粤边区坚持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功绩卓著。民国24年(1935年)肃反中被错杀，时年仅30岁。后经复查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国11年夏季，卓元在本村小学毕业，秋季进入大埔中学读书。民国12年至民国14年，担任该校学生联合会主席，与大埔旅穗学生张善铭、蓝裕业、肖隽英等人交好，共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在埔中组织新学生社，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民国15年3月，时值国共两党合作，谢卓元以共青团员和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大埔县党部执委会。他和中共党员郭栋材、饶龙光(均党部执委)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致力促进国民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同年，谢卓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党组织指派他到太宁、大麻、芙雅等地领导革命运动。
　　翌年，“八一”南昌起义队伍途经大埔，谢卓元受命负责建立大埔县工农革命政权。在起义军帮助下，处决了反动分子谢炬生，并扩建了农民武装。10月，中共大埔县委组织党员分赴农村建立武装，开辟新区，组织暴动。谢卓元回到家乡芙雅，传播革命火种，组建革命武装。
　　民国17年1月，谢卓元被选为中共大埔县委委员。5月，在他的积极工作下，中共芙雅支部成立。6月，他率领支部成员及农民武装袭击土豪管遇村、谢灼卿、黎清渠，提出“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男女平等”等革命口号，深受贫苦农民拥护。不久，大麻反动民团进剿芙雅，以800块大洋悬赏缉拿谢卓元。8月，他根据大埔县委“分散隐蔽活动”的决定，转到三河坝一带秘密活动，发展党员。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终于建立农民武装与政权，并于翌年夏天建立中共三河(大府)区委会。
　　同一时期，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大埔革命委员会，谢卓元任主席。由于国民党军队徐景棠部纠集三河、大麻团防“围剿”三河、芙雅等地，谢卓元和张土生等人决定：领导机关、赤卫队撤往山区，兵分南北两路，以游击方式活动于梅县、大埔、丰顺(简称梅埔丰)边境的铜鼓嶂、明山地带和闽粤边的大埔与永定相邻的埔北山区，并在梅江北岸的乌猛斗、汀江西岸的坪沙一线，建立交通线，以便南通铜鼓嶂，北联闽西永定苏区，谢卓元、丘宗海等人进入坪沙。不久，成立中共埔北区委会，后由谢卓元兼任书记。
　　民国18年8月，谢卓元、张国栋、丘宗海率领一支精干的武装，在青溪中共党员的密切配合下，于晚间奔袭企图“围剿”闽西苏区的国民党丘文、廖武郎部，重创敌军，逼使敌人推迟清剿行动。
　　此后，为执行东江特委关于发展闽西和东江地区联系的指示，谢卓元等县委领导人几次渡过韩江、汀江，进入埔东，在闽粤边境的饶平、平和、大埔、诏安(简称“饶和埔诏”)边区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9年2月，中共大埔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梅埔丰边界的铜鼓嶂山村召开，谢卓元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同年5月，东江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丰顺八乡山召开，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同年秋天，饶和埔县革委会在埔东的和村成立，谢卓元为主席。从此，他积极领导边区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巩固边区根据地中心区域。
　　同年，党内因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在“以城市为中心，促成全国武装总暴动”的错误方针指导下，闽西红军奉命向东江进军，三次出击，三次失利，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武装斗争面临困境。就在这年秋天，国民党大埔县县长梁若谷率兵数百名，三路围攻饶和埔县委机关驻地和村，因敌众我寡，革命政府人员被迫撤入深山密林里。敌军开进和村，劫财物，焚民房，尔后离去。谢卓元和丘宗海随即组织力量进村救火，动员群众重建家园，并就地镇压与敌军通气的土豪，张贴布告，民心复振。同年12月，县委在该村召开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大会，3000余人到会，群情高昂。
　　民国20年1月，饶和埔革委会机关迁到大东。2月7日，饶和埔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准备成立边县苏维埃政府)，大东会址突遭闽粤二省数千敌军三路包围。谢卓元等人沉着指挥会议代表分头撤离，并组织群众疏散。此后，部分干部北上闽西进入中央苏区，谢卓元、张华云等人即转移到诏安北部山区。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日子里，谢卓元坚持在闽粤边区进行武装斗争。
　　同年春，谢卓元参加在诏安县秀篆乡石下村召开的中共饶和埔诏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健全领导机构，扩充农民武装，开辟新区等举措。6月，县委书记刘锡三遭敌袭击受伤后，由谢卓元、余丁仁主持县委工作。谢卓元口才好，他在大小会上讲话时，态度亲切，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吸引了民众。他经常组织赤卫队到各地散发张贴标语和传单，派人剪断敌人的电话线，还指派在敌占区圩镇有亲友关系的赤卫队员，想方设法购买纸张、电池、药品等物资，充实部队给养，解决苏区民生。
　　民国21年4月至5月，中央红军入漳期间，谢卓元、余丁仁等县委领导成员抓住有利时机，在诏安秀篆等地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农会、赤卫队，扩大和巩固革命基点村。6月，在石下村正式成立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谢卓元被选为委员，参与领导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这时，饶和埔诏中心辖区“纵横六十里，大小六七百户”，进入兴盛时期。
　　民国21年秋至民国23年春，饶平、平和、诏安等县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地方民团，残酷“围剿”饶和埔诏苏区，采取强迫移民并村、诱骗自新等手段，企图一举摧毁饶和浦根据地。诏安北部的陈坑、马坑、芳田洋、石下、赤竹坪等村庄，多次被敌人焚烧、洗劫。在反“围剿”中，谢卓元和其他领导人组织赤卫队、赤常队、游击队上山同敌人周旋，采用“敌剿，上山打游击；敌疲，我们去袭击；敌走，回乡搞生产”的策略来对付敌人。还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官兵，鼓舞苏区军民斗志。
　　民国23年5月，谢卓元奉调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负责宣传工作。8月，特委正式成立时，他被选为委员。会后，谢卓元到中共潮澄饶县委传达贯彻特委会议精神。
　　民国24年夏，中共闽粤边特委开展“肃社党”活动，谢被疑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受关押审查。同年冬，谢卓元被错杀于南靖县程溪区(今属龙海市)的后座山。
　　新中国成立后，谢卓元的沉冤得到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庄克(1906～1930年)，又名庄其，漳州城区人，父亲庄赐是打丝工，收入微薄，家境贫困。他6岁时，母亲病故，由其叔母抚育成人。8岁入苍园小学读书，17岁初中毕业后当丝线工。民国16年(1927年)2月，经许涂淼介绍，进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接受党的委派，以推销丝绒为名，赴上海学习工人运动经验。期间，他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并将推销丝绒的款用作革命活动经费。从上海回漳州后，他在丝纱、染布行业组织工会。不久，许涂淼领导漳州工人举行“二五加薪”大罢工，庄克领导丝纱工会积极响应。加入罢工行列。此次罢工取得胜利，打丝工人的工资普遍提高。
　　为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真理，培养革命力量，他创办了“工人夜校”，并亲自授课，许多学员经过培训教育，成为丝纱工会的骨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庄克转入地下活动。此后又与许涂淼等发动了轻便车工人罢工斗争，也取得胜利。
　　民国17年4月，为配合朱积垒领导的平和暴动，庄克和李金发、王占春等根据省委指示，夜袭程溪保安分驻所，毙俘敌人1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械子弹。
　　民国17年6月，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漳州党的活动据点遭破坏，庄克冒着生命危险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不幸被捕。他被囚禁在国民党警察局，继而转入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部监狱。敌人以软化手段，诱他与共产党一刀两断，清除工人中的赤化分子，被他义正严词地拒绝。敌人软化不行，采取严刑拷打，灌肥皂水，烧香烫背，庄克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民国19年3月20日，庄克被敌人枪杀，年仅24岁。
　　

　　洪炯桓(1906～1938年)，长泰县岩溪镇湖珠村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背井离乡，到南洋谋生，后将炯桓接到印尼巨港华文学校就学。炯桓勤奋攻读，获得优异成绩。高中毕业以后，适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炯桓身在异乡，心怀祖国，报名参加华侨归国抗日志愿团，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航空学校(第五期)。经过刻苦学习与训练，很快掌握了一整套飞行与战斗的高超技术。毕业后留校任空军中尉教官。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的罪行，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洪炯桓带领学生，奔赴柳州空军基地，以空中战场做为实验室，以敌机做为“枪靶”，在空战中学习空战，以实战来提高杀敌的本领。学员士气旺盛，屡给日军以沉重歼击。
　　民国27年(1938年)9月13日，一架敌机窜入柳州上空，炯桓立即驾机升空迎击。敌机一见，掉头往南逃窜，炯桓紧追不舍，力图靠近，寻机歼敌。经过一段飞程，炯桓发现背后一群敌机尾随而来，才知中了敌人圈套。正在危急之时，洪炯桓心生一计，决定出奇取胜，立即俯冲，避开敌机瞄准标。当日军机群也跟着俯冲尾随，重新调整瞄镜坐标时，洪炯桓又重新拉起升降杆，抬头垂直上升，紧接着后翻，在这头朝地、尾朝天的瞬间，又迅速恢复原状。这一刹那，敌机已闯前落在炯桓的瞄准镜中，炯桓连发两枪，击落敌机两架。而飞在前面的敌机，正在欣赏中国飞行员的后翻绝技时，最前头的两架，冷不防撞在山峰上，起火坠地。炯桓取得了辉煌战果。
　　日军机群见势不妙，立即分散开来，跟随在炯桓的左右上下。敌人用中国话，以报话机向洪炯桓逼降。洪炯桓誓不投降，终因众寡悬殊而被击中，机毁人亡，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庄锡夫(1906～1950年)，又名游岳，南靖县奎洋镇东楼村人。民国5年(1916年)，父母相继亡故，年仅11岁的庄锡夫和哥哥庄锡聪、庄锡邦相依为命。民国7年，庄锡夫被漳州暨南中学校长游藏珍收为养子，改名庄游岳。在养父的教育培养下，庄锡夫从暨南中学升入上海暨南大学深造。后因病辍学，回漳州暨南中学任教。
　　民国18年，庄锡夫远涉重洋到缅甸华人侨居地当教师。民国22年，在暨南中学重执教鞭。
　　民国24年游藏珍去世，庄锡夫回奎洋老家。家乡的贫穷落后促使庄锡夫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为筹办小学，新婚不久的庄锡夫于民国26年3月再度赴缅甸，向华侨募捐，筹集资金。翌年初，中心小学开办，他出任校长。
　　民国29年国民党政府实施“政教合一”，乡(镇)长兼任校长。庄锡夫于次年至民国33年任奎洋乡乡长兼中心小学校长。随后又当选为奎洋乡乡民代表会主席，南靖县参议会候补参议员，后递补为县参议员。庄锡夫以廉养身，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任乡长多年，却未添家业。他在处理乡务的同时，时常深入学校检查校务，帮助教师解决薪津费用等难题。对某些族长或豪绅把持公田，侵吞公款，坚决予以查处，据理维护教师利益。因此，当地一些流氓、地痞对他心存忌恨。
　　民国37年秋，中共永(定)(平)和(南)靖边区县工委和闽南支队计划开辟奎洋新区，派我七连副政治指导员庄鸿荣回奎洋乡店美村老家开展工作。庄鸿荣约庄锡夫面谈，庄锡夫欣然答应并帮助游击队开展工作。
　　民国38年春节，闽南支队第二团团长张振礼率七连100多名战士进驻下奎洋溪口尾，庄锡夫主动担负游击队的给养任务。七连驻溪口尾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庄锡夫筹集了大批粮食，还拿出10多枝长短枪和许多子弹支援游击队。期间，他发动当地17名青年参加游击队，其侄庄金炳(又名庄鲁)也一同入伍，后任副排长，在华安县下樟战斗中牺牲。此外，庄锡夫还常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游击队顺利地开展新区工作，取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搞“三筹”(筹枪、筹粮、筹款)工作的胜利，新区扩展到上奎洋、长教、梅林、双溪、科岭一带。
　　民国38年3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营长赖德辉部进驻奎洋，屠杀游击队家属，革命接头户庄生炎当众被杀害。赖德辉威胁庄锡夫10天内把参加游击队的人员统统叫回家。庄锡夫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速将敌情转告七连。七连作好战斗准备，粉碎了敌人的“清剿”阴谋。
　　同年4月，闽南支队第七、八连在金山乡新村遭到国民党军袭击，伤病员王南、林燕等数人转移到奎洋偏僻山村粗坝、东孕养伤，庄锡夫及时送去急用药品。每有敌情，他即迅速派人转告我方工作团。负有沟通闽西、闽南联络重任的梅林工作团主任魏春游等3位同志，在往下奎洋途中，被上奎洋联防队队长扣留。庄锡夫获悉，立即派10多个乡兵把魏春游等3人“押”到乡公所，予以保释。
　　5月，庄鸿荣奉命担任奎洋工作团主任，负责协调书教、梅江、和溪、金山等乡工作团。为减少庄鸿荣的工作压力，庄锡夫主动承担与国民党头目接洽策反工作。7月，庄鸿荣到船场乡梧宅村遭到李开瑞股匪伏击，庄锡夫派乡兵前去救援。
　　9月，南靖县城解放，庄鸿荣担任第五区区长。时霞峰自卫队长、惯匪庄烈坤在奎洋一带出没。根据上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通过庄锡夫再次敦促庄烈坤投诚。时庄烈坤已和反共救国军十二兵团漳龙地区副指挥李开瑞勾结，受命为“反共游击大队长”，便佯装响应号召。1950年1月20日上午，庄烈坤派出“和谈”代表，到下楼厝庄锡夫家与庄鸿荣谈判。庄鸿荣刚进门，就被庄烈坤手下人抓起来。庄锡夫怒斥：“如不放庄鸿荣，我就打死你们！”说罢，刚转身要取出抽屉里的驳壳枪便被匪徒杀害。庄锡夫为保护庄鸿荣在枪口相向之中壮烈牺牲，时年44岁。
　　根据庄锡夫的事迹，南靖县人民政府确认庄锡夫为闽南支队奎洋工作团成员，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庄锡夫为革命烈士。
　　

　　刘中明(1906～1989年)，南靖和溪人。幼年时期，由于家庭贫困，仅读过2年私塾。13岁时，他看到村里人用按摩刮痧的办法能治疗不少疾病，于是下决心掌握这门技术。后来到漳州中药店当了2年多的学徒。他苦读《内经》、《伤寒》、《本草纲目》等医书，掌握一些医疗知识，经过几年勤学苦练，20岁时已能用按摩刮痧技术治疗中暑、感冒、痢疾等疾病。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下，医疗技术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1952年，刘中明参加区办卫生联合诊所。1953年和1955年被送到龙溪卫生学校中医进修班和福建中医学院中医进修班学习。他认真研究中医“内功点穴按摩疗法”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总结提高。由于他有高超的医术和热情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得到人民的爱戴，1955年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7年春，刘中明受聘到福建中医研究所工作，省人民医院领导特地指定副院长庄子长、西医潘麟士、中医赵正山等协助他。在此期间，他总结中医按摩治疗近视、气喘、胃痛、中风、小儿瘫痪、面部神经麻痹等疾病的经验，并整理编写成《按摩疗法手册》。1958年，他被卫生部评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卫生医疗技术革命先锋”，授予“继承祖国遗产”金质奖章一枚。是年，他获得福建省劳动模范奖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所还特聘他为该所研究员。同年，《福建中医杂志》刊登他的论文《点穴按摩治疗近视眼》，这为全国开展青少年眼保健操防治近视奠定理论基础。1961年，刘中明参加北京召开的科学大会，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会上，刘中明作《内功点穴治疗法》的报告，他认为人体内压痛点是许多内脏疾病的预报点，骨膜、淋巴分布点与内脏疾病有密切关系，内功点穴按摩与丹田运动相结合是强身健体、抵抗疾病的有效办法，通过内功点穴按摩可控制人体的衰老，减少疾病。
　　1974年，刘中明退休后被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仍坚持研究工作，并创造竹板敲打法、针点穴法、毛涮法、铜线刮穴法等新的按摩方法，还撰写《自然界对人体影响》、《生物电及电磁场在人体中的变化》、《人体阴阳变化中相吸性及互斥性》等著作及笔记数十本。1989年因病逝世，享年83岁，上述著作未及发表刊行。
　　

　　王德(1906～1996年)，原名曾宗乾，福建省海澄县浮宫(今属龙海市)人。童年在家乡就读，民国13年(1924年)，入厦门鼓浪屿美华中学读书，开始接受厦门集美学生运动的思想影响。民国14年下半年回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就读。
　　民国15年春，王德参加海澄县的二师学生学术研究会。研究会每人出钱订一份学术性或政治性刊物，从当时最左的《响导》、《新青年》到最右的《醒狮》(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均予订阅。大家“各取所需”。王德从《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到《响导》、《新青年》广泛阅读，经学习比较和联系社会实际，认识到共产主义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同年秋，王德当上学生联合会筹备处的副主任，成为漳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同年北伐军进漳，中共地方组织在漳州秘密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称为CY)。王德是团支部7人中的一名。民国16年2月王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国16年4月上、中旬，国民党叛变革命，王德在漳州事变的第二天(即4月11日)同林盈科等四五个人一道，撤至漳州南乡的邹塘村(该村是与王德同时转党的王占春的家乡)，后得知国民党当局不抓学生，方回到学校，进行一些形势许可的活动。
　　不久，王德等活动分子被学校开除学籍，于是就同王占春、卢克等人，在漳州南乡和南靖县程溪搞农民运动。同年8月，党中央派陈明、谢景德从武汉来漳州，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陈、谢先找到王德(按：漳州“四一O”事变后，翁振华离漳去武汉，曾告诉陈、谢寻找王德的地点)，由王德和邱泮林交通联络后，召开中共闽南特委扩大会议，重新成立闽南特委并恢复工作。时漳州城区、石码、南靖、海澄的工作，由刘乾初负责，刘不会讲闽南话，王德便充当翻译和向导。
　　民国16年12月底，中共闽南、闽北两特委在漳州王德、刘乾初的住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同时成立共青团福建临时省委(后经中央批准，均改为正式省委)。团省委由孟用潜任书记，刘端生、陈柏生(必新)分任组织、宣传部长，王德任团省委漳(州)石(石码)澄(海澄)特派员。团省委机关设在厦门。
　　民国17年3月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迁至厦门，王德也转到厦门工作。当时，团省委书记孟用潜被选为团全国“五大”代表(后共产国际批准，团“五大”代表均为中共“六大”代表)，赴会期间党由陈祖康代理书记，团由陈柏生代理书记，刘端生任宣传部长，王德任组织部长兼主管厦门工作。厦门自上年“四九”以后，党团工作均告瘫痪，这个时期才恢复正常工作。
　　民国19年5月，王德参与领导著名的厦门劫狱行动，营救出狱中一批革命同志。此后，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病逝，王德继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
　　民国20年初，中共中央调王德到上海工作。1月10日，王德由厦门到上海。先在团中央工作，不久任巡视员赴东北指导工作，继任团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同年4月，调回团中央任组织部长、秘书长。7月，调任团河北省委书记。这一期间，中共党内出现左倾冒险错误，致使党团工作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王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同年11月间，王德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判刑后，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仔监狱)。他在狱中党支部干事会领导下，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长达5年之久。
　　民国25年9月(一说三四月间)，经中共北方局营救出狱。出狱后，任中共北平学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参与“一二·九”运动中后期的组织领导工作。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德被派往绥远任省工委组织部长，后带武装队伍到晋西北。民国27年5月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主任、中央组织部地方科长、党务研究室研究员。民国31年8月到晋绥，先后任晋绥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晋绥二地委书记和二军分区一二○师独立二旅政委。抗战胜利后，任雁门区党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王德于1951年南下广东，任中共粤西区委第二书记，1952年改任中共粤中区委第一书记；1954年1月调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同年10月升任市委第一书记。期间，先后担任政协广州市第一至四届主席。1956年起，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他为把广州市从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发展和繁荣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1966年1月调任中南局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当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王德受到揪斗与关押。他在自己蒙冤的情况下，仍坚持原则，保护同志，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1979年，王德重新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先后分管农业和组织、党群工作。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2年9月，王德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主动向党中央提出不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侯选人，表现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受到党中央和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王德同志离休后，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多次回家乡漳州指导党史研究工作，撰写不少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其中对震中学社混淆是听的说法，以当事人的身份一一加以驳斥，这对研究漳州革命斗争史有着直接帮助。
　　1996年2月23日，王德病逝于广州，享年90岁。
　　

　　李金发(1907～1932年)，龙溪县宅前村人。出生不久，生母病逝，生父杨心匏家境贫困，无力抚养，便将其过继给四社港口村李蚝夫妇当养子，取名李金发。李金发7岁时，养父把他送到外祖父家的下洋村私塾念书。
　　9岁时，父母迁居漳州下田霞，他也转到漳州读书。13岁时，家庭生活越来越艰苦，不得不停学，经亲人介绍到漳州广源店染坊当学徒。他勤劳肯学，3年后按期出师，被雇为二手师傅。
　　民国15年(1926年)，李金发结识了漳州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丝纱工人庄克，参加党领导下的丝纱染织工会。
　　民国16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领导闽南一带的工农革命运动。李金发被选为丝纱染织工会主席，他带领工人开展增薪的斗争。随后，参加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学习。他在实际斗争活动中经受了考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时，闽南一片白色恐怖，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被解散，漳州一些受过工人运动冲击的资本家也乘机报复开除了李金发，并通知全行业不准再雇用他。这年秋天，漳州省立第三高中为镇压学潮，把王占春、王德等15名学生开除出校。李金发和王占春既是同志，又是同乡，他俩白天深入南乡农村，晚上潜入漳州，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漳州轻便车公司雇用工人170多人，大都是南乡贫苦农民，工人们对资方克扣工资、欠发车油补贴费和过节费十分不满。李金发、王占春等通过发动、领导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使资方答应立即释放被捕工人、补发1600元被扣的款项，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
　　民国16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提出福建党的工作路线，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到农村。李金发、王占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把活动重点转向漳州南乡一带的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南乡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并从会员中组织一支20多人的精干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民国17年2月，国民党陆军第二十六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率部移驻漳州，加紧镇压革命运动，扩充兵员，为补军费不足摊派苛捐杂税，老百姓怨声载道。中共闽南临委提出“抗捐、抗税、抗租、抗息，抗夫”等口号，李金发、王占春具体研究了情况，决定重点打击捐棍头子，为群众的斗争撑腰。他先后带领游击队在半林圩场击毙税虫捐棍郑仪水，在木棉税卡严惩陈荣宗，打掉了敌人嚣张气焰，南乡各村普遍有几个月拒交捐税，有的村甚至抗交二三年。
　　民国18年春，中共在厦门的机关遭敌人破坏，省委委员陈香仔、闽南特委委员李联星在石码被敌人逮捕，李联星于7月间壮烈牺牲。这时，李金发担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他一面加强党基层组织建设，在漳州、石码一带发展支部39个，另一方面组织农民武装，继续在农村开展打土豪、打联防、打捐棍的斗争，削弱敌人的反动统治。同年9月，李金发得到情报：当局将于下南乡何里庵召开族长会议，筹划加强联防自卫。他便和王占春商量，决定袭击何里庵。9月6日上午，李金发、王占春带领10多名农民武装包围何里庵，击毙反动头子。何里庵事件使农民武装声威大振，封建势力一时销声匿迹。
　　同年冬，陶铸从省委调到漳州，重建遭受破坏的漳州党组织和中共闽南特委。特委由陶铸任书记，董云阁任副书记，卢肇西任军委书记，李金发为特委委员。特委机关设在漳州南山寺内。
　　12月13日，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正式成立，王占春任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冯翼飞任参谋长，谢少平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代表特委随军行动。支队决定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准备成立漳属苏维埃政权。
　　游击支队成立后，枪支不足，李金发便带领红军战士向大地主摊派银元，筹得款项3000元，一部分送交省委，解决了省委经费的困难，一部分款用来购买30多枝驳壳枪。
　　民国20年7月17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成员由王海萍、许依华、罗春雷，陶铸和李金发5人组成。8月9日，陶铸在漳浦赤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闽南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王占春任司令，李金发任政委，冯翼飞任参谋长，游击队员有100多人。10月间，还顺利地策动下陈民团兵变，缴获枪支弹药一批，大大地鼓舞了斗志。
　　李金发任支队政委期间，十委重视支队中党的建设，在各队成立党支部，加强队员的纪律教育，做好思想工作，提高队员的情绪和勇气，爱护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民国20年冬，省委派邓子恢到漳州接替陶铸的工作，并传达省委指示，扭转游击队单纯军事观点，树立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县委决定将游击队分成三个队，一队去石码，一队去南乡和北乡一带，一队去漳浦小山城，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李金发和邓子恢一起驻下南乡指挥全面工作。
　　民国21年初，漳浦小山城的群众进行抗交国民党师长张贞摊派的飞机捐，群情激昂。县委抓住这个时机，应小山城农民的要求，邓子恢、李金发、王占春带领红军游击队到小山城帮助发动抗捐斗争，开展退租，发展农民自卫军组织，建立了靖、和、浦三县边区革命根据地。
　　同年2月22日，李金发为兼顾南乡老基点村工作，从小山城返回四社新厝大楼。由于石码区委书记苏文波被捕叛变，李金发等人被抓，关押在漳州监狱内。
　　李金发在狱中坚强不屈，正气凛然地回答敌人的审问，粉碎敌人劝降的阴谋。3月5日午夜，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金发等人挖通墙壁越狱成功。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入闽，经长汀、龙岩，抵南靖，直逼漳州。这时，在南乡一带活动的李金发，接到上级的指示，立即部署游击队，配合红军行动。
　　4月19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向漳州挺进，邓子恢、李金发在下南乡古县大庵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动员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大会结束时，已近午夜，李金发即带领一支10多人的队伍向漳州进发；当队伍接近郊区时，遇到从漳州方向来的两个人，李金发询他们城内的情况，他们说是从狱中逃出来的。李金发又问，红军是否已经入城？他们信口回答已入城。这时，可以听到漳州城内正劈劈啪啪的响成一片，那是张贞残部在烧毁弹药库中运不走的子弹，李金发误以为是群众放鞭炮欢迎中央红军，于是带领队员加紧步伐，向漳州进发。
　　李金发第一个走上东新桥头，心情十分舒畅，边走边唱红军歌曲，天色昏暗，下着毛毛细雨，看不清桥的那边还有一些监运子弹尚未撤完的敌人哨兵。敌人发现桥中有人走动，当即呼喊口令。李金发误认为是红军战士，便大声回答：“自己人，同志！”敌哨发觉后，猛射一阵，李金发躲闪不及，腹部中弹倒地。由于流血过多，李金发于黎明前壮烈牺牲在漳州东新桥上，年仅25岁。
　　

　　邱泮林(1907～1938年)，又名林清华、邱焕民，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南村人。生于贫苦农家，七八岁时就帮着当长工的父亲邱盘石给东家邱东记干活。后随当裁缝的叔父到潮州，边学手艺边读书。民国9年(1920年)春读完小学，回家乡在步梯初小当教师，与同县人罗明同事。罗、邱两人经常探讨一些社会问题，抨击时政和封建礼教，罗明每有独到见解，泮林觉得很受启迪，遂结为莫逆之交。
　　民国10年夏季，邱泮林经罗明引荐，考上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入校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民国13年春，以罗明为首在集美学校组建星火社，出版《星火周报》，邱泮林是该报的积极撰稿者之一。同年9月，邱泮林和陈乃昌(邱、陈是同班同学)首批加入该校国民党秘密左派组织，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后成为骨干分子，又介绍许多人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
　　民国14年5月，两广区团委派蓝裕业来厦门，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罗扬才(厦大)、李觉民(厦门某小学)、刘端生、邱泮林(均集美学校)等7人，成立厦门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翌年3月，邱泮林由罗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邱泮林介绍陈乃昌入党。
　　民国16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于漳州，邱泮林当选为委员兼秘书，成为书记罗明的得力助手。他坚决执行特委的决定，按照毛泽东主办农讲所的方法开办漳州农讲所。积极同各方联系，作好教学事务和生活安排。同年4月初得知即将发生反革命政变消息时，他坚决支持闽南特委采取的应变紧急措施，即决定罗明、罗秋天等主要领导人转移到闽西去，以永定下洋为据点开展工作；邱泮林、刘端生等留在漳州坚持工作并负责联络。同年12月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时，邱泮林当选为临时省委秘书长。
　　民国17年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书记罗明，秘书长邱泮林。3月平和暴动后，省委机关迁厦门，留邱在漳州负责党的工作。这期间，邱泮林经王德的介绍，联系一批漳州省立第二师范的进步学生。邱对他们说：“现在搞地下工作要装灰色，装落后，言词不能过激，提防被敌人发觉。”并经常拿一些宣传布尔什维克的书籍给他们学习。每逢革命纪念日或有重大事件，他们就按邱泮林安排，在中山公园附近地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同年夏天农历六月初七，中共福建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邱泮林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到福州兼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民国19年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厦门鼓浪屿内厝澳举行。为掩人耳目，组织上安排邱泮林和何更生(时为妇女委员)“假结婚”作掩护而举行会议。大会选出省委书记罗明，组织部长邱泮林。两个月后，邱泮林改任省委特派员，被派往闽北崇安、建瓯一带巡视工作，组织部长由谢景德接任。同年8月，邱泮林到上海接受中共中央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旋于10月间调回上海工作。期间，邱泮林同何更生两人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怀，逐渐有了“真感情”，经组织批准，在上海结婚。
　　民国20年1月7日，邱泮林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王明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邱泮林列举福建的事实，与持王明观点的人争辩得脸红耳赤，因此受到王明一伙把持的临时中央批判，定为“何孟雄右派骨干分子”，撤销党内职务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分配到上海曹家渡劳勃生路申新纱厂和上海灯泡厂做工运工作。
　　民国21年，邱泮林在上海纱厂被反动军警以“违反治安”、“妨碍交通”的罪名(一说“政治嫌疑犯”)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其时狱中生活环境极其恶劣，饭量不足，空气污浊，见不到阳光，喝不上开水，邱泮林在狱中染上肺病。为改善狱中待遇、反对虐待犯人，邱泮林同许多战友难友向狱警当局展开斗争。当年年底，经党组织营救，以“病重保释”出狱。翌年初，回故乡休养治病。
　　邱泮林从上海回到家乡时，随身带了四担行李。乡人初见时以为泮林发了财，待把行李解开，除几件旧衣服和日常用具外，全都是书籍。泮林的继母指着书说：“这些东西千里迢迢运回家，好当饭吃？”泮林解释说：“这些都是宝贝哩！照它讲的去做，保准天下人都会有饭吃。”
　　民国22年下半年，邱泮林在百侯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百侯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他把共产党的主张、革命道理、进步思想、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民国24年，陈济棠统治的广东省政府通令各中学每周要开两节四书五经课，他在上课时却不照本宣科，而是讲时论，指导学生阅读鲁迅、邹韬奋、郭沫若等人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孔孟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在进步师生中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在课外研究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民国26年秋，邱泮林得知罗明回故乡后，专程去探望他，并热情邀他来侯中任教。罗明到校后，即建立党的教师小组和学生支部，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校中实施抗日救国教育，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邱泮林既是参与决策者，又是积极推行者。在侯中进步教师的教育引导下，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邱泮林上有父母，下有幼弟弱女，家境清贫。那时中学教师的薪水，每月有数十块银元，也不算太少，但他不顾病体，缩衣节食，支持战友，周济贫苦学生，以致延误失医。当他病重时，不少学生轮流看护，喂汤喂药，但因身体衰弱，于民国27年1月30日(农历子丑年十二月三十日)，过早逝世，年仅31岁。葬于百侯月形峰。
　　

