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地处福建省南部，气候宜人、水土丰沃、人杰地灵，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解放人民的革命进程中，红色文化宣传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军事斗争一起，共同构成了丰富的革命实践，为漳州创造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红色资源。在当代，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对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和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宣教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笔者现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的红色文化宣传做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

一、漳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宣传的基本形式

漳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产生和发展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标语口号。标语口号相较于报刊、戏剧、社团、集会等方式，操作灵活简便、成本低廉，凭借毛笔、石灰、墨水等工具就可以在墙壁、桥板、茅厕、石壁等可以写字的地方进行书写，而且所用语言简短有力、通俗易懂，能较好适应大众文化知识水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红色文化宣传方式，一直被广泛运用。

（二）进步报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漳州地方党组织建立之前，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北京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就已开始在漳州传播，当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主要依靠的就是进步报刊的售卖和创办。例如于1919年冬创办的漳州“新闽学书局”，以贩书售报，启发文明为任务，公开出售《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政论、小说等书刊。由援闽粤军在漳州创办的《闽星》半周刊（1919年12月1日创刊）和《闽星》日刊（1920年元旦创刊），是我国早期公开介绍苏俄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报刊之一，是福建全省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1920年6月，漳州省立二师学生自治会创办《自治》半月刊，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揭露阶级对立的原因，对官僚、军阀、土豪劣绅进行强烈谴责，以其积极向上的言论，向漳州人民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广大青年寻求革命之路。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漳州地区大批先进分子所接受，为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为中共漳州地方组织的创建，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漳州各游击区党组织积极创办刊物，开辟宣传阵地，进一步发挥党报党刊宣传红色文化的作用，以扩大党的影响。中共闽粤边特委于1935年10月创办了内部机关报《战斗》，随后又出版了对外刊物《工农报》，一方面总结战斗经验，鼓舞士气，另一方面也向人民群众介绍革命战斗情况并且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以此来反击国民党在宣传舆论阵地方面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反“清剿”等一系列斗争的开展。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报刊活动更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方面之一。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抗战爆发后，创办了机关报《前哨报》，密切联系抗日救亡斗争实际，大量刊发时效性和针对性强的文章，以指导人民开展抗日活动，让人们了解福建乃至全国抗战的形势，激发人民抗日斗志。中共云和诏县委在诏安创办的《抗战青年》、《刀与笔》，平和县委在小溪出版的《抗日画报》和《新平和》，龙溪中学的《龙中导报》、《战时青年》等抗日报刊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和积极的鼓动作用。

（三）革命戏剧。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戏剧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艺术模式被引入中国，并随着新文化的传播在各地逐渐盛行起来。新的戏剧文化的建立，不仅为进步青年所倡导，也为包括红军军队在内的革命力量所接受和运用，成为唤醒民众、服务革命战争的有力武器。漳州地区最突出的典型就是芗潮剧社在闽南掀起的戏剧活动。芗潮剧社由一群爱国进步青年和学生创办于1934年春，成立之初名为虹桥文学戏剧社，后因“虹”与“红”谐音，在申请社团登记时遭到国民党当局刁难，遂将社名改为芗潮剧社。剧社领导人胡大机、蔡大燮、柯联魁、彭冲等人都是地下党员，因此一成立，便在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以进步健康的话剧和歌曲，占领戏剧舞台，唤醒民众爱国热情。从1934年到1937年，芗潮剧社共进行了7次大型公演和多次小型演出，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很好地配合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壮大本社的同时，芗潮剧社的成员还帮助、参与创建龙师剧社、毓南业余剧社、抗敌剧社等进步剧社，大大促进了抗日戏剧文化在漳州乃至闽南地区的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芗潮剧社走出剧场的狭小舞台，响应党的号召，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活动形式转为户外剧、街头演讲、歌咏等等，在坚持戏剧文艺演出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示威大游行等群众运动，成为党领导的一支革命突击力量。

（四）社团组织。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中，各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是主导力量，在他们引导下所创建的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等社团组织、群众团体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也是漳州倡导红色文化的基本力量。例如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漳州就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迅速组织了“漳州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发动罢市、罢工、罢课斗争，向全社会控诉帝国主义暴行，宣传革命真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又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指派李联星到漳浦指导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党员张觉觉、郑森森、陈金龙等人以教学活动为掩护，引导发动农民加入农会，又通过农会进一步揭露剥削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强取豪夺，宣传党的革命主张，鼓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将漳浦地区的抗捐抗税斗争推上一个新阶段。

