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安工作期间曾于1979年和1984年先后接待过莅临华安检查指导工作的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项南同志。据华安的同志说，在此之前没有省委一把手来过华安。这期间先后到过华安视察工作的还有马兴元（省长）、金昭典（省委副书记）、李正亭（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渝民（省委常委、秘书长）和刘永生、张格心副省长。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段内，这么多的省领导莅临华安，这是华安县前所未有的。

（一）

廖志高同志“文革”前是四川省的省委书记，资格很老，威望很高。“文革”中因受冲击和迫害而闻名全国，拨乱反正后调任福建省委书记。人们对他的到任十分敬仰，也寄予厚望。

这次要来华安视察工作，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来华安的省委一把手，因此很快轰动了县城，我自然高兴得很。但是在高兴的同时，也有一点担心。即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不久，全县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担心书记来了会批评。我有这个担心，地委书记刘秉仁也有这个顾虑。为此特地叫地委办陈易洲同志提前给我打电话，嘱咐我汇报工作时不要讲包产到户的数字和情况。这使我一时有点为难。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一方面出于对地委领导的理解和尊重，汇报时不讲包产到户数字，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不能隐瞒实情扭曲民意说假话欺骗上级。为此，我委婉地汇报一些基层干部针对这一问题所说的几句顺口溜:“中央真英明，群众很欢迎，省里未放行，县委怕批评，基层难为情”。书记听到这个顺口溜只是悄然一笑，没有说话。就这样，书记从听汇报、参加座谈会到个别交谈中，不但从未问及包产到户的情况，也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任何批评和意见。这时，我原来的担心不但没了，而且明显感到廖书记对山区搞包产到户似乎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

在汇报中，当我谈到三中全会精神一经同群众见面就立即产生“一拍即合”的效应，广大农民对三中全会有关加强和支持农村和农业，特别是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感到欢欣鼓舞（主要指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尊重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书记听了心情十分舒畅。在听完汇报以后，即深入到我蹲点的高车公社前岭大队八斗生产队召开社员座谈会，详细了解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直接征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要求和建议。当了解到这里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取得了好收成，基本实现了温饱目标时，书记很是欣慰，对社员在种好粮食作物的同时，利用山坡地造林种果，实现家家有林木，户户有果树（柑桔）更是多加赞扬。他说这是一个好兆头，鼓励大家放开手脚，继续干下去。座谈会是在一户刚办完新婚喜事的社员家里举行的，廖志高和刘秉仁分别坐在两只崭新的藤椅上，看到新婚家庭许多新添置的家具，呈现一派幸福美满的气氛，廖志高书记幽默地说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以后，家家户户都会过上这样的好生活。

第二天清晨廖书记很早就起床，我陪他在街道上散步，从招待所走到“华电”坝头，他边走边对我说:你们这里山多是一个优势，要乘三中全会东风，采取灵活措施，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群众造林种果。并指示我带上县委班子成员和各公社负责人，到晋江地区永春县参观柑桔上山的经验。他说:“我刚从那里过来，看到他们在天马山上种了许多柑桔，长势很好，硕果累累。你们去看一看很有好处，回来后根据你们这里的情况，好好规划，宜林造林，宜果种果。当然种果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你们这里有坪山柚名果，群众有种植、培育和管理的经验，就发动群众多种坪山柚。”几天后，遵照廖书记指示，我带队前去永春参观学习。廖书记这次来华安虽然时间很短，但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言行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也就是到了上个世纪末的1999年，年事已高的廖书记在安度晚年生活时，又一次来到了漳州。这次到漳州，除了故地重游，还约见了许多20多年前见过面的市、县的同志，其中也包括我。一天，通过先期见面的蔡树东（曾任南靖县委书记）通知我到漳州宾馆五号楼廖书记住处。一见面，廖书记便亲切地问起我的年龄和退休情况，退休前担任什么职务等等。当听到我当过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时，又问漳州有几个民主党派。我回答说八个，还有一个工商联，只是成员多寡不等。书记高兴地说，一个地级市有八个民主党派很齐全呀，这个工作很重要。约见后我深为老书记如此关心见过面的基层同志和党的统战工作所感动。