　　陈元宰(1907～1939年)，原名陈其昌，云霄城关人。少时在甄陶、浚源小学就读，后保送入泉州培元中学。民国14年(1925年)毕业后，到浚源小学任教。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陈元宰到厦门参加工农运动。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与李联星、张觉觉、郑淼淼转移到漳浦马坪、丹井，以创办醒民小学为掩护，组织农会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8年，陈被派到海澄县海沧至漳浦县旧镇沿海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为开展工作，他将部分房屋典当数百银元做为经费，并将母亲方娘和13岁的胞弟其无(化名陈中)寄居嵩屿农村。自己奔走于海沧、官浔、马坪、山边、旧镇等地，组织农会，成立青年游击队。同时建立厦门、漳州、石码秘密交通站，开辟中共省委通往中央苏区交通线。左权、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先后从此秘密交通线通过。
　　民国19年初，陈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干事、厦门市委主要负责人身份主持厦门市委工作^①。他将母亲安排在地下党机关当“妈妈”，将弟弟安排在鹭江道海滨咖啡馆当“小茶房”跑交通。5月，省委决定举行厦门劫狱，陈负责联络、传达命令和筹备船只，使劫狱斗争取得胜利。8月15日，根据省委指示，将党、团、工会合并为总行动委员会，下设漳属、泉属两个特行委，陈任漳属特行委书记。
　　民国20年1月，陈在厦被捕(时化名为林有龙)，与蔡光宗、林国惠被解往福州，关押于“模范监狱”。他在狱中秘密创办《熔炉》杂志，组织狱友开展改善生活和要求阅读书报的斗争，并通过写家信由其母亲辗转向省委汇报狱中情况。民国22年12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后，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因患肺病咯血，由福州市委接往连江，化名陈元，与同狱缪淑英(女，福安穆洋村人)、范式人、杨彩衡等，到连(江)罗(源)地区工作。不久，连江县委改组，陈任宣传部长，主持县委工作，缪任妇女部长。民国23年元旦，县委组织农、渔民万余人配合闽东红军第十三游击总队，攻下由300多名反动民团盘踞的马鼻镇，成立连江县苏维埃政府。陈拟订《连罗分田大纲》，在全县开展分田运动。同月，第十三游击总队改编为闽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陈兼任参谋长。不久，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反攻马鼻、透堡，陈随军撤往黄岐半岛郭婆村；后又转罗源仓前山区，在此歼灭深坑、瓦窑坂等18乡反动民团，把游击区扩大至罗源、古田、宁德边界。6月，代表连罗县委参加柏柱洋连(江)福(安)中心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支持叶飞筹建闽东特委的建议，并参与筹建工作。8月上旬，红七军团抗日先遣队在桃源降虎与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发生遭遇战。他根据先遣队司令员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的要求，在他主办的《阳光周刊》发表《全县苏区行动起来，投入到救护伤病员中去》文告，在3天内将七八百个伤病员安全运抵下宫红军总医院，并发动群众参加红军队伍。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国民党调集数万军队进攻闽东，大部分苏区被占领。12月，陈被安排到连江新辉村养病，因敌情紧张，与缪淑英一起由渔民掩护转移到三都澳，在海上遇敌即转往厦门。
　　民国24年，陈与缪在漳浦结婚。民国25年初送缪回云霄蚵潭亲戚家分娩，6月送缪携刚满月的女儿回娘家，自己抱病到乌山寻找红军，与红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在宜谷径村会面。8月间，参与驻乌山红军独立营的9月3日袭击云霄县城的策划。此后陈病情加剧，不时咯血。闽粤边特委派人护送他至陈岱，与行医的父兄见面，后往漳浦山边村养病。病好转后转漳浦旧镇清溪小学任教。不久，缪也至旧镇，夫妻以教学为掩护，共同负责当地农运工作。民国28年10月，陈病逝，年仅32岁。缪携幼子转至云霄浯田小学任教，被国民党保安队发现逮捕，后经疏通关系获释回娘家。
　　1957年，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追认陈为革命烈士，遗骸由漳浦迁葬云霄献宝山。1990年，元宰遗骸由子女火化，安放于漳州市烈士陵园。
　　注①：1988年12月1日，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德给漳州市委党史委证明：“元宰同志云霄人，我是1930年在厦门认识他的。当时他是党厦门市主要负责人。厦门市有时设市委，有时没有，元宰同志工作期间是否设立市委，我忘记，如有市委，他是市委书记，如没有市委，他是主要负责人，实际上也是市委书记”。1989年1月4日，原龙岩县委书记翁进煌证明：“陈元宰同志是中共厦门市委书记，我是团市委的代书记。”
　　
　　

　　杨新容(1907～1982年)，原名欣荣，海澄县白水营(今龙海市白水镇)人。民国12年(1923年)在同安县(今属厦门市)集美学校肄业。翌年参加罗明等人组织的“革命协进社”。民国16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2月入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在海澄和厦门等地小学任教。民国17年在上海大夏大学预科、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公学读书。其间担任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联络员，曾配合天津学生请愿团参加第三次赴南京请愿活动。民国21年，返厦执教，并参加“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民国23年9月，杨新容南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民国25年，杨新容应聘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华学校教务主任。民国29年，他接任该校校长。抗日战争初期，他参与当地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并3次募集捐款，汇交八路军驻穗办事处。民国30年，日军南侵前夕，他和詹倍等人发起组织“文化先锋队”，发动侨校教师、店员、学生宣传抗日和开展募捐，并以“文化先锋队”的成员为基础，建立“民族解放大同盟”(后改名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杨新容被推任总支书记兼西爪哇支部书记。民国34年1月，他与黄规等人组织“中华教师公会”，杨任主席。1951年雅加达华侨促进会(中华侨团总会前身)成立时，杨新容被推为副主席及文教主任。
　　1953年杨新容回国后，参加创建“北京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先后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和党组书记。1956年5月，调任福建集美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校长兼支部书记。
　　杨新容历任第二至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厦门市委员会常委、厦门市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1982年1月22日，杨新容病逝，享年75岁。
　　

　　沈耀初(1907～1990年)，福建省诏安县人。生于诏安县城南士渡村，故自号士渡人(70岁后改号士渡叟)。
　　沈耀初幼喜丹青，天性敏悟，更得名师沈镜湖的指导，从而奠定坚实绘画基础。年轻时先后就读于龙溪师范、厦门美专、汕头艺师。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并在诏安与沈汉桢等人创办燕石画社。民国37年(1948年)应朋友之邀，携带60余件作品，由厦门东渡台湾，岂知一去之后两岸隔绝，在台孤身一人，竟达30多年。他秉性高洁，不逐名利，教书之余，寄情丹青，致志书画。有一年除夕作《鸡雏图》题诗云：“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对汝长叹息，漂泊两关情。”寄托对故乡的思念。他在艺术上崇尚扬州八怪、八大山人朱耷及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博采众长、而又锐意求变。他善于画花木、菜蔬、虫鱼、鸟兽、山水、人物，尤擅长鸡、鸭、鹅、芦雁，构图新异奇崛，造型简洁传神，笔墨沉酣磅礴，意境幽蕴深邃，卓然独立，自成一家。
　　沈耀初积多年创作经验，写了《我的艺术创作观》，主张作画应求“宁简勿繁，宁拙勿巧，宁大勿小，宁重勿轻，宁厚勿薄，宁迟勿速”，并提出关于传统与创新、关于绘画要多读书等见解。因此，他的画形简意深，意韵新颖，凝重深邃。
　　1973年8月，沈耀初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震动画坛。翌年，获台湾画学会最高荣誉——金爵奖。1983年台湾评选十大美术家，沈耀初与张大千等并列入选。1976年和1990年他先后在台湾出版《沈耀初画集》第一、二两集。从1975年起沈耀初多次在欧、美、亚和澳洲的数十个城市以及香港、台湾省内各地举行个人画展或联展。1989年被英国剑桥大学编入《世界名人录》。
　　1982年以后，沈耀初多次回乡探亲，梓里之情激发他叶落归根的愿望。他毅然拿出多年积蓄在家乡诏安县兴建“沈耀初美术馆”。先后捐资修建诏安县儿童乐园、仕江小学，支持家乡发展教育事业。
　　沈耀初爱国爱乡情真意切。台湾友人曾劝他落根于台湾或移居于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地也曾以重金礼聘，他都一一婉谢，于1989年回乡定居。1990年6月，他意往台湾携回平生100多帧作品，筹建美术馆，不料沉疴复发，于1990年10月24日病逝于士渡村故居，享年83岁。
　　

　　汤涛(1907～1993年)，学名静澜，云霄屿城外村人。自幼入学，民国15年(1926年)夏毕业于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秋就读于诏安福建陆军干部学校，翌年春投考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炮科)，在校期间加入国民党特别总部为党员。
　　民国18年5月，汤涛开始步入军界，初转入幕府山炮兵班到汉口市北郊建筑要塞。同年9月回南京，因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反对蒋介石，事泄后逃往上海法租界，后被派往广西参加反蒋内战。他途经梧州在船上被叛军师长吕焕炎扣押，解广州陆军第十一军军部囚禁8个月，经漳州驻军师长张贞保释回家。越年春，改名汤涛，投陆军新编第一师任特务营排长、代连长。后几经升迁，至民国31年春，任福建省第五区保安上校副司令，曾奉命进犯乌山、梁山等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部队改编，一度辞职返乡。民国37年5月调任诏安县长。民国38年1月，汤涛任云霄县长。
　　1949年间，东北全境及北京、南京相继解放，蒋家王朝势如垒卵，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挺进江南。汤涛耳濡目染，惶恐不安。5月间，忽接香港邮件(系地下党员汤维琦所寄)，内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告，心有所动。自思“蒋介石虽有800万军队，尚且难逃其覆灭命运，云霄一弹丸之地，何堪一击，何去何从，我当作抉择”。因此，于6月一个夜晚，约亲信李受图(县政府主任秘书)、吴荣贵(自卫团副团长)、张启圣(警察局长)密谈，认为时局十分清楚，傅作义身任华北总司令，也起义投向共产党；南京政府垮台，国民党大势已去，因此应及时寻找出路。张当即表示愿意出面寻访乌山游击队的亲友张水满，表明投诚意向，后吴荣贵也往厦门通过闽中地下党表明起义意愿。
　　民国38年8月间，中共云和诏县委派汤维琦、许德邦等到世坂加紧策动敌人起义投诚，争取早日解放云霄。汤涛得此消息后，即派吴荣贵前往联系，经多次密议决定先由自卫团第二中队一分队进行武装起义，促进云霄和平解放。9月23日，与中共谈判代表汤维琦进行接触。双方约定于9月25日8时在城关沈厝埕汤精义的家里进行谈判。是日，汤涛召集地方党政军警上层人物及各界代表共20多人参加，并首先发言指出：不能再为国民党作无谓的牺牲，要以和平解放来保全地方人民利益为上策。汤维琦也针对云霄一些具体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在排除部分阻力，双方表明和平解放云霄的决心和态度后，即日达成协议，并成立由许桂芳、石润华为正、副主任的“云霄县自动解放筹备委员会”。经多方努力，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进城接管，胜利地实现云霄和平解放。
　　1950年1月至4月，汤涛参加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举办的旧人员学习班，后到云霄公安局工作，主要协助解放东山工作。7月，接受组织的派遣，到香港执行了解美蒋特务阴谋活动的秘密任务。抵港后，借口“避清算镇压”解除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和监视，由涂思宗(华南区自由中国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原四十九师副师长、汤涛的上司)介绍参加其反动组织，委以“福建纵队副司令兼闽南支队长”。1951年夏，涂又拉汤涛参加洪门会(以上情报均通过秘密联络点报告派出机关备查)。数月后涂被香港警务总署搜家，疑为汤涛检举，即以“训练”为名，将汤涛遣往太平洋塞班岛美国军事基地密设的“自由中国反共抗俄政治学校”和日本东京神奈川美军宪兵营房内“自由中国反共救国军总部”，后送冲绳岛美军补给司令部“自由中国反共救国军后勤基地”隔离审查达3年之久。1954年1月，“自由中国反共救国军”撤并归台湾特务机构，敌迫汤涛归队到台湾。汤不从，要求遣回香港转新加坡自谋生计，于是再次被疑有所图谋，受电刑逼供。后因得不到任何证据，于1954年8月被遣散回香港，在长洲岛经营米店“待命”。1956年10月经呈报请示，核准返漳汇报工作并转地方安置。
　　1957年4月起，先后任漳州市(县级)及地级漳州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委，民革漳州市委员会主委、省委委员，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3年12月，逝世于芗城，享年86岁。
　　

　　郑裕德(1908～1931年)，漳州城区人。少时聪颖，勤奋好学，在中学期间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与同学谈论国事，常发表愤恨封建制度和军阀统治的议论。民国15年(1926年)冬，北伐军入漳，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配合下，漳州开展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在革命形势影响下，他更加勤奋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中的革命活动。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漳州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学生，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漳州城。郑裕德不畏敌人的强暴，不怕风险，秘密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是年冬，中共福建省临委在漳州成立，党组织安排他到省委机关做文印工作。他在工作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严守党的机密。当时省委文印工作单位设在漳州东门街(今新华东路)，而他家就在附近的文川里，两地相距很近，但他从不回家，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受到领导的高度赞扬。民国17年初，省临委机关迁往厦门鼓浪屿，他随机关到厦门工作。由于他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上能独立处理问题，不久便参加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工作，分工负责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团体的领导工作。他工作，认真、细致、积极、负责，处理重大关键问题坚定又果断。同志间，要是有人向他打听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便提醒地说：“不是你应该知道的就不要问。”以此来培养同志们遵守组织纪律的自觉性。
　　民国20年3月25日，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省委秘书处和宣传部遭到敌人破坏，郑裕德、李国珍(省委宣传部长)等同志被国民党警宪搜捕，关在厦门伪警察局的囚牢里。4月30日，郑裕德被押到禾山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张长水(1908～1936年)，山东人。中共党员。
　　民国21年(1932年)4月20日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时，张长水24岁，是红军某部的排长。红军驻漳1个多月间，张积极参与收集战利品、宣传抗日、筹集款物等工作。5月中旬，张奉命到漳浦城关参加原闽南红军游击队的扩编，5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正式成立，下辖6个连，张任第三连连长。从此，张长水留驻闽南，为巩固和发展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新游击区而斗争。
　　同年5月28日，中央红军胜利回师中央苏区。6月初，国民党军张贞残部从诏安窜至漳浦，纠集翁猪母、陈祥云两股民团，向红三团猖狂反扑。开始，在红三团统一指挥下，红三连曾迎头痛击敌人，乘胜攻下漳浦县城，尔后主动撤到崎岭休整。6月5日，红三团被敌军3000多人包围，双方展开一场激战。在突围中，政委王占春腹部中弹(几天后壮烈牺牲)，在团长冯翼飞带领下，张长水指挥红三连同部队一道迅速突破重围，保存了闽南红军武装。同年年底，红三团在漳浦县龙岭进行整编，指战员300多人，编为团部教导队和4个连，张长水调至团部工作。
　　民国22年5月，张长水担任红三团副团长。同年冬，红三团在平和县欧寮进行短期整训，团长尹林平调往厦门工作，张长水升任团长。整训期间，红三团从漳浦义勇军和根据地赤卫队补充兵员，全团300多人编为5个连和1个教导排。张长水在全团进行一次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的教育活动，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极度恐慌，被迫暂缓对闽南苏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围剿”。张长水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率领红三团在平和县的东楼、龙头，云霄县的何地、坪水、潮洋，漳浦县的龙潭、后井，诏安县的进水等地，进行扩大游击区、开拓新局面的活动，巩固和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
　　民国23年3月，张长水率领红三团2个连和团部教导排挺进漳浦梁山西部的葛埔、通坑岭、刺塘后和金刚山一带，打开通往云霄的屏障，使龙墓山、盘陀岭以南的岭脚、瓦窑坑、白楼、官园、古楼、后埔等乡村联成一片。此后，又将梁山东北部的龙潭、后井和东南部的过洋、徐坎、凹仔坪、前陈、路边等自然村变成游击队的战略基点。
　　同年4月初，国民党第五十二师1个团进犯平和县五寨乌门。红三团奇袭石门村，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枪支20余杆。5月1日，红三团在五寨伏击省保安团韩柳添部，毙敌数人，俘敌30余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上百杆。5月4日，双方又打了一次遭遇肉搏战，红三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英勇牺牲。6月下旬，张长水获知平和保安团陈秀林和民团林寿府带领300多人“围剿”五寨、东楼，实行“烧、杀、抢”，他立即率领一个连赶到东楼往五寨必经之地松子垵截击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开创红三团以少胜多的战例。
　　同年8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邦寮山正式成立。张长水根据特委的军事部署，把红三团分兵二路：一路向漳浦海边的梁山方向发展，以蜈蚣山、龙潭、后井、新村为基点，开辟盘陀、古楼、瓦坑、通坑、上坪庄、杜浔、葛后、崎岭、庙埔一带的工作；另一路向峨嵋山、内外东溪、龙山、南霞挺进，工作一直开展到小溪、粗坑、圆仔山内、东坑一带。不久，红三团在乌山一带与东江取得联系，并同活动在永(定)、(平)和、(南)靖边境和漳龙公路上的闽西红八团和活动在饶(平)、(平)和、(大)埔边区的红九团的武装斗争相呼应。9月，省保安团沈东海部500多人，驻扎在平和三坪院和许霜楼，伺机进犯靖和浦中心区欧寮。张长水奉命率领红三团第三连和第五连共150多人，在三坪通往欧寮必经大路而距埔尖山2里的转弯处设伏，打了一次胜仗，毙伤敌人90多名，俘敌80多名，缴获重机枪2挺。这就是著名的“埔尖伏击战”。
　　民国24年春，张长水奉命率领红三团到封锁线外开辟新游击区。6月，红三团与红九团在三坪胜利会师，从而实现特委打通闽西、联系东江的战略部署。
　　民国25年1月，张长水接到报告，驻南靖县洋尾溪岩前大土楼保安队欺凌百姓，群众要求红三团为民除害。同月23日，他率领红三团2个连队200多人强攻岩前土楼，拔除这个反动据点。同年3月，红三团抵达下寨、崎岭，直接威胁平和县城九峰，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同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所属的各支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红三团编为第三支队，张长水任支队长。6月23日，张长水率领第一、第二中队和特务排300多人，按预定计划，一举攻克平和县五寨乡国民党乡政府联防基地，击毙顽抗的反动首领10多人，俘虏团丁乡丁20余人。25日，继续实施拔除严重威胁梁山西南面游击区群众安全的白泉联防据点的战斗行动。26日凌晨5时，红三支队向白泉村守敌发起进攻。因敌人以密集火力封住通道，无法突破敌防御工事。红三支队驻守在后埔村尖峰山的警戒排，又突遭国民党第八十师1个营的袭击。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张长水立即命令部队冲上尖锋山，抢占制高点。但制高点却被保安团王泽成部占据，激战中，张长水腹部中弹负伤，于是部队分两路撤出战场。同志们把张长水抬到梁山石洞，但因流血过多，伤势恶化，医治无效，逝于石洞中。时年仅28岁。
　　

　　李明康(1908～1936年)，福建省上杭县卢丰乡李厝村人。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闽西南坚持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一名革命烈士，被人赞颂为“千秋碧血竹山魂”。
　　李明康出身于李厝村一个贫农家庭，他个子高挑精瘦，自幼谦逊好学，善思考，有胆略，人缘好，是村子里的优秀青年。民国19年(1930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
　　民国23年4月，李明康任红八团宣传干事。红八团奉中央军委命令，挺进漳(州)龙(岩)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争，在龙岩、永定、南靖三县边区进行打伏击、劫军车、割电线、炸桥梁、攻土楼、打土豪、筹粮款等活动。李明康围绕这些活动，做好鼓舞群众、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
　　翌年4月，红八团组织武装政治工作团，李明康任团长。他与罗桂华、赵群、游和顺、林忠保等10几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来到南靖县科岭一带，组建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同时组织起农会、妇女会，建立村一级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
　　工作团在科岭一带点燃的革命火焰，引起敌人仇恨，除派兵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反扑外，还向基点村派遣暗探，侦查工作团活动情况，严重威胁根据地军民安全。李明康经过反复调查，查明国民党中央军收买一个名叫谢阿炳的侦探，化装货郎混进科岭根据地，多次给敌人提供苏区情报。李明康根据苏区的除奸条令，果断地镇压了这名奸细。
　　民国24年冬，敌人以经济封锁的手段，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敌方阴谋，李明康带领工作团，一方面秘密组织可靠的小商贩、农民到外围地区，将粮食、食盐和布匹、电池、肥皂、胶鞋等日用品挑回科岭村，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另方面，按户入股筹集资金，帮助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多渠道采购物资，合理供应，终于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
　　民国25年元旦，李明康出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同年2月18日，成立岩永靖县军政委员会，李明康被选为主席。7月15日，李明康在岩永靖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传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精神，指出当时的斗争任务是：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代表大会上成立靖北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同年10月17日(九月初三日)，李明康获悉龙岩县适中乡温屿村有少数游击队员存在着悲观情绪，便带着特务大队队长赵群和一名通讯员，来到温屿村同游击队员谈心，鼓励他们振作精神，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当天晚上，李明康就留宿在大竹山草寮里。不料，这一天白天，岩永靖军政委员会的一个管理员到适中圩场上买东西被捕叛变，供出李明康的住处。深夜，敌人包围了大竹山。当李明康发现被敌包围的严重情势，迅速拔出手枪，并令赵群和通讯员悄悄向寮后突围；自己跃出草寮，朝赵群俩突围的相反方向穿越竹林，奔向峰顶，有意把敌人吸引过来，以掩护战友脱险。敌人发现李明康奔走踪迹，立即包抄追击。李明康是个神枪手，在突围中撂倒了几个敌人。突然，竹山那边也响起了枪声。从寮后突围的赵群和通讯员，遭遇随后赶到的适中民团，牺牲在乱枪之下。此刻，李明康的左臂和右腿相继负伤，显然不可能突围了。他横下一条心，宁死不当俘虏！当他再次射击时，几颗子弹向他飞来，李明康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张敏(1908～1937年)，原名张义恭，字章邑，广东省澄海县下蓬区岐山乡张厝村人。民国12年(1923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民国1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下蓬区、汕头市郊农会负责人。
　　民国16年4月国共分裂以后，张敏转到桑浦一带农村和潮汕铁路沿线开展武装斗争。次年3月，奉命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常委兼兵运执委。张敏名气大，敌人怕他又恨他，悬赏300块大洋要缉捕他，还逮走他的胞弟张义勇充当人质。
　　民国18年，张敏调至中共东江特委工作。民国20年，任中共潮(州)、澄(海)、(南)澳工委委员，负责开辟这一带边区的工作。民国23年年底，中共东江特委成立潮(州)澄(海)饶(平)县委，张敏受命担任县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非常重视革命武装建设，加强对红三大队和区乡游击队的组织和思想教育工作，使之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分田分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开辟了方圆百里的凤凰山区根据地。他把革命工作发展到诏安西北山区，配合饶和埔游击队攻破黄牛山，消灭沈之光反动武装，为共产党在八仙山至乌山之间建立游击“走廊”搬掉了“拦路虎”。同时派出一批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成立一个以赵金弟为首的诏(安)黄(冈)区委，来加强诏安西北山区直至饶平黄冈地区的领导。在任潮澄饶县委书记期间，正是党内“左”倾路线猖獗之时，面对敌人重兵包围凤凰山根据地，他片面地提出“坚决保卫苏区”的口号，而不作运动游击，终于丢失根据地，同时在革命队伍内部肃反也犯了扩大化错误。
　　民国24年，张敏调至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工作，民国25年1月起担任特委常委。随后，兼任特委驻云和诏县委特派员、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从此，他长期在云和诏一带边区工作，从乌山西南麓直至粤东边境的八仙山脚的村寨，都有他的足迹。
　　张敏善于开展白区秘密工作。他派员深入到国民党驻扎在诏安县城西校场的联防队中，建立和发展内线交通联络站；又在县城附近的花墩村，秘密建立中共支部，让担任过潮澄饶区委职务的许碧珍(张敏的爱人)潜伏下来，及时准确地掌握到敌方情报，有效地配合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在他和县委领导成员共同努力下，云和诏边区开辟新区工作进展很快，不到一年，建立3个区委、1个工作团和10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农民抗日义勇军1000多名，开拓了大片新区，使乌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
　　民国26年5月，特委代书记何鸣遭敌围捕。上级决定由张敏代理特委书记。他面对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清剿”的两面手法，讲究策略，同敌人进行斗争。一面揭露其逮捕谈判代表破坏合作抗日的行径，设法营救出何鸣等同志；一面坚持合作抗日继续谈判。
　　“六二六”合作抗日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157师师长黄涛于7月16日命部队解除红三团武装，制造“漳浦事件”。同一天保安队沈东海部也包围月港村，逮捕出席会议的张敏及中共云和诏县委委员等12人，7月20日张敏等人全部被杀害于良峰山东麓。
　　张敏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
　　

　　张太西(1908～1943年)，原名张天瑞，漳浦县石榴乡长兴前房村人，农民家庭出身。
　　太西9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米店佣工，靠微薄收入维持太西进城关逢元小学读书。太西在校中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新思想。民国15年(1926年)11月，北伐军开进漳浦。其后，在中共闽南部委农委书记李联星领导下，漳浦掀起了农民运动，张太西看到大众的力量，受到了很大鼓舞。民国16年4月反革命政变后，张太西辍学在家务农，他在村里办起夜校，帮助乡亲识字和认识社会。
　　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在漳浦石榴坂一带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斗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此革命形势下，青年张太西毅然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中，协助红军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事情。翌年2月，张太西由吴寿全、张洪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革命工作奔走，有时好几天没有回家，爱人问他干什么？他严格遵守纪律，说“外出帮工”。直到后来国民党当局派人抓他，他爱人才知道底细。不久，张太西担任本村支部书记。他以长兴为据点，积极发动附近的岭后、寸石、后坑寨、山边等地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使这一片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民国23年上半年，(南)靖(平)和(漳)浦边区革命斗争进入全盛时期。6月，张太西带领游击队到长兴，利用祠堂设立游击队部，升起革命红旗，振奋群众情绪。敌人控制的石榴村，与长兴村遥望相对，反动土豪惊慌失措。9月，国民党军队沈东海部进攻长兴村。张太西带领游击队进行还击，毙敌排长1人、士兵多人。游击队为保存力量，主动撤回基点村山坪顶，并在那里召开庆功大会。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闽南红三团在平和的埔尖山重创沈东海部。随后，国民党当局调集正规军，配合地方反动民团，对靖和浦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妄图消灭红三团。小山城遭敌残酷摧残，张太西和吴庭坚(时任中共靖和浦县委委员)一起转移到外线，深入各村组织赤卫队配合红三团袭击敌人。
　　民国24年春，中共闽粤边特委作出“冲破敌人封锁线，到外线开辟新区”的决定，张太西和吴庭坚来到梁山的龙潭、后井一带开展活动。在红三团有力配合下，梁山地区很快成立4个工作团，先后发展了10几个中共支部，建立中共浦南区委，张太西任区委书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浦南区成为红三团和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域。
　　张太西在梁山新区工作期间，经常带着游击队员到革命老基点村小山城一带活动。岭后基点村是闽粤边特委驻地通往梁山根据地之间的一个重要交通站，多次受敌“围剿”，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移民并村使群众流落他乡。张太西为恢复这个基点村(站)，经常只身潜至白区村庄看望被迁移的群众，关心他们的疾苦，动员他们回村重建家园。后来，这些被迫迁移的群众陆续迁回。至今幸存的群众都感慨地说：“没有张太西，就没有今日岭后村。”
　　民国26年“漳浦事件”后，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来到梁山清泉岩集中，队伍缺粮缺枪，处境艰难，张太西等人组织干部群众把枪支粮食送上清泉岩，支持红军游击队重建武装，并配合武装队伍镇压漳浦下村的土豪，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民国27年3月闽南红军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张太西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漳浦根据地把抗租抗息改为“二五”减租并开展“一元献机”运动，进一步健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民国28年春，担任过中共漳浦县委委员的蔡国叛变投敌，并带领反动军警捕杀地下党员和革命同志，漳浦红色区域的党政组织一度遭受严重破坏。这时张太西接任中共漳浦县委书记，他临危不惧，迎难而上，一面隐蔽革命同志，一面带领游击队伏击叛徒和反动军警，拔掉敌人设置在下楼的反动据点。民国29年，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梁山一带革命基点村经常遭受敌人的摧残，上山道路亦被严密封锁，游击队没法得到群众的接济。张太西带领同志们转移到金岗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活动。他白天与同志们一起吃野菜、开荒生产；晚上则带领同志们到各村开展革命工作。敌人对张太西十分恐惧和仇恨，悬赏抓张太西，“赏银500元”。扬言“抓到张太西，要用石磨碾体。”反动派抓不到张太西，就把他的妻、儿(8岁)抓进监牢，传话说：“只要张太西下山自新，就让他全家团圆。”张太西说：“要我离开革命队伍，办不到！”敌人又把其妻儿具保释放，暗中派人监视，妄图“放长线钓大鱼”，张太西却不上当。民国30年，张太西带领游击队转移到九龙岭官真寮一带开荒生产，在极端困苦的时刻，组织同志们学习中央的刊物，把新四军、八路军打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消息告诉大家，使大家认清革命形势，认识局部困难是暂时的，坚定了革命信念。
　　民国31年10月，中共漳浦县委委员曾明智叛变投敌，漳浦地方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民国32年1月29日，张太西得知叛徒柯永佑告密，国民党军警将包围中共漳浦县委驻地霞美虎崆岩。为保卫县委机关和委员吴庭坚等同志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从九龙岭官真寮赶到虎崆岩，同吴庭坚一起研究对策。敌人抢在县委机关转移前包围了虎崆岩，张太西与吴庭坚指挥县委机关全体人员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吴庭坚当场牺牲，张太西弹尽被捕。在漳浦监狱中，张太西受尽严刑酷打和威胁利诱，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慷慨激昂地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民国32年7月27日，张太西在漳浦县城英勇就义，时年35岁。
　　

　　谢志坚(1908～1968年)，又名叶绿云、谢玉叶、谢玉娟，台湾台北市人。因家境清贫，10岁才上小学。民国11年(1922年)高小毕业，母亲逼她出嫁。这时，她认识了翁泽生，在其启迪和帮助下，同包办婚姻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继续升入台北第三高等女校读书。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台湾文化协会，上街演讲，积极从事反日等爱国活动。民国14年，谢志坚被学校无理责令退学。退学后，谢志坚准备随船潜往厦门找翁泽生，被警察发现并通知其母亲，将她“软禁”在家里。此时，翁泽生正回台北，得知谢志坚的处境后，设法将她从家里接出来，两人化名由高雄乘货船到日本，再转至上海。到上海后，谢志坚就读于上海中华艺术专科学校。
　　民国15年，谢志坚参加了上海大学北京惨案后援会的请愿活动，她和翁泽生等进步青年一起，深入工厂、码头演讲，宣传发动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她还联系台湾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团体，宣传台湾的革命必须与祖国的革命结合在一起的道理。之后谢志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加赴闽工作团。这时，她与翁泽生结为夫妻。12月，她和翁泽生等一起到漳州。政治监察署专员陈卓凡委翁泽生为监察署青运指导员兼北伐军驻漳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委谢志坚为监察署妇运指导员。谢志坚以妇运指导员的公开身份，和翁泽生一起在漳州、石码等地，揭露北洋军阀出卖国家主权，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罪行，号召民众积极响应北伐。同时，组织进步学生与青年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开展“非基”运动，动员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翁泽生和谢志坚的带领下，革命群众还将所谓大神甫、牧师、传教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谢志坚还经常到学校、工厂找妇女谈心，了解她们的疾苦，鼓励她们为妇女解放而奋斗。
　　民国16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在闽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谢志坚介绍了漳州妇女运动状况，并被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委员，主管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后还兼任漳州妇女解放协会主任，成为闽南，也是福建早期妇运领导人之一。
　　民国16年2月，漳州创办了工农运动讲习所，谢志坚被聘为教员。在讲坛上，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阐述妇女运动的方向和任务。还以自己的经历，揭露封建制度下妇女的苦痛，并指出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为了让学员读“活的书”，她和翁泽生一起带领学员走上街头演讲，声援全国邮电工人大罢工；参加在漳州中山公园召开的反对国民党右派、驻军团长廖鸣欧，反对大恶霸蓝汝汉的斗争；迫使驻军将漳浦土豪劣绅柯安邦、黄宝忠移交政治监察署予以枪决。
　　谢志坚十分关心台湾姐妹的命运。为声援她们反日爱国斗争，3月26日，她以漳州妇女解放协会的名义，起草了敬告台湾妇女同胞书，号召她们“一致团结起来”，把“压迫我们的狞鬼打得无容身之地”，“解放自身的痛苦”。
　　民国16年3月，罗明到福州与中央特派员王荷波研究成立福建临时省委事宜。启程前，将特委的全盘工作交托翁泽生。谢志坚全力以赴，配合翁泽生，一面继续抓好讲习所的工作，一面有条不紊地处理特委的日常事务。
　　厦门“四九”事件发生后，闽南特委机关留少数人坚持日常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谢志坚则留在漳州参与布置各县的应变工作。后来，由于她和翁泽生在漳州的公开活动中暴露了身份，特委决定让他们回沪向党中央汇报闽南党组织及其工作情况。当她们与上海党组织接上联系，得知党中央已迁往武汉时，即前往武汉汇报工作。“七一五”事变发生后，根据党的指示，谢志坚随翁泽生离开武汉回到上海。
　　民国17年1月，从东京回国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谢雪红和陈来旺带着日共的指示到上海找翁泽生，商议组建台湾共产党事宜，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建立台湾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尔后，翁泽生和谢志坚留在上海负责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工作，并负责联络在大陆与台湾的台籍党员，林木顺、谢雪红则去日本向日共中央汇报。2月间，林木顺、谢雪红以及台湾和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代表、在沪的台湾青年读书会代表共7名，聚集在翁泽生的住处举行了成立台湾共产党的筹备会议。会后，谢志坚负责起草《妇女运动提纲》并参加筹备建党的事务工作。民国17年4月15日，“台共”一大在上海举行，谢志坚起草的《妇女运动提纲》也在会上审议通过。
　　“台共”一大结束后，谢志坚根据会议决定，于民国17年6月由日本回台湾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谢志坚定居上海。1968年10月在上海病逝，终年60岁。
　　

