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异乡谋生难
我的祖地在福建省南靖县龙山圩苦溪村。可我却出生在别国异乡——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英梨华人街。当我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把怀念祖国、不忘故土、眷念亲人的感情倾诉给我听，把爱国爱乡的感情种子播撒在我的心田。我从父亲口里得知，他是怎么漂泊到别国异乡来谋生的。
父亲是个苦命的孩子，名叫蕃薯。祖地在九龙江西溪上游的溪滨，这个小村庄仅有十多户人家，水灾、兵乱、瘟疫，逼得村里民不聊生，家无过夜粮，左邻右舍的生活都是“猪胆拌黄连”——苦得出了名，才把这小乡村叫作“苦溪村”。1908年，父亲仅14岁，九龙江又发大水了，家乡的禾苗、薄地被洪水冲走了，他身上没有一块铜板，为了活命，便饿着肚皮，勒紧腰带，顺着漫漫的九龙江，一路逃荒，流落到厦门港当码头工人。沉重的货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他强忍着痛苦，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年头。后来，父亲在来来往往的旅客中，听说唐山人大批大批地离乡背井，到南洋“掏金”去了。父亲倒没有想怎样去“掏金”，只是想能糊住一张口，不要让沉重的货包压扁虚弱的身体，便决定去南洋闯一条生路。
1909年春天，天阴沉沉的，毛毛细雨绵绵不断地下着、下着，春寒刺骨，冷极了。父亲趁为旅客搬行李之机，挤上了“芝大龙”号外轮。那时外轮是上船不严，下船关卡紧。上了船以后，东藏西躲，就随着风浪漂泊了。船长经常查票，那时候没钱买票的穷兄弟不只是我爸爸一人。“要命只有一条，要钱是没有的。”买不起船票的穷兄弟遭到船长的关押、捆绑，父亲还被打得死去活来，有位穷哥还被吊在旗杆上，惨极了。船到新加坡港，船长把这些人驱赶上岸，交给船运站处理。父亲已经好多天没有吃饭了，哪里经得起毒打，他昏昏沉沉，真不知何去何从？他真想撞死在这茫茫的大海里。幸亏新加坡福建同乡会的搭救，父亲才在新加坡落了脚。
父亲第一次来到素称“世界商埠”的新加坡。在新加坡港口，常常聚集着几十艘远洋货轮，数百只商船和行船，有的停靠在码头装卸货物，有的挤不进码头，就在离岸很远很远的海面上卸货，进行“海面贸易”，市区运货车辆，川流不息，昼夜不停。可是，这里却是吸血鬼的天下，冒险家的乐园。我憨厚的父亲没有见到一位穷兄弟去“掏金”，连找个糊口的职业都比上青天还要难啊！父亲无奈，在异国他乡又当上了码头工人。他为了多挣几个苦力钱，在工头的皮鞭下拼命地扛货包，每趟肩扛面粉从6包猛增到10包。在短短的几年中，肩膀扛出两个大肉瘤，过着非人的生活。待我懂事时，爸爸每每倾诉在海外谋生的难处时，就说起他肩上两个大肉瘤是怎么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头是资本家的狗腿子，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无奇不有、无孔不入，恨不得将穷哥们的骨髓都吸干了。搬运工每天拼死拼活挣来的几块血汗钱，除了要维持三餐外，还要交可得税、工棚住宿费，每逢过年过节要给工头送“红包”彩礼。除此之外，工头还要千方百计组织流氓阿飞来勾引意志薄弱的人去吃喝嫖赌。阿爸用他目睹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事实教导我们要做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些至今在我的心里仍然记忆犹新。父亲由于不满工头的盘剥，于1913年离开新加坡，渡海来到千岛之国——印尼佛罗勒斯岛英梨谋生，开始给一家有限公司的老板掌管账务，为他经营一批椰子干生意发了大财，10天之内竟赚300万元。贪得无厌的老板，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借故把父亲解雇了。这活生生的事实让父亲看清老板伤天害理、凶狠黑透的心肝。父亲忿忿不平地离去，在英梨埠的一条偏僻的华人街，开设一间豆腐店兼卖猪肉。店面虽小，生意却很红火，加上父亲省吃俭用，一个铜板掰成两个用，经过三年日日夜夜的劳作，终于积攒了一些钱。1915年，他与侨生黄莲结婚，翌年春天，长女媛秋出生了。孩子还不满周岁时，父亲因为眷念故土和亲人，盼望早日让祖父看到未见过面的儿媳妇和孙女，经过简单的张罗，从海外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祖父抱着父亲的头痛哭，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孩子还在人间，而且还携带妻儿同归，悲伤的是无力抚育孩子，孩子才无奈到海外谋生。头顶别国的天，脚踏异乡的地，死活不由己。