（二）

1984年初，接任的省委书记项南也来华安视察工作，这时已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后的第四个年头，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生产责任制更加落实和完善，农业战线取得了连年丰收和全面发展，大多数农民已经实现了“温饱”目标，并且涌现出一批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副业的专业户，其中有些专业户是在“割尾巴”年代时暗地里干的，有的甚至还成为“反面”典型受到过批判。三中全会以后公开承认其正当性，这批人率先成为农村中奔“小康”的示范者。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以“思想解放”著称的项南书记，我不但没有压力而且感到高兴。

项书记到达后首先听取我的工作汇报。由于华安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后，农村的变化大，这就自然成为我汇报的重点，汇报中不但有农业等的增产情况，而且有农民中实现“温饱”的增收典型，不但有农村经济方面的变化，而且还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变化等等。但是工业是华安的弱项，不但基础薄弱比数很小，而且缺乏发展后劲和规划，故我汇报中讲得很少。项书记在听完汇报后开门见山地说:“你那么多的汇报，讲的尽是农业，没有工业，讲农业头头是道，讲工业空空洞洞。应该肯定，你们这几年生产责任制抓得早，农村变化大，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林业也搞得不错。去年我陪李先念主席从厦门乘火车路过这里（金山林场）称赞你们林造得好，管理也好。但是没有听到工业情况和今后发展规划的汇报这不行。农村只能搞农业的传统观念要改变，要牢固树立起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新观念，要像抓农业一样抓工业，否则农业也搞不好，两者务必同样重视同时抓好。项书记指出我汇报工业空空洞洞的话，开始时我感到有点委屈，认为工业没有搞好固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县里的过错，感到这种批评指责难以接受。后经细想，亦感到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也切合华安的实际，表示要认真补好这一课。

华安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业，全县的主业是林业，林业用地占全县总面积77.4%，在一个总面积只有1315平方公里的小县，有4个国有林场，经营面积达228966亩，占全县山地总面积的22.9%，这不是在全国起码也是在全省少有的。“文革”前围绕农业办工业，华安办了小化肥厂、小糖厂，却因缺乏原料（磷矿石）或甘蔗价格低（群众说一担甘蔗等于一担木柴钱）效益不好而停产或下马。糖厂下放给公社承包，两个矿产业（钨矿、石墨矿）虽然有利润，但都是国有的，并且早已采光了。一个装机容量六万千瓦的水电厂是省属的，一个炼铁厂有利润是地区的。剩下两个县办的小厂，其中一个是造纸厂，因没有原料，经常是半饥半饱且因污染严重将要被淘汰；一个家具厂，虽有原料，但缺少资金，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效益也不好。项书记听后说:“造纸厂应该关闭，家具厂要扩大，提高档次，争取出口。”说完就立即前往家具厂实地考察，看了车间又看了产品陈列室，边看边说华安有木材应该扩大家具厂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把家具厂办成有效益的华安龙头企业，还嘱咐随行的邱广钟秘书，回省后立即向轻工部门索要两本有关出口家具的样品书给我们。半个月后我到省里参加全省落实华侨政策会议时，项书记一见到我就立即叫邱秘书送来两本样品书，让我十分感动。因为送来的不仅是两本书，是一份关心，一个希望，一种鞭策。