（五）培训班。革命战争时期，诸如农民夜校、农工运动讲习所、干训班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在帮助广大贫苦工农和基层干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对传播红色革命文化，启发人民的阶级斗争意识，培养领导斗争的各级干部人才，配合发展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大革命时期，中共闽南部委就趁着北伐军克复漳州的有利时机，在漳州城区以及漳属多个县开办农工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教育内容紧密配合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发展的需要，既有文化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又有军事训练，为闽南、闽西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准，又有斗争经验的优秀工农运动骨干。又如1934年，漳州中心县委根据厦门中心市委关于抓紧扩大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内分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深入靖和浦中心区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分田运动。为适应土地革命运动的需要，漳州中心县委在洋尾溪、山城、山坪顶等处开设分田培训班、夜校等等，向区乡干部、贫苦农民宣传土地法和各项政策，进行划分阶级、分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有效推动了分田运动的顺利铺开。通过分田运动，苏区农民获得了丰收，热烈拥护这一运动，并且乐于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和农民武装，使得苏区内的农民武装力量得到扩大和加强。

（六）布告公告。张贴在公共场所或发表于报刊的布告公告是党和军队进行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其发布的主体是带有革命政权性质的，发表公告布告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向社会宣示一种政治存在；另一方面，其发表的内容多是政治主张、政策宗旨、斗争要求，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斗争性。例如1932年4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帮助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4月下旬，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发出了第一号布告，指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是“目前闽南劳苦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任务是“发动和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团结和组织武装起来消灭反动势力的残余，没收地主豪绅的物产和粮食分配给劳苦群众。工人组织自己阶级的工会，实现苏维埃政府劳动法，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救济失业工人。”这一布告既宣示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性质，又阐明了革委会的革命主张。又如1937年6月下旬，中共闽粤边特委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达成并签订了“六二六”合作抗日政治协定后，发出了《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为各地报纸所登载，进一步宣传了闽南地方党组织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合作抗日政治协定签订后不久，国民党一五七师背信弃义，制造了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闽粤边特委多次抗议，要求一五七师恢复“六二六”政治协定，国民党当局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恶意中伤红军游击队为“散匪”，并对游击队进行武装围攻。为此，中共闽粤边特委与重整后的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于1937年12月联合发出《为反对内战告闽南各界同胞书》，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号召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共产党的正义主张得到了各界同胞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政治上陷入孤立，而红军游击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漳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宣传的主要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的红色文化宣传从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党的政治主张以及不同阶段的斗争实际出发，以对民族主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的宣传为主要内容，体现了鲜明的大众性和革命性。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从理论走向大众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红色文化宣传多集中在城市，其针对的人群大部分是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阶段的文化宣传内容偏于理论性，旨在引导进步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思考“一切不平等之根源”，从而激发其革命性。在思想上以启蒙为主，行动上则以报刊宣传、集会、游行、示威等为主，较少涉及直接的革命武装实践。共产党成立后，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革命的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红色文化宣传便从鼓吹革命的书斋开始走向社会、走向广大农村，许多知识分子参加到工农运动中，同工农群众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宣传新文化、宣传革命。各级党组织都强调文化宣传的大众化问题，注重“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群众自觉的认识接受党政治主张，决心为这种政治主张奋斗。”①红色文化宣传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日趋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呈现出理论性向大众性转变的趋势。

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出发，把文化教育活动、革命宣传活动与群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联系起来，真正把人民大众作为文化宣传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宣传的基本价值取向。革命宣传不再局限于学校进步社团、城市工会，而是深入各个阶层尤其是农村，逐渐发展为平民夜校、农工运动讲习所、农协等各种团体，宣传的内容根据受众自身的特点，变得更为朴素、浅显和直白，并采用通俗的方式让群众便于理解和乐于接受。近年来，南靖县多个乡村都发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宣传壁画，壁画以漫画形式形象描绘了日军侵华暴行，不管是什么文化层次的人一看就明白，并且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些壁画就是当时革命文化宣传大众化的一个缩影。当然，文化的大众化不仅体现为形式的浅显易懂，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容与群众的实际利益相结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平和县委在老支点东坑乡发动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积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县委结合乡村各阶级群众的实际利益，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为祖（祖先）、二为某（老婆）、三为田园、四为国土”的口号，通俗地说明了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政策的意义，让群众明白这项政策不仅为了改善自身生活，更重要的是服从抗日的需要。