父亲很体谅祖父的心情，他极力安慰祖父，办了酒菜，邀请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与大家畅谈海外的风土人情，并放了留声机，让乡亲们开开眼界。可为了谋求生计，父亲只在家乡逗留十多天，就匆匆忙忙再到印尼去谋生。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来到厦门，我前母黄氏的乳腺炎并发毒血症，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在厦门逝世。父亲的泪水往肚子里流，他忍着极大的悲痛，安葬黄氏，并在墓地里埋一块石碑，以便来日认祭！父亲痛定之后，只好抱着不满周岁的媛秋回到佛罗勒斯英梨。媛秋饿了咿咿呀呀地哭着，闹着要母亲的乳汁，声声的哭喊真叫人心碎胆裂！青年丧妻，比挑担在半路断扁担还苦啊！不久，父亲和我的生母黄玉珠结婚，1917年12月，我出生在英梨华人街，奶名叫锦茂，过了2年，我有了个弟弟，叫锦文；又过了5年，我又有了个妹妹，叫媛英。父亲经半过辈子的呕心沥血，终于建立了一个六口人的家庭。但好景不长，没几年，灾祸接连不断地袭来，先是弟弟染上“天狗病”，差点儿一命归阴；1923年5月，我家店铺被强盗洗劫一空，弄得倾家荡产。母亲由于过于悲伤，在生最后一个妹妹时，月内又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终于与世长辞了。我母亲死时才24岁。
寄人篱下苦无边
母亲不幸的逝世，对我们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我们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弟弟的眼睛都布满了血丝。父亲极其悲痛，偷偷地掉眼泪，为母亲举行了葬礼，把家产几乎全部用光。尔后，繁重的家务全落到父亲一个人身上，他是第二次当爹又当娘，整天忙于照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再也无心经营生意了。仅有7岁的我，常常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倾听父亲饮泣诉说苦楚。
日子越来越难熬。父亲终于意识到：不能坐等死在海外，而要挣扎着活下去。过了几年，父亲只好忍心，把我们3个孩子送到渧汶古邦姨丈家，妹妹寄在英梨乡下，只身经商去了。当时，秋姐才12岁，个头还没有灶头高，就被迫包揽姨丈家的全部家务。我和秋姐虽不是同母生，却是同条心啊！我不知为秋姐流下多少伤心泪。那时，我和弟弟锦信，双双生有疥疮，姨母更是嫌弃我们。姨丈借口供我们读书，要我们住宿在古邦华侨小学，可是校方怕传染，硬是不给住，我们无奈，只好走读。狠毒的姨母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平日里不是打我们就是骂得口沫飞溅。吃饭时，她总是拿白眼看我们。有一次姨丈的长子手里竟持着一把菜刀，无缘无故地朝我劈来，刀光闪闪，很是吓人，这明明是在驱赶我们啊！我哪里吃得下饭，我宁愿站着活活饿死，也不跪着求姨母。书更是读不下去。寄人篱下，苦楚无边，辛酸极了。此刻，我更想念死去的慈母，我们哭泣着，呼喊着：“阿母，你为什么这样的无情，这样早就离开人间，留下你可怜的孩子，一个个成为海外的孤儿，我们何年何月方有出头的日子？”
古邦的街市虽然比英梨繁华，海景也极为艳美、壮观，夕阳西下，一群群的海豚、鲸鱼在惊涛骇浪中嬉水翻腾，海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可这些都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里水土不合，加上姨母对我们精神上的摧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严重创伤，经常闹病。我们简直生活在人间地狱，受尽欺凌，巴不得赶快离开这里。每到星期六，我就带着弟弟来到海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行船，急切地望着父亲早日来古邦，把我们接回英梨。来往的船只乘风破浪，数以百计，可就没有爸爸的行船，海茫茫，路漫漫，何时才能见到爸爸的面？可是我们没有失望，我们坚信阿爸一定会来接我们的，我们盼了一次又一次，望了一天又一天，望尽了无边的大海，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阿爸从英梨来看我们了。一家四口人，就聚集在海边的凉亭里，秋姐拉住父亲的衣角，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弟弟抱着父亲的大腿，我则拉着父亲的手。亲人相见，百感交集，我们心中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慈父讲，千言万语就只有一句话：“阿爸，你带着我们回去吧！”
