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骚，他是我的益友，又是我的良师。他叫我“小蔡”，我叫他“维铨”（杨骚原名）。

　　1930年，经林惠元介绍，我到上海找杨骚。他指导我进入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当年中国公学是一间思想比较进步的学校，学生以各地前来的穷学生为多。九一八事件发生，中公学生首先罢课，继则联络、发动各大学去南京请愿示威，要国民党出兵东北抵抗日本侵略者。第一次上京没有结果，第二次再上京，在伪国民政府内的院子通宵静坐，迫使蒋介石本人出见，并具名签字保证出兵，然后回沪。原来蒋介石的保证是一时不得已的欺骗，墨迹未干，当北京、天津的学生跟踪南下请愿，蒋介石便凶相毕露，出动大批军警流氓殴打逮捕南下学生，用铁甲列车强行押送学生北返。时有几个北京学生在混乱中逃出，跑到上海求援，上海大学生联合会召集紧急会议听取逃难学生报告时，上海伪公安局竟当场绑架、抢走北京学生逃难代表，因此激起社会公愤。上海