（二）结合革命斗争实践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搞好宣传工作，“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党和红军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都十分注重与革命斗争实践密切结合，突出强调宣传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从文化与革命的关系上，要求红色文化必须服从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必须成为宣传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鼓舞军队、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有力武器。从而保证红色文化的正确方向，使文化宣传和建设成为推动革命战争的重要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的红色文化宣传，其内容根据不同阶段的革命形势和斗争实际，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为推进闽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时期，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罪行，鞭挞封建旧文化，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号召人民支援北伐战争。进步刊物对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宣传，社团组织支援五卅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吸引和聚集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1926年，中共漳州党团组织于北伐战争开始就进行各种宣传、动员、发动群众的工作，大大调动了群众迎接北伐军的情绪，对当年11月北伐军东路军克复漳州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却大肆向革命群众进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八闽大地，革命骤然转入低潮，红色文化的宣传也随之暂时沉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右派残酷打击的中共漳州地方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应变措施，在做好城市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把党和革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农村，坚决领导人民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这一时期侧重宣传反对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武装斗争，推行分田运动以及开展抗日反蒋。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闽南临委深入贯彻会议精神，到漳浦、平和等县创办农校、建立农协，利用教书或演戏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年10月，朱德率南昌起义军入闽途经平和，更是对开展武装暴动的一次良好宣传。12月底，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更加注重对武装斗争的宣传发动，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对福建各地实施武装暴动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发生于1928年3月的被称为“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的平和暴动，在暴动之前，中共平和临委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前期宣传发动，比如利用长乐一带群众一年一度赴“十三坪”（庙会日）之机组织武装示威，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反抗捐税，驱逐县署委员、警队。”暴动发生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共青团福建省委又向全省发布《为平和暴动告工农兵民众》，号召全省工农群众行动起来，为解放自己而继续奋斗。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中共漳州地方组织和红军配合中央红军做好号召抗日、扩红筹款、建立苏区的红色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应。中央红军离开漳州后，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深入靖和浦中心区，围绕开展分田运动进行大量宣传，为建立靖和浦苏维埃政府打下了基础。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包括漳州在内的闽粤边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三年里，漳州各级党组织充分运用红色宣传，有力配合了抗日讨蒋、反“清剿”等一系列斗争。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春节前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2年半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和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联系，在通过南方临委了解到党中央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指示后，就及时在舆论宣传上作出调整，改变过去的提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将“打倒蒋介石”、“打倒余汉谋”的口号改成“要求蒋介石督师抗日”、“拥护余汉谋的抗日主张”、“要求黄涛师长保护福建，驱逐日寇汉奸出境”、“红军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等，促使闽粤边根据地在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中最早签订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初步形成闽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共漳州地方组织以民族大义、抗日大局为重，侧重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诞生，漳属各县普遍成立抗日剧团、宣传队、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服务团等等，这些团体深入城乡张贴连环画、书写标语、演唱歌曲、发表演讲、表演话剧、组织游行、发动募捐，以各种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歌颂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漳州党组织还注意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充分运用红色宣传适时揭穿和有效回击国民党阴谋消灭中共漳州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不死之心，在维护闽南国共合作局面的同时，巩固革命支点，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漳州地方组织侧重对支援农村游击战争、积极开展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和配合南下大军的革命宣传，在宣传群众，促成国民党地方当局起义投诚、追歼残敌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翻开了漳州新的历史篇章。

（三）波浪式前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党组织和红军注重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采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在保证文化传播得以继续的同时，还促成了红色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1948年，中共闽南地委书记卢叨亲自撰写了《中共闽南地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对闽南党组织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其中一条称为“波浪式的前进”，即革命斗争高潮与低潮往往是相交错的，但是在“舵师们”的正确领航下，其必然趋势还是往前迈进的。这条规律不仅反映了中共闽南地委重新成立后一年来的斗争形势，也同样适用于漳州地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基于革命形势高低潮交叠，与之相应的红色文化宣传同样也是高低潮交叠出现，所以，“波浪式前进”也可以说是红色文化宣传的一大特点。