　　赵以成(1908～1974年)，字泽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生于漳州城区接官亭。父赵联芳，矿工，因炸山受伤致聋，在家编制斗笠为生。
　　以成小时读漳州华英小学，后升入寻源中学。民国15年(192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民国18年毕业，进协和医院深造，民国23年获北平协和医院博士学位，并获外科学荣誉奖。协和医院为院、校合一单位，以成既当医生又任助教。先后任外科、神经科、耳喉科、泌尿科、肿瘤科、病理科、精神病科住院医生。当选为神经外科研究员。民国26年获孙氏耳鼻喉论文著作奖，同年发明应用于胃肠无菌吻合手术的电外科技术。民国27年获美国洛克菲勒(Rockefeller)奖学金，同年冬，赴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神经科研究所任住院医生兼研究员。
　　在加拿大期间，赵以成深受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首任所长潘菲尔教授(Prof.WilderPenfield)器重，接受他的指导。他研制成功用“特制胎膜”防止手术后粘连。后又用此做修补手术。民国29年，在回国途中，顺便赴美国各大城市医院神经外科参观，回国后，仍在协和医院工作。
　　太平洋事变后，日军接管北平协和医院，赵以成不愿在日军统治下工作，在院外自行开业。民国32年全家迁居天津，继续行医，直至天津解放。
　　民国37年天津解放后，他转任河北医学院名誉教授及天津市总医院神经外科顾问。1951年他随天津抗美援朝救护队奔赴朝鲜战场，抢救中国志愿军伤病员。1952年他为天津总医院设立脑系科。1955年苏联脑系外科专家阿鲁秋洛夫访问中国，参观他所主持的脑系科。苏联专家与赵以成交流经验，双方都做示范手术，苏联专家肯定赵以成的医术，建议在北京建立脑系外科研究机构。随后北京同仁医院设立神经外科，他任该科主任，兼任北京医学院教授，往返于京津之间。1959年，神经外科迁入以脑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宣武医院，赵以成任院长兼脑神经科主任，不久又建成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他又兼任研究所所长。1953年至1957年，他先后在天津、北京办神经外科进修班。至1981年，他培养出神经外科医生约400人。
　　赵以成办事、治病认真负责，不分贫富贵贱，只要病人有一线希望，他总是竭尽全力抢救。1970年他在北京日坛医院进行直肠癌大手术后，不顾身体衰弱，仍为一位农村姑娘做脑转移瘤手术。
　　他先后撰写医学论文约30篇。“文化大革命”前开始编写《神经外科学》，因“文化大革命”中辍。先后主编并参加编写《神经内外科学手册》、《外科学》、《实用脑肿瘤学》、《实用神经病学》等书。
　　1974年赵以成病逝，终年66岁。
　　赵以成生前历任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外科学会和国际神经精神科学会会员。
　　

　　许其伟(1908～1977年)，又名许康侯，乳名许再好，福建省惠安县第二区梧塘乡人。工人家庭出身，父许炳利，以木工为业，曾到新加坡谋生。其伟9岁入学，先后在惠安、厦门念完小学。15岁随父到新加坡继续求学。20岁回国，在厦门中学高中部学习，任学生会代表、副主席，因参与学潮而被定为受共产党唆使的学生暴动成员，受到通缉。为此，转读上海特志大学法科政治系。学习期间，积极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主持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民国21年(1932年)2月，上海发生“二八”事变，左联被毁。许转回厦门，同孙定安等组织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同年3月，经孙定安介绍，许其伟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党组织先后派他到厦门、莆田、漳州等地和闽南红三团工作。
　　民国23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成立，许其伟被选为委员。同年秋至翌年春，任中共饶和埔县委组织部长。民国24年春，饶和埔县委书记赖洪祥病逝，许其伟接任县委书记。10月，中共饶和埔县委撤销，成立中共云和诏县委，许其伟改任委员兼第一区区委书记。县委在诏安八仙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许其伟带领游击队和赤卫队进行游击活动。有一次袭击闽粤交界区的分水关税站，活捉群众痛恨的国民党税征员谢某。不久，国民党军队“进剿”苏区，许其伟几次受围。脱险后，辗转厦门参加抗日救国团。此后，闽南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事故，至民国26年7月16日，发生“漳浦事变”和诏安“月港事件”，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民国27年12月，许其伟再次渡洋到新加坡探望父亲。从此，滞留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许其伟于1954年底，带着全家离开异邦到厦门市定居，本人参加厦门市华侨联谊会工作。1956年被选为厦门市政协委员，1962年任厦门市侨联会副秘书长。他积极贯彻执行侨务政策，忠于人民事业，热爱社会主义，深受海内外侨胞赞扬。1977年10月，许其伟于厦门病故，享年69岁。
　　

　　林和尚(1909～1932年)龙海石码镇人。因家贫从小失去就学机会，12岁进锡箔工场当童工，终日劳累，不得温饱。因而对旧社会强烈不满，对统治者和剥削者无比憎恨。
　　民国15年(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军闽南。翌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漳州、石码、海澄一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林和尚同黄伯达首先组织了锡箔工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参加“非基”运动、“倒蓝”斗争、“二五加薪”和“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漳码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林和尚被迫出走台湾，仍当锡箔工人，并继续组织工人运动。民国17年初返回石码，遭到反动当局悬赏通缉。林和尚与党取得联系后，以梨仔园、西头村为活动中心，进行地下斗争。同年2月，参加李联星等领导的攻打石码税务所的战斗。同年8月，联星从厦门调回石码领导党的工作，他十分重视武装斗争和农运工作，在西头村组织一支小型游击队伍，林和尚任队长。民国18年，林和尚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漳州县委宣传委员。
　　民国19年冬，中共福建省委派陶铸到漳州重建闽南特委。同年11月13日，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成立，林和尚随队参加打洪塘大土豪洪甲藤和袭击龙虎庵乡公所的战斗。接着他回到石码，在西头村组织武装斗争，镇压大恶霸，打击反动势力。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进驻闽南，石码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林和尚任主席。他领导石码人民积极配合中央红军完成扩军、筹款和抗日宣传三大任务。中央红军还帮助闽南游击队伍扩编为地方部队——中国工农闽南独立第三团，林和尚任第三连政委。
　　民国21年6月初，张贞残部纠集反动民团向靖和浦边区反扑。6月17日，林和尚的第三连参加出击小龙溪圩张贞部战斗。张贞部以优势兵力实行反包围，三连在山上同敌人激战一天后，开始突围。由于敌人机枪火力很猛，数次突围没有成功。林和尚当机立断，带着两名战士，从背后冲向敌机枪阵地。敌机枪手发现了他们，马上调转枪口，两名战士中弹牺牲，林和尚右手腕脉被打中，鲜血狂喷而出，但他奋不顾身，继续冲向敌人，用左手开枪打死了敌机枪手，并夺过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部队终于突出重围。而他在没有子弹，敌人又蜂拥而上的情况下，纵身跳下山崖，被救后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黄会聪(1909～1937年)，广东省琼崖(今海南省)万宁县人。小学毕业后，即当工人。后靠刻苦自学，能写理论文章。
　　民国18年(1929年)，黄会聪在厦门总工会工作，时年仅20岁。后曾任中共泉州县委书记^①。不久，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在此期间，指导红三团肃反也错杀了一些好同志。
　　民国23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黄会聪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和厦门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下的漳州中心县委(同年3月改称中共靖和浦中心县委)、中共福建苏区省委所领导的饶和埔县委和中共广东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澄饶县委合并为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并指定黄会聪为特委书记。黄接受这一重要任务，于同年4月回到闽南，开始在漳属靖和浦苏区进行组建特委的筹备工作。5月1日，由黄会聪和吴野鹭、何鸣组成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8月，临时特委在平和南胜邦寮山村召开中共闽粤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并正式成立以黄会聪为书记，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为委员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
　　特委的成立，是为了“在敌人的后方和侧边开展猛烈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保护中央苏区”。黄会聪及特委委员们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指示，领导红三团及各武装力量，在闽粤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一路向海边发展，一路向内地游击，与活动在闽西的红九团、红八团互相呼应，给敌人很大打击。
　　中央红军举行长征后，以黄会聪为首的特委认为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已不是牵制敌人兵力，而是要在困难的情况下，突破敌人封锁线，保存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特委制定武装部队到外线作战，迂回打击敌人，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红三团等武装队伍，执行特委决定，依靠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短短一年中，不仅恢复和扩大靖和浦的游击区域，而且创造云和诏三县边区的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努力争取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等闽粤边区游击区域联成一片。
　　民国24年9月，特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强调要在巩固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把游击战争同抗日宣传、民族统一战线等结合起来。游击队采取灵活的游击技术，“不打硬仗，避敌主力，击敌薄弱环节”，从而开辟大片游击区域。漳属的漳浦、平和、南靖、龙溪、海澄、云霄、诏安和广东的饶平、大埔等县边境，以及漳浦之梁山、诏安之乌山，纵横周围约五六百里，都是红色区域。到民国25年，红三团有3个连，独立营有200多人，义勇军3个大队、9个中队，1000多人。
　　同年12月25日，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此文提出在闽粤边区广泛开展抗日反蒋的各项具体任务，即大力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红军对抗日反蒋的号召，对御侮救国的政治主张及办法。要不分派别，“把所有拥护纲领的群众”组织在抗日团体中。在有可能的条件下，积极进行上层活动，“积极帮助苏维埃红军同任何军队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民国25年3月，黄会聪还在特委机关报《战斗》上发表题为《福建危机与党目前紧急任务》一文，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们，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和姓氏，在反日旗帜下团结起来，开展广泛的民族战争”。这些文章的正确性，已被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黄会聪带头力行，把特委的文件、决议付诸行动：大力武装群众，在边区各县建立15个中队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领导抗日民主运动，边区各县有几万名农民募捐抗日基金；派出代表联络各党派所领导的反日组织与反日武装，一致抗日；成立闽南各界反日救国会筹备会，统一领导各地的反日运动，并与上海全国反日救国总会建立密切联系；将100多名被错抓的富农全部释放，请他们自愿募捐一些抗日经费；主动把红三团、独立营等红军队伍改编为闽南红军抗日支队，并成立漳州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抗日事宜。这些做法，为后来闽粤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以黄会聪为首的特委，非常重视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建设。强调一定要从闽粤边区斗争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开展群众工作。各地普遍建立政治讨论会，用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水平。特委建立系统的训练班组织，在尪仔石山举办县区级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区则分别举办支部书记培训班)，黄会聪亲自为学员讲课。并对民国25年开展“肃反”所犯严重扩大化错误，吸取教训，以特委名义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纠正。在三年游击战争后期，特委下辖的组织有3个县委、1个工委、21个区委，共有300多个支部、1400多名党员。还在抗日义勇军的每个大队或中队建立党的组织。
　　黄会聪早年患有哮喘病和肺病，到民国25年病情开始恶化，经常咳嗽、咯血，米饭不能下咽，只能吃半流质食物，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民国25年秋，特委决定黄会聪由其爱人，时任特委妇女部长的郑静其陪同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兼治病。他们通过平和县抗日后援会主任张景尧与上海抗日救国会联系，转到北平，终于找到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黄会聪在身体病弱情况下，给党中央陈云、罗迈、邓颖超等同志写了12000字的报告，由北方局代转中央。中共中央本要他去延安汇报详情，鉴于他的病情已至垂危地步，遂叫他去香港治病。
　　黄会聪到香港后，病情继续恶化，于民国26年9月21日在港逝世，年仅28岁。
　　注①：系据林永锋、周羡颖《革命报人，风范长存》一文。而王盛泽《勇于探索的革命者》一文则作“晋南县委书记”。查当时无“晋南县”之名。“晋南”似应作“晋江南境”解。
　　

　　高捷成(1909～1943年)，龙溪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在小学、初中读书时十分刻苦勤奋，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因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到父亲所经营的爆竹作坊学制爆竹。他目睹家乡因军阀混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凄苦，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指导下，便开始寻求革命道路。
　　民国15年(1926年)，捷成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一军任宣传员。同年11月，随北伐军回漳州，组织农民协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捷成目睹国民党右派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心中异常愤慨。
　　民国17年春，捷成进厦门大学经济系读书。大学尚未毕业，他即应聘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后又回漳州，在其叔高开国经营的百川银庄任出纳。此时，他认识了闽南红军游击支队长王占春，并暗中从百川银庄提取2万余元支援游击队(后其家人卖厝、借贷偿还)。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他积极帮助红军理财算账，5月红军离漳时，主动要求参加中央红军。到瑞金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起草建立财经银行计划，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23年10月，捷成随中央红军长征。从此至民国26年7月，历任总务处长，教育、组织、会计科长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曾因创立全军会计工作制度而荣获奖励。
　　抗日战争爆发后，捷成随八路军一二九师赴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翌年，任税务总局首任局长和晋冀鲁豫财经处处长。民国28年秋，冀南银行成立，他任首任行长，后又兼任银行政委。银行初建，为了做好工作，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餐，深入调查研究，带领各分行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开展银行业务。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心自力更生，负责印制冀南货币，以保障军需民用。于是抽调得力干部，利用各种关系，进入敌占区采购钞票纸和各种印钞的器材设备；又亲临各印钞所，全力抓钞票负责制工作。他把3个印钞所全部设在深山中，拥有工人1000多名，做到敌人一来3个小时内全部坚壁清野，敌人去后3个小时内便能全部恢复生产。民国28年10月，冀南票开始发行。边区政府正式宣布：“冀南票为晋冀鲁豫边区的本位币，今后区内一切公私交易，均须一律使用冀钞”。捷成又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使人人皆知这个决定。由于考虑细致，布置周密，冀南票不仅很快在冀南地区流通，还逐步扩大到太行、冀鲁豫及黄河以南4个行署，成为当时各解放区中流通区域最广的一种货币。捷成是晋冀鲁豫边区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他为冀南银行的建设和冀钞的发行流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32年5月，日寇疯狂“扫荡”太行山，捷成带领银行干部奔走于边沿区，部署维护货币的斗争任务。14日，当他们经过河北内邱县白鹿角村时，与敌人遭遇，他带领大家突出重围后，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又返回村里，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身负重伤。电话员周正云冲到他身边，背起他就往山上跑，子弹在身边呼啸，情况万分紧急。他叫周正云把自己放下，带上挎包里的文件突围。周正云不肯离去，他严厉命令说：“你要立即突围，把文件和枪拿走，一定要保住文件，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管我！”说完他尽最后力气，从周正云背上挣脱下来。周正云只好含泪告别他，带着文件脱险。捷成在敌人的刺刀下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莫丁贵(1909～1945年)，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万宁县和乐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15年(1926年)在万宁县和乐中学肄业，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同年2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莫丁贵辍学离校回乡。6月，担任和乐乡共青团书记。根据中共地方组织的指示，万宁乡农民举行暴动，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莫丁贵表现突出，12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民国17年春，莫丁贵任和乐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赤卫队队长，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抗捐抗税活动。5月，他担任和乐乡中共支部书记；10月，任区委副书记。
　　民国18年夏，国民党政府军大举进攻海南岛苏区，地方民团和地主武装卷土重来，强迫移民并村，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莫丁贵被迫逃往南洋，先后到新加坡、马来亚。民国19年在马来亚加入共产党组织。民国20年，任工会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和工会会员，组建工人纠察队。民国22年5月1日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带领纠察队员和工会会员上街游行集会，散发标语，与当地英国警察发生冲突，因而被捕判徒刑1年。次年刑满出狱，被驱逐出境。他回国后，先到厦门，后到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分配到红三团任三连二排排长。
　　民国23年秋，国民党沈东海保安团纠集平和县张河山部两连兵力，及联防壮丁队共700多人，袭击红军游击队三坪兵站，掠去军需药品，抓去重伤病员。当晚，中共边区特委调集红三团两连兵力及靖和浦游击队，共计四五百人，准备歼灭驻在三平寺敌人。第二日，发现敌人分兵两路向特委机关所在地欧寮挺进。红三团团长张长水、副团长陈桃庆亲临指挥。莫丁贵率二排战士抢占制高点，待敌人走进埔尖山脚时即开枪射击。激战两小时，红三团、游击队俘敌80多名，毙敌30多名，缴机枪2挺、长短枪200多枝，军囤物资40多担。莫丁贵在战役中表现机智勇敢，俘获独多，得到红三团团部表扬。
　　民国24年，国民党80师派一个连和漳浦县民团吴玉如及联防队陈大路等共400多人，进攻龙岭苏区。特委调动游击队配合红三团三连共200多人，连夜开赴龙岭阻击。莫丁贵带第二排战士在龙岭后山打伏击战，断敌后路。莫丁贵全排打死和俘虏敌兵11名，缴枪10多枝，子弹700多发。4月6日，红三团又在岭后村击败保安队翁猪母及民团吴玉如的进犯。莫丁贵排打退敌人多次的冲锋，歼敌10多名。战后，莫丁贵任连副指导员。
　　民国24年夏，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龙溪县南乡(今龙海市九湖乡)洋坪村建立地下交通站。莫丁贵任站长，李榜、王狗高当交通员。
　　洋坪村位于漳州南门外圆山下，离旧桥头和南山寺仅三四华里，周围各村都有柑橘园，背临圆山，森林茂密，可供隐蔽。洋坪村是王占春的革命基点村之一，群众基础好。莫丁贵在洋坪村交通站工作2年多，转送地下工作人员300多人，各种机要文件、宣传品不计其数，购买及运送各种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数十担。该交通站始终未被破坏，成为一个模范站。
　　民国26年6月间，莫丁贵调回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工作，7月担任中共云和诏县委宣传部长，12月任县委副书记。民国27年春，红三团奉命北上抗日，莫丁贵随军到龙岩集中学习。后根据地方工作需要仍回云和诏县委工作。
　　民国30年，国民党第五专员公署保安团副司令汤涛纠集县民团、保安队，向云和诏及诏和靖、靖和浦根据地进行“围剿”。莫丁贵率领县委机关人员上山，开荒种植，砍柴烧炭，竭力解决经济困难。民国31年，中共闽南特委调莫丁贵任特委委员兼漳南工委及云和诏巡视员，民国32年秋任闽南特委副特派员。
　　民国33年间，平和县保安中队长李亚海到处搜捕游击队指战员家属，实施“人质”迫害。民国34年初，莫丁贵及其警卫员欧添的妻子都被扣为人质。3月间特委从南靖召回莫丁贵。当其途经平和古树坪，在山寮里留宿时，警卫员欧添受敌人诱骗，开枪杀害莫丁贵。时莫丁贵年仅36岁。
　　

　　
　　李兆炳(1909～1992年)，福建漳州人。早年在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即龙溪师范)就读。民国15年(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师毕业后，在石码、海澄等地任小学教员。
　　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入漳，5月李兆炳参加红军，被分配在红一军团第四军政治部工作，5月底随主力红军撤回江西中央苏区。曾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科长。民国22年改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他在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艰苦战斗环境中，为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宣教工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机关报《战士报》的编辑出版，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民国23年10月，李兆炳随红一军团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途经云南嵩明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后强忍伤痛行军，走过了雪山、草地，并做好本职工作，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国24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陕北参加过直罗镇战役，后因病住院。民国25年5月病愈，重返红一军团，随即参加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举行的西征，时任宣传科长。西征途中，军团部由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领导，对全军的干部和战士进行一次政治文化教育，李兆炳做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
　　民国26年2月，李兆炳被调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二期的学员提前结业，他调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后，仍任宣传科科长。同年12月，调至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先后任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民国31年12月到中央一部学习，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
　　民国34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兆炳被选为候补代表。同年6月，担任军委编译局副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调离延安至前线工作，在解放战争中转战华北，先后任冀热辽军区冀中第二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冀晋野战军第一旅、冀晋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晋察冀独一旅政委，参与指挥平汉战役的望都战斗和太原战役的外围战斗等。
　　新中国成立后，李兆炳历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处长、副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兆炳遭受“造反派”迫害，身心受到创伤而致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李兆炳离休之后，仍然关心着博物馆事业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1992年6月23日，李兆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胡大机(1910～1935年)，出生于漳州一书香之家。其父曾参与编纂海澄等县志。大机少年时聪颖勤学，嫉恶如仇，深恶封建习俗，曾把悬在家中厅堂的“钦赐选魁”金字匾砸掉。稍长，对贪官劣绅的隐私丑闻，敢于揭露，还用“胡椒”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黑暗。他的富有战斗气息的作品，被群众誉为“真辣椒”，广为流传。
　　民国21年(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时，在漳南汽车公司当售票员的胡大机，以工人代表身份，见到毛泽东、罗荣恒等领导。后接受组织红色汽车工会的任务，并担任工会主席，参加红军政治部宣传活动，导演话剧。翌年春，他从事新文艺创作，组织进步学社。年底，漳州进步青年组织的“虹桥文艺戏剧社”改组为芗潮剧社后，他全身心扑在革命话剧工作上，带病与柯联魁、许铁如(彭冲)、蔡大燮等担负起繁重的剧社组织和培训、演出等工作。大机既做组织领导工作，又亲自参加编导演出。为了演出抗日剧目《战友》，他同柯联魁等与反动派作迂回式斗争，虽然《战友》只演一天就被禁演，但胡大机与蔡大燮临时又编导一出《酒楼小景》代替《战友》，继续揭露黑暗社会，宣传抗日。他经常不顾自身病况，满腔热情地日夜坚持工作。为闽南话剧运动的壮大发展而竭尽精力。民国24年春，编导独幕剧《逃》，接着编写剧本《母亲》，但因病重，剧本还没写完就与世长辞了，年仅25岁。他被人们誉为漳州红色戏剧活动家。
　　

　　谢少萍(1910～1935年)，又名景傅，字曼青，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区中心村人。童年就读于适中小学，民国13年(1924年)夏季高小毕业。这年暑假，集美学校的进步学生谢景德、谢国鑫、谢宝萱、林初元等回到适中家乡，举办暑期平民夜校，组织工人、农民学习新文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谢少萍积极参与夜校的教学和宣传工作。同年秋季，少萍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集美师范学校。
　　集美学校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内图书馆购置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供学生借阅。谢少萍在进步师生引导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并参加“蓬徽社”，与同学共同探讨新思想新文化。民国16年春，谢少萍在学校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季，毕业于集美师范；秋季到同安县文兴小学任教。他白天忙于教学工作，夜晚还辅导农民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抗租抗税等革命活动。但在学期将近结束时，却被当局解职离校。
　　民国17年春，谢受党组织派遣，到海澄县(今属龙海市)后厝村一带，以下仓社崇仁小学代课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他经常与当时的中共(海)澄(石)码特委书记李联星一道，深入到东头、山边、郊尾一带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民国18年3月至4月，谢少萍常从海澄到石码镇新田厝谢小梅家中(此处是当时中共福建省委的一处交通站)，向来到石码巡视指导工作的省委书记罗明汇报和请示工作。
　　民国18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江西瑞金进抵长汀濯田，挥师直指龙岩。谢少萍关心家乡的解放，从闽南日夜兼程赶回龙岩。5月23日上午7时许，红四军一、三纵队，击溃国民党守军省防军第一旅陈国辉部彭棠营，从西门攻入龙岩城，城中的陈国辉留守部队溃退至漳平。谢少萍当即主动协助红军收缴陈部丢弃在龙岩的枪械弹药、被服物资，充实红军军需，同时组织有关人员洗刷反动标语，张贴革命标语。当天下午3时许，红四军主动撤出龙岩城，向永定方向挺进。谢随军撤出，深入到马坑、象山一带农村，组织区、乡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取消债务等土地革命活动，还经常在马坑检查过往邮件，截留敌方情报，提供红军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参考。
　　民国19年春，谢少萍受省委派遣再次来到海澄，仍以崇仁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此时，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进步女教师蔡丽春(曼英)也在崇仁小学任教。崇仁小学成为中共海澄临时县委(负责人蔡光宗)的活动中心。闽南党组织成员、红军游击队创始人王占春、李金发、冯翼飞也经常来到崇仁小学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工作。他们在崇仁小学的图书馆购置一些进步书刊，组织进步青年蔡振家、蔡寿康、蔡云山、蔡甘棠等人阅读，谢少萍则向大家介绍江西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消息和上海工人反帝罢工斗争情况。他在崇仁小学校长蔡寿康家中设置一个简陋的印刷所，印刷宣传材料由党员和基本群众分头去散发。
　　同年夏天，谢少萍在蔡甘棠家中召集高万山、蔡长乐、蔡振木、×细汉商议在当地赤色农会的基础上，筹建海澄工农游击队的问题，后因条件所限，没有办成。有一次，谢少萍带领海澄的10多名农会会员到漳浦官浔蔡坑同王占春领导的游击队伍会合，一道到马坪龙厝后打土豪，并缴获部分物资。谢少萍还与下仓社赤色农会成员蔡芦竹、蔡海水、蔡龙泉等人，把下仓社建成上级党组织与闽南游击区的联络点和转运站。这里地近九龙江口，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党组织曾经两次利用运载水肥的木帆船，暗中载运枪支、服装、医药到下仓江边，由此转运给王占春带领的闽南游击队。
　　同年11月，谢少萍根据中共漳属特委(亦称闽南特委)的指示，同蔡木生等人到漳浦、平和边区的欧寮、车本、小山城等地整顿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配合闽南游击队的活动。12月13日，在中共漳属特委书记陶铸的主持下，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漳州南乡正式成立，支队长王占春，政治委员李金发，参谋长冯翼飞，谢少萍任政治部主任。从此，谢少萍开始了戎马生涯。
　　民国20年春，谢少萍奉命再往海澄地区开展工作。他带领游击队员，先后镇压“口念阿弥陀，手持杀人刀”的后厝村保长蔡水牛和永定苏区逃亡恶霸地主赖阿三。同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三日)又趁庆贺“上帝爷”日，亲率游击队员包围海澄县警探长蔡春的家。虽然县长郑之翰(墨西)和蔡春逃脱，但也当场严惩了反抗的侦探人员洪鸭母蛏、苏歹等5人。不久，谢少萍奉调回至第一支队主持政治部工作。
　　民国21年2月，谢少萍随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第一支队队长王占春，带领游击队到漳浦小山城、龙岭一带，发动群众抗缴“飞机捐”，开展分谷分田的土地革命，初步建立以龙岭、小山城为中心的(南)靖(平)和(漳)浦边区根据地。
　　同年4月20日，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进驻漳州。谢少萍奉命到海澄巡视，后转到漳浦的龙岭、小山城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5月中下旬，闽南游击队在漳浦城关扩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即“红三团”)，谢少萍仍任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驻漳期间，谢少萍同原崇仁小学女教员蔡丽春(曼英)结婚，成为革命的伴侣。同年5月底，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红三团留驻靖和浦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先后经历了崎溪寨仔村战斗、打龙溪圩强敌和死守车本等三次较大的战斗，遭受了重大损失。
　　民国22年1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龙岭召开会议，总结红三团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对红三团进行一次改编。蔡协民同谢少萍、蔡丽春夫妇奉调至厦门工作。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分配蔡丽春在鼓浪屿搞工人运动；谢少萍到安溪、德化一带，配合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做联络争取民军张雄南部的工作。谢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雄辩的口才，说服张雄南同意与游击队建立互不侵犯条约，并支援第二支队一些武器弹药。
　　同年夏天，谢少萍从安溪回厦门汇报工作，于厦门镇南关的闽南旅社被叛徒庄某带领便衣侦探抓捕，先押于厦门警察局，继解往漳州投入福建省第二监狱，后被判16年徒刑。谢少萍在狱中坚强不屈，曾与同牢的贺龙的秘书林某互相鼓励。林秘书用象牙筷子篆刻二枚印章送给少萍，一枚文曰“曼青”(即少萍)，一枚文曰“曼英”(即丽春)。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人民革命政府颁布“大赦令”，释放全部政治犯，谢、林得以同时获释出狱。
　　谢少萍出狱后，同蔡丽春一道回到龙岩适中，先后于文奎小学和育英小学任教。他们在学校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曾协助象山游击队筹办枪械、医药和军需用品。
　　民国24年7月，叛徒陈金才带领敌人到适中抓获谢少萍，先关在“修来堂”刑讯，后解往龙岩国民党军李默庵部。同年7月26日，谢少萍于龙岩东门外东宫边英勇就义，年仅25岁。同时殉难的，有16名革命英烈。
　　