父亲本来是打算看望我们一下，并没有想要把我们带走，可是，他见我们哭得这样的伤心，铁打的心肠也都软了，他辛酸极了，伸出右手，按住胸口，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慈母，他决定把我们带回英梨。
回归祖国找生计
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把本来是生龙活虎的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身板似乎被压扁了，背也有点驼了，整日整夜心神不定，在异国他乡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父亲决定回归祖国，寻找生计。
可是，祖国是什么样子，那里有没有生路？海外孤儿苦熬昏暗的日子，使我们的思想过早地成熟起来。我们年纪虽小，却因为生活所迫，广泛地接触外界，看得很多，懂得不少。父亲看出我们的心事，就尽说故土的好处，九龙江碧波荡漾，两岸竹子葱翠欲滴，野鸭成群，落满江边。家乡春天常在，四季常春，不像印尼热气如此灼人，故土还有丰盛的水果、喷香的茶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亲戚。再说，祖父的年纪也大了，很需要我们回去照顾啊！我们目睹着父亲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一天更比一天难，激起我们更加向往祖国，想念家乡。后来倒是我们催着父亲早日启程回家。父亲归心似箭，他加快筹集旅费，把家里的东西，不管硬软大小，能卖的卖了，能当的也当了。
1926年秋季的一天，天高气爽，清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我们一家五口人租了一辆马车，朝着英梨唯一的大街奔至码头，前来送行的至爱亲朋不断地向我们招手告别。再见！我的第二个故乡英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凝聚着我们华侨的血汗。船渐渐地离开海岸，我们回头远望美丽的英梨市，站在甲板上，我们又望了一眼雄伟的卓山，泪如雨注，我们再也回不来了，来年的清明节有谁来祭扫慈母的墓呢？
海上的气候瞬时千变万化，船即临印尼的毕玛小孤岛，忽地狂风刮起，巨浪排空，随时可以吞没木船，旅伴们被浪花溅得像落水鸡。人们惊慌失措，脸色铁青，我们蹲在船舱里哭泣着，和旅伴们的绝命呼叫声连成一片，惨极了。父亲是个很迷信的人，他随身携带“关公”的木偶肖像，双手合掌，两脚齐跪，朝拜不息，口中振振有词：“关公保佑，关公保佑！”至今想起来，实在可笑。好在狂风只是一阵猛刮，不一会儿便风平浪静了，担惊受怕的我们登上了岸。
我们在孤岛上避了两天，又向望加锡进发。船进了繁华的港口。上岸后，我们住在阿姨家里，父亲住在福建会馆，这个阿姨不比古邦的那个狠心的姨母。她待我们可好了，做了许多丰盛的饭菜款待我们。她有一颗善良的心，见我们四个孩子都这么幼小，父亲确实无力抚养，就劝我父亲自己回祖家看看祖父，把我们四个孩子留下来。
阿姨的话音刚落，父亲的额头直暴青筋，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思潮就像大海的波浪，翻滚不息。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谁能不疼爱，他想，此次回归祖国是最后一次了，饱经海外生活苦难的人，再也不会到印尼来了。但他掂量掂量养家糊口的担子，太重了，确是力所不能及啊！加上阿姨盛情难却，就决定把我的姐姐和妹妹留下来。
翌日早晨，我们父子三人就要从望加锡回到祖国，姨父母全家人及我的姐姐、妹妹都赶到码头来送行。姐姐和妹妹都紧紧地拉住阿爸的衣服，哭着要跟我们回国。父亲是个硬汉子，可眼圈也红了。他想，爱孩子是连母鸡也会的事，更何况是人。他已经预想到，也许再见不到亲生骨肉了，这一次的离别，也许就是父女的决别了，此刻，万箭穿父心，阿爸心痛极了。但由于生活所迫，他只好强忍着离愁别苦，极力劝说自己的女儿留在望加锡。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我们到达了香港，而我们购买的船票的终点站是厦门港。父亲身上的钱已是屈指可数了。然而，他想全力以赴抚育我们兄弟俩。为了让我们多见世面，他在香港临时决定要改乘火车往广州，然后再回闽南故乡。我虽还幼小，但深知这些钱是父亲的血汗换来的，生活不易啊！我便问阿爸：“要是我们改乘火车到广州，那去厦门的船票还能用吗？”阿爸脱口而出：“船票就要废掉了。”我说：“阿爸，要是这样，那就太不划算了，你手头本来就很紧，这样改乘火车，辗转回家就更紧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眼睛挂着泪花：“锦茂，你已经懂事了。”后来我们就按照原来的打算，乘船到厦门港。