纵观新民主主义时期漳州地区的红色文化宣传，其高潮往往都是在革命形势良好之时，比如北伐军入闽、中央红军进漳、国共合作抗日初期，这些阶段党和红军的活动要么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要么处于两党合作的融洽期，红色文化宣传多是采用公开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与之相反的是，革命低潮时期，红色文化宣传也会相对沉寂，但应强调的是这种沉寂并不是完全的放弃宣传，而是指转为较为隐秘的方式。

三、漳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宣传的重要作用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毛泽东对文化战线的这句评述高度肯定了文化宣传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红色文化作为先进文化，引领着前进方向，凝聚着奋斗力量，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是教育党员、建设军队的重要抓手，推动着漳州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打破思想藩篱，教育发动民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启蒙作用，在扫盲教育的同时，弘扬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破除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旧思想，肃清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守节守贞等旧道德旧礼教旧观念。帮助民众挣脱思想束缚，主动寻求个性解放和发展。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全社会倡导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在学生中倡导自由平等；在工人阶级中倡导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在农民阶级中倡导耕者有其田；在妇女当中倡导男女平等，激发了全体民众的反抗意识，点燃他们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二）加强思想建设，推进军事斗争

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党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③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会上通过的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革命文化的宣传教育就是党和军队进行思想建设的一大重要方面，不仅对加强政治工作有重要意义，对推进党和军队的军事行动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有助于肃清错误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广大农村，军队新扩充的成员大多从农村中来，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游民等非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主要成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④党和军队在思想建设方面，善于通过红色宣教，肃清阻碍革命的错误思想，驱散迷雾，纯洁组织。例如1928年夏天，为应对陈祖康叛变，组建“第三党”的行为，党组织就及时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第三党”宣传活动。1928年6月，中共福建临委在漳州成立才刚刚半年时间，临委代理书记陈祖康⑤就发表了脱党宣言，投靠新军阀张贞，通过发表反党文章、发行报刊、开办自治人员训练班、组建“第三党”等方式，反对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并从党组织、农会组织中拉走不少人。针对陈祖康的叛变，中共福建省委⑥和漳州党组织在清理腐化分子，整顿组织的同时，大力进行舆论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陈祖康的反党文章，揭露其投靠国民党新军阀，危害工农运动的罪行，清除“第三党”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不利影响。还努力启迪一般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学生，丢掉幻想，坚决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与豪绅地主阶级作斗争，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大大增强了广大党员、群众对继续推行土地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二是有助于开展时政教育。革命战争年代的通讯条件极为简陋，上级党组及党中央的一些工作情况和新近制定的政策方针传递到地方党组织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时效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和军队对前方战事或方针政策的理解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个时候，行之有效的革命宣传对革命动向的传递和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1938年2月，闽粤边红军在驻龙岩白土期间，指战员们对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思想不通。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军队领导特地到由闽粤边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做抗日战争形势的动员报告，又同四团团长兼政委的卢胜一起分别召开会议，反复进行动员宣传，讲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重要性，解决了指战员们的思想困惑，提高了他们对形势的认识，较好地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军内军外的团结与相对和谐，为齐心一致，开赴苏皖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

三是有助于鼓舞军民士气。革命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有高低起伏，大部分革命者都能在逆境中坚持信念，但也有少部分人对革命前景产生悲观情绪或是一些不利于革命发展的错误思想，甚至于背叛革命。党不间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不同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充分解释新形势新任务，估计将面临的新困难，帮助军民克服动摇和恐慌情绪，提高胜利信心。在革命异常困难的时期，党组织和红军不仅没有被敌人所消灭，没有被困难所压垮，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与红色文化宣传的鼓舞作用是分不开的。精干隐蔽、埋藏生产时期，党的革命气节教育就充分体现了红色文化宣传的这一激励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接连掀起反动高潮。鉴于形势严峻，中共漳州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精干隐蔽、埋藏生产的应变措施，以保存党的精干力量。在这一非常时期，中共闽南特委非常注重革命气节教育，针对当时一些同志情绪较低落的实际情况，将政治思想工作与解决斗争的实际困难有机地结合起来，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等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认真学习全党的整风精神等文章，鼓舞了实行隐蔽生产和疏散的人员增强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克服困难，战胜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在农村及其他各条战线上扎下根来，为后来恢复闽南各级党组织保存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反击反动势力，占领舆论阵地