　　柯联魁(1910～1938年)，漳州(今芗城区)人。少时家庭生活艰难，勉强进校读书。民国16年(1927年)初中毕业后，升入福建省立第三高中，民国18年辍学到港尾仁安学校任教。民国19年得到亲友帮助到上海劳动大学攻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年后又辍学回乡，先后在南靖县靖城小学、海澄县白水营碧溪小学、海沧沧江小学和漳州崇德女子中学当教员。柯联魁在家乡早就结识了许铁如(彭冲)、蔡大燮等中共党员，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他在海沧教书时，替中共组织传送《前哨报》、《实话报》等报刊。民国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柯联魁勤奋好学，平易近人，平时沉默寡言，注重实干，乐于助人。他有两个好友失业在家，生活无着，他便将自己每月30元薪水3人共享，仅留下5元费用。由于他平素能急人所急，替人解困除难，人们都很尊重他。
　　民国23年夏，柯联魁受党的指派参加组建和领导漳州芗潮剧社，从此他一心扑在革命文艺事业上，终日为发展革命戏剧而操劳。他以进步、革命的话剧为武器，唤起民众，掀起抗敌救亡运动。在剧团里，他既编剧，又导演，并常登台演出，亲自抓社员艺术训练工作。他还给漳州《闽南新报》等报刊编“芗潮文艺戏剧”、“漳州妇女”、“救亡呼声”、“大众歌声”等副刊，除组织社员撰稿外，自己也积极撰写文章。
　　当年秋，芗潮剧社首次公演《伤兵医院》，国民党龙溪县党部审查剧本，认为“宣传抗日、有碍邦交”，不准演出。柯联魁多方活动，托友人庄某出面周旋，当局以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台词改为“打倒帝国主义”为条件。为争取演出，扩大影响，只好退让。演出后社会影响很大。他导演过田汉的《伤兵医院》、《放下你的鞭子》，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使》，欧阳予倩的《他的秘密》、《未完成杰作》等。他还创作和改编《小英雄》、《仁丹》、《抓汉奸》、《八一三炮声》。这些剧目引起了观众共鸣，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仁丹》在漳州街头演出时，由于剧情逼真，竟使观众将“戏”作“真”，对“汉奸”齐声喊打，一个断臂的伤兵，还拔出枪要惩办“汉奸”。演出队同志忙出来说明，这是在演戏，才算平息下来。
　　民国25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来，柯联魁倡议在文庙召开漳州文化界悼念鲁迅逝世大会。柯联魁在会上介绍和歌颂鲁迅光辉的一生，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精神，团结一致，抗御外侮。
　　为了发展革命话剧运动，他代表“芗潮”协助龙溪中学师生组织剧社，帮南靖民众剧团导演剧目，还跟剧社到厦门、海沧等地巡回演出。
　　民国26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芗潮剧社立即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民国27年，国民党陆军75师接防漳州，逮捕芗潮剧社社员，白色恐怖笼罩漳州。柯联魁转移到南靖，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南靖、天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芗潮剧社的一系列革命宣传活动，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一面公开刁难、破坏“芗潮”的活动，一面阴谋制造事端，进行无耻的迫害。柯联魁处境十分危险，组织上同意他寄居柯鸾声家以为掩护。柯鸾声公开身份系《闽南新报》副社长，其实是军统闽南站漳州行动组组长。他和柯联魁既是同乡，又是童年同学。时福建军统分成两派，一为叶成派，一为张超派。龙溪县长戴仲玉为叶城派，柯鸾声为张超派。柯鸾声秉承张超旨意，想发展地方势力，企图利用同学、同乡关系拉拢柯联魁，所以同意柯联魁寄居。当年6月5日夜，柯联魁从南靖回到漳州柯家就被捕(柯鸾声是张超派，又曾揭发七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范子明和龙溪县长戴仲玉利用红十字会汽船走私问题，于是也被捕枪杀)。面对突发事件，他面无惧色地抗议说：“我是一个爱国青年，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干的是抗日救国，难道这也犯法了吗？”敌人理屈词穷，蛮横地把他押往北庙“牛运窟”，在一阵乱刀砍杀下，柯联魁倒在血泊里，但当时他并没死；刽子手回去复命，县长戴仲玉又命他们返回检查，刽子手又对身负重伤的柯联魁再补了几枪，然后挖坑埋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文艺战士柯联魁就这样壮烈牺牲了，年仅28岁。
　　

　　朱曼平(1910～1985年)，原名朱士熙，又名漫萍、曼平，广东省惠阳县洋塘围乡人。父亲朱燕发，农民，一度在家乡淡水圩协助从马来亚回国的兄长经营“三盖发记”酒米店。曼平幼年遂在淡水圩新民学堂读书。曼平伯父死后，店业破产，无法支付学费，中途辍学。先后在淡水圩泰兴、万祥裁缝店当学徒、店员，后因参加赤色工会活动，被万祥店东解雇。
　　民国16年(1927年)，曼平离开家乡到香港深水直蒞新茂藤器公司当工人。当时香港有中共组织和工会活动。朱曼平经香港地下党员陈鲁祖(又名陈耀华)介绍，参加革命活动，主要负责九龙地区的西业工会和旅馆业工会。民国17年3月，经陈鲁祖和温竹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8年2月，朱曼平在家乡的父母、妹妹和在马来亚的大哥来香港与曼平商议全家迁往马来亚谋生。同年3月，朱曼平一家人同赴马来亚。不久，曼平到吉隆坡新街坊顺兴隆锡矿公司当矿工。矿工工资低、生活苦，发薪时账房还要抽取笔金。朱曼平来后不久便参加反对抽笔金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跟国内流亡到马来亚的共产党员黄会聪等人相识。黄会聪经常到顺兴隆和鸿发锡矿召开工会会议，他讲的是海南话，由朱曼平翻译成广州话给工友们听(此处工友多广东人)。
　　同年六七月间，马来亚共产党雪兰莪地委派叶佩青到顺兴隆锡矿建立党支部，由曼平任支部书记。但不久曼平被公司解雇。雪兰莪地委派他到森美兰下属一个区委担任宣传部长。次年1月，朱曼平任森美兰地委宣传部长。
　　民国19年7月，朱曼平和范无熙(马后小学教员)被英殖民者和当地警察署怀疑散发传单而被捕，关进马来亚邦太平监狱，被囚禁1年多。民国21年年底，被英殖民者遣送回广州。此后，朱曼平与马共中央联系，并通过马共中央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建立联系。民国22年夏季，朱曼平从广州到厦门，找到中共厦门市委。在接头谈话中，得知黄会聪已回国并在闽粤边区任特委书记。
　　民国22年7月，朱曼平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遣来到闽南游击区，先在红三团当宣传员、侦察员，2个月后转到地方反帝大同盟总会，任总会的党团书记。
　　民国24年起，朱曼平改任靖和浦中心区委书记。时值敌人发动大规模“围剿”闽粤边区，敌人大兵压境，把苏区的基点包围起来，实行“分进合击”、“分块包围”和经济封锁，朱曼平在斗争中密切联系群众，不畏艰险，坚持斗争，积极开展外线工作，先后开辟盘陀、杜浔、龙潭、后井、眉田等游击区，继又根据靖和浦县委的决定，赴平和县五南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民国25年1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决定组织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朱曼平被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带领抗日义勇军第三大队在漳浦一带配合闽南红三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瓦解敌军，把敌人的守望队、壮丁队变成红色武装，扩展了革命根据地。由于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被中共闽粤边特委调任特委巡视员，兼管漳浦县委的工作。
　　民国26年7月16日，驻漳157师破坏合作抗日协定，派兵包围驻在漳浦县城的红三团，并强行缴械。在此关键时刻，朱曼平协助特委负责人何浚，不分昼夜地奔波工作，为重建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革命武装做了很多艰险的工作。其间，朱曼平曾代理特委书记。
　　民国27年春，红三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前线抗日后，中共闽粤边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朱曼平任组织部长。他患有严重的气喘病，病发时要在椅子上坐个把钟头，但他挨过气喘，即投入工作，了解他的老同志都说，朱曼平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的领导者”。
　　民国29年6月，朱曼平接替何浚担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民国30年1月，撤销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闽南特委，朱曼平任书记，卢叨任副书记。民国31年春，中共南委在广东大埔县的白侯成立中共闽粤边委，朱曼平调任书记，魏金水任副书记。民国34年6月，边委在永定县金丰大山召开闽西南军政干部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闽西南特委，魏金水任书记，朱曼平任执委。之后，朱曼平任王涛支队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朱曼平先后担任中共闽粤边临委副书记、闽粤赣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以及闽粤赣边区总队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边区纵队副政委，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朱曼平在广东、北京、香港等地工作，历任中共潮汕地委书记、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中侨委司长、中国旅行总社顾问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职。他在侨务工作中，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1985年3月8日，朱曼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张庆重(1910～1992年)，字希川，南靖县塔下村人。他出身华侨家庭，生活富裕。9岁父亲去世后，张庆重进培英国民学校就读。升入漳州福建省立第三高级中学读书时，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后来他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南靖县委委员、龙溪县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主编《龙溪县学联会月刊》。民国16年(1927年)6月23日，被捕入狱。因他是华侨子弟，泗水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致电漳州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张庆重。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将他释放。
　　民国18年5月10日，张庆重出国谋生，定居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尼)，开设新锦兴商店。经过10余年努力，发展为福利公司，内设有出口公司，饼干厂、糖果厂、玻璃厂、咖啡粉厂、制罐厂，并代理轮船航务，职工1400余人。成为印尼泗水著名侨商。
　　抗日战争前期，张庆重任泗水海产公会主席，他以公会名义，发动献金救国，并征得集体赞同后将公会公积金捐献给祖国。又议定凡由“万和源”货轮运载泗水鱼干，每担多收1元救国金，资助祖国抗日战争。
　　民国31年2月，日本占领印尼，张庆重的工厂被占用，库存被洗劫一空，银行存款被冻结，自己被日寇逮捕入狱。
　　民国34年8月，印尼独立，张庆重收回原有公司和工厂，再度苦心经营。数年后，福利公司生产势头比战前更为兴旺。
　　1960年，张庆重把资金移往香港，集股开设中华国货公司，自任总经理。1967年他又由香港迁往新加坡，组织源源船务有限公司，拥有万吨级客、货轮34艘。70年代，张庆重在新加坡开办新侨船务有限公司，兼营中国租船公司及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代理业务，自置万吨级货、客轮17艘，川行世界各地。
　　张庆重为开启中、新两国贸易大门，在两国间来往穿梭，30余次往北京洽谈业务。
　　张庆重爱国爱乡。50年代，他的远洋万吨货轮，首航新中国，为沟通人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运事业作出表率。1964年9月，他应国务院侨委会邀请，同夫人蔡翠英一道回国，参加15周年国庆大典。1961年，他捐资创办曲江医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与张荣汀购买价值万余元坡币的食物、药品，赈济家乡灾民。数年后，他投资11万元兴建南侨戏院，建筑面积为1700平方米，内有1373个座位。1984年，龙溪地区行政公署为他颁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一等奖。
　　1985年，张庆重捐资15万元人民币，在南靖华侨大厦内兴建面积为737平方米的“百岁楼”。1987年8月间，张庆重捐献港币34万元、人民币5万元，作为兴建南靖县图书馆的费用。
　　1990年10月，张庆重携眷回乡探亲，带头捐献港币100万元作为南靖县华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的基金。此外，先后捐献电影放映机、救护车、老人“度岁金”，捐建石拱桥、钢筋水泥桥、塔下村公路及村内水电高压线等，颇得乡亲赞颂。
　　他常说：人生不过数十春秋，有生之年应该做些公益事业，不与草木同朽。
　　张庆重在华侨社会中颇孚众望，历任泗水海产公会主席、泗水漳州同乡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香港福建同乡会副理事长、新加坡漳属总会主席等职。
　　1992年2月4日，张庆重病逝于新加坡，享年82岁。
　　

　　苏静(1910～1997年)，福建省海澄县人。苏静出生于农民家庭，民国15年(1926年)考上漳州省立第八中学。在校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反帝大同盟。民国17年7月毕业后回乡当小学教员。民国19年4月到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追捕而出走缅甸，在一所华侨学校教书。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时，苏静与苏精诚等人组建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苏静任政委，协助红军开展宣传、筹款等工作。之后到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所属的宣传队任队长。同年5月经邓子恢介绍加入红军第一军团。民国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侦察科副科长。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苏静担负着侦察敌情和勘察行军路线的任务，亲手绘制数百张行军路线图，为担任长征前卫的红一军团顺利前进作出贡献。聂荣臻元帅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此后，他又完成直接为毛泽东绘制提供行军路线图的任务。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他还拍摄许多照片，为我军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苏静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一一五师司令部二科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他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他负责与阎锡山部队联系期间，为协同作战，支援我军取得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一五师在尾敌南进到达吉县时，适逢日本侵略军向卫立煌部实施迂回包围，卫部尚无察觉。紧急关头，苏静奉命冒着极大危险赶往卫部，向卫立煌通报情况，使卫部免遭日军歼灭的危险。在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军向我军派来的联络官均系特务，苏静负责接待工作，他善于观察，巧妙周旋，及时发现并粉碎其收买我军译电员窃取密码的企图，并在接触中获取对方密码的线索，为我军情报工作提供宝贵的资料。在山东陆房突围战斗中，他在险恶的环境中，机智地从日军包围圈中带出一一五师机关大部人员，使首脑机关转危为安。在担任师保卫部长期间，面对敌伪、特务渗透的复杂情况，苏静保持高度警惕，并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展开坚决斗争，粉碎日伪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和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企图。在反奸斗争中，他保持清醒头脑，既纯洁内部、消除隐患，又避免伤害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苏静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等职。民国34年10月为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苏静跟随罗荣桓北渡渤海，参加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战场的艰苦斗争中，苏静率领情报人员，获取敌军大量机密情报，基本掌握敌军动向，为我军取得东北战场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在与敌军争夺战场主动权的斗争中，苏静深入调查，提出“铁路不翻身”的快速破坏铁路的方法，经在全区推广后，有效地遏制敌军的快速机动能力，使我军赢得战场主动权。为壮大我军力量，苏静在罗荣桓领导下开展二线兵团扩军和军校筹建工作。民国37年3月，在哈尔滨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上，苏静提出部队作战训练向“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转变的建议，被野战军领导采纳并作为工作方针。为适应作战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苏静还组织编辑出版军事教材，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在辽沈战役中，苏静多次被派往义县、塔山等主要战场观察和协助指挥部队作战。攻取义县后，苏静及时了解、总结并向总部首长汇报了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办法，为我军迅速攻克锦州减少伤亡作出重要贡献。平津战役中，苏静作为我军代表，不畏风险首先只身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作义进行和谈，并代表我军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之后苏静随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直至全国解放。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受任军务部部长之际，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他积极组织筹备兵员装备，支援前方战场。任职期间，他认真领会军委、总参首长的意图，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在全军体制编制建设、武器装备建设、兵员管理以及部队管理等重大问题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合理化意见，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苏静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和团结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广大群众，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维持铁路交通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主持国务院政工组工作期间，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积极领导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为保护、解放一大批老同志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他坚决拥护并积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国家机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苏静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教育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关注军队史料挖掘整理工作，将自己病情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老红军战士和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
　　苏静是中国共产党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许爱国(1911～1937年)，本姓曾，从母姓，女，出生于龙溪县九湖下庵后山村。父曾水根，曾任法院法医，后失业在家，生活穷困，把不到1岁的许爱国送到孤儿院。后由龙溪县梅溪田中央村农民陈榕到孤儿院把她抱回家里当养女。
　　民国13年(1924年)秋天，许爱国有个9岁的养弟陈含岑，在小学读书，受到乡长、族长陈蓝的孙儿欺侮，并被陈蓝的3个儿子揪到祠堂，放疯狗咬死。许爱国的养父母为打官司，把仅有的1条用于谋生的运肥木船也卖掉了，却打不赢官司，忧思成疾，不久相继去世。这一年，许爱国仅13岁，她咬紧牙关，帮人驶船、打工维持家用。生活困境并没有使她退缩，却在心里埋下憎恨国民党政府和土豪恶霸的复仇火种。许爱国有个表兄叫阮石象，驶船为生，是中共的地下交通员。许爱国有时来船上帮工，遂与革命人物有所接触。
　　民国21年4月红军进漳后，她有机会到白云村(龙溪通往平和的革命据点)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认识了红三团的作战参谋符义山。在符义山和其他同志帮助下，许爱国明白了穷苦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的道理。民国23年，许爱国参加闽南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爱国先在根据地白云村红军军需处工作，经常带领由10多名男女游击队员组成的小分队，活动在狮头山、白云村一带。那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红军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游击队物资紧缺，许爱国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到南靖县的草鞋店采购军鞋；到大房乡东苑美村组织群众，前往漳州购买雨伞、电池、药品和面粉饼干一类的干粮，并利用深夜，挑到山上供给红军游击队。
　　在革命斗争中，许爱国和符义山相爱，经组织批准结成革命伴侣。他俩为革命事业，常常分居两地，符义山带领游击队转战在靖和浦边区，许爱国坚持在田中央一带进行游击战争。民国24年6月，吴运琳在地方工作团配合下，由许爱国带领，到田中央向族长滕长筹款800块大洋。同年8月，许爱国又带领游击队配合莫加福到龟塔塘活抓封建族长筹款600块大洋。许爱国还多次女扮男装，穿西装，戴“招票”(西装礼帽)，到漳州城区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有时化装成国民党兵，爬上电杆，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她还把一处地下交通站设在东闸口(在今厦门路与北京路交叉处)一家自行车店里。
　　民国25年冬天一个深夜，许爱国同九湖新塘女游击队长许媚路过白云村附近一个只剩下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听到农户陈松根的老伴的哭声。二人走进陈家询问为何啼哭，得知其17岁的闺女陈梅，被当地无恶不作的土匪、恶霸陈斑(外号“斑猫虎”)看中，要在下半夜抢占去给主子陈蓝当偏房。许爱国和许媚救人心切，经过商议，当即动员陈梅的母亲带领梅姑娘，连夜投奔白云山苏区避难；随后又吩咐陈松根按计行事。五更时分，天还未亮，陈斑带两个爪牙前来抢亲，被装扮成“新娘”的许爱国和“伴娘”的许媚出其不意地用手枪击毙。此时，驻扎在邹塘村附近的红军游击队闻声赶来，大家都为女英雄为民除害而欢欣鼓舞。
　　许爱国惩凶事件后，陈斑的主子“南霸天”陈蓝扬言要“杀尽共产党，斩绝红军婆”，唆使手下四处侦缉许爱国。民国26年年初，即农历春节之前，许爱国怀孕已临产，仍隐蔽在地下交通员张乌丽家中，继续指挥田中央一带的游击斗争，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驶船沿着九龙江西溪来到漳州城南草寮尾，住在地下交通员阮石象船上。
　　民国26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七)下午2时，许爱国要到白云村向闽南游击队汇报工作，途经田中央村过港祖楼时，被陈蓝捕获，当即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陈蓝还叫他儿子陈金枝把许爱国拖到大社园仔尾的祖楼，用绳索把她捆绑，吊在木梁上，再次拷打，讯问“特委机关在那里？有几个交通站？你丈夫符义山在什么地方……”陈蓝的老婆也用剪刀剪肉、发叉穿乳的恶毒办法残酷折磨她。许爱国始终坚贞不屈，反动地霸得不到口供，恼羞成怒，竟把她装进猪笼里沉江溺死。烈士牺牲时，年仅26岁。
　　

　　许麺(1911～1950年)，女，出生于龙溪县南乡琥珀岭下后村(今龙海县九湖镇)贫农家。因家庭穷困，幼年送给新塘下庵村黄家当童养媳。长大后同养父之子黄矮结婚。
　　黄矮，民国19年(1930年)12月参加陶铸、王占春在龙溪南乡组建的闽南红军游击队。民国21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黄矮任排长，随军作战于漳州南乡及南靖、平和、漳浦一带。受其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许麺认识到穷人不闹革命，就永不得翻身。她为支持丈夫革命，与婆婆王心妇挑起家庭生活重担，辛勤地耕作，并替人浆洗缝衣以维持生计。并缩衣节食，购买毛巾、万金油等日常用品转送给游击区的红军战士。民国21年5月，红军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黄矮随红三团转入小山城、龙岭、车本、三坪等靖和浦边区活动。国民党49师张贞残部，对南乡一带红军家属进行残酷迫害。许面婆媳被捕，身受酷刑，始终不吐露红军去向机密。在一天深夜，她乘敌人戒备松懈，机智地带其婆婆逃出敌人魔窟，到白云山区找到红军队伍。
　　民国22年初冬。闽粤边区党组织为保持与漳州工委联系，派许麺及其婆婆住在漳州霞田下地下交通站，与该站负责人杨殿钟以假夫妻为掩护，开展活动。她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环境中，她灵活机智，善于同敌人周旋，时而化装为卖花、卖碗的小贩，时而打扮成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巧妙地穿走大街小巷，出入于市郊墟场，顺利地完成传递情报、贴标语、散发传单、掩护接送地下党工作人员的任务。至民国23年，因情况变化，交通站停止活动。
　　民国24年，中共漳州工委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如火如荼的抗日运动。许麺找到陈松年、彭冲、蔡大燮等人，以高昂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民国25年6月，漳州工委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负责人和主要骨干纷纷离开漳州。许麺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民国38年9月，漳州解放后，她迅速与党取得联系，要求继续参加工作。在民主建政时，她出任龙溪县第一区新塘乡农会主任、妇女代表。在工作中，她积极组织群众投入征粮、支前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斗争。1950年6月5日夜，匪首洪振隆、朱五县带匪徒50多名包围新塘村，冲进许麺家，许麺夫妇被绑架，当夜被杀害在新塘小学后山坪垅仔墓地里。被害前，匪徒喝令许面下跪，她坚贞不屈，放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年39岁。同年7月，许麺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杨胜(1911～1970年)，漳浦县佛昙镇大白石村人，出生于布袋木偶戏世家。杨家四代均从事布袋戏艺术事业。杨胜7岁从父杨高金学艺，14岁出师，被聘为同安县“金福春”布袋戏班主演，享有“童子头手”的美称。其艺术继承了福春派“戏状元”杨高金的传统，并能博采众长，吸收各家木偶戏流派的精华和其他剧种的表演技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福建北派布袋戏艺术的代表。他20岁开始在闽南出了名，拥有众多观众，有的村社还长年包下他的戏班。
　　杨胜的木偶表演，富有京剧韵味，善于刻画人物性格，舞台动作明快，节奏感强。旧时，布袋木偶表演仅局限于上半身，下半身没有动作，杨胜为木偶穿上彩裤，配龙头靴，模拟京剧台步，设计了木偶的走路动作，表演更为逼真。对水袖的运用、武打动作的程式化、特技的使用，也均有创造性的发展。他尤其擅长武打戏和抒情戏。双手能同时表演两个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在《蒋干盗书》中，他把周瑜、蒋干的对手戏演得十分深刻，连素有“活蒋干”之誉的京剧名丑萧长华看了也大为赞赏。《浪荡子》也是杨胜的拿手戏，他双手操纵浪荡子夫妻两个木偶，表演动作细致而协调，连上海一些艺术家也同声赞扬。在《雷万春打虎》中，他先后操纵5个木偶，创造了5个不同的形象，这种一心二用或多用的表演技艺为其他剧种演员所望尘莫及。
　　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演艺界不景气，大部分木偶戏班散伙，身怀绝技的杨胜，只好回老家种田。新中国成立后，漳州布袋戏如枯木逢春，生机再现。1953年杨胜在漳浦县组建了艺光布袋木偶剧团，1954年8月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会演，获一等演员奖。1960年9月随同中国木偶艺术团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二届国际木偶、傀儡戏联欢节，他与陈南田主演的《大名府》、《雷万春打虎》双获表演一等奖，各得金质奖章一枚。他先后4次出国献艺，到过苏联、捷克、罗马尼亚、法国和印尼等1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并被授为苏联戏剧家协会名誉会员。
　　1955年，他应聘到中国木偶剧团任教。1958年回到漳州艺校，任木偶科班主任，先后为市、省内外培养近20位的布袋戏表演人才。他自编教材，自制教具，口传心授，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福建日报》曾连载《指掌春秋——听杨胜谈布袋木偶戏》，介绍杨胜丰富的表演艺术和教学经验。他主演的代表剧目《雷万春打虎》、《蒋干盗书》、《浪荡子》等已收入《中国的木偶艺术》和《掌中戏》戏剧和舞台艺术纪录片中。
　　杨胜一生中兢兢业业地为发展布袋戏艺术作出卓越的贡献。1958年6月23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出席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代表会议和福建省文教战线群英会。1962年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赠《西江月》词一首，赞道：“创造偶人世界，指头灵活十分，飞禽走兽善表情，何况旦生丑净。”1970年5月，因病逝世，终年59岁。
　　

　　戴文赛(1911～1979年)，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天宝乡洪湖村(现属芗城区)。父在漳州城里任小学教员。文赛3岁时，举家迁入城里，因生活困顿，文赛寄居于外祖父家里。
　　戴文赛6岁入育贤小学，毕业后入集美学校，后转寻源中学。他读书勤奋，喜爱西洋音乐。18岁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半工半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民国24年(1935年)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以其收入攻读研究生。次年参加“庚款”留英考试。民国26年转至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任助教，等待留英考试结果。同年8月以“庚款”留英生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天文学。他的导师是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教授。民国27年，以英国代表团列席代表身份参加国际天文会议。一年后获该校天文学奖金，民国29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分光光度研究》。民国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绕道北美乘船回国。他深有感慨地对人说：“到过外国，你就会更爱自己的祖国，更渴求自己的科研成果达到或超过当代世界水平。”同年9月，戴文赛到昆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他研究方向是恒星物理，因设备缺乏，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戴文赛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54年9月，主动请求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任该系系主任。先后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于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50年代初开始，戴文赛对国外40多种天体演化学说进行分析综合，收集和计算大量观测资料，历经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在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太阳系起源新学说。认为星云中心形成太阳，星云外部形成星云盘，行星和卫星在星云盘内由星子集聚而成。1955年、1958年两度出席国际天文学会。1962年，他首先提出“宇观”这一新概念。宇观(cosmoscopy)的确立给人类空间观念开拓了新的领域。为此，他先后于1962年撰著《宇观的物质过程》，1964年撰作《宇观过程的特征》，1977年与陆、胡佛兴合著《微观、宏观、宇观》，与罗庆文合著《关于宇观概念的讨论》。他认为天体演化过程主要矛盾是吸引和排斥，贯串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从这一认识出发，撰著《天体的演化》一书。
　　1979年4月30日，他因癌症不治逝世。终年68岁。
　　他的主要著作有：《恒星天文学》、《太阳系演化学》上册、《宇观的物质过程》、《微观、宏观、宇观》、《试论物质系统的层次》等。主编教材有《普通天文学教程》、《恒星天文学教程》、《理论天体物理》等。还有论文、科学报告、科普著作百余篇。1980年科学普及出版社选编了《戴文赛科普选集》。
　　

　　董有伦(1911～1988年)，四川省阆中县人。
　　民国22年(1933年)10月参加革命，翌年9月参加红军。时中央红军正进行长征，挺进雪山草原。他为筹集粮食，多次深入村寨，虽遭受川匪截击，然终不畏缩，巧妙与敌周旋，完成筹粮任务。当时左路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周月华生下一女孩，组织上把照顾周月华母女的任务交给他。他不畏艰险，不辞劳苦，背着小孩，牵着牦牛，还得荷枪实弹以应付不测。他3次往返草地，历尽千辛万苦，护卫周月华母女平安度过险境到达陕北，并于当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董有伦先后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任审计员、管理科副科长、科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以及黄岩洞保卫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解放军太行军区供给部科长、副部长、部长。民国38年9月进入福建，1950年11月抵达漳州，历任中共龙溪地委副秘书长、纪委书记、监委书记、地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遭受残酷批斗。董有伦为人正直忠厚，为政谦虚谨慎，为官清廉，实事求是，因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物资供应紧张，许多商品实行凭票供应，他曾实事求是地说：“以后物资丰富了，我们就不必用票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关当局便认为他是“老右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龙溪地区联络组组长。他不计宠辱损益，立足本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漳州地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1983年6月离休，然他仍担任漳州第十届人大代表、市老干部休养所党支部书记、市老干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市老一辈关心下一代协会名誉主席、市老年大学副校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顾问小组副组长等职，余热生辉，展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鞠躬尽瘁的风范。
　　1988年8月16日，因病治疗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7岁。
　　