厦门，一个海岛城市，近百年前，帝国主义列强侵入，被辟为“通商口岸”，逃荒者到处可见，也有不少的强盗和小偷。登岸的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到厦门胡里山坟场，寻找我前母的坟墓。坟场历尽沧桑，变化很大，可父亲记忆犹新，他说，那墓边有一棵榕树，细心的父亲还在前母的墓后埋下一块石碑。我们近前一看，前母的坟墓因年久失修，连墓碑也不见了。我们一边寻找，一边挖土，终于挖出一块石碑，认出前母的坟墓，并埋了土、扫了墓。在厦门小住几天就赶回漳州，住在九龙江旧桥头的一个货栈里。这个货栈设备很差，连一张床铺都没有，我们只铺着稻草熬过一夜。第二天，父亲从街上买回来一张双人竹床，却买不起蚊帐，我们父子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父亲怎么也睡不着觉，半夜里，他常常独自一个，翻身起床，为我们驱赶蚊子。我们接连在漳州呆了几个月。后来我才知道，不是父亲不愿早日回乡，而是父亲怕我们过不惯农村生活，想在漳州找个落脚点，寻找生计。要经商已经没有本钱了，这时的父亲已是囊中羞涩、一贫如洗了。除了出卖劳动力，赚苦力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行当可以干了。如果要像当年在厦门、新加坡码头卖苦力，父亲的身板已经不听使唤了。有一天，叔父吴沙的木船运货抵达漳州，我们就上了船，沿着九龙江，逆水行舟，回到向往已久的故乡南靖龙山。
龙山两边是青山密林，中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河边有一片洋田，是闽南的一个农村小集镇，也是南靖县的粮仓之一。这里五天就有一次集市。农民有的挑着毛竹、木材、柴火，有的带着鸡鸭鹅兔、茶叶竹笋、水果和其他家什，从四面八方涌来，熙熙攘攘的人流，别有一番景象，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
刚从海外归来，我们说的是马来语，只能和阿爸交流，整天缠着爸爸。后来，我们在龙山、田中李、苦溪等乡村，结识了许多小朋友，他们生活虽苦，感情却很朴素，我们很快就和他们熟悉了。我们搬到田中李村和祖父住在一块，经常和邻居的小朋友们到田里放鸭，上山放牛、砍柴、摘花、捕鸟、采山货，生活很有趣，不到半年，我和弟弟就学会一口流利的闽南话。
我的祖辈都是“刻竹记号，结绳为数”的文盲，父亲不忍心我们变成睁眼瞎，生怕我们失学太久，便与人合伙在九龙江搞运输，于1929年春送我们到漳州一家教会办的育贤小学，我上四年级，弟弟念二年级。我们在漳州没有立足之地，兄弟俩人只好在学校里膳宿，一学期的费用要50多块银圆，父亲跑运输所赚的钱不多，要负担我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勉强维持一个学期，我们又辍学了。但是，在这短短的一个学期里，我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我后来参加红军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我走向革命的起点。
这年5月30日，闽南古城漳州，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烧毁日本货、抵制日本货、没收日本货，斗争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激发起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店员、市民和郊区部分的农民也都奋起参加。我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彩色小旗，随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涌进中山公园，聆听爱国的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演说，无情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入夜，愤怒的人们举着火把，把漳州城映照得亮如白昼，许多爱国学生还在街道演活报剧，在公园内演出文明剧，用文艺的形式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人们从没有这样的斗志昂扬、精神振奋。我目睹着团结起来的人们，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啊！而中外反动派却是胆颤心惊。育贤小学的头目米牧士娘是个阴阳怪气的家伙，他软硬兼施，压制革命。在学校礼堂的讲坛上叫嚣：“往后严禁上街示威游行，违者开除学籍。”可是，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少年是恐吓不了的。后来，我和弟弟终因交不起学费，又回到龙山苦溪村。