对于革命文化宣传的作用，邓小平曾经提到：“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⑦在与种种反动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党不仅坚持武装斗争，在舆论上也坚决地予以回击，运用强有力的红色文化宣传来驳斥敌人的诬陷、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1932年中央红军进漳之初，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了“共产共妻”、“土匪”、“共产党来了，连扫帚也要过三刀”等歪曲宣传，群众对红军并不了解，听说红军来了，有钱的地主豪绅逃亡大城市、平民百姓躲进深山里、不少店铺关门歇业。面对人心浮动的局面，进漳红军一方面严守纪律树好形象，一方面大力进行宣传，组织小分队分散到群众家里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在人口密集区搭台演讲、演唱歌曲、书写标语、发放传单、召开集会，还向漳州、石码的群众发放谷子及其他物资。以铁一般的纪律、文明的行为和积极的宣传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谣言，解除了群众的疑惑，许多到深山或外乡“躲红军”的商人、市民闻讯纷纷返回城中，还主动拿出钱物支援红军。1936年中共闽粤边特委与入漳的国民党一五七师之间的政治舆论战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1936年11月，在两广事变中拥蒋“有功”的余汉谋辖下的粤军一五七师奉调入闽，师部进驻漳州城。一五七师师部驻扎漳州后，在军事上全力“清剿”红军，在舆论上进行大量反共宣传，经常印制大批量的反共宣传品散发漳州各地，还在宣传中与共产党比拼如何争取民心，通过枪毙几个恶贯满盈的土匪、稽查几起烟赌、与群众举办联欢会等形式，欺骗群众，博得群众好感。面对一五七师的舆论攻势，闽粤边特委一方面给予有力回击，一方面还对一五七师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进行全面分析，针对一五七师要求抗日的积极一面，对该师官兵开展统战工作，指示芗潮剧社到一五七师慰问演出抗日剧目，教唱抗日歌曲；与一五七师政训处宣传科长陈柏麟建立联系，通过政训处主办的《复兴报》宣传抗日，促使一五七师广大官兵厌恶“清剿”红军，为两军早日结束对抗，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打下了舆论和思想基础。

四、漳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宣传的历史启示

漳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向广大军民、社会各界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扬了革命思想，传播了红色文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宣传工作的成功经验，对当前做好文化宣传工作，更好地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一）文化宣传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几句极赋分量的话高度概括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肩负的重要职责。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就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而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漳州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制定并完成的，始终围绕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地宣传中央在不同革命阶段的重大部署，坚决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使地方党组织、军队和广大群众充分理解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和战斗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全党、全军、全民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更加应该继承这一历史经验，在文化宣传中坚持党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⑧

（二）文化宣传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

漳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在形式上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力求通俗易懂；在内容上与群众的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并因势利导，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革命斗争的需要，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到革命中，充分发挥了群众力量。文化宣传工作承担着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使命，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群众工作，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环境、舆论生态、传播技术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守好舆论阵地，引领舆论导向，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文化宣传要争取民心，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⑨

（三）文化宣传工作要坚持与时俱进

纵观漳州地方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化宣传工作，都十分注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层面的宣传，同时密切联系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任务的变化而对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进行适时调整，使宣传工作有效发力，真正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新时期的文化宣传环境虽然不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充满着血雨腥风，但实际上也充满着各种挑战，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要做好意识形态的工作，就必须围绕中心、与时俱进、应势而动，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大力推进文化宣传工作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以更好地贴合百姓需要、顺应时代要求，从而占领舆论高地，引领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决议案》，1929年6月。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118页。

  ④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⑤1927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选举陈明为临委书记。1928年2月，临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罗明当选为临委书记。4月，罗明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由陈祖康代理临委书记。

  ⑥192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正式成立。

  ⑦邓小平：《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⑧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3年8月19日至20日。

  ⑨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发表的重要讲话》，2015年12月25日。

（作者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