　　陈天才(1911～1995年)平和县国强乡郭坑店仔村人，是闽南大地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民国11年(1922年)平和县伤寒流行，陈天才一家三人染病，父亲和二哥同时病逝，厅上停尸两具，丧葬费毫无着落，幸好父亲生前为积小钱以应不时之需参加“钱会”。刚11岁的陈天才便顶家长名义去“赙会”，又幸运地赙到钱会。地霸得知陈家中了钱会便来敲诈，争执中母亲被狗腿子毒打，不治身亡。为报家仇，陈天才刻苦习武，学会了一身好功夫；在狩猎中认真摸索，又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民国16年，他和大哥一起加入农会，民国17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郭坑团支部书记。民国24年9月，闽粤边特委委员、云和诏县委书记林路到郭坑，主持团员转为党员，建立郭坑党支部，陈天才任书记。
　　民国24年初，国民党八十师和粤军李汉魂部，进攻靖和浦老根据地。闽粤边特委决定开辟大芹山区以供红三团转移休整，这一任务便交给郭坑党支部。大芹山是漳州地区的最高峰，数条山脊曲折迂回，蔓延百几里。陈天才和支部的同志废寝忘食领导减租减息，铲除最顽固的地霸、伪保长，不久时间，控制区域达19个保，并成立中共和中区委，根据地初具规模。
　　民国25年9月，红三团洪定安一连进入大芹山武装宣传遭到敌人奔袭。战斗结束后，和中区委加强情报工作，并依据形势于民国26年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会行使政权，把各保发展的民兵，统一编为“模范民兵营”。同时在深山密林里搭草寮，储备粮食、油盐，并备有水缸，建立隐蔽宿营地以供部队休整。
　　部队进出日益频繁，终于引起反动派警觉。民国26年春，157师对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陈天才广泛搜集民间验方达300多方，解决缺医少药问题。为打破敌军封锁，区委干部分成南、北两路，越过封锁线，筹集粮食、油盐。在行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进出联防队栅门，夜宿瞭望队炮楼，以他神化的枪法镇住敌人，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层人士工作，终于筹集3万多斤粮食、数百斤食盐和1000多元大洋支援部队，并分化、争取了周边的守望队、联防队，使敌人的封锁名存而实亡。
　　民国26年7月16日，157师撕毁合作抗日协议，制造“漳浦事件”。陈天才清醒意识到敌顽即将疯狂破坏根据地，立即组织铲除倒流的敌顽耳目，并发动青年参军，组织90多人的区干队保卫根据地，并为重建红三团提供兵源。
　　民国27年2月重建后的红三团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送走子弟兵后，陈天才按漳州中心县委指示，出任国民党高坑乡社训队分队长，从此进入“公开斗争”的阶段。
　　民国27年5月厦门沦陷后，日寇为弥补兵力不足，制定“以华制华”、“闽南自治”的策略，组织汉奸武装乌军(亦称“乌旗军”)。时闽南有乌军3股，最大的一股为九峰朱庆瑞部，三四百人。这3股乌军均统属黄大伟“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3股兵力约为黄部的四分之一。及时歼灭乌军不仅是保卫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需要，更是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需要。鉴于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中心县委不便拉起武装反击，便把歼灭乌军任务交与陈天才，指示其利用职权合法行事。陈天才以社训队分队长的身份率领壮丁队(原民兵)，一举歼灭进驻乌龙坑朱庆瑞之张建成部。之后又以协助保安队为由，奔袭金坑朱庆瑞，迫使各路乌军接受收编，从而粉碎日寇“闽南自治”的阴谋。
　　民国28年，国民党当局背叛合作抗日已公开化。4月19日，陈天才到坂仔，从陈坚教官处得知敌顽一个营要进攻我留守处的动向，随后又打听到进军目的地是东坑。当时东坑驻有中心县委印刷部。陈天才两个多小时跑完30多里山岭路，使中心县委及时通知印刷部转移。
　　东坑事件之后，陈天才结束在白区工作，返回根据地。民国29年，为保卫特委机关，反顽斗争更为剧烈。时督察区汤涛部和县保安队，经常进犯大芹山。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合作抗日，未能及时纠正“不要武装”的方针，根据地常常被动挨打。陈天才的二弟清泉、大哥天德，三叔陈锥，妻舅赖杰(原民兵营长)、赖瓠兄弟和刚7岁的侄女阿梅相继被害。民国29年4月林湖鳅调走，陈天才继任县委书记。因为实行“埋藏生产”、“分散隐蔽”，县委书记(后为特派员)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为联络群众，掌握基层组织情况和为机关筹集衣食物资，陈天才常常是一件蓑衣、一顶大笠昼伏夜行，露宿荒山野岭。民国33年2月底，国民党驻军纠集平和保安队大举进入山内，包围了大水坑。时特委机关恰好转移到此。特委机关只有几个警卫，打是不行的，陈天才背起重病缠身的闽南特委特派员钟骞转移。就凭他熟悉山上一草一木，在距离敌人只有百把米时，尽管气喘吁吁，口吐鲜血，还是把钟骞背出了包围圈。
　　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一直到闽南政治保卫队成立，恢复武装才得以扭转。民国34年6月王涛支队下闽南，陈天才乘武装反顽有利时机，开仓放粮发动群众，又恢复和发展了大片游击根据地。但敌人进攻、“围剿”也更加凶狠。民国34年3月改闽南特委为地委，陈天才任地委组织部长。11月11日接通知赴永和埔参加边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他与柯永麟行至山内水尖山，遭遇敌保安二、三团各两个连以及县保安队等1000多人搜山。陈天才随行一个班和二位接应民兵只有15人。他临危不惧，凭藉山形地势击退敌人20多次进攻，一直坚持至晚上，才借夜幕撤出战斗。15人抗击敌千余人，以2人“挂花”的代价毙伤敌人20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民国35年初，敌人发出4个月“肃清匪犯”的狂言，区党委命陈天才开辟南靖南坑大岭后以提供地委机关转移。这时卢叨调往区党委，由陈文平接任地委书记，任命陈天才为副书记(由于游击战争环境，任命没有送达)。陈天才到达南靖后经过艰苦宣传发动和有力地打击地霸，终于控制了这方圆几十里的地区，这就是闻名的树海。民国37年夏秋之际敌军统毛森出任厦门警备司令。毛森紧锣密鼓筹划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而闽浙赣边区也开展整肃城工部。厦门城工部同志面临两面威胁，因此请求进入闽南游击区。安溪临时中心县委委员王新整、叶森玉来树海请示。陈天才认为事关两个省委，不敢贸然决定，当即带一武装班日夜兼程奔赴乌山向地委书记请示；地委也不敢贸然决定。他又不顾休息奔赴广东大埔角向区党委请示。得到“接收”明确答复后，又日夜兼程返回树海部署厦门城工部及闽南厦门工委、闽中城工部漳州工委已暴露的同志撤离，并布置各游击区迎接这些同志。从树海到大埔角来回五六天行程，须穿越数道敌人封锁线。由于陈天才具有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措施及时，从而挽救了许多同志，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入秋，敌人更加频繁进犯。农历八月十四日敌两个营进犯郭坑。时我只有两个连100多人，敌众我寡，陈天才安排部队迅速转移，自己带群众隐蔽在村外坪坑岭。坪坑岭对面是水尖山，敌人搜索目标是水尖山，但因曾在此吃过亏，心有余悸，便放火烧山。风高火烈，敌人三三两两上坪坑岭观火。时陈天才妻子赖葱带出生不到3个月的小女也和群众在一起。因小女生病啼哭不止，为使群众不被敌人发现遭到屠杀，陈天才要妻子赖葱捂住小女嘴巴。小女仍啼哭不止，陈天才夫妇为了保护群众义无反顾地掐死小女，献出自己的亲生骨肉，终于保护了群众安全。
　　在闽南大地上，陈天才是一传奇式的人物，敌占区更将其神化。民国37年间，县城九峰传说陈天才要来攻城，国民党显要及其眷属，紧急疏散；小溪镇午市正旺，忽然紧闭栅门，万人空巷，也是传说陈天才要进城。国民党当局悬赏5000大洋购买他首级，后来又涨至1万元，但也是徒劳。对付敌人，他真可谓游刃有余。
　　民国38年9月，国民党平和县长张介义起义，接管后，陈天才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建立新政权，工作千头万绪，在抓工作的同时，他仍然十分注意干部管理，特别对以功臣自居，肆意侵犯群众利益者进行严格批评。在新旧政权交替，鱼龙混杂情况下，个别干部为泄私愤，偏听猎奇，诬告他是伪保长、叛徒。当然，这一诬告虽是徒劳，然而这一阴影却一再作祟。
　　1950年6月陈天才入省委党校学习，结业后即调任龙溪地委农委书记。1951年初开展土改运动，又被指派到平和三区兼任区长搞试点。并应平和县委请求，协助平和剿匪领导工作。
　　1952年2月陈天才离任进华东局党校学习，1952年12月调回省老区建设委员会。在等待正式任命中，接受到老区调查研究的任务。他在闽南老区发现平和县张振忠冤案。张系中共党员，原游击队排长，编入解放军后，在请假探亲期间被诬告而遭错杀。陈天才把这情况向省委反映，终于使张振忠得到平反昭雪，并追究制造冤案者的责任。嗣后又发现6个地下党员被错杀、1个地下党员被错判死缓和10多个老接头户被诬蔑为土匪而遭错杀或错判，他为冤假错案受害者奔走伸冤难免触动一些责任人，因此也留下了祸根。
　　1953年3月，省委正式任命陈天才为龙溪专区检察长。1954年5月入省文化速成班学习。1956年文化速成班结业后晋升为龙溪专区第一副专员。1958年下放任平和县委副书记，兼带领专区下放到平和国强乡60多名干部工作。时值“大跃进”，他满怀激情和群众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泡在冰冷的溪中淘铁砂，和群众一起耕田种地，到了推广“密植并丘”、“钢帅升帐”、“停车让路”、放弃秋收，他就产生了怀疑、抵触以至反对这些不切实际的做法。时省长江一真、书记处书记魏金水来视察，他认为向上级领导应如实汇报，就把群众的反映和个人看法一起说了出来。1959年底开展“反右倾”运动，省委召开批判“江、魏集团”大会；会上把江一真为纠正瞎指挥、浮夸风转述平和群众的批评言论，直接加在江一真头上时，陈天才以对党忠诚的美德毅然站起来作说明。于是事后陈天才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0年4月，经甄别摘掉帽子，又调回任副专员。从1956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中，陈天才对工作兢兢业业，特别对农业、林业和水利建设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龙溪专区是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他上任伊始即抓水土保持、农田基本建设，1956年冬，于漳浦五巷、上蔡开展水土重点保护，初步控制冲刷面积1280亩。1960年，治理浯江流域，完成水保面积2.9万亩。1963年选定平和宝善为试验点，进行综合治理。陈天才还积极推广治水改土、广种绿肥的经验。仅1966年，全专区种紫云英等绿肥就达42.28万亩。品种更新也是增产重要的一环，60年代推广南特号、陆财号，继之又推广矮秆化品种，1964年推广好品种达295.8万亩，占全部水田85％，亩产比1949年增产72％，所有这些无不凝聚他的一份心血。
　　发展林业是保护生态平衡必备条件，陈天才生长于大山密林中，对发展林业情有独钟，所以对如何护林、育林，从政策上、生产技术上多有见地。据当时统计，沿海28个乡镇2个林场299.4万亩土地，其中沙荒占15.7万亩，所以把营造沿海防护林列为首要工作。1957年，国家从越南引进适宜于沙荒地种植的木麻黄种子，除分发沿海县外，专署还直接建立苗圃，培育树苗，开展大规模种植。至1967年在沿海600多公里海岸线上营造13.05万多亩防护林带。1961年贯彻中央和省政府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陈天才积极提出建议，结合本区实际，形成“四固定”具体规定，在两年多时间内，在全区有山林的782个大队中，502个大队落实山林权工作，从而调动集体和林农生产积极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5月专区革委会成立。11月14日，某部副参谋长、革委会主任在“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上点了陈天才的名，说“至今还有人说打不倒，我打给你看！”陈天才从此大祸临头，所谓土匪、伪保长、叛徒、特务罪名一连串飞来。他除在漳州接受批斗外，还押回平和、南靖，按公社、大队轮番批斗。陈天才的武功远近闻名，因此“专政队”也特别对付，每次批斗就五花大绑，绳索断了，换上浸水的绳索。一般也不用手打脚踢，而是用红白棍(专政棒)等器械毒打。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肋骨断了8根。他在押解途中，常借故弯下腰拔起“伤草”咀嚼吐下；讨了胶布贴在断骨处，运用内功拉起复位。还有老太婆、小孩子利用“专政队”看管松弛，以送水为名送了药汤，他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十年浩劫，妻子赖葱也难逃厄运。赖葱民国28年脱产打游击，民国34年王涛支队(后为边纵)司令刘永生等伤病员在后溪伤兵处，遭敌人袭击，就是由她带队掩护转移。经历长期战争，她身体衰弱，1957年已退职回平和。这时革委会也指令逮捕她。为躲避搜捕，她带着16岁、13岁、11岁3个子女和几个小孙子躲进她在游击战争年代当后方主任住过的山洞里，在群众接济下度过那艰难的岁月。陈天才经历了无休止的批斗、审查，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还遭到一次大批斗。1978年3月平和县第四次党代会还迫不及待地通过决议，越级开除当时仍为地委常委的陈天才的党籍。至1979年11月，他经历12年的“审查”才告结束。陈天才在游击战斗中，养父、兄弟等5个亲人先后为革命而牺牲；“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被害，大儿子也被投入监狱。从解放初至1980年的31年中，陈天才收到7份平反书，生活道路十分坎坷。
　　1980年5月陈天才恢复地委常委、副专员职务，1985年离休，著有《情系大芹山》回忆录传世。1995年10月因病去世，享年84岁。
　　

　　黄雨定(1912～1951年)，字以沛，安溪县龙涓乡半林村人。
　　黄雨定少时不好读书，不务正业，13岁时就投靠郭宗匪帮。后因郭宗内讧改投长泰叶杨瑜门下当勤务兵。因凶狠被叶看中，不久被晋升为班长。
　　民国22年(1933年)，原盘踞在华安的詹方珍离华安到漳受编后被杀于角美。叶杨瑜派黄雨定、萧石珠等乘虚入驻仙都，黄开始在仙都网罗一批地痞流氓。
　　民国25年，仙都成立护侨队，黄雨定得归侨刘圳川、刘枚铨的推荐任护侨队队长。5年后，县政府又委黄为县自卫独立中队上尉中队长。过后不久，黄被擢升为军事科长、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委、第五专署参议。他步步得志，手握兵权，左右县政，发展地方势力，成为一方“土皇帝”。民国36年冬，华安县举行“国代”选举，候选人5人，黄动员各地党羽倾巢而出，靠武力抢票而中选。
　　解放前夕，黄雨定任“应变军事指挥”、“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组长”、“闽西南边区指挥官”等反动职务。
　　黄雨定虽是文盲却擅长耍弄权术，拉帮结派，能拉则拉，不可拉则杀。据知，解放前后被黄雨定杀害的计有40多人(不包括解放军和民兵)。杀人手段有肢解、砍头、坠潭、活埋、小竹竿钉入喉咙、入大锅蒸、千刀万剐等等。肩挑小贩误入匪区做买卖，更是有入无出，连尸首都无法找到。
　　黄雨定不仅是恶霸官僚，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在仙都、良村一带强买霸占民间沃壤，田连阡陌，还四处建仓收租，发放高利贷。经常巧立父母生日、儿女成婚等名目，请帖遍发全县收取“红色”。仅其父一次寿辰就收得大生猪40多头，每一次宴请就发一次大财。民国37年藉口修建黄枣至仙都公路，只打路坯，就向全县摊派巨款，塞入自己的腰包。民国38年，黄趁时局动荡，强迫县民使用其自印的所谓“信用券”，大发横财。
　　华安解放前夕，黄雨定携带黄金16市斤企图逃台，到厦门被国民党乱军所劫。在他晋见驻厦门特务头子毛森时，毛也不许他逃台，勒令他潜伏大陆待命，并带他参观厦门军火库，拜见住在鼓浪屿的汤恩伯，为他壮胆鼓气。汤委黄为漳安华泰(漳平、安溪、华安、长泰)“剿共”总司令。黄受命返华后，即着手组织9个大队，坚持反共到底。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和平解放华安。21日黄雨定在仙都与解放军某部袁志年主任举行谈判，黄拒交武器，谈判不成，上山为匪。同时指使其党羽黄金辉、童满天、胡励海、汤祖林等匪目一齐上山，破坏和平接管，破坏征粮及交通运输，威胁群众，袭击乡镇，杀害干部，发动“云山暴乱”，制造白色恐怖。
　　1951年4月21日，黄雨定与其子黄麒麟，被围困于漳州市郊区天宝乡月岭村田寮自然村。黄雨定中弹而死，年39岁；黄麒麟受伤被活捉，在送往医院途中毙命。
　　

　　方宗熙(1912～1985年)，又名少定，云霄人。他出生于云陵镇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在云霄中学读书时就热爱科学，并对文学、历史产生浓厚兴趣。民国20年(1931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民国25年在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留校任生物系助教。民国27年初到印尼巨港中华学校任教，积极参加抗日宣传，组织学生义演，募捐支援祖国抗战。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印尼，他避居山中，躬耕陇亩，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宗熙到新加坡一所侨校教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曾积极参与由胡愈之发起的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的创建工作，并在进步刊物《风下》上发表抨击黑暗势力的文章。翌年，他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遗传学。1949年底毕业，获遗传学博士学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访问学者。
　　1950年底，宗熙响应祖国号召，回到祖国首都北京，在出版总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1951年至1953年，他陆续编著了《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等中学教材，使我国中学生第一次用上了由中国专家编写的生物课本。1953年，他应童第周邀请，到山东大学任生动系教授。1959年转任山东海洋学院教授，并先后担任该院海洋生物系遗传教研室主任、生物系主任、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此外还曾担任《遗传杂志》主编和《海洋学报》副主编。从1959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8年起又当选为中国遗传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全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
　　在大学执教期间，宗熙先后编写了《普通遗传学》、《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引论》3部大学教材，还与叶笃庄合作翻译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二书。他十分热心科普事业，挤出宝贵时间为青少年创作了约百万字的科普读物，其中《古猿怎样变成人》、《懂一点遗传学》、《懂一点达尔文进化论》、《生命发展辩证法》、《遗传工程浅说》等，都是青少年喜爱的读物，他在科普创作上成绩卓著，1984年1月在中国科普作协“二大”会议上，他与华罗庚、茅以升、钱学森、高士其等老一辈科学家同时受到表彰，并被选为中国科普作协荣誉会员。
　　在科学研究方面，宗熙从1959年起即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对海带若干性状的遗传进行研究，成功地培育出“海青”一、二、三号新品种，填补了海带遗传基础研究和育种工作的空白。1973年起，他又领导山东海洋学院生物遗传研究室开展海带单倍体遗传育种研究，首次发现海带雌性生活史，成功地培育出若干海带单倍体细胞系，从而奠定了海藻遗传育种工作的基础。他还与山东荣城县有关单位合作，培育出“单海1号”海带新品种和高产、高碘、抗病性强的海带杂交种“单杂10号”。此外，他还对裙带菜、紫菜等经济海藻进行遗传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他是我国从事海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所培育的海带单倍体细胞系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受到海外专家的重视。他发表了大量科学论著，如《我国海带的遗传研究》、《海带遗传和育种的研究》、《海带“海青1号”新品种的培育》、《海带叶长的遗传》、《海带单倍体遗传育种的实验》、《海带和裙带菜的组织培养》等，有的已被译成英文出版。
　　宗熙与国外的学者专家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曾两次到法国参加联合国下属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会议，并多次赴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讲学访问。1980年，他与美国西伊里诺大学马德修教授合作，进行了应用植物微核技术监测环境污染的研究，在我国建立了监测环境污染的遗传学方法。
　　方宗熙因在科学事业上作出显著贡献，先后被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民盟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民盟副主委，全国侨联委员，山东省侨联副主席、青岛市侨联主席，1985年6月8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7月6日，方宗熙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青岛逝世，终年73岁。
　　

　　陈锐志(1913～1970年)，又名阿锐，曾名初希、延立等，广东省澄海县人。陈锐志出生于革命家庭，全家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1951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澄海县人民政府授予陈家“一门忠烈”的匾额。
　　民国20年(1931年)陈锐志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广东潮汕一带工作。民国38年7月起，先后担任中共南靖县工委书记、中共南靖县委副书记、南靖县县长，为南靖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贡献。
　　民国38年9月中旬，陈锐志率部分干部从树海到龙山一带筹粮、筹款，组建龙丰乡人民民主政府，抓好支前和安置伤病员工作。下旬，进入县城后，积极参与组织领导政权接管工作。1950年元旦，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匪盗猖獗的南靖县第五区，组织、领导剿匪运动，认真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与剿匪部队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肃清匪患。
　　1950年底，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翌年1月，陈锐志先带领工作队在第一区岩渠乡搞试点，然后率领土改队深入第三区永丰基点开展土改运动。他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实践中摸索工作经验，指导工作全面开展。年底土改结束时，陈锐志签署颁发64895张《土地证》，使9.8万农民分得土地。
　　1951年2月，陈锐志担任南靖县县长，致力发展交通事业。是年春，他主持成立牛柏线公路整修和桥梁抢修指挥部，组织13个乡2659名民工，在省公路建筑大队的指导下，整修山城到牛崎头的破烂公路，恢复车辆通行。同年，他亲自勘察公路，组建指挥部，抽调干部和民工，对漳龙公路和溪段41公里路面进行大修，共投入216370个工日。此后又经过4年艰苦的整修，实现漳龙公路正常通车。
　　陈锐志在抓好整修公路同时，领导全县人民兴修水利，治涝治旱。南靖是易涝易旱的县份，每年受灾农作物常在3万亩以上。在陈锐志及其他负责人的领导下，从1951年至1952年就修筑堤岸10处、水圳水沟2400余条，以及水闸、河坝、水涵等9座，受益面积7.7万余亩。他组织、领导修筑受益面积千亩以上堤岸7条，总长30.3公里。陈锐志一手抓治涝，一手抓治旱，比较大型的引水工程有山城的三卞灌溉渠道、靖城的仙圳和大房水库等，使这些地区减少旱灾威胁，每年可增产粮食105万公斤。
　　1955年11月，陈锐志升任龙溪专员公署副专员。但在50年代中后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副厅级降为县级。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仍兢兢业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1970年8月5日于龙溪地区狱中非正常死亡，终年57岁。
　　

　　邵江海(1913～1980年)，祖籍同安县，民国23年(1934年)入赘海澄县浮宫丹宅一户曾姓人家。
　　邵江海仅读3年私塾，家贫辍学随父在厦门摆摊卖海鲜，时常瞒着父亲到义乐得歌仔阵学唱。后脱产转入亦乐轩歌仔馆，拜台湾艺人温红涂和鸡鼻仙(艺名)为师。
　　民国17年四五月间，台北三乐轩歌仔戏班到白礁慈济宫进香，并在露天广场连演3天，歌仔戏风靡闽南。
　　民国18年始，邵江海偕同庄益三、林文祥等人辗转于同安、泉州、惠安等地唱戏兼授徒。
　　民国19年春，海澄浮宫后宝宝德春小梨园戏班改演歌仔戏，聘请邵江海为师，他先后编导《孟姜女》、《断机教子》、《陈三五娘》等剧目，深受观众赞赏。“宝德春”成为群众喜爱的戏班，当地流传着“三日无火烟(炊烟)，爱看宝德春”的赞语。民国23年他入赘于浮宫后，浮宫、海澄、龙溪一带成为他主要活动地区，几年间，他在浮宫、海澄先后教授20余馆。
　　抗日战争期间，歌仔戏(闽南民间又称台湾戏)被诬为“亡国调”受到取缔，致使歌仔戏艺人处于绝境，邵江海被迫从事农耕。
　　为了拯救歌仔戏，为了艺人生计，邵江海与艺友进行唱腔改革。他在歌仔戏原有特色基础上，汲取闽南锦歌(歌仔)、南词、南曲和其他闽南剧种的一些曲调，创作出崭新的曲调唱腔“杂碎调”，时称“改良调”。用“改良调”演唱歌仔戏，也称“改良戏”。几年间改良戏广泛流传。改良调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改称“芗剧”的主要唱腔。
　　民国28年，邵江海倡先改变幕表戏制，着手编写剧本。他改编的第一个剧本《六月飞霜》，演出效果良好，轰动一时。此后，他陆续改编或编写《陈三五娘》、《白扇记》、《李妙惠》、《安安寻母》等30多个剧本，语言地方化，通俗生动，地方特色鲜明，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芗剧优秀传统剧目。
　　新中国成立后，邵江海重病在身，人民政府竭力为他治病。病愈，他满怀感激之情，积极奉献，先后在漳州实验芗剧团、漳州艺术学校担任艺术顾问、剧艺教师，培养芗剧后继人才。
　　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0年邵江海旧病复发去世，享年63岁。弥留之际，他将自己积累的戏曲资料全部献给市芗剧团和省戏剧研究所。
　　

　　陈高顺(1913～1997年)，云霄县陈岱镇岱山村人。祖父陈春洲，清光绪秀才，为反清“三合会”骨干；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三合会”首领陈苍白一起被捕，后由家里变卖财产疏通关系获释。出狱后，携带儿子到新加坡谋生。
　　陈高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常靠拣地瓜和野菜过日。民国22年(1933年)2月，中共地下党到该村进行革命活动，陈高顺在周木等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饶和埔红军，任地下交通员。同年4月，红三团配合饶和埔红军攻打圆峰附近云和边界土豪，从缴获中取200块银元交给陈高顺及另一位交通员，要他俩送到岱山庙(饶和埔红军地下联络站)作为革命活动经费。他俩途经屿仙公庙，先后病倒。次日清晨，陈高顺仍打起精神赶路，独自跋涉数十里，把银元送达岱山庙。而后又将秘密刻制的闽粤特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三独立团等印章和裁制的一批军服，运送到平和五寨交何鸣等领导。
　　民国23年，陈高顺在漳浦车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红三团六连一排班长；民国24年底，调入团部教导大队任排长；民国25年6月“西南事变”爆发后，为团结抗日，红三团改编为闽南抗日第三支队，陈高顺任副分队长。
　　民国26年6月，陈高顺任独立营一连连长。同年7月16日“漳浦事件”发生，他随卢胜、王胜等潜出漳浦县城，参加重建闽南红三团队伍会议，后又奉命于漳浦车本、云霄金坑等地寻找失散人员。经一番努力，共使20多人归队。
　　民国27年3月，红三团编入新四军，陈高顺任一支队四团一营二连副连长。民国28年5月，四团一营随叶挺军长渡江抵达皖北新店江县，编入江北游击纵队一大队，陈高顺任三连连长。时一大队在含山县地区抗击日伪军，陈高顺屡立战功。民国29年3月10日，任纵队新七团一营副营长。3月13日，他与团长余龙贵分二路袭击县城和昭关等3个日伪据点，陈高顺当晚攻下昭关据点，俘获敌顽11人，缴获8枝短枪和一部分弹药。次日拂晓，浓雾弥漫，为预防日伪反扑，陈高顺带三连一排到城外警戒。因能见度极低，走在前头的尖兵班遭遇日伪军与之交火，其时，附近城楼有日伪驻守，后又有闻迅增援敌兵。他临危不惧，一方面叫司号员发号与一、二连联系，一方面利用浓雾中敌我服装、徽号难辨的情况，机智地扮成敌伪军官样子，巧妙地支开援敌，制止城楼上日伪军的枪击，沉着镇定地指挥战士，抢占有利地形为掩护，迅速安全转移。民国32年至民国33年，陈高顺任含山支队江全大队队长，时虽因患过伤寒身体虚弱，仍坚持在火线上指挥战斗。民国34年任营长。
　　民国35年至民国36年，在反击蒋介石发动反革命进攻的战斗中，陈高顺英勇善战，升为七师二十旅五十六团副团长，继为胶东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团长，1949年任胶东北海军区参谋长，1950年11月为胶东莱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干部部部长。1952年5月6日赴朝鲜学习、参观3个月。1953年到华东军区学习。1954年至1960年，任龙岩军分区司令员兼龙岩地委常委(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0年提为大校)，1962年1月至1964年4月改任政委。不久离职休养。离休后，积极撰写回忆录，主要有《忆漳浦事件前后》、《这里有胜利也有失败》、《回忆1940年袭击含山县城》等。此外，他还钻研医学知识，义务为周围百姓看病治疗，深受群众好评。1979年当选为福建省政协第四届常务委员，1982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副军级(少将)待遇。1997年5月29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
　　

　　
　　陈南田(1914～1980年)，台湾省台南市人。自幼酷爱布袋戏艺术，15岁从台湾渡海到漳州，先跟杨港(福兴派第四代弟子)学艺，一年之中，从鼓师、“二手”升为主演。翌年，正式拜郑福来为师，18岁出师。他勤奋好学，创造性强，在郑福来诸徒中首屈一指。1951年5月他参加郑福来组建的漳州南江木偶剧团，既当“头手”，又自愿当配演。1952年在排练赴省参加会演的剧目《三打祝家庄》中，他和郑老师傅首先在这个剧目改“坐式”为“立式”的表演，一台可以同时容纳4位以上演员上场操作。这个创举推动了布袋戏艺术的革新、提高。
　　陈南田尤长表演“金殿戏”与“武打戏”。他的“金殿戏”(包括官袍戏)气势十足，人物威武有力，虎虎有神气，令人叫绝；“武打戏”动作准确、明快、干净、利落，特别善于把京剧中舞枪弄刀和对打的技术，融汇于木偶表演之中。在木偶武打之后的亮相、喘气的表演都有独到之处。他还十分注意通过武打技术来刻划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如“独木关”薛仁贵病挑安殿宝，他没有采取京剧那种连打带唱的形式来表现，而是通过手指操纵的刀枪，把薛仁贵扶病作战的情态表现出来。他还创造出弄花枪、连环枪、夹藤牌、弄大球、舞彩绸、舞旗等武打特技。为了表演老虎扑蜻蜓这个动态，他曾多次捉蜻蜓到马戏团去逗老虎，仔细观察老虎的神情、体态，不断地琢磨、排练，演起来非常动人，富有情趣。
　　1952年11月23日南江木偶剧团在福州参加福建省第一届戏曲会演，以后奉调前往上海接待苏联木偶艺术大师奥布拉兹佐夫，陈南田、郑福来演出了《李逵醉打山门》和《孙彩娥代嫁》。奥氏盛赞陈南田表演的公子丑“是以一种多么逼真的演员感觉和技巧演出”，“表演了许多经过精确观察的细致的生活真实”，“这些特点显示了演员的真实天才”。随后他与郑福来表演的《大闹天宫》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入中国第一部木偶艺术片《闽南傀儡戏》。1954年8月陈南田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会演，获一等演员奖；9月赴上海参加华东地区戏曲会演，又获特种艺术表演奖。1960年9月随同中国木偶艺术团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二届国际木偶、傀儡戏联欢节，他与杨胜合作主演的《大名府》、《雷万春打虎》双获表演一等奖，各得金质奖章一枚。他先后4次出国，访问了苏联、法国、印尼等10多个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荣获苏联戏剧家协会名誉会员称号。
　　陈南田于1959年任龙溪专区木偶剧团副团长。先后当选为漳州市(今芗城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聘为中国木偶团、福建艺校龙溪木偶班教师。1980年逝世，享年66岁。
　　

　　张笃生(1914～1986年)，云霄城关人。他读完小学便到永记布店当伙计。民国24年(1935年)，张出洋到新加坡打工。不久，听说泰国耶拉府有很多乡亲，该处华侨公会总理、华侨学校董事长都是云霄人，还有许多人经营锡矿、电锯、电影等业，随即转往耶拉。先在某公司任职，后创办成昌橡胶公司和汇川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由于他勤劳刻苦经营有方，至60年代成为泰国闽侨巨子。70年代起，张先后担任耶拉平民——培民教育慈善机构董事长、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泰国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理、泰国中华总商会顾问等职务。1979年，受国务院邀请，作为泰国华侨观光团副团长，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典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3年受聘为泉州华侨大学董事。1985年，被选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特邀委员。
　　张为发展中泰两国友好关系，为大陆与台湾民间信息往来作出积极贡献。1976年，中泰建交，他第一个回国观光省亲。1978年、1980年、1981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先后访问泰国，他均代表华侨团体前往会见和设宴欢迎，并多次联合侨团公宴中国驻泰使节。还先后接待过赴泰访问的福建省地质、机械工业、饲料工业、亚热带作物、水产养殖、茶叶等考察团，以及福州市访泰团、参加泰国“公主杯”女排锦标赛的福建女子排球队等。他多次在泰国倡导组团回国观光旅游、访亲会友，还将其在泰国的7个子女送到北京和国内其他学校读书，进修中文。1981年主持编纂出版《泰国福建会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画刊》，并为画刊作序，为增强侨胞的爱国爱乡观念起到积极作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他利用回国和往来台湾的机会，为海峡两岸寻找、联络乡亲出力，并传递了大量信件。
　　他热心华侨教育事业。在1975年至1980年蝉联3届耶拉平民—培民教育慈善机构董事长期间，先后筹集泰币550万铢兴建培民小学新校舍、平民学校大礼堂和创办平民幼儿园。1983年至1985年又蝉联7届董事长，于1983年创办培民商业学校，并发起成立教育基金会，5次亲自奔走泰国中南部20多个省、府，发展基金会员，募款300多万铢，使平民—培民学校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商校的较完整体系。全校有教师104人，学生2093人，并有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其间他还从1978年至1983年蝉联3届泰国福建会馆理事长，每年他都从会馆教育基金中给泰南每所华侨学校增拨5000铢经费。他每月主持召开一次校董会，即使在1984年到曼谷担任泰国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理和泰国中华总商会顾问期间，也仍然每月亲自到泰南主持召开校董会。侨胞赞扬他对教育事业出钱出力最多，贡献最大。为此在平民—培民教育慈善机构第二十四届年会上，一致推举他为永远名誉会长。他到曼谷任职期间，还与其他侨胞联合创办华侨医院，并赞助泰国孤儿院经费。
　　他在回国观光探亲过程中，曾先后捐资助建云霄县示范幼儿园和修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山书院，捐助厦门集美中学改善环境卫生设施和赠送给泉州华侨大学礼物等。
　　1986年12月4日，张在泰国逝世，享年72岁。中国驻泰使节前往吊唁，福建省政协、侨联，云霄县人民政府、政协和县侨办、侨联等单位发唁电致哀。耶拉万人空巷参加送殡。中共云霄县委为其召开追悼会。
　　

　　黄典诚(1914～1994年)，字伯虔，笔名黄乾，漳州城区人，祖籍南靖湖山村。福建省立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民国26年(1937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回漳州任福建省立龙溪简易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次年2月，回国立厦门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民国28年8月升任讲师，民国34年8月任副教授。1955年发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因与时称“集团”“骨干分子”耿庸同乡而又友善受到株连，至1980年胡案平反，终于得到公正待遇。1981年晋升教授。
　　1982年11月应聘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学，后仍回厦门大学任教授。黄典诚曾经从学周辨明博士，时周为厦大文学院院长，对语言学很有研究。黄典诚深得其传，对古音、方言多有创见，讲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他先后任中国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中国方言研究会理事，福建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汉语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委员，中文信息研究会厦门分会理事长。80年代至90年代漳州各县普遍修纂地方志，在《方言》分志编纂中，多得到他的指导。
　　由于闽南话多存古音，没有轻唇音，泥日声母不分，和河洛语音有密切源流关系，为寻找语源，黄典诚曾前往河南进行实地调查。他认为闽南话源出河洛，后分播到南洋和台湾。借语言寻根证明闽南与台湾、南洋华侨的血统联系，意义重大。
　　1994年黄典诚以中风久治不愈病逝于厦门大学寓所。享年80岁。主要著作有《训诂学概论》、《语言学概要》、《诗经全译新注》、《中国第一部韵书——切韵》、《〈切韵〉性质的探讨》、《台湾祖根在中原(以音韵为证)》、《反恨赋笺释》、《鹧鸪赋笺释》、《黄道周》(剧本)等。主编《普通话闽南话辞典》。
　　

　　许木泰(1914～1994年)，原籍诏安城关，新加坡建筑界巨擘和著名侨领，新加坡诏安会馆第十一至第二十七届主席，新加坡射击总会顾问。
　　许木泰少年家境贫困，民国18年(1929年)迫于生计南渡新加坡谋生。先入吴成兴信馆兼营的建筑公司当泥水工。因工作勤快，为人忠厚，甚得老板赏识。许木泰21岁时，老板将养女婚配与他。之后，许木泰自己创办“兴利建筑有限公司”，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军南进占领新加坡，许木泰激于民族义愤，进行反日活动，被投进监狱。他在狱中矢志不屈，团结难友与日寇周旋，并帮助驻新加坡一英国官员越狱脱逃。新加坡光复后，原越狱的英国官员仍回新加坡任职。许木泰在其帮助下，事业得到大发展，业务遍及新、马、印尼各地和香港，成为诏籍华侨首屈一指的实业家。
　　许木泰身在异国他乡，不改故国深情。1974年和1980年，他3次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邀请，率新加坡射击队来华访问，为发展中新友谊而不懈努力。许木泰曾对万里动情说：“我虽然加入新加坡国籍，但我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他爱国爱乡之心，又化为支援家乡建设的实际行动。访问北京之后，他先后投资、捐资在诏安开办企业、兴学助教、治水赈灾、维修文物，为振兴桑梓作出奉献。
　　许木泰年轻时在海外艰难创业，备尝文化水平低的苦涩滋味。他在支援家乡经济建设同时，特别关注文化教育建设。他说：“祖国要强盛，故乡要富裕，首先要培育人才。要使人才辈出，就要先发展教育。”自1981年至1989年，他先后捐建诏安一中大门、“致知楼”、“毓英楼”和南诏幼儿园，还为诏安一中、实验小学添置文教体育设备，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1994年许木泰逝世于新加坡，享年80岁。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乐育人才”的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
　　