父亲为我们能认几个字，简直是伤透了脑筋，为使我们兄弟能上寨顶的“道山小学”，把我们送到田中李的继祖母家。继祖母是个丢掉一颗饭粒打死一条大黑狗的吝惜鬼，心胸狭窄，虽是个女性，性情却火爆如雷。父亲在九龙江行船，没有更多的钱接济继祖母，而老太婆是认钱不要人的。我们三餐端着饭碗，映出了愁眉苦脸，就是这样稀得不见饭粒的饭汤也不让我们吃饱，动不动就操起棍子痛打我们。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我仔细地瞧着弟弟的满身伤痕，弟弟不忍心，伸手擦去我满脸的泪水。乡亲们极为同情：
“蕃薯的两个孩子太可怜啦！”
“孩子的母亲惨死在海外，做父亲的又要在九龙江行船，实在苦啊！”
后来有人劝父亲：“还是忍心再找个女人，理理家内事，照顾孩子……”
过不几天，媒婆来了。父亲多次和我们商量：“找个妈帮你们煮饭，洗洗衣服吧！”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继祖母是怎样虐待我们的。俗话说：“再深山的松柏也有疙瘩，再好的后娘也有偏心。”谈后娘而变色。我们恨透媒婆，乘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把媒婆骂跑了。等父亲回来了，我们就苦苦地请求：“阿爸，你赚来的钱三餐都维持不了，做儿子的又不能帮您的忙，要是你再找个人来，我们家就多了一张口吃饭，日子就更难过了。我们虽小，这家务我们可以担起来，让你安心去行船。”
父亲也吃到继母的苦头，听罢我们的诉苦，很是伤心，又见我们态度这般坚决，也没再提娶亲的事了。
继祖母不顾祖父年已古稀，体弱多病，整日整夜吵吵闹闹。父亲见状，一气之下，把祖父、表兄和我们俩兄弟接回苦溪村。父亲把一切安顿好了，又行船去了。让我们这孤苦的孩子承担起家务事，我们为祖父煮饭、烧茶、熬药。祖父经常抚摸着我的头：“乖孩子，你们可是我们吴家的好根苗啊！”尽管我们尽心服待，但终因祖父年事已高，抱病卧床不起，过了几个月，就与世长辞了。
为了料理祖父的丧事，连三板桥那仅有的一亩半薄地也变卖掉了，我们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的难熬。
父亲惨死孤儿苦
料理完祖父的丧事以后，我们彻底的倾家荡产了。为了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着活下去，阿爸只好向邻居东挪西借一点钱，勉强买了一条小木船。从此，我们就变成水上人家，从金山的水头拉山货，沿着九龙江顺流而下到漳州，再从漳州运洋货，逆水行舟至水头。水上的生活就像刻腊板那样，单调极了。苦难生活的折磨，使我呆若木鸡，无心观赏九龙江的美景。父亲也越来越沉默寡言。1930年春，他身染阿米巴痢疾合并肺脓疡，可还硬坚持着撑杆行船。为了糊口，有什么办法呢？越拖病越重。这年秋季的一天，狂风怒号，寒气比往年更早地灌进木船里，我见父亲已经不行了，船到漳州，一卸完山货，再也不装洋货，驶着空船回龙山。年仅47岁的父亲，要留下我们还未成人的孩子，确是放不下啊！他断断续续地说：“锦茂，我的病不行了，我过后，你要好好地照顾弟弟。你们虽都出生在海外，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你们的祖先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你们来日长大了，最好在故土谋生，不要再到印尼去，阿爸在印尼混二十多年，海外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船到龙山，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急忙奔到龙山圩，求父亲的好友吴庆文老中医，他开了一帖“独参汤”，救人如救火，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心里火烧火燎的，急忙赶到船里，给父亲灌“独参汤”，可爸爸已经不能吞咽了。时值黄昏，天阴沉沉的，我急忙把船驶回苦溪河边，可船刚到东墩，父亲就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我才13岁，弟弟锦信才11岁，身上没有钱，怎样埋葬死去的父亲呢？夜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哭得死去活来，“阿爸，我们离不开你啊！阿爸你怎么去得这样早啊！”凄惨的哭声惊天动地。可是，哭是不能办父亲的丧事的。我们提着马灯，直奔田中李村找叔父，一些亲友举着火把，连夜赶到江边，借债是来不及了，亲友们无奈，只好将船上的木板，七拼八凑，钉成不三不四的匣子，装着父亲的遗体，连夜埋在东墩的河岸上。我擦干眼泪，把船栓在岸边，简单收拾一下船上破旧的家什，就领着弟弟，随叔父回田中李村。