视察中项南书记还针对华安有充足的水电资源，提出可以发展一些“电老虎”工业，如炼硅铁，建议我组织有关部门到厦门学习取经。经过接触和交谈，感到项书记虽然很严肃同时也喜欢与人交谈，我便利用吃饭和饭后休息时间，向他询问两件有关的事:一是“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我报告项书记，1977年7、8月间，我代表平和县出席先在山西昔阳县后转到北京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除见到陈永贵、钱正英等领导并听取他们讲话外，也看到项书记在大会主席台上传达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次才知道他是福建龙岩人。项南说，他是大会的秘书长自然从头到尾都参加。他当时是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部副部长。对“农业学大寨”应该怎样认识?项书记说，大寨当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力改变生产条件是好的。后来被“四人帮”捧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典型，事情就糟了，当然就错了，出现了一大堆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二是华安有人传说他当年从龙岩家乡到外地参加革命时曾路过华安，在新圩码头乘船去厦门，是否真有此事？项书记不假思索地说，真有这回事，当时是和母亲一起由一位上海人陪同，从家乡来到这里坐船去厦门转上海（可能去见在上海搞地下党工作的父亲）。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华安境内反动势力控制很严，他们路过这里冒着很大危险。后来，他在视察华安水电厂后，特地叫我带他到附近的新圩码头（当年上船的地方）“故地重游”了一番，边看边注神地回忆着往事。临离开时，我问项书记还有印象吗?他说，印象中当时码头旁边有两间房子，现在都变了，别的什么也记不起来。

（三）

1980年上半年，省长马兴元也来过华安，他是原龙溪地委书记，又是我熟识的老领导。这次他来漳州特地到华安，由于逗留的时间短，我只是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向他作简单的工作汇报，其余时间都是在沿途边走边看边问边说的。从仙都进来，途经良村、华丰、高车、沙建、丰山去漳州，在县里用午餐，几乎看了大半个县。他在沿途谈话中，特别指示，华安条件比较困难，要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还讲到要从山区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山多、水资源充足的有利条件，搞好山地开发，发展林、茶、果业生产和水电、道路建设等等。

因为是“老龙溪”，又是老领导，我趁汇报的机会，向省长反映两个问题要求解决，都得到满意的答复:一个是在安置“知青”返城工作的最后阶段，全县2800多名漳州下放的“知青”绝大多数人已经返城安置，但还有100多名尚未得到安置。根据地区意见，其中有近80%的人要安排到3个国营林场当工人，因这些“知青”大都来自漳州市城区，只想回市区不愿去林场。而林场却有不少老工人的子女，因没有招工政策而无法得到安排。据此情况，县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处理意见:一是不愿去林场当工人的“知青”要求调回漳州市区安置，请地区有关部门支持；二是林场因“知青”不愿去所腾出来的名额，由林场符合招工条件的老工人的子女补上去，经核实一共有40多名符合条件的给予补上。采取这个办法以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工人子女找到了出路，林场干部和工人很高兴，从而调动了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地区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那些不愿去林场的“知青”，也都得到了安排。然而对于这一作法，却引来了一些争议，除林业部门拥护外，劳工部门提出了异议，说安排老工人子女到国营林场当工人找不到政策依据，不好办理手续。县委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马省长来到华安，我向省长作了汇报，请省长给予关心和支持。省长听了汇报以后即说，你们的做法符合毛主席提倡的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具体政策和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精神，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就这样，一个有争议甚至给县委带来压力的困惑得以解开。再一个是要求刚建成投产发电的省属华安水电厂收益后，给华安一些支持，以缓解华安财政上的紧张和困难。理由是华安水电厂在建设中，龙溪地区各县都抽调劳力上场参加建设，而华安县是电厂所在地，不但抽调劳力上场，而且还要全力尽好各种义务。但是电厂建成投产后，华安县一无所得，电厂每年按规定上缴的地方税收（或者别的某种税费），按比例分成部分均由用电的漳州市（小市）收入，是不合理的，华安县要求改变这一作法，把电厂按规定上缴的这部分税费改为归电厂所在地的华安县所得。过后不久，在省长的关照下（也可能政策上已有了新的调整），华安县的要求兑现了。从1980年开始，华安县每年正式从“华电”上缴的地方税收部分中分得近百万元，此外“华电”每年还拨给华安县20万元，作为蓄水坝区的维护补助。这两笔合计100多万元的款项，虽然数额不大，但对于历来财政十分吃紧的华安县来说，却是“雪中送炭”。

（作者系第八届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