　　陈萍(1915～1940年)，原名陈如竹，海澄县(今属龙海市)人。福建省立厦门中学肄业。民国24年(1935年)，母亲患大病，依冲喜旧俗，为他早完婚配。妻子叫淑卿。陈萍成婚后1个月，即返厦门中学上课。
　　在校里，有一次，陈萍因见军事教官黄某斥责几位迟到学生，但对2名迟到的小特务学生却不加过问。为此陈萍责问教官，双方发生冲突。另一次，他拒绝训育主任查阅作文本子，大杀训育主任威风。民国25年初，被学校开除学籍。
　　退学后陈萍奔赴南京，考入军校。不久，嘴里生疔，病久身弱，退学回家。随后在家乡青浦教书。
　　民国27年5月11日，厦门失陷，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一批青年，组成“厦门青年战地服务团”，分批撤往同安、石码、海澄、漳州等地。陈萍的好朋友施青海亦撤到石码，陈萍、施青海相会畅谈在厦门的抗日救亡活动。陈萍热衷于抗日救亡工作，叫妻子带儿子返回海门岛娘家。这年7月，陈萍被调到“厦青团”第八工作队，奔赴平和县小溪镇宣传。这支工作队共14人，其中党员9人。由中共党员洪椰子带领。
　　陈萍与队友配合小溪文化馆办了很多墙报、漫画和宣传专栏，还开展文艺戏剧歌咏活动，吸引当地学生加入抗日救亡宣传行列。不久，工作队决定到东坑游击队根据地工作。工作队事先学习有关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文件，让队员加深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根据地的群众欢迎工作队的到来，对工作队队员的生活关心备至，安排得便利顺当。
　　民国27年8月，形势突变，工作队接到团部通知，立即返回漳州，一些身份暴露的队员则转移到根据地去。陈萍跟洪椰子到东坑，先在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然后到东坑小学教书。陈萍白天上课，晚上带领学生在村里演戏宣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配到中心县委机关办报。机关迁入山内，他也随机关进入山内，任和中区中心区委组织委员。
　　民国27年秋，由于执行以让步求合作的方针，处境甚是困难，甚至机关工作人员生活也难以维持。为此，中心县委和和中区委选择高厝山开荒自救，创办建兴垦荒公司。陈萍不怕苦不怕累，和同志们一起锄地挑担，没几个月便成为道地的农民。撤销中心区委成立县委后，陈萍任县委委员。民国28年底，陈萍被派往南胜，拟恢复五南区工作。他挑选原五南区地下工作人员杨银行随行兼充警卫。为尽快恢复根据地，他常乘夜幕掩护，往返于三坪、六坑山、花仔楼、安石坑寨村，开会发动群众。约两个月后，他和杨银行同到井尾村胡来金家做工作。杨银行叛变投敌，当晚趁陈萍睡后，把陈萍的枪弹全部退出拿走，然后跑到南胜报告保安队队长陈秀林。敌人立即包围井尾村胡来金家。陈萍无法抵抗，遂被捕。
　　陈萍在狱中，虽受严刑拷打，毫不屈服。陈秀林企图从思想认识上说服陈萍，便搬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陈词滥调，结果被陈萍驳斥得无话可答。第二天(即民国29年1月10日)，陈萍被押上刑场，枪杀于南胜圩外一条小溪边。路上他昂首挺胸，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年仅25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骨被安葬于平和县烈士陵园。
　　

　　苏精诚(1915～1941年)，海澄县虎渡村(今属龙海市海澄镇)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小学毕业后，就学于漳州龙溪工业职业学校，后转学厦门美术专科学校。
　　30年代初苏静从海外回到厦门，与精诚等人住在一起。他们经常阅读进步书籍，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民国21年(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苏精诚、苏静返回家乡海澄参加红军。他们在家乡成立一支游击队，有队员40余人，枪30余杆。苏精诚任队长，苏静任政治委员。遂与红三军19团(驻漳浦县)、红四军28团(驻海澄县)取得联系，接受红军部署的筹款、宣传任务。嗣后苏精诚、苏静调入由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领导的宣传队，苏静任队长。同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回师中央苏区时，苏静、苏精诚经邓子恢介绍，参加中央红军。苏精诚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经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民国23年10月，苏精诚随红一军团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苏精诚先后担任红四师和红一师的政治部宣传科长。西安事变前夕，苏精诚被调到红军团部任敌工科长。他争取在洁水河的东北军骑兵5师16团停止敌对行动，又做东北军3骑6师的工作，达成“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协议。
　　民国26年8月25日，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苏精诚出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委，他和该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
　　民国27年，苏精诚调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同年8月，该旅在旅长陈赓的率领下袭击豫北地区的水冶、观台、汤阴的日伪军。随后驻水冶的伪军皇协军第一军中的徐靖远、黄宇宙、吴朝翰等于8月7日击毙该军军长李福及日军高级参谋长谷川少将等30多人，并率领1000多人向一二九师投诚。随后，苏精诚随三八六旅投入冀南反扫荡的战斗。民国28年2月10日，苏精诚协助陈赓旅长在香城岗诱歼日军摩托化快速部队，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敌8人，并缴获大批武器。接着苏精诚参加百团大战。
　　民国30年1月25日，辽县、沁县、武乡之敌6000多人向浊漳河进行“扫荡”，直扑武乡县韩带壁三八六旅部。苏精诚在夜中首先发现敌人，大声疾呼：“敌人来了！准备战斗！”这时，敌人一阵轻机枪扫射，把苏精诚射倒在路边悬崖上。他翻身滚下200多米深的山沟里，壮烈牺牲，年仅26岁。
　　苏精诚遗体安葬于河北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与左权、高捷成安息在一起。
　　

　　张火瑞(1915～1945年)，原名张良玉，又名张北柱，诏安县官陂人。民国24年(1935年)底参加闽粤边红军独立营，民国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卢胜在乌山扩充红三团，为克服“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后的困难局面做了大量工作。民国27年初，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张火瑞服从革命需要，留在乌山以木匠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冬任云和诏武装基干队队长，开展自卫反顽斗争。民国30年春，任中共云和诏县委委员，同县委同志紧密配合，带领武装队伍，既坚持隐蔽生产开荒种田，又多次开展自卫斗争，粉碎闽南保安司令部的“围剿”。民国31年2月，带领武装基干队，配合闽西南经工总队，奇袭平和庵后马塘村，活捉大地主张番珠，为解决闽西南党组织经济给养立了功。之后，历任闽南政保队副队长、王涛支队第四大队副队长，转战云和诏、靖和浦地区。
　　民国34年8月，张火瑞带领部队，攻打国民党“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剿匪总指挥部”，活捉办事处主任张建雄及其官兵。激战中，张火瑞身先士卒带领短枪班猛攻炮楼，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0岁。
　　

　　谷文昌(1915～1981年)，原名程栓，河南省林县石板岩乡郭家庄人。世代务农，家境清贫。他小时曾逃荒求乞，稍长当长工，学打石。民国32年(194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林北县第七、第十、第二区区长和中共任村区委书记。民国38年1月随军南下。1950年5月12日东山解放，谷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后历任中共东山县工委(以下简称县委)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及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龙溪地区林业局副局长、龙溪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龙溪行政公署副专员。
　　东山岛东南部，原有3.5万多亩荒沙滩，白茫茫寸草不生。狂风起时，飞沙侵袭村庄、吞噬田园，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谷文昌到东山不久即了解到这一情况，关切地说：“不治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无法过好日子的。要治穷，得先除害！”1952年4月，谷文昌担任县长，就把治理风沙灾害列为政府的重点工作。1954年4月，他担任县委书记时，即把制服风沙的意见，与县委一班人共商，取得共识。从此，他多次带领人员探风口、查沙丘，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向、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向背详细记录与绘图，并研究制定了治理风沙的方案。按此方案，他与县委一班人，先后8次组织干部群众筑堤拦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种树防沙……但收效不大。他忧心忡忡。1957年春，谷文昌得到白埕村沙滩挖出泥炭土的讯息，即到实地观察研究，断定这里过去有树林，今仍可以种植。于是，他发誓：“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紧接着，又得到白埕村沙丘上长着数株木麻黄树的消息，他立即到现场观察，高兴万分，把正在县里参加扩干会的300多名干部带到木麻黄树边，说：“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其他沙滩也一定能种活！”
　　1958年春，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全县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齐上阵，掀起轰轰烈烈的造林运动，数天时间栽上20万株木麻黄树。岂料，气温骤降，持续一个月倒春寒，树苗大部分冻死，有些地片几乎死尽。谷文昌与林业科技人员一道到死苗严重的地片察看，说：“大家别难过，共产党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树苗虽然死了很多，但也有活着的，咱们得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经受了多次挫折，县委领导更加注重科学种树，组织一个由领导干部、林业技术员和老农民组成的造林实验小组。为了掌握木麻黄幼苗所能适应的气候条件，他们进行旬旬造林试验，总结出沙地木麻黄造林的“六个技术要点”(其中夏季雨天造林最重要)。同时，谷文昌还与白埕村林业队一道，在村北面种20亩丰产试验林，为全县提供示范。技术问题解决后，又遇种苗奇缺的难题。时适逢周恩来总理从越南引进一批木麻黄种子，省人民政府从分配得到的种子拨下一部分，指示龙溪专署在东山创建育苗场，支援东山造林。县里也组织人员四出采购种苗。县委根据实地情况，制定了“县造县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植树归个人所有”的新规定。1960年夏天，全县掀起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全民造林运动。每逢雨天，谷文昌和县委一班人，就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上沙滩、山丘种树。如此鏖战数年，至1964年造林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绿色长城”。
　　谷文昌组织植树造林期间，还发动群众挖塘打井、修筑水库、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促使东山初步改变“三天无雨火烧埔”的状况，缓解了旱情。
　　东山地处海防前线。谷文昌经常对干部群众进行“提高警惕，保家卫国”的教育，加强民兵军事训练。1953年7月16日，台湾当局发兵万余攻打东山。谷文昌组织群众全力支前，带领地方干部奔赴战场，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东山保卫战的迅速取胜立下功勋。
　　谷文昌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对来访的群众，不论什么时候都热情接待。他说：“群众上门来不容易，如果我们不热情，以后他们就不敢来了，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城关有位妇女，向他反映夫妻多年分居两地所带来的困难。谷文昌立即请人事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丈夫调回东山工作。他习惯走村串户，找群众谈心。他了解到国民党从东山撤退时抓走大批壮丁，众多的壮丁家属有许多苦衷时，即召集县委一班人研究，共同创造一个新名词——“兵灾家属”，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不受歧视，经济有困难者得到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或集体供养。一项德政，万人称颂。在“大跃进”时，谷文昌倾听群众意见，怀着“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的宗旨，对“大炼钢铁”、“移苗并丘”均有节制，先在个别场所试点，而不推广。
　　谷文昌不论在何处何岗位，皆勤勤恳恳地工作。从省林业厅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他即深入实际调查，多次帮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分析农业生产上存在的弊端，指导实行田水轮灌、矮秆密植、增施农家肥。他与妻子史英萍每天早晨上路拾猪牛粪，7个月共捡1万公斤送给集体。他同社员一道插秧、耕田、除草、抢收抢种……这个大队当年粮食亩产跃上千斤(创历史水平)。1970年7月，谷文昌被任命为宁化县隆陂水库总指挥。他日夜泡在工地上，与民工同睡统铺、同饭菜，一同打石、挖土、挑土、推车、扛石。1971年3月，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高合龙的阶段，却接连数日下起淫雨。谷文昌由于日夜操劳而得病，但天天上工地指挥。某天半夜零时，是大坝要合龙的关键时刻。谷文昌发高烧至39度，仍冒着大雨，拄着拐杖，站在大坝上指挥并鼓动大家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了，为了子孙后代，再坚持一下……”民工们个个奋勇争先，豁出命干。凌晨1时许，大坝终于胜利合龙，谷文昌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在民工搀扶下回工棚休息。
　　谷文昌一生清廉俭朴，严于律己。1964年，他调省任职，有关部门要将其大女儿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干部，随其调到省里。谷文昌说：“县委书记的孩子不能特殊！”此事被他阻止了。他多年和木材打交道，但从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根杉木。从东山调往福州时，带走的家当是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萝卜干、几麻袋杂物。从宁化调回福州时，家当依旧，连只木板凳都没添。
　　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漳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吩咐家属，要将家中电话机和他用的手枪、自行车都交还公家，其家属一一照办。1987年7月15日，谷文昌骨灰安葬在东山县赤山林场。1991年，根据谷文昌的一生表现，省、市委发出“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号召，东山人民也在赤山林场塑像纪念他。
　　

　　罗壮丹(1915～1987年)，原名凤苞，平和县长乐下坪村人。家庭贫苦，父罗谷香是下坪村农会骨干，姐夫陈彩芹是早期中共平和县委领导人之一。
　　壮丹8岁读私塾，10岁辍学。民国16年(1927年)陈彩芹在下坪村搞农运时，壮丹始得复学。受姐夫的影响，壮丹在学校里也参加农运宣传。
　　平和暴动前后，壮丹父亲病逝，伯父罗谷流、堂叔罗坤生被杀，壮丹愤而参加游击队，初为传令兵、交通员，后任饶和埔苏维埃政府儿童团书记兼儿童团部主任。
　　民国21年，壮丹被选到长汀红十二军医院学习。在红军4次反“围剿”中，他坚持随军工作。
　　民国23年夏，他被调到红军少共国际44团卫生队。11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途中身患重病，仍坚持徒步行军。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候，虽然体弱、劳累，但始终没有丢下药担。
　　民国25年2月，壮丹随军渡过黄河，参加讨伐阎锡山战斗，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7年，进八路军卫生部军医速成班学习。结业后调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警备团，先后担任医生、医务科长、所长、主任等职。
　　民国34年，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医生。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中共中央警备团、晋绥军区担任卫生所主任、处长、医院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北军区、川东军区、西南军区、成都军区任科长、副处长、处长、医院副院长、院长、党委委员、副书记、书记等职。1955年获国家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1960年，壮丹转业地方，回归福建，先后任福建医学院副院长、医学院纪委书记兼党委常委等职。
　　1982年底，他离休后，仍关心院务。1987年病逝于福州，享年72岁。
　　

　　卢叨(1915～1993年)，广东潮安县意溪西都村人，乳名成南，曾化名卢在祥、王祥、荡波。民国21年(1932年)在广东省立第四中学(即潮州金山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反蒋宣传活动。民国22年冬初中毕业，参加中共潮澄澳(后改“潮澄饶”)县委领导的游击队，负责《红潮》报、《红潮画报》刻写印刷工作，次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4年，中共潮澄饶县委驻地浮凤苏区受国民党军队残酷“围剿”，卢叨随县委和红三大队转移福建云霄、平和、诏安3县边界乌山后，在中共云和诏县委印刷所工作。民国25年夏，调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报《战斗》、《工农报》印刷部工作。时红三大队已改编为闽粤边独立营，吴金为政委。结合整编又搞“检举运动”，来自凤凰山区的干部、战士好多被打为“托派”或“社会民主党”，前三大队政委贝必锡、特委成员余丁仁、潮澄澳县委书记陈胜信、印刷所负责人希壶等一批干部战士被错杀。最后卢叨也被扣押刑拷。基于对党忠诚，卢叨写了《卢在祥申冤书》报告逼供错杀无辜的情况，要求来视察的特委代表转报特委，《申冤书》引起特委的重视，从而煞住这股极“左”邪风。
　　民国26年5月至6月，他化名王祥，做为特委谈判代表成员在平和、漳州等地，与国民党157师(粤军)进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谈判，达成“六二六”联合抗日政治协议。同年7月16日，国民党157师撕毁抗日协议，制造“漳浦事件”和围捕杀害特委、县委领导人的诏安“月港事件”。事件发生后，卢随特委机关转回根据地，主编《抗日情报》，揭露国民党和157师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面目。民国27年2月，重建的红三团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苏皖抗日前线后，卢留在乌山坚持根据地工作。此后，历任中共云和诏特区书记、云和诏县委书记、潮汕中心县委军事部长、潮汕抗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闽南特委副特派员、闽南特委书记、闽南地委书记兼闽南支队(民国38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政委等职。
　　民国38年8月至9月间，指导中共云和诏县委与国民党的云霄县长谈判，取得云霄和平解放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龙溪地委书记、第一届中共福建省委委员。1960年“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卢叨被打成“江魏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又被戴上“右倾机会分子”的帽子，下放劳动。甄别复职后，紧接着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卢叨再次受到冲击，下放劳动，从“五七”干校“解放”后出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福州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书记，后改任省体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政协福建省第五届副主席、党组成员等职。1993年因病逝世，享年78岁。
　　卢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老区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逝世后遵照其遗嘱，将骨灰安葬于乌山东部云霄水晶坪原中共闽南地委机关驻地公头里。著有《卢叨诗文集》传世。
　　

　　陈文平(1915～1993年)，又名亚昭，福建诏安县人。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闽南地方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
　　父陈阿六以屠宰为业，母从事家务劳动。陈文平自幼读书，民国19年(1930年)升入县立初中，民国21年诏中掀起反对法西斯教育学潮，他的同学许辉星因领导学潮被开除。时陈文平17岁，便仗义执言，与同学林士彭为之辩护，因此也受到退学处分，于是秋季转入漳州崇正中学。在漳州他更有机会接受进步思想，对事更有判断力，不久因反对学校训育主任法西斯管教受到记大过和不得参加毕业考试的处分。民国22年，十九路军反蒋，发动“闽变”。他便回诏安支持学生抗日宣传活动。同年秋转入汕头南洋公学学习，直至毕业。
　　民国23年在诏安家居时，由已投奔革命的同学许辉星引见中共闽粤边区潮澄中心县委书记张敏，从此开始接受党的领导，进行一些革命活动。为开展革命工作，于民国24年谋得小学教师职务作为掩护，在四都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捐税、反恶霸的斗争。民国26年7月16日，国民党军一五七师撕毁“六二六”合作抗日协定，制造“漳浦事件”，同日诏安反动军警沈东海部也制造“月港事件”，张敏、许辉星及县委、区委等一些领导人被捕牺牲。
　　民国27年3月，红三团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陈文平与谢世杰、林楠、许沙洛直奔龙岩白土准备参加二支队北上；当赶到白土时，二支队已开拔，经留守处钟骞同志安排，参加闽西南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5月间，西南潮梅特委从革命工作实际出发，决定退回一些干部，以便坚持地方工作，于是陈文平等便被退回漳州中心县委。后林楠、许沙洛留平和碧野列宁小学任教，陈文平、谢世杰被分配到中共云和诏县委机关。
　　陈文平到县委机关报到后分配到诏安三区工作，不久由卢叨、莫丁贵介绍加入共产党，之后任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在诏安县进水、官陂一带活动。
　　民国2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制造磨擦，继而颁布《限制异党活动法》公开反共。在敌人的围剿中，战友谢世杰牺牲，但他仍坚定信心和敌人巧妙周旋。民国29年春任县委副书记。同年11月间云和诏县委书记黄永禄在平和筹款返回乌山途中被害，因是单独行动，凶犯未能及时破获。对战友被害，陈文平痛心疾首，时时留意侦查，民国33年，他和平和县委书记陈天才途经李仔坪时侦得凶手，王涛支队下闽南时他便率队将3犯捕获正法。
　　黄永禄牺牲后，于民国30年，梁培德接任书记，至12月梁培德因病逝世，陈文平便挑起县委的重担。这一时期由于敌人封锁，又要维护合作抗战的大局。武装筹款、惩办土豪都在禁止之列，处境困难，甚至机关工作人员生活也难以为继，陈文平领导县委组织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民国31年6月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9月接南方局指示，为应付突然事变，县以上改特派员制，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实行勤业、勤学、勤交朋友“三勤”任务。陈文平迅速安排人员分散隐蔽。他十分关心诏城2个党支部同志安全，指派李文忠同志潜入县城传达指示，部署安全撤离。在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日子里，特派员也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次他与钟亚治、张北柱由平和返回诏安途中，在官陂豆畲过夜，遭敌人袭击，突围中下腭受枪伤，为稳定情绪说是跌伤。特派员的任务是观察辖下组织“暂时停止活动”期间的表现，为恢复活动作准备，陈文平忠诚地履行职责，经常单枪匹马奔走于荒山野岭之间和各基点村、点，联系了解，进行宣传教育。
　　民国32年形势更加严峻，陈文平已正式受命为云和诏县委特派员。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云和诏县委与平和县委相继组织武工队。民国33年2月平和县委武工队进入乌山和陈文平领导的云和诏武工队合并成立闽南政保队。政保队成立后便取得火畲伏击战的胜利。民国33年农历元宵又攻下诏安霞葛和石陂大塘里村；农历二月十六日又袭击云霄县龙透村；11月又率政保队取得禾仓伏击战的胜利。
　　民国34年10月，卢叨调边委工作，陈文平任中共闽南特委特派员。时王涛支队挺进闽南反“三征”开仓放粮，7月乌龙坑战斗后，政保队编入王涛支队为第四大队，陈文平任政委，卢炎任大队长。
　　乌山方圆百里，山高岭峻，是闽粤边区的革命老根据地；红三团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便乘机蚕食，许多基点村丢失，公田村就是其中之一。公田位处云和诏三县交界处，反动派便在此设立“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企图遏制乌山游击队活动。办事处少校张建雄是一阴险的家伙，他手中有一个连的兵力，此外驻扎在诏安县官陂、平和县大溪、云霄县水晶坪4个自卫中队也归张指挥。张自知没有群众基础很难站住脚，便利用张姓聚居公田的情况，攀附宗亲，笼络人心。陈文平利用张建雄拉亲认同策略，布置多名张姓党员、民兵侦察，搜集敌人动向。7月间，支队进入乌山向诏安境内运动时，敌人以为要攻官陂，从公田调兵加强官陂防务，于是支队乘机夜袭公田，以四大队主攻，一、三大队打援，攻下据点，处决了张建雄，并打垮了来援的顽保二团2个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于重庆开展谈判，闽南国民党反动派也企图利用时机诱降。民国35年初，诏安军事科长林春风上山游说，不能得逞。之后陈言廉保二团部拘捕正在念书的陈文平胞妹陈雪华，胁迫其劝降，阴谋又不能得逞；6月保安一团胡季宽部又拘捕陈母、妻、女、兄、嫂和妹侄7人，胁迫归降。陈文平不为所动，反而通过“白皮红心”的一位保民代表暗中与在押的胞妹陈雪华见面，布置她如何应付，如何争取在国民党军中的兄弟窃取情报。当国民党反动派诱降、迫降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便迁怒于一些“白皮红心”的保长，为使这些同志获救，陈文平又几次冒险奔走于水晶坪、官陂一带，想方设法营救。而其家属直至民国36年5月才获得交保获释。民国37年1月根据情报于坪坑组织了一次伏击，取得胜利。
　　民国35年6月，四大队改编为钟骞支队，陈文平任政委。民国35年11月，闽粤边区党委在平和铜场大墓山召开会议，根据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的精神和对时局分析并参照以往教训，决定分散活动，隐蔽力量等待时机，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作战。会议还决定撤销特委，成立闽南地委。民国36年1月，陈文平改任闽南地委书记。时地委辖下有平和县委、云和诏县委、靖和浦县工委、永和靖县工委、南靖县工委、漳南工委、安南同县委、厦门市委、台湾工委、泉厦临工委及闽西南领导下白区党组织。为执行区党委会议精神，地委命组织部长陈天才、军事部长卢炎带队开辟南靖大岭片树海根据地。树海局面初步打开后，陈文平带领地委机关进驻树海，至同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树海有游击队进出，保安团便向南靖集结，并驱使壮丁队数百人搜山。陈文平和大家商量后便采取一抓一放的策略，教育争取壮丁队。为争取壮丁队，地委机关倾尽仅有的伙食底子，还把仅存一点猪油作油焖饭请俘获的壮丁，从此壮丁队为我所用，提供情报甚至掩护游击队。
　　民国36年7月，陈文平参加闽粤赣边委在广东大埔背畲召开的党代会，会上被选为边区党委执行委员。会议期间，区党委书记魏金水对陈文平说，拟派卢叨带一工作组协助闽南地委工作。陈文平当即建议“不要叫工作组，卢叨当书记，我当副书记。”于是卢叨从区党委调回闽南任地委书记，陈文平改任副书记。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总队成立，钟骞支队改为闽南支队，陈文平任副政委。民国38年8月闽南支队改编为边纵第八支队，6月成立闽西南联合司令部，第八支队隶属司令部，下辖5个团，陈文平仍任副政委。
　　陈文平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屡出奇招，这与他能娴熟地运用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法宝是分不开的。他曾争取诏安县参议员张清修为游击队采购药品，为被捕的老区群众出面具保；争取进入乌山咽喉地带的保甲长倾向革命，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粮食、被服、药品。他为人稳重，言语恂恂，颇有长者风范。他以一介书生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闽南大地党的领导人，是经历了艰苦的磨练。艰苦的斗争环境不仅造就他成才，更造就他对党忠诚，因此在风风雨雨的岁月中能泰然处之，不动摇对党的信念。
　　民国38年9月第八支队配合三十一军解放漳州，在入城之初，第八支队供应没有着落，他又主动与卢炎一起奔赴福州找省委解决，从而稳定部队。他不争名，不争利，第六地委(后改称龙溪地委)成立后，卢叨出任地委书记，他任地委常委、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副专员。1951年9月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4年9月结业，任龙溪地委常委兼3613工地政委。3613工程是军用机场建设工程，他倾尽全力投入建设工作。1955年10月晋升为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1957年1月专员由秦秀峰接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紧接着福建又加入“反地方主义”内容，陈文平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当局为“彻底肃清地方主义”影响，在地委党校摆开战场，召集原闽南地委和八支队的一些干部，按既定目的动员、组织、部署，由“积极分子”带领，先“背靠背”，后“面对面”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历经5个月36场批判斗争，陈文平始终以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精神顶住无端指控，他不畏威胁、不被引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管如此，数月之后仍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总代表”的帽子，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工资从11级降至16级，下放漳浦万安农场。1962年开始“甄别”，但又久拖不决，至1964年才恢复地委副书记职务，旋即调省民政厅任副厅长。他不计个人得失、损益荣辱，又投入工作之中。“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又受到冲击，下放建阳农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重新工作后，他仍兢兢业业抓好民政工作，积极排除阻力，使落实地下党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顺利进行。1984年离休后，他仍关心党史研究工作，1993年1月病逝于福州，享年78岁。
　　

　　黎韦(1915～1996年)，祖籍南靖县，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民国20年(1931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国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厂宣传组组长，陕北公学第十一队队长、指导员，校长办公室秘书、主任，延安马列研究院政治经济研究室国统区经济研究组组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编，新华总社编辑部广播主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总编辑，济南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长，云南省计委副主任，云南省经委副主任，云南省物资总局局长，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等职。
　　黎韦少年时期受共产主义启蒙，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学生罢课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出卖上海，被学校当局开除。民国21年，东渡日本留学。民国24年10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厦门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的反蒋抗日活动。民国25年在《南京早报》工作时，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要求停止内战、国共联合抗日。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撰写大量要求抗日、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拥护联合阵线、共赴国难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以“赤匪嫌疑犯”罪名逮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同年，被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抗大学习。此后，深入工厂做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工作。不久，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问题研究室任研究员和冈野进的秘书，并担任延安马列研究院政治经济室国统区经济研究组组长。这个时期，他研究大量日本、东南亚各国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撰写和发表许多理论研究文章，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为增进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团结与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黎韦坚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编、新华总社编辑部广播主任期间，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大量宣传中共政策的文章，出色地完成宣传工作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他在党的领导下，组建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接管并改编山东省济南广播电台、贵州广播电台、云南广播电台，在建立和发展党的广播事业中作了重要贡献。
　　1950年2月起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黎韦长期在云南工作，为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尽力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坚决顶住压力和派性的干扰，努力维护社会治安，坚持抓好经济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积极参与领导全省人民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为云南省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5月，黎韦调到湖北省工作后，积极参与领导全省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参与领导完成全省拨乱反正的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历史大转折。在坚持纠“左”和消除右的影响同时，他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右的干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工作勤奋，作风严谨，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解决许多重大的问题。
　　黎韦还是云南省“文化大革命”前各次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6年逝世，享年81岁。
　　

　　李林(1916～1940年)，本名秀若，又名小峰，女，龙溪县人。自幼随父侨居荷属东印度爪哇，在当地华侨小学读书。
　　民国19年(1930年)，李林小学毕业。时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其父经营的商店买卖惨淡。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憧憬，随母回国，升入厦门集美初中。她酷爱文学，曾幻想将来能做个文学家。“九一八”事变，冲破了集美校园的宁静，李林怀着一腔热血，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集美初中毕业后，李林一度到浙江杭州中学读书。民国24年春，转到上海爱华女中学习。在这里，她目击种种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再不以“作个文学家”为满足，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寻求正确的出路。当时，女中附近驻有日本军营，每当看见日本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样子，李林就怒火中烧，一天她奋笔疾书，写了《读〈木兰辞〉有感》一文，道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日寇誓不休”的决心。不久，她被选为校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同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李林同其他进步同学一道，不顾校方的阻挠，于20日带领同学冲出校园，参加上海各校学生声援北平的示威游行。由于斗争坚决，不久，她被吸收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第二年暑假，李林参加上海学联组织的上海大中学生暑假抗日宣传团，沿沪杭线进行抗日宣传。因此，被女中当局开除了学籍。
　　民国25年8月，李林来到北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该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怀下，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等7位领导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游行队伍的旗手，走在最前列，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警察进行顽强斗争。游行结束后，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林入党后，立即响应中共北平市委的号召，奔赴当时的国防前线山西太原，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在该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她刻苦学习政治、军事，为练习卧倒射击，双肘都磨破了。她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
　　民国26年五六月间，李林提前结束军训生活，先后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总会和该会太原市委会工作。“七七”事变后，她坚决要求上前线，来到大同担任中共雁北工委会(对外称牺盟中心区)宣传委员。为了发动群众，她主动承担印刷传单的工作，不顾敌机空袭和汉奸、特务的恫吓、威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同年9月12日，大同沦陷，怀仁、左云、右玉诸城也相继失守。中共山西省委要求李林等人转回太原，另行安排工作。李林眷恋雁北的大好河山，更舍不得当地苦难的群众，含泪南下到阳明堡地方，幸遇梁雷、赵仲池等人，他们要到雁北组建党的特委，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经他们同意，李林又重出雁门关，重返抗日前线。
　　同年11月，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梁雷任支队长，李林为政委。他们和刘明生、屈健所领导的雁北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一同在晋北山区频频打击日寇汉奸，很快便在那里建立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民国27年3月，日军宫后师团南下，伪军李守信部进攻偏关，支队长梁雷在战斗中牺牲，新组建的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李林强忍悲痛，把失散的队员重新聚集起来，鼓舞大家向敌人讨还血债。5月间，八支队奉命北上，开辟绥南地区。行经田成村时，侦悉当地有伪军一个排，战马百余匹，李林当机立断，发起突袭，缴获了全部战马。接着，她又亲手枪毙了平鲁的大汉奸李树德。在偏关砸烂国民党的监狱，释放了许多无辜被关押的群众。6月，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雁北第六支队，原八支队和五支队合编成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李林担任政委。她率领骑兵营配合兄弟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扫荡”，立下赫赫战功。从此晋北山区，长城内外，到处传扬着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敌伪闻之丧胆，曾悬赏5000元购其首级。
　　民国27年9月，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成立，上级调李林到边委工作，任宣传部长，负责干部训练班工作。她呕心沥血，经常工作到深夜，一年多时间，共培训干部200多人，为边区各县输送一批抗日骨干。民国28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造谣诬蔑八路军和牺盟会“游而不击”，为蒋介石阴谋发动反共高潮进行动员。李林出席这次会议，她列举事实，驳斥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并坚决抵制阎锡山所提出的反动措施。
　　秋林会议后，山西政局日益恶化。是年冬，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晋绥边区的顽固派也向我军挑衅。李林率边委警卫连配合六支队奋起自卫，遏制这次反共逆流。在战斗中，李林与牺盟晋绥边委员会的秘书屈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人于此时结为夫妻。
　　民国29年1月，晋绥边区通过民主选举，成为第十一专署，屈健当选为专员，李林当选为专署秘书主任。月底，她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参加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受到贺龙将军的接见。贺龙亲切地对她说：“欢迎你，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到你的名字都害怕，了不起！”会后，她又回到雁北前线。
　　同年4月下旬，日寇集中12000余人，向晋绥边区腹地进行第九次“扫荡”。在反扫荡中，李林率专署警卫连殿后，掩护机关、团体和干训班的人员转移。4月25日，刚到陶小峰和左小峰村前的一道沟口，队伍突遭敌军伏击，警卫连与六支队失去联系。李林与地委武装部长姜胜交换意见后，命令队伍向西平台村转移。第二天清晨，在西平台村又被敌人四面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李林对姜胜说：“我带骑兵排往东大沟里冲，你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姜胜还来不及阻止，她已跨上战马，带领骑兵冲向东大沟。敌人以为李林所率的骑兵排是突围的主力，便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向东增援，姜胜乘机指挥机关人员突围。当敌人发觉上当后，便集中全力咬住李林不放。她反复冲杀，最后意识到难以突围，便取下公文包，藏进附近的岩洞里，对小通讯员说：“你还小，敌人不会注意，快沿这条沟出去。待战斗结束后，再来取走文件，交给地委。”送走通讯员后，她便跃马冲上山头，打死敌人两名机枪手，率部向东突围。敌人像潮水般涌来，她且战且退。当她冲上小郭家窑村背后山顶的一座小庙时，身边只剩下两名负伤的战士。敌人猛扑上来，嚎叫着要“抓活的”。她和战友接连打死了几个鬼子，两位战友相继牺牲，她的腿部和头部受了伤。但她忍着伤痛，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小手枪，双枪同时向敌人射击。子弹快完了，敌人越来越近，她誓不当俘虏，用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部，牺牲时年24岁。
　　