翌日，风云突变，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九龙江涨水了。我家的小木船被洪水冲走了。船儿虽小，却是我们家的命根子，它是我们血汗换来的，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唯一的财产。现在，父亲过早地逝世了，船儿也被水冲走了，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了，我们去投靠谁呢？有谁愿意抚养我们呢？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父亲惨死，海外的姐妹还不知道啊！我们去找她们吧！可是，身无分文，寸步难行，怎么去呢？我们呼天唤地，走投无路。此刻，姑母和姑丈双双赶来了，表兄自找生路去，留下我和弟弟锦信，姑母领着我和弟弟到竹溪村去。我们艰苦行走在羊肠小道上，穿过山岭峡谷，接连走了30多里路，来到深山密林里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姑母家。姑母是贫苦的农妇，姑丈是位憨厚、耿直的山里人，表兄妹有好多个，生活本来就很苦了，再增加我们兄弟两张口吃饭，姑母家的生活就更苦了。山区的主粮是地瓜，很少见到白米饭。姑母怕我们过不惯，全家人吃的都是地瓜拌青菜，姑丈用山货在龙山圩换回一点大米，每天中午，姑母就蒸两碗白米饭给我们两兄弟吃，我们非常感激姑母的照顾，使我永生也难于忘怀。后来，当我参加革命后，为了报答姑母的深情厚意，我主动提出供给表弟上学的全部费用。姑母因病逝世时，我又为她负担全部的安葬费用。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常常这样想，父亲14岁就到厦门港当码头工人，过一年，我也14岁了。在姑母家不是根本之计，应该自谋生路。我请求姑丈为我找个能糊口的事做，后来，姑丈就让我到龙山旧木桥头给郭水成老板当小店员。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先是挑满两大缸水，然后就掏米煮饭，为老板生炉烧水、泡茶、倒痰盂、扫地、理店务，一个紧接一个，忙到天黑了，还有许多干不完的事，累得我腰酸背痛。尽管整日整夜拼死拼活地干，三餐还是不得温饱，每月仅得二块银元。每当领工钱的时候，我就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锦茂……我过后，你要好好地照顾弟弟。”我无时不想念留在乡下的弟弟。父母双亡，在祖国，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他身上那件衣服补了又补，补了又破了，已经是不堪御寒了，想到这里，当哥哥的心就像针在扎。我每月省下一块银元，有时把一月所得的二块银元全寄给弟弟，想能为弟弟买了一块粗布，共同熬过艰苦的岁月。
逃出虎口当红军
龙山与闽西毗邻，五天一次赶集，让我们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朱毛的红军队伍从井冈山东征福建，解放了汀州的大片土地，打土豪、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穷苦的农民忙忙碌碌，个个喜气洋洋……这喜讯就像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
这个小集镇有20多家商店，来这里当童工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八九个孩子跟我一样的苦。我想，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财主为什么这样狠毒地压迫我们这些穷苦人？每当夜幕降临了，20多个老板都分头回家去，他们的店门就靠店员来看守，这就给我们这些小店员串通的机会了。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控诉各家老板：
“我稍不顺老板的眼，就遭到一场毒打。”
“我年纪虽小，干的都是大人活，吃的是猪狗食。”
我们秘密地传阅着共产党散发的传单，慢慢地懂得：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翻这吃人的世界；只有逃出虎口当红军去，才有我们出头的日子。从此，我日里盼，夜里想，日夜盼望到闽西去当红军。