　　马寒冰(1916～1957年)，原名马国良，海澄县人。
　　民国21年(1932年)就读上海沪江大学。民国24年在厦门鼓浪屿组织天竹文艺社，任《华侨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民国26年6月到缅甸，先后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兴商日报》总编辑兼缅甸通讯社记者，又曾负责缅甸华侨文艺界救国后援会宣传工作。
　　民国27年回国，入陕北公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太行、晋鲁豫、冀中、晋察冀、晋西北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奉调到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后到三五九旅任王震旅长秘书，转任该旅后勤部长、宣传部长。三五九旅进军新疆后，任新疆军区文化部长兼中共新疆分局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初，奉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任文艺处编审兼出版处处长。创作《新疆好》、《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两首歌词，广泛流传至今。1957年7月7日逝世，时年41岁。
　　

　　林湖鳅(1917～1944年)，又名养生、水田，平和县人。民国21年(1932年)底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民国22年11月被派回家乡开展地方工作，民国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靖和浦县委辖下的五南区委、双坂区委书记，为配合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清剿”、巩固靖和浦苏区进行斗争，作出显著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平和县委委员、县委书记，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委员，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救亡活动，发展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27年受派赴安溪指导党的工作。民国28年后，带领平和县委工作人员，联系群众，建设基点，坚持抗日和反顽斗争。民国30年调往闽西，民国32年底回平和工作。同年12月在平和东坑席草坪被国民党县保安队逮捕。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历尽折磨，以致双目失明，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民国33年12月在被押解崇安集中营途中牺牲，年仅27岁。
　　

　　陈荣殿(1917～1983年)，漳州城区人，少时就学于漳州寻源中学。民国31年(1942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民国34年到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进修。回国后曾先后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大连医学院外科副教授、教授，遵义医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等职。
　　陈荣殿是我国医学外科知名专家，在外科学上有较深造诣，临床上有许多创新，取得显著成果。尤其在胃大部切除，采用空肠近端大弯的吻合手术，经1000多例临床治疗观察，证明这种手术并发症少，治愈率高，故此后命名为“华罗氏Ⅱ区空肠近端胃空肠吻合术”。其医学论文有《商榷流行近百年的华罗氏Ⅱ区胃部分切除术有感》、《胃部分切除后输入半空肠梗阻》、《中药排石汤对胆结石的疗效观察》、《旅大市胆道蛔虫病102例调查报告》等10多篇。
　　1969年，为支援“大三线”建设，大连医学院奉命南迁贵州遵义，改名遵义医学院，他随医学院到遵义。一段时间后，许多同事都返回大连复办的医学院工作，但他不留恋于沿海城市，而以年迈病弱之身，矢志扎根于贵州，献身于他所热爱的医疗事业。他还兼任《中华外科杂志》编委30多年，曾参与黄家驷教授主编的《外科学》以及《新急腹症学》等书的编写工作。
　　陈荣殿是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曾任贵州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遵义市政协副主席。1982年，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向党交了《身后意愿书》，表示其病逝后殡葬要移风易俗，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愿把遗体捐献给医学教学之用。1983年6月病逝，享年66岁。陈荣殿一生从事医学，业绩卓著、治学严谨、品德高尚，为医学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为纪念其功绩，遵义医学院特地建立“陈荣殿纪念碑”。
　　

　　施正镐(1918～1987年)，福建漳州城区人。30年代在杭州国立艺专攻读作曲专业。日军侵华时返漳参加福建战地歌咏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歌咏团解体后，就读于重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民国31年(1942年)毕业，到成都、漳州等地从事音乐教学工作，创作《夜袭》、《梦战场》、《年青的号手》、《春天的歌》等10多首救亡歌曲。抗日战争胜利时创作歌曲《凯歌》应征获第一名。40年代后期返漳，在龙溪师范学校执教，创作不少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漳州市音乐协会主席，组织音乐爱好者成立南词乐社。1951年8月调北京任中央戏剧学校歌剧系教师，后调中国戏剧研究院音乐研究室从事音乐研究。1976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外国音乐研究，取得副研究员职称。几十年来，他除了培养一批音乐人才外，还撰写了《评剧音乐调式研究》、《发展生角唱腔的几种做法》、《评剧音乐结构研究》等专著。步入晚年后，承担了《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戏曲音乐的编审工作，并为《中国音乐词典》撰写重要条目。
　　1987年逝世，享年69岁。
　　

　　平浪(1918～1991年)，原名吴玉明，四川省大竹县永兴镇河家沟村人。初中毕业后考进川东师范学校，后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7年(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8年分配到福建龙溪专署任文教科科长。10月初任中共华安县工委(后改县委)书记兼人民政府县长。11月16日，平浪和龙溪军分区副政委卢炎及三十一军二七二团政治主任袁志年，带领50多名地方干部和两个营的兵力，于18日下午到达当时国民党华安县政府所在地的黄枣接收旧政权，宣布华安和平解放。
　　平浪根据当时华安敌匪情况，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剿匪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采取六条措施。他首先安排工委委员分头把关，自己则同军队领导一起率领部队多次临阵围剿敌人。在新圩的反包围战斗中，他身边只有4名警卫及1名县大队连长，据守在两间破旧楼房里，战斗中，他的棉衣被打穿一个洞，弹头打断了胸前的钢笔。他面无改色，指挥若定，带头冲锋陷阵，终于打退了时为漳安华泰“剿共”总司令黄雨定有预谋的、纠集5股共300多匪众的猖狂围攻，并毙匪3人。平浪以少胜多，受省、专区通报表扬和奖励。1950年在平息云山暴乱中，平浪身先士卒，率领县大队和二七二团战士围歼匪徒，亲自击毙匪大队长汤福源。在大乾土楼围歼战中，他带领军分区警备三营、县大队和区干部、民兵攻克土楼，俘匪29名，活捉匪首黄金辉。1951年6月剿匪胜利结束。
　　1954年春，平浪调离华安。先后在上海华东党校、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先后任省委党校党委常委、高干自修班副主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溪地区革委会宣传组组长、地委党校校长兼书记、机关党委会书记、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行署顾问等职。
　　平浪于1983年9月离休，1991年10月病逝，享年73岁。著有15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从延安到闽南》。
　　

　　马振兴(1918～1994年)，河北省涉县人。民国28年(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河北省涉县背沟村民兵队长，偏城县牺盟会、农会干事，县公安局干事，一区宣传委员、副区长，三区干事、区长。解放战争时期，调任邢台市南关区干事、邢台县公安局股长、河南省太行区专署公安处科长、新乡县司法科科长、汲县公安局局长。民国38年9月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漳浦县公安局局长，龙溪专署公安处副处长、处长，福建省劳改局局长，龙溪地区知青办主任，中共龙溪地委常委、副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扫荡”中立过功，被评为抗战的模范。解放战争期间，他服从组织安排，从事公安、司法工作，为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公安、司法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对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加强漳州公安队伍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离休后，他不顾体弱多病，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活动，撰写剿匪反霸等革命回忆录，为革命和建设继续发挥余热。
　　1994年4月因病逝世，享年76岁。
　　

　　林少丹(1919～1993年)又名保真，东山县康美村人。
　　林少丹出生于世代泥瓦匠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建筑装潢、壁画装饰艺术，养成喜画、爱画的爱好。因家境贫困，少丹常以炭代笔作画，其兄便倡议全家节衣缩食供给笔墨纸张让其习画。至10岁少丹才进私塾，3年后，其父认为无力继续培养，从长远计，又命他跟从兄长学习建筑技艺。其兄深怜少丹爱好，常让其就近游览观摩寺庙祠堂绘画装饰。数年之后，少丹技艺大进，特别以壁画、剪瓷、雕塑见长，蜚声于闽南、粤东。
　　民国33年(1945年)，经人举荐到平和九峰县立中学任美术教师。其间，阅读了不少近现代美术书刊，提高了美术理论素养。
　　民国35年，少丹离开了平和县立中学，继续跟从兄长从事建筑业。“七七”事变之后，建筑业濒临绝境，为生计，少丹兼事画漆、画油等工艺和为游乡社戏绘画制作戏台布景。
　　民国37年，林家承包闽南古刹三平寺重修业务，少丹领头专事剪瓷、壁画、雕塑。古刹装修讲究绘画内容和规格，林少丹在实践中，古建筑技艺又有进一步提高。
　　1950年5月东山解放，少丹被聘为东山县实验小学校长，后改在樟塘学区任教。
　　1952年为配合东山建设，创作连环画《修堤防汛》，在福建省创作评比会上获奖。
　　1954年调任东山二小副校长，1955年再调县实验小学任副校长。
　　1959年，正当建国十周年，少丹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国画《前哨归渔》，反映东山渔货丰收景象。此画被选送建国十周年大庆美术展。同年，还为红军进漳纪念馆雕塑《红军战士》。同年秋调离东山，任龙溪艺校美术科教员。
　　正当创作精力最旺盛之际，一阵政治风暴袭来，于1960年9月蒙受不白之冤离开讲台。从此回乡农耕达20年之久。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少丹随兄长从事建筑业时，曾应寺庙施主为许愿之请作寺庙壁画，施主以祖上珍藏一幅张天师旧画充当工钱。张天师能捉鬼驱邪，为民消灾避祸的传说，深为少丹敬仰；加上旧画线条简洁，神韵古朴，少丹十分喜爱这幅画像。蒙受不白之冤后，旧画便成为自己的希望，经常摩挲观赏。“文化大革命”中，旧画及自己多年的手稿被抄毁于一炬，他十分惋惜，日夜思念。1972年，一位难友上门求画，少丹便萌发画张天师以解心中的郁块。两人商量之后觉得不妥，便改宗教题材为民俗题材，画了遭遇坎坷、死后化为捉鬼驱邪、为民除害的钟馗。
　　1981年林少丹得到平反昭雪，精神焕发，从此奋笔作画，欲将20年的损失和胸中的积累倾泻于笔端。这一年他的《钟馗》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福建电视台专题播放他创作的钟馗组画。嗣后，他继续以钟馗为作画的主要题材，并不断丰富钟馗的形象，仅1993年出版的《钟馗画集》便收有钟馗各种形象83种。少丹笔下众多的钟馗，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且恰如题意。之所以使然，用他的话说：“我画古人物都是借鉴舞台艺术形象，特别是钟馗更注意吸收表演者的形象和神态。”但他又不囿于舞台形象，不拘泥于一招一式，能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作艺术的再创造。
　　少丹喜爱画钟馗，并一改传统钟馗画怀才不遇、耿介孤傲的形象，成为关心民瘼、嫉恶如仇、机智敏锐的人物。在赠友人另一幅题为“笑我”的弥勒佛人物画，则表现蔑视世俗、宠辱皆忘的神态。借画抒怀，寄托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是少丹人物画魅力之所在。
　　林少丹笔下的人物有呼之欲出之势，还与他多年探索、实践，形成将工笔线条的细腻与泼墨写意的豪放融为一体的技法分不开。这一技法特别体现于人物的眼睛：注视时，射出智慧的光芒；愤怒时，可见怒火中烧；得意时，又呈现踌躇满志神态。“工写合一，虚实相融”的技法使人物衣饰层次分明，粗细有别，动感、质感，以及整个画面主体感达到完美的和谐。
　　林少丹生前为中国美术家福建分会会员，漳州画院画师，名誉院长，东山县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1984年增补为福建省政协委员。
　　林少丹是一位来自民间，自学成才，擅长人物画的画家，其作品享誉日本、韩国、东南亚及美洲各国。1993年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林少丹钟馗画集》。同年因病逝世，享年74岁。
　　

　　
　　沈万五(1920～1949年)，又名钟阿弟，诏安县城关人。少时家贫，小学四年便辍学，经友人介绍到大同报社当送报员。在中共诏城支部教育下，于民国27年(193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诏饶边境八仙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民国30年春，任中共云和诏县委委员，为打通闽南与粤东革命通道而努力工作。民国32年秋，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乌山十八洞召开会议，遭国民党武装警察袭击。沈万五当机立断，组织突围，带头冲锋，终使与会同志安全脱险。同年11月，闽西南经工总队到闽南，沈万五被抽调组织武装小分队配合作战。民国33年秋，在乌山外围村庄建立缓冲区，组织接头户出面当“白皮红心”的保甲长或参加守望队，从中掌握敌人情况。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诏安官陂、平和大溪和云霄车仔墟等地打土劣，开仓赈济群众。民国35年秋，任中共云和诏县委副书记，潜入城关八街、五街建立交通站，点燃城关革命圣火。民国36年1月，云和诏县委下设4个工作团，沈万五兼任南路工作团团长和第三大队政委。民国37年2月，奉命到广东饶平县东界一带开辟新区，建立8个联络点、一支独立大队、一支海上游击分队，使革命形势有较大的发展。
　　民国38年4月，沈万五在诏安后岭村部署任务时，被国民党省保安团包围。突围时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学栋(1920～1953年)，安徽省灵璧县九顶区高圩乡泥湖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四四团一营二连班长。1953年7月16日至17日参加东山保卫战英勇献身，被评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
　　张学栋出生于贫农家庭，自幼种田，16岁时，父母先后病故。民国37年(1948年)外出做生意，途中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民国38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四四团一营泰安连五班。不久，任班长，并在战斗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渡江战役中荣立一等功，后南下福建。
　　1953年7月16日，张学栋带着胃肠病初愈的虚弱身体参加东山保卫战。经过一昼夜激战，7月17日下午，进犯的国民党军已被打得焦头烂额，纷纷奔向舰艇逃命。但一股被困于214高地来不及溃退的残兵，凭着地堡、壕沟等掩体作垂死挣扎。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命令：“全歼214高地敌人！”张学栋和战友们以猛烈的炮火向214高地进攻。但敌人居高临下，火力也很猛，解放军两次冲锋，伤亡不少，副排长牺牲了，排长也负伤。于是，张学栋挺身而出，端起冲锋枪朝敌堡迂回前进。才前进几米，大腿和头部就负了伤。他咬着牙，忍着伤痛，艰难地匍匐到敌堡跟前。这时，敌堡里仍不停地射击，解放军仍无法前进一步，且后继战友继续有所伤亡。在这紧急关头，张学栋毅然跃起，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堡枪眼。敌堡顿成哑巴，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214高地，全歼残敌。人们都称张学栋是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学栋牺牲时年仅33岁。1953年8月，华东军区政治部追认他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其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学栋班。灵璧县人民政府将其生前所在的村命名为张学栋村。
　　

　　郑图(1920～1977年)，漳州城区人，家居新桥下街。父郑太琦为著名士绅，通达世务。郑图早年受过家庭开明教育的熏陶，又接受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满怀革命热情。民国26年(1937年)在福建省立龙溪中学高中读书，后升入暨南大学。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内战要和平”、“反迫害要民主”、“反对美军暴行”等示威游行，遭到特务的追捕、便衣警察的殴打，始终斗志不减。暨大毕业后，回母校龙溪中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他讲课时，善于结合国内外形势，语言通俗生动，妙语联珠，雅俗共赏。每于会堂开讲，班内外同学蜂拥而至，会堂挤得水泄不通。他身材瘦小，而声音洪亮，站立二三小时，毫无倦容。听者句句入耳，心悦诚服。
　　民国35年，郑图曾协助地下党负责人周兴民发动龙溪中学、龙溪师范、寻源中学、进德女中、龙溪县中、崇正中学、竹溪职中7所学校学生3000人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接着组织同学举办“哭闻一多、吊李公朴”诗歌晚会，并演出《十字街头》活报剧，推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义斗争。由于周兴民、郑图、张方等进步教师的教育帮助，龙中全校有50多名学生加入革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直至解放。
　　郑氏一家在郑图积极影响下，形成一个革命色彩浓厚的红色家庭。郑图母亲支持子、媳革命活动。弟郑策是船民小学(现龙江小学)教员，中共地下党员，传递水上军事情报，并负责保管“龙溪人民解放大同盟”档案、文件、花名册。次弟郑震，窑西小学教员，地下党员，曾任闽粤赣边纵第八支队第十九团供应科长。三弟郑乐，漳州工委地下工作人员，民国38年5月闽南地委派他同王子陵下山，设立厦门漳州至程溪游击区的交通线，先后有50多位知识分子从此路线进入闽南游击区。郑图妻陈瑞应也是地下工作者，配合郑图开展革命活动。郑氏住家又是中共在漳州的一所秘密联络站。郑图热情接待地下党领导人物和骨干分子，而且提供住宿及旅途费用。
　　民国37年7月20日，闽中漳州地下党员在郑图家开会选出中共闽中漳州工委会。漳州解放前夕，郑图更是四处奔忙。民国38年5月，郑图由堂兄郑永成带入靖和浦县工委领导的程溪工作团，与陈顺南、朱彬、王子陵会晤。之后又到塔潭、三坪革命根据地，与靖和浦县工委副书记黎炳光、闽西南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李仲先见面。李仲先授予郑图“解放”番号的臂章，确认郑图是个游击战士。民国38年8月成立“龙溪人民解放大同盟”，盟部就设在郑图家里，朱彬任书记，颜明管组织，王子陵管宣传，郑图管社会调查。这个组织为调查敌情，保护城市，为游击区输送武器、药品，迎接解放，支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38年9月19日漳州解放。郑图在军管会领导下参加龙溪中学的接管工作，后调闽南公学教务处工作。随后任龙溪专区小教训练班主任、漳州二中副校长，1959年调任漳州市政协副秘书长。1977年2月病逝，卒年57岁。
　　

　　沈庆鸿(1921～1992年)，祖籍诏安城关。民国10年(1921年)生于马来亚沙捞越州古晋，少年接受华文教育，毕业于古晋坡福建学校。民国30年修完圣多玛英文中学课程后，从事经商，先后创办和丰火锯有限公司、广利银行和沙捞越运输有限公司。
　　沈庆鸿经商之余，热心社会活动，乐为华人社团服务。60年代被选为沙捞越诏安会馆执委，1974年起任主席。由于政绩卓著，后蝉联数届，直到1992年。
　　沈庆鸿主张海外华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应当团结当地人民共同建设所在国。他参与发起组织沙捞越人民联合党，并被选为该党中央财政部长。1963年当选古晋县参议会议员。1967年被选为参议会主席。1970年7月，出任地方政府部长。1974年任沙捞越州政府第一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同年5月，他随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到北京，参加“中马建交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受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
　　1986年5月，沈庆鸿率沙捞越州贸易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贸易协定。他为增进中马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1992年逝世，享年71岁。沈庆鸿生前被授予丹斯里拿督阿玛。沙捞越州政府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沈庆鸿路”，以志其特殊贡献。
　　

　　樊生林(1922～1993年)，河北省邢台县谈话乡大百工村人。他出生在一普通农民家庭，兄弟3人，他排行老大，读了几年书就辍学帮父务农，因此他从小就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造就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民国29年(1940年)冬，日寇一个中队在谈话乡建立据点，此后不断向周围村社派粮派差，烧杀抢掠。时樊生林仅18岁，便萌发杀敌卫国的志向。民国30年2月，八路军进至谈话乡开展敌后活动，樊生林被委为百工片联防队长。樊生林初建立游击小组时，小组只有4人。为武装游击小组，樊生林带领战友奔袭皇寺镇，揭开屋顶抓获便衣，缴获了第一枝手枪，此后又从苏村等地缴获几枝枪。武装了的游击小组，在抓汉奸、截敌军粮、攻炮楼一系列战斗中不断壮大，二弟学林、侄儿景贤也加入了游击小组，至民国33年发展到20多人枪和一门小炮，成为有相当战斗力的游击队。
　　大百工游击队壮大，日寇坐立不安。民国34年初夏的一天，驻谈话乡据点的日寇岗本中队侦知游击队和农民到村东锄草，便纠集七八十名日伪军偷袭大百工村。其实游击队早有准备，便乘势把敌人引入伏击圈，消灭日伪军20多名。
　　樊生林有勇有谋，带领的游击队屡屡杀伤敌人，于民国33年被评为杀敌英雄出席县和晋冀鲁豫边区群英会，并获得边区政府颁发的“杀敌英雄”奖章。
　　民国34年樊生林出任北八区区委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国37年6月调任河南焦作市二区区长。民国37年11月随军南下，先后任福建省云霄县民政科长、县政府秘书。1951年10月调中央政法干校学习，1953年初结业后调省政法委调研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进犯东山。解放军在人民群众协助下，经过36小时激战，击退敌军进犯。鉴于樊生林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省政法委书记蓝荣玉亲自找樊谈话，调樊至东山工作。樊与妻子当即随增援部队进东山。时樊的妻子刘贵荣分娩仅3天，沿途十分艰辛。进东山后樊生林任副县长，兼任城关镇党委书记。战后东山，残垣断壁亟待恢复。且国民党兵舰还停驻兄弟岛海面时时可能进犯。樊生林顾不上家庭，日夜奔忙于城关，安抚受害家庭，组织支前工作，整顿民兵组织。
　　1954年12月樊生林辞去镇委书记职务，1955年11月出任东山县长。东山县面积共194平方公里，其中东山岛有188平方公里。由于山秃、水缺、沙多、风大，农田、盐田、村庄常因风沙肆虐而毁坏。如何改变东山贫穷落后的面貌，造林、兴修水利和堤防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樊生林来自北方平原，他不熟悉海岛，但他为人刚直正派，实事求是，工作中又能虚心请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以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为东山人民立下不朽的功绩。
　　1954年县委制定筑堤拦沙、挑土压沙、种草固沙、植树御沙的方案，先后组织8次战役。樊生林身体力行，和干部、群众一起投入战役。时全县筑沙堤39条，长2.2万米，但风暴来时，沙堤被冲溃；种草种树，成活率不高，也起不了挡风固沙的作用。1957年春，发现木麻黄在滩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县委决定大量种植木麻黄。
　　1958年3月12日，县委提出“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号召，清明前后，发动群众在白埕、湖塘沙滩种20万株木麻黄。事后连续1个多月倒春寒，湖塘大队栽上1600株，成活仅有2株，其他大队树苗成活也不到20%。县委领导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木麻黄既然有耐瘠、耐旱、耐碱的特点，种不活自然有其原因，随后听取林业技术人员提出进一步实验的意见，组织了一个由科技人员、老农和领导干部参加的科学实验小组，采取逐旬试种、多方式移植实验的办法。经过努力探索，终于找出五六月为最佳种植季节和带土移植等好方法，总结出6个技术要点向全县推广。从此种植成活率大大提高。
　　为了能尽早绿化全岛，樊生林特别重视苗圃管理，他特地调得力的干部担任园长，并提出严格要求。他经常到苗圃巡看，一天傍晚他又来到苗圃，发现一株苗木上挂着一件衬衣，原来是园长打篮球，把衣服随手挂在苗木上，樊生林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在那“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的日子里，樊生林爱苗木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十分感人！
　　1960年6月16日至18日连续下雨，全县出动3.3万人次，造林1万多亩，种后持续天旱，县委提出“滴水必争，株苗必保”的口号。在抗旱保苗斗争中，樊生林日日夜夜和群众在一起想办法，共劳动。由于干部群众团结一致，终于达到造一片，活一片。如今东山全岛铺满绿荫，木麻黄一排排伸向远方，连成几十公里的“绿色长城”，县长樊生林功不可没。
　　东山境内没有天然的江河湖泊，溪流也仅有后溪、岱溪、下湖溪、东陂溪等几条靠天雨补给、流程短的溪沟。但东山人民有开池塘蓄水、挖井汲水的传统。樊生林听取群众的意见，针对实际，充分利用小溪沟的地形筑坝建闸蓄水，同时也筹划依据地貌建水库，终于在1956年建成西山岩水库，库容39.45万立方米，受益面积780亩。这是全县第一个水库，它宣告东山人民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由小塘、小窟蓄水向现代化水利建设迈进了一步。在水库建设中，樊生林废寝忘食，和民工一起开展技术革新，共同劳动。水库告成也提高了他建设水利工程的勇气和信心，1968年又开始兴建大岭山南麓的红旗水库。与此同时，又重建后澳避风港，时为福建省三大避风港之一，这也是东山县解放后第一个渔港建设。
　　清塘、围塘、打井几种因地制宜的措施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至1959年，“瞎指挥”成风，并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硬要在只适宜于建山塘的地方建水库，甚至下达不切实际的指标。上面指示，不能完成任务者视为白旗，要拔掉。樊生林踏遍全岛，却不忍拔掉一个。坑内大队依据指令也要建一水库，但支书坦言无法修水库。樊生林在上压下顶的情况下，宣布撤销这一支书职务。但当他察看坑内大队山前山后的地形后，确认不宜修水库，第二天他又来到坑内大队，向这位支书道歉，恢复他的职务。
　　1959年夏，东山八尺门海堤工程准备上马，县长樊生林兼任总指挥，又调来西港海堤工程指挥何荣玉任副指挥。八尺门旧称陈平渡，海峡宽180丈，是历来进出东山的咽喉渡口。八尺门海堤，是一项支前工程，任务艰巨，期限紧迫，在樊生林组织下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960年初，省里召集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运动。樊生林出席会议，他认为县里工作无论“左”了，“右”了，责任都在常委，特别是一、二把手，抓“右倾分子”不宜往下推。在这非常时期，加上他为人正派，心怀坦荡，这就难免在劫难逃。此前，驻军某部曾邀书记去作东山社会主义建设形势报告，书记因故让他去。樊生林在报告中，理所当然地赞颂“大跃进”的成绩，但在联系具体实际就讲了一些实话，如：土地深挖好几米，薯秧都烂在里头，怎么能收几万斤呢？老百姓一天24小时连轴转，干完活要学文化，学了文化要写诗、开赛诗会，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了，那还受得了。大炼钢铁是好事，也是必要的，但是银行的铁门刚装上去，就拆下来回炉，这不是浪费吗？诸如此类的实话，虽然博得战士热烈鼓掌，但讲话却被人一一记录下来。半年之后这些记录便成了“炮弹”，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不知是由于领导的疏忽，还是其他原因，撤掉樊生林县长职务却保留了八尺门海堤总指挥的职务，于是樊生林便被贬至工地劳动。副总指挥何荣玉是一位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专家，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俩配合得很好。樊生林在履行总指挥职责的同时，还和民工一起扶钎打石、抬石，工地的干部群众仍然亲切地叫他“县长”。在工地上，一位副专员来巡视，樊生林向他坦露心声：“一人垮台，全家遭殃，我明白。可是总不能把责任往下推，让下边的干部当替罪羊啊，那咱在群众的眼里成了什么东西？”八尺门海堤原计划工期2年，投资200万元，1961年6月提前1年竣工，实际投入仅173万元。事隔多年之后，当人们问起那段日子的感受，他淡淡一笑：“我个人没受多大的损失，倒是利用那段时间干成了一件实事。”1991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著名作家霍达的文章，赞颂樊生林为之奋斗的工程是“海上丰碑”。如今伫立海岸，凝望长520米、宽12米、高56米的海堤，以及凌空引水渠道，其威武雄壮，气概非凡，令人肃然起敬！
　　八尺门海堤竣工后不久，樊生林得到甄别平反，于1962年2月调任龙溪专署林业局长；1963年5月改任专署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樊生林受到冲击，进入“五七”干校。从干校出来后先是到南靖县蹲点，1970年2月出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他在抓好重点企业的同时着力发展“五小”工业，为南靖工业生产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75年12月调任龙溪地委秘书长，1977年3月出任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9月称行署副专员)。在是非颠倒、动乱的时期，他坚定对党的信念，坚持党性原则，主持正义，同时又能做耐心说服工作，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走上主管工交领导岗位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调整工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生产效益，全区工业产值由1977年的4.8亿元增至1980年的8亿元，增长66.7%，工业生产跨入全省前列。
　　1983年，省府任命樊生林为行署顾问；1990年3月经福建省委组织部批准离职休养。1993年8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71岁。骨灰埋葬在他为之付出心血的东山第一座水库西山岩水库山坡上，老归侨、民主人士洪甘堂先生为他书写墓联：“英雄留美名，廉洁树新风。”高度概括他一生的功绩。
　　

　　李莱生(1922～1994年)，漳州城区人。家住新华西路，少时就读于漳州，后随父往马来亚，发展橡胶种植业。由于经营管理有方，经几十年奋斗，后来成为东南亚“橡胶大王”。
　　他的家族对漳州芗城祖居地怀有深厚感情。民国22年(1933年)，漳州崇正中学经费发生困难，校长林文彬赴南洋募捐，李莱生父子捐赠800叻币(折值1万银元)。抗日战争期间，漳州连年发生水旱灾害，李家捐助4000银元赈济受灾难民。当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动“献机救国”运动时，他带头捐献10万美元的飞机1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给予嘉奖，并颁发“急公好义”、“爱国先驱”的题匾。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反华势力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李莱生想方设法通过第三国贸易渠道，进口大批橡胶制品和半成品，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80年代，李莱生又向中国出售橡胶、棕油等货物，促进中马外贸交易。1982年8月，李莱生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邀请，率马来西亚议会代表团首次访华。在北京访问时，李莱生受到叶剑英委员长接见，并用客家话直接交谈发展中马两国的友好合作和经济贸易关系问题。随后还率团访问杭州、广州、厦门、漳州。从1991年至1993年，李莱生先后3次回国访问，考察长江三角洲和中原地区，决定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筹办甲洞集团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企业，他还3次专程来漳州故地探亲访友，祭扫祖墓。
　　李莱生是马来西亚议会上议院议员，丹斯里拿督。他作为吉隆坡甲洞集团主席，在为实现中马两国建交的事务活动中，做了不少有益工作。1988年被评为“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之一，接受马来西亚政府首相慕沙希旦颁奖，成为国际知名的橡胶实业家。1992年7月，被芗城区聘为芗城海外联谊会名誉主席。1994年因病逝世，享年72年。
　　

　　张晋基(1923～1994年)，云霄县城关人，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
　　张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民国32年(1943年)8月于龙溪中学(今漳州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即福建师院前身)。毕业后，至省立龙溪中学任教，翌年受聘于省立云霄高级中学，担任数理化教员。
　　1949年10月，云霄实现和平解放。张晋基作为云霄高级中学教师代表，担任学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正主任由军队代表担任)。同年12月，学校建立新的校务委员会，张任主任。因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50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951年由省政府委任为云霄县人民政府委员。1953年4月，省立云霄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合并为云霄中学，张代教导副主任。1954年1月，当选为云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被聘为政协云霄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被龙溪专署委任为云霄中学教导主任。在云霄中学任教期间，治学严谨，经常利用课余或假日，组织学生补物理、化学试验课，深受欢迎，曾被评为模范教师。
　　1958年秋，张晋基奉调筹办福建省云霄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党支部书记。作为惟一的学校领导，他带领师生员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荒冢垒垒、野棘丛生的葵扇山麓，挖掉近3万立方米的土方，开辟60亩的校园，建起近3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宿舍，并在校园山坡上开辟20多亩瓜菜生产基地。后又与霞河乡内龙村联合兴办“云都坂”农场，种植蔬菜、地瓜，养牛羊和家禽，使云霄师范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实现瓜菜自给。在劳动建校的同时，他认真抓好教学，保证质量。云霄师范首届毕业班的教学质量受到省教育厅的肯定与表彰，其办学经验在全省推广。
　　“文化大革命”期间，云霄师范停办。张晋基先后参加龙坎铁路、向东渠和峰头水库等工程建设。担任民工团政工组长、工程指挥部政工组长、党委成员、办公室主任等职。1978年秋季，云霄师范复办。翌年10月，张晋基调任云霄师范校长、党支部书记，继续以满腔热忱投身于中师教育事业。为更好地实现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目标，“向管理要质量”，他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纪律教育、劳动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分管教学的领导，加强教学管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严格要求，并亲自下乡寻点，建立教育实践基地，为漳州市的基础教育输送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小学教师。张晋基为云霄师范的标准化建设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显著成效。从80年代起，云霄师范校舍发生变化，面貌焕然一新，1986年国家教委组织全国中师系统领导到福建参加中师校园标准化建设会议时，云霄师范也被列为参观学校之一。任职期间，云霄师范被国家教委授予“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方向明确，成绩显著”铜匾，被省、市、县评为省文明单位、普法先进单位、端正党风先进党支部。张晋基也先后被评为工作模范、普法先进个人、优秀党务工作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分子。并担任福建省中师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市、县“关心下一代协会”理事。
　　张晋基教书育人，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在云霄师范创办初期，他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家住城关，有时1周只能于星期六晚回家走一趟，有时1个多月都不回家。1962年，他主持编写福建省师范学校物理、化学课本，供全省师范学校使用。他酷爱书法，且有较高的水平，亲自兼任学生的书法课；同时坚持每天与学生一起做早操，和学校其他领导、师生一同参加值勤，不搞特殊化。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每年直接参与中师招生，主持校舍建设，他始终坚持原则，廉洁奉公。1979年，其小女儿报考云霄师范，以一分之差录取，他知道后毅然把女儿的名字划掉。
　　1991年9月，张晋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依然心系学校，每周安排一定时间到学校，为学校的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出谋献策。他还潜心钻研硬笔书法，形成外柔内刚、飘逸流畅的风格，成为中华硬笔书法家协会和中国当代书法家协会成员。作品多次获全国、国际奖励，并载入《当代硬笔书法家作品选》、《中国硬笔书法艺术精品大典》、《中外当代书画艺术家大辞典》和《中国硬笔书法家名人辞典》。
　　1994年2月，张晋基因病逝世，享年71岁。同年9月，《福建中师》发表《一生执着追求，建成一流云师》的长篇通讯，以志张晋基的生平功绩。
　　

　　常伍元(1924～1950年)，河北省磁县观台乡东艾口村人。他生于农民家庭。因家贫仅读了几年书，就到煤矿当童工。在煤矿里，少年常伍元常受东家鞭笞，过着非人的日子，“恨不得一拳砸烂这个旧世界”。他常同进步青年一起探讨时政，之后组织了赤色工会，从事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斗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斗争实践的磨炼，常伍元深切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祖国才能从弱变强。
　　民国34年(1945年)9月上旬，21岁的常伍元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救国救民的革命征程。他先后出任东艾口村武委会主任兼联防民兵连指导员、磁县第二区公所干部、安阳县剧团团长。在东艾口村和第二区公所工作期间，他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任安阳县剧团团长后，他常带领剧团人员爬山涉水，为群众表演革命戏剧，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舞当地人民群众的斗志。
　　民国3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常伍元主动找上级党组织报名，要求随军南下。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父母体弱多病，妻子长期病瘫在床，儿子年幼，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常伍元想起自家以往的苦难日子，若没有国家，岂能谈小家？他铁心要跟部队走！队伍出发那一天，他捆起背包找上领导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五中队，任党区分委组织委员。同年2月，常伍元同其他干部一起集中在武安县学习2个多月。白天，他全神贯注地听课；夜晚，他挑灯诵读《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民主专政》、《孙子兵法》等书本，刻苦写下4万多字的笔记，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战争理论水平得到一次升华和飞跃。
　　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南下进军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500里长江防线。这时，长江支队奉命随军南下，常伍元随着部队向南进军。9月，长江支队挺进福建；18日，抵达闽南重镇——漳州。常伍元奉第六地委命令，同一批南下干部一起参加接管华安。
　　华安县位于福建西南部、今漳州市的最北部。境内山高林密，村庄分散。解放前交通不便，是杀人越货的匪帮巢穴，也是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反共据点。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东南反共救国军”华安总指挥黄雨定的老巢就在这里，全县反动党团政军警人员和土匪共有6290人，反动势力相当猖獗。
　　1949年11月华安和平解放，人民接管政权，常伍元被任命为华安县公安局行政股兼治安股股长。龟缩在招山老巢的匪首黄雨定，纠集黄金辉、童满天、胡励海、汤祖林等匪徒，到处破坏交通运输、抢劫杀害群众和暗杀革命干部，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1950年3月3日，匪首童满天纠集匪徒200余人，分兵3路包围第二区公所(高安)，妄图摧毁高安新政权。常伍元奉命带领公安队战士奔赴高安支援战斗。当他带领队伍日夜兼程赶到高安时，区公所的同志已坚持战斗三天三夜，几乎弹尽粮绝！匪帮依仗人多势众，正向区公所猛扑。目睹匪徒的嚣张气焰，常伍元带领公安战士进行坚强回击，并与其他两路增援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打得匪徒溃败，仓皇逃窜。
　　同年4月初，匪首黄雨定孤注一掷，召集各路匪帮头子在洋竹扆密谋策划，企图分兵5路攻打华安县城。中共华安县工作委员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阻击敌人和消灭匪帮的战斗任务。常伍元接受此役最艰巨的任务：带领公安队战士坚守通往县城的制高点。他带领队伍风餐露宿，连续作战，阻击敌人，最终实现县委“各个击破、消灭匪徒”的任务。
　　1950年8月上旬，中共华安县工委接到中共龙溪地委关于输送一批党政干部去漳州学习的指示。常伍元奉命带领7名公安战士负责沿途护送。8月8日凌晨4时，常伍元带领队伍离开县城，爬山涉水行程20多公里，到达通往漳州的渡口新圩时，天刚麻亮。随即分乘两条木船，一条载送赴漳学习的干部和办事人员，另一条乘坐常伍元和7名战士，向九龙江北溪下游行驶。北溪好些地段流急滩险，以往，狡诈的匪徒常常凭借这天险地段抢掠群众财产，袭击我党政军警人员。常伍元心系这一批党政干部的安危，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当木船行至沙坑口时，沿岸两边山林间，突然响起一阵尖厉的枪声，两挺机枪猛烈向江中扫射，百余匪徒吼叫而来。常伍元当机立断，一边命令公安队员开枪还击，一边命令另一条船加速前进，拉开距离，保证党政干部的生命安全。载着干部的船只除1人受伤外，其余安然无恙，突过敌人的封锁线。
　　在激烈的枪战中，敌人密集弹雨封锁了整个江面，我方陷入绝境。常伍元命令战士们跳水游泳，上岸战斗。常伍元领先在弹雨中穿游，一边挥枪向岸上的敌人射击，掩护身后的战友。当他游近岸边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战斗。与敌人恶战近1个小时，由于敌众我寡，公安队杨文鱼、李太平、黄清松、陈配天、陈玉枝5名战士当场壮烈牺牲。疯狂的敌人向他包围过来，企图将他活捉。战士陈金才跑来要背他上山，常伍元一把将他推开，并命令他赶快跑去报告部队，把这帮匪徒消灭干净。他用力地换上1盒子弹，举枪又向敌人射击。
　　常伍元在这次战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刘尚贤(1924～1985年)，山西省武乡县大陌村人。8岁上学，民国27年(1938年)1月进武乡县民族革命中学，是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该县和河南省林县、汤阴县担任工会委员、区委委员、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等职。
　　民国38年1月，尚贤奉调南下，任长江支队五大队三小队队长。同年9月，任长泰县第三区区委书记。1950年9月，任龙溪地委土改工作队队长。
　　1951年9月，尚贤调平和县，先后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56年9月，调龙溪地委农工部任副部长。1957年至1960年，先后调任长泰县古农农场、漳浦县大南坂农场党委书记，南靖县委书记。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向组织要求重返平和工作，任平和县委书记、第一书记。尚贤在平和工作达10年之久，为发展平和山区经济，鞠躬尽瘁，做了许多有益社会和人民的事业，被平和人民赞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最受平和人民称道的是他带领平和人民兴修水利、开发山地、改造低产田三件大事。
　　解放初期，平和没有水电，家家户户用煤油灯照明。全县仅有的37万亩农田中，“望天田”占一半以上。1955年，尚贤发动平和人民兴建第一个万亩引水工程——塔南水利，灌溉1.35万亩农田。翌年，利用此工程兴建第一座水电站——高南水电站，装机64千瓦。继而又主持兴建平和第一座小(二)型水库——斜坑水库，灌溉300亩农田。这年冬，他又主持兴建九峰民兴水利，灌溉2094亩农田。至1957年，全县兴建的小(二)型水库9座，灌溉千亩以上的引水工程18处。1958年，平和县被省评为水利建设先进县。1963年，他的诗《赞英雄黄竹首》刊载于《福建日报》，树立起黄竹首5户贫农兴修祖代渠的典型，在全县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同年，平和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尚贤带病坚持在救灾第一线，和水利干部一起，到受灾最严重的安厚公社搞调查研究，确定在东川建1座1280万立方米的水库。1966年水库竣工后，不仅使安厚1.5万亩农田旱涝保收，还增加旱地改水田8000多亩。从此，安厚地区脱掉“缺粮帽”，成了旱涝保收产粮区。
　　平和有山地200多万亩，但当时有一半以上没有得到开发。1956年夏，在尚贤的主持和倡导下，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自力更生，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号召。到第二年春夏之间，全县有18个耕山队上了山，他们以“穷棒子”精神，靠双手加锄头，开山造林种果树，垦荒辟田种庄稼，成为全县人民向荒山进军的开路人。此后多年，他时时关注着耕山队的发展与巩固。1961年，在县委召开的劳模大会上，他大力宣扬“十八女将征服灵通”和五寨公社侯门大队洞仔山耕山队带头人林临、文峰公社文美大队宝桥青年场带头人林乞食等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县人民向他们学习。1963年，面临耕山队是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国家的两种思想斗争，尚贤再树“大尖山上闹革命”的旗帜，组织社、队干部上大尖山取经，使朱乙卯的“30元钱一包盐”办起耕山队的事迹传遍全县，“穷棒子”精神在群众中扎下根。接着，他带领县委一班人上山考察，作出创办“三个万”决策(即大芹山万亩茶场，文峰、坂仔万亩柑橘场，欧寮万头畜牧场)。至1965年，全县崇山峻岭中，活跃着497个耕山队，300多座荒山变成林果园，2万多亩瘦田变肥田，还开垦农地5000亩。
　　平和全部农田中，山垄田占三分之二，其中一半是低产田。1961年，尚贤第二次来平和，即深入全县各地总结推广群众改造低产田的成功经验。他亲自驻五寨前岭村，不顾双腿关节炎，泡在烂泥田里，和干部、群众一起开“三沟”、排“三水”。当时，搞田改时所需的过磷酸钙紧缺，他一面发动群众大积农家肥，大种紫云英，大搞割青肥田；一面在小溪创办第一家生产“过磷酸钙”的化肥厂，并积极引进、推广良种，亲自到广州农科所去调运良种。1962年，仅五寨乡前岭村就增产粮食50多万公斤。至1965年，全县水稻单产380公斤，比1955年提高25％。
　　尚贤在带领平和人民创业中，处处严于律己，关心人民。1963年夏的一天傍晚，当他得知一个建筑工人摔伤，伤势严重住院时，当晚两次去医院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工人。医生告诉他，伤员有生命危险，他当即用县里仅有的一部小车，把他送往漳州地区医院抢救。而这一年，尚贤年仅3岁的儿子病危急需送漳州抢救，他却自掏80元钱雇车把儿子送去漳州。平时与同志们相处，他同样倾注爱心。原卫生局局长叶龙溪患胃病多年，县里一时买不到鹿茸，尚贤一直记在心里，一次外出开会，特意买回鹿茸亲自送上门去。干部犯了错误，他“刀子嘴，豆腐心”，当面严厉批评，事后找其谈心，使之心悦诚服，认识错误。尚贤第二次调平和后，得知许多干部在“反右倾、拔白旗”时受整，有的甚至进了监狱，他坚持实事求是，重新启用受过处分的干部近百人，启用曾入狱获得平反的干部30多人，还召开干部团结会，调动广大干部工作积极性。对那些为社会贡献大的知识分子、能工巧匠、老劳动模范，他十分尊重和关心，热情为他们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许多干部、群众一提起他，无不称赞“刘书记知道人的冷热甘苦”。
　　身为县委书记，尚贤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每次下乡，他总是自背干粮袋，徒步翻山越岭，饥渴时，就在路边拾些干柴，烧杯开水，啃几口干冷馒头。一家9口人，粗茶淡饭。三年困难时期，他的6个子女正在读书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他从不伸手要平价粮，而是自己掏钱买议价米补充。他家的保姆张梅英说：“我在刘书记家8年，只有一次看见安厚农场一位干部给他送一粒西瓜，挨了批评，以后就没看到有人给他送礼。”
　　尚贤在平和工作多年，不管到哪里，唐诗、宋词常随身携带，精心研读，所作《春到大芹山》、《赞灵通十八女将》等诗词，热情讴歌平和人民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调，曾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上发表。
　　1965年7月，尚贤调任龙溪地委农工部部长。翌年8月调北京密云县任县委书记。1973年调大兴县任县委副书记，至1980年离休。1985年4月，因肝癌逝世于北京，享年61岁。
　　

　　张振财(1925～1949年)，诏安县官陂公田村人。民国33年(1944年)春参加闽南特委组建的闽南政保队。当年10月，参加“禾仑岽伏击战”，这次战斗消灭官陂、公田联防队，击毙联防队长张钦，大大振奋根据地人民。民国34年2月，调入王涛支队四大队，转战闽南。翌年夏，任云和诏武装第二大队队长，率队活动于梅洲、四都、湖内和云霄的坪水、马山一带。配合第一、四大队袭击梅洲、上湖保长处和联防处，又攻打云霄孙坑，解决部队部分给养。民国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闽南支队第一团副团长。民国37年1月，在闽南八支队的领导组织下，张振财率团参加水晶坪的坪坑伏击战，消灭福建省保安三团第二大队和第五中队大部分兵力，俘敌少校大队副郑汝勤等官兵27名，打伤打死40多名，缴获不少机枪、弹药。随后，和团长张振顺率部夺取云霄车仔墟炮楼，歼灭联防队。又奇袭驻走马塘的诏安县保安队，活俘沈素成分队长。10月，奉命和团长张振顺转战诏饶边境，先后攻打饶平东界一带18个反动乡镇政府，声威大震。
　　民国38年5月，张振财率部在天宝大山与国民党军打了10天遭遇战。6月3日，任闽粤赣边纵队第十九团副团长。6月下旬，率部在南靖金京洋与国民党省保安团激战，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刘秉仁(1925～1993年)，山西省武乡县人。民国29年(1940年)2月进入太行路东干校学习，民国32年1月任武乡县墨磴村武委会主任，民国34年7月调任山西省祁县公安局干部，民国3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刘秉仁历任河南省辉县公安局内情股员，辉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干事，辉县四区、十四区区委书记。民国38年春随军南下，任龙溪县城关区区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刘秉仁历任龙溪县委委员，城关区、城关一区区委书记，漳州市(县级)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漳州市委副书记，共青团龙溪地区工委书记，诏安县委书记，龙溪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龙溪县委书记，龙海县委第一书记，莆田县委常委、副书记、书记，漳州市(县级)委书记，省委委员，龙溪地委书记、专员，龙溪军分区第一政委，省顾委委员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刘秉仁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他发动群众剿匪反霸，为建立、巩固基层革命政权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漳州任职期间，他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对漳州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蒙受冤屈，却始终坚定信念，坚持真理，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体制改革、调整农业结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漳州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担任省顾委委员期间，他不顾体弱多病，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积极参与漳州市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为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93年5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68岁。
　　

　　刘维敏(1927～1958年)，山东省莱西县人，出身贫农家庭。民国37年(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曾参加5次战斗，由于他勇敢、顽强、战绩突出而立过两次战功。后来上级调他到空军航校，学习驾驶飞机。他刻苦地钻研飞机驾驶的业务知识。在多次飞行训练驾驶操作中取得良好成绩，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和战友们的好评。
　　1958年8月25日5时，有8架敌机从台北起飞，越过金门，绕道东山，向漳州地区进犯。我空军2556部队喷气歼击机两个编队立即起飞，在漳州东南上空，3号机刘维敏首先发现4架灰色敌机向我方飞来，立即率领僚机迎头截击。他沉着驾驶，迅速准确地将瞄准器对准敌机，按下射击按钮，1架敌机立即在空中起火开花，飞机残骸落地。随即他又向另一架敌机开火，敌机中弹掉进金门东南大海里。刘维敏打落2架敌机后，又咬住另一架敌机，这架狡猾的敌机做下滑盘旋的动作，企图逃脱，而刘维敏驾机紧紧咬住，从11000多米高空一直追到800米低空，敌机急速地向金门方向海面逃窜。由于僚机距离太远，失去掩护，他单机与4架敌机格斗，最后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仅31岁。
　　

　　黄飞龙(1928～1953年)，又名德春，平和县长乐乡福塘村人，家境贫寒，出生20天就过继给舅父黄於秀。少时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读书。11岁时，舅父遭甲长诬陷，坐牢2年，被摧残致死。
　　民国38年(1949年)9月，家乡解放，黄飞龙参加民兵，积极协助政府征收公粮，参加剿匪反霸斗争，工作中吃苦耐劳，勤学苦练，成为骨干。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他苦练杀敌本领，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随军驻东山岛。
　　1953年7月16日凌晨，台湾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山岛。时任副班长的黄飞龙带病率领1个班的战士赶赴前沿阵地阻击敌人。当敌人进入有效射击圈时，黄飞龙下令对敌射击，密集的火力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延续至深夜，他突然发现重机枪防火帽即将脱落，为避免防火帽脱落时喷出的火光增大被敌人发现，便毫不犹豫地用手压紧烧红的防火帽，以致手被灼焦。当敌人再次反扑时，他带领机枪组赶到左侧阵地，用灼伤的手拔除荆棘，不顾手伤紧握重机枪，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战斗到最危急时刻，黄飞龙所在排奉命转移主阵地，他主动请求带领半个班的战士负责坚守阵地，掩护全排同志安全转移。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血流如注，昏倒在地。当战友们发现赶来时，见他右手指仍按住机枪的扳机。经过急救，他吃力睁开眼睛，并执意自己留下继续掩护班上同志转移。敌人渐渐迫近，发现只有1人，想抓活的。黄飞龙咬紧牙关，打完最后一梭子弹，又摸出最后两颗手榴弹，用尽平生气力向敌群扔出一颗。等敌人团团围住他时，毅然拉开最后一颗手榴弹的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仅25岁。
　　东山保卫战胜利后，黄飞龙被华东军区追认为华东战斗英雄，他的事迹在全国书画报刊广为传颂。
　　

　　吴传玉(1928～1954年)，祖籍福建龙溪，生于印尼东爪哇沙拉特加镇一个华侨家庭。自幼酷爱游泳，读中学时即参加华人组织的“国光”游泳队，刻苦训练，立志要为祖国争光。16岁时，参加中爪哇华侨组织的游泳比赛，一举把荷兰泳坛名将抛到后面，夺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民国37年(1948年)，他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乘船回国，到上海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游泳预赛中，以1分3秒5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0米自由泳全国纪录，决赛中，又以同样成绩再次打破该项全国纪录，成为轰动一时的“泳坛明星”。但在运动会期间，他耳闻目睹各种黑暗的社会现实，对国民党政权大失所望，于是又满怀惆怅，告别祖国，回到了侨居地印尼。
　　1951年秋，传玉代表印尼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游泳比赛，以1分12秒8的好成绩获100米仰泳亚军。当中国运动员向他热烈祝贺时，他十分激动，流着眼泪忘情地大叫：“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华人！”联欢节期间，他在与中国代表团成员、运动员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到新中国欣欣向荣、体育事业也在不断发展的情况，更坚定了回国报效的决心，当即向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表达了这一愿望，得到了肯定和赞扬。联欢节一结束，他便随中国代表团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传玉受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热烈欢迎，在参观北京和探访故乡时，又受到各地党与政府的热情款待。这使他深受感动，决心创造出优异成绩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在正式加入国家游泳队后，他立即投入紧张训练，严格按照教练的指导和要求，苦练各种基本功，使自己的游泳技术得到迅速提高。1952年，他作为我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游泳比赛。
　　1953年6月，吴传玉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游泳比赛。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前，同志们问他：“有没有把握升国旗？”他想起代表团临行前，贺龙副总理“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雄心和气魄，赶超世界水平”的叮嘱，坚定地回答：“我一定尽最大的力量，用事实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望。”决赛开始，他因不适应裁判员慢节奏的发令，起跳时慢了0.1至0.2秒，加上他身材中等，不能一起跳即抢先，但他头脑冷静，充满信心，竞技状态良好。前程尽量发挥自己频率快,速度稳的优势；当游到50米池壁，不但不减速，反而加速,一个漂亮转身，就超过了几个外国选手；游过80米，他采取后程加速战术，竭尽全力提早冲刺，以1分8秒4的优异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冠军。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国际体育大赛的第一个金牌获得者。当他站在领奖台上，胸挂金牌，仰望第一次在国际大赛赛场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代表中国队参赛？”他自豪地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运动员！”回国后，他给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父母写信，描述自己得奖的情景说：“当我站在领奖台上，听到乐队奏起中国国歌，看到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我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运动员是多么光荣和骄傲。我为自己能为祖国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我准备为新中国的荣誉继续努力奋斗。”
　　1954年七八月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传玉于8月1日以1分7秒1的成绩，打破了中国的纪录，获得男子100米蝶泳第二名。8月2日，又以1分6秒4的成绩再创全国新纪录，获100米仰泳第二名。同年9月，传玉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月1日曾荣幸地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庆典。同月，他因公赴匈牙利，由于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时年26岁。10月29日，北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高度评价了吴传玉的爱国行为和在国际体坛所取得的优异成绩。1984年，传玉被评为“建国以来福建省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并获得全国“建国以来杰出运动员”称号。
　　

　　周顺明(1928～1986年)，海澄县海沧(今属厦门杏林区)人。194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任海澄县第四区(海沧)工作队员，海澄县第二区(浮宫)战勤助理员、区文书。1950年10月到龙溪地委党校学习。1951年2月后任海澄县文教科科长、民政科科长。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1月后，任海澄县人委秘书处秘书、海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海澄县委生产合作部部长、海澄珠浦乡党委书记、海澄县委秘书兼办公室主任、龙海县莲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2月海澄县与龙溪县合并为龙海县，今为龙海市)、龙海县副县长。1968年4月至1984年2月，任龙海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农业组组长、县委常委兼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第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期间主持了九龙江西溪水利工程的建设，受益面积达18万亩，结束了龙海县九龙江下游两岸稻田十年九旱的历史，为龙海县粮食生产的稳产高产创造了重要条件。1984年2月调任福建省晋江地委副书记兼晋江地区行署专员。任职期间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促进了晋江地区(今为泉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1986年元月任福建省漳州市委副书记。1986年8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58岁。
　　

　　陈亚国(1930～1959年)，漳州城区(今芗城区)人。民国19年(1930年)生于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幼读3年书，10岁便入大华皮鞋店当童工，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13岁后，又辗转于几家货行、皮鞋店干活。他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10个春秋。
　　1951年3月，陈亚国参加漳州市干训班培训，很快成长为一名人民公安战士。自此至1958年12月，历任漳州市公安局巷口派出所民警、漳州市公安局一股副股长、漳州市公安局交通队副队长等职务。并于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1月初，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九龙江上游将有一场大暴雨，可能引发特大山洪。中共漳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保证市区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组织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开展抢险筑堤大会战。陈亚国响应这一号召，被编在施工队伍的政法三连一排任排长。11月9日，九龙江下游防洪堤破土动工誓师大会召开后，一场紧张而艰苦的抢修堤防的大会战宣告开始。
　　陈亚国带领的三连一排，第一天就取得平均每人挖挑沙土2.8立方米的全连最好成绩。就在这一天，陈亚国患上了眼疾，眼睛红肿得厉害。领导上让他去休息和治疗。13日，他眼疾未愈，便戴上一副墨镜上了工地。在他的积极组织和鼓动下，全排战友争分夺秒，奋力拼搏，劳动工效大增，由原来日平均挖挑沙土2.8立方米上升到9.37立方米，成为会战工地上的一面红旗。参加抢险筑堤仅半个月，陈亚国就连续两次被评为三连的积极分子。他鼓励战友们说：“这次抢险工程，任务重、时间紧，需要我们积极来干，每个党团员都要发挥作用。”
　　陈亚国的体质本就虚弱，经过紧张艰苦的超负荷劳动，他眼疾未痊，又复发了胃病。领导和同志们都关心他，每天给他煮病号饭，安排他多休息，但他每天一边服中成药，一边坚持和同志们一起上工地，挑着装满沙土的重担在工地上飞跑。11月13日晚上开完会，他的胃病加剧，自己悄悄服了药，第二天一早又出现在工地上指挥筑堤战斗。
　　11月27日上午，在大华蜜果厂后山挖土时，排里采用爆破办法，又加快了挖土筑堤进度。热火朝天的会战工地，使陈亚国忘记了自己的病痛。9时45分，有人发现坡土出现异常松动的状态,惊叫起来：“要塌方了！”正在下方挖土的陈亚国抬头一看，坡土正在崩裂，他大声喊道：“闪开！”同志们立即从两旁撤离险地；可是处于正下方位置的陈亚国，自己却来不及躲避了，瞬息之间，即被轰然崩塌下来的泥土压埋在底下。事故一发生，战友们纷纷赶上前去，迅速挖开塌陷的泥土抢救。有人怕工具伤着他的身体，用双手扒着泥沙……可是，当战友们从塌陷的泥土下挖出陈亚国时，他已紧闭双眼，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仅29岁。
　　为深切悼念这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亚国生前的领导、好友和自愿出席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共达1000多人。追悼会后，市长田庄亲自与其他领导人、公安干警为烈士扶抬灵柩，沿街护送到南山寺后山的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韩南松(1935～1950年)，芗城区天宝镇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上学，15岁时参加革命工作，在长泰县人民政府当通讯员。其时，长泰刚解放不久，加上驻长泰的解放军主力部队集结前线，待令解放沿海岛屿。国民党残余纠集匪徒，破坏新生政权，一时气焰十分嚣张。为巩固新生政权，县委、县人民政府开展消灭土匪斗争，韩南松自告奋勇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他先后到珠浦村、石横村剿匪，击毙匪徒林信中等。
　　1950年12月24日，南松奉命送文件从县城步行到30多公里外的林墩乡政府，当晚就宿于乡政府驻地。翌日凌晨，有人向乡政府报告几个土匪在美宫村作恶，领导决定由剿匪部队副班长曲孟义带领两个战斗组6名战士前往追剿。睡在床上的南松朦胧中听到匪情,便一骨碌跳下床，向领导请战。当南松和剿匪部队进入贝乌通向同安隘口时，埋伏在两侧的156个匪徒，突然排枪齐发。南松等战士极力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壮烈牺牲，年仅15岁。
　　

　　张伟南(1953～1979年)，长泰县武安镇京元村人。张伟南小学毕业后务农，二三年后被社员选为生产队保管员。他廉洁奉公，被誉为“红管家”。1973年参加华安水电站工程建设，吃苦耐劳，被评为积极分子。1974年秋，他应征入伍，在部队里，认真学习，刻苦锻炼。不久，升任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月,部队安排他退伍回乡，并把此决定宣布了。这时，越南侵略者在中越边境集结部队，侵犯中国领土。张伟南义愤填膺，三番五次找领导，坚持要求继续留在部队，奔赴战场还击越南侵略者。组织上终于批准了张伟南的请求。于是,他随部队奔赴广西前线。到前线,他在给原连队党支部和战友的信中说：“我荣幸地奔赴保卫祖国的疆场，一定要为连队争光。”在给家里亲属的信中写道：“我做好一切准备，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我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也是很光荣的！”在给他的一个朋友信中讲：“我回家探亲期间，抱上你的孩子，打从心里喜爱他，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但我把他当成是亲生的孩子一样地爱。如果我牺牲了，等孩子懂事后就告诉他，解放军叔叔疼爱他，希望他永走革命路。”临战的前一天晚上，张伟南和战友马国民、阙火土坐在大树下，互相倾吐肺腑之言，开展战斗竞赛，3人都争取杀敌立功。
　　1979年2月17日拂晓，中国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打响了。张伟南所在的一连担任该营的主攻连，任务是攻占长条山，断绝敌人退路，阻击敌人增援，保证主力部队攻击谅山和禄平的战斗胜利进行。长条山有4个高地,可直接控制越南班听河和河边的公路，是越南侵略者的一个天然屏障。敌军在此配备了一个加强连，凭借坚固的工事,妄图牵制中国部队主力对其540高地和班听地区的攻击。张伟南所在的一排担任攻占4号高地的任务。4号高地是越南侵略者严密布防的重要据点,它控制附近3个山头。高地上敌人修筑了坚固而复杂的明碉暗堡，山下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和竹签。张伟南所在的一排指战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英勇无畏地向陡峭的山路冲锋，突破正面暗堡时，全排战士被密集的炮火压制在堑壕里，副连长不幸牺牲，排长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张伟南的腰部亦被子弹擦破皮，背部两处被炸飞的炮弹壳碎片割伤，鲜血染红衣服。在这紧要关头，张伟南顾不得伤口疼痛，遵照党组织战前的指定，毅然负起指挥战斗的重担，果断地率领全排战士，利用敌人射界死角，迂回到敌人左侧发起猛烈的攻击。他勇敢地冲在最前面，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向4号高地冲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抗。张伟南冲到距离高地顶端100米处时，腿部中弹负伤，行走困难，仍然坚持战斗；当冲到距离高地顶端只有20米处时，他头部中弹，血流满面，却顽强地屹立在山坡上指挥战友们冲锋。战士们猛扑敌阵，尽歼顽敌，终于把红旗插到4号高地顶上。张伟南伤势很重，血流如注，知道自己不行了，对战友们说：“我不能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没有完成的任务要靠同志们来完成，真对不起党！”战士们在张伟南革命精神鼓舞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反扑，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部队党委根据张伟南的一贯表现和战场上英勇献身的事迹，给他追记三等功。张伟南牺牲时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