这是1931年的寒冬腊月，冷风自北朝南袭来，但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我们八个小店员选择一个集市的前一天，集体逃跑了。我们直奔闽西，准备当红军去。连夜赶到龙岩适中，遇到土匪在那里抢劫。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娃娃，不敢冒这个风险，闯不过这一关，加上没有人引导，在和溪小客店住了两夜，就返回水头，乘船到漳州，想找个工做，找个好心的大叔带我们当红军去。那世道要找个工做可不容易啊，要找两个店铺担保，还得交30元大洋做押金。我在漳州举目无亲，身上的几个铜板也都花光了，白天到处讨饭吃，晚上就在公园里、马路边睡觉，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没有找到好心的大叔，那时候，娃娃要找共产党，当红军谈何容易？我走投无路，只好徒步回到老家龙山，给吴温塗老板当小店员。天下乌鸦一般黑，龙山的老板一样的狠毒，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水深火热的非人生活。
日子越难熬，我就更加热切地盼望早日逃出虎口，参加红军。盼呀盼，终于盼来了木棉花盛开的时节。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东路军攻占龙岩城。4月13日从龙岩出发，日夜兼程下漳州，龙山圩的地主、资本家、土豪劣绅惊闻红军要途经这里，个个惊慌失措，纷纷逃到厦门、香港去了。我们这些受压迫的穷娃娃却是扬眉吐气了。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红军到龙山。那一天，我站在龙山桥头，望着红军的队伍开进龙山圩。我从传单里、从穷苦人的口中得知，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天底下的穷苦人打仗的，他们最爱穷人的孩子。我一个箭步迎上前去，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用普通话和一位身材高大的红军对话：“红军大叔，我给你们带路！”他们真想不到我这个小老乡还会讲普通话，高兴极了。那位身材高大的红军亲切地问我：“小鬼，你家住在哪里？”
“我没有家，我是给老板当小店员的。”
“没有家，那有什么亲人？”
“只有一个少两岁的弟弟。”
“妈妈、爸爸呢？”
“我七岁时，妈妈就死在海外，葬在印尼；爸爸也过世快两年了……”我说着说着，泪水止不住地淌着，“亲人，收下我吧！我这孤苦的孩子也有两只手，你们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们去打天下！”那位身材高大的红军见我说得这么诚恳，这么坚决，果真收留我这个孤儿，让我当闽南话的翻译。红军每到一地，就砸开地主老财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的农民，受苦受难的民众在红军的支持下，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组织赤卫队，起来审讯、斗争土豪劣绅，日夜剿匪，不到几天的功夫，一潭死水的龙山圩，顿时变成生机勃勃的集镇。我穿上了灰色的列宁装，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红小鬼”，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我学会不少悦耳动听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身材高大的红军就是我所在的红十五军四十三师的政委高自立同志，他把我这旧会的孤儿，当成自己亲生儿子那样倍加爱护。党的亲切关怀像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头：“党是我再生的父母，红军队伍就是我的家。”从此，我倾注全部的心血，投进革命的洪流中。
东路军完成攻占漳州的历史使命以后，我随着队伍胜利回师红都——江西瑞金，转战闽粤赣的山山水水，粉碎了国民党接连多次的反革命“围剿”。之后，我于1934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部队继续征战南北，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
亲爱的读者，当你们了解到我这个老红军战士的童年，你们一定会感到今天的青年、少年、儿童有这样幸福的童年，是来之不易的，是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用鲜血换来的。我热切地期望青年、少年、儿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更加勤奋地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和精神文明的一代新人。
（作者系漳籍老红军，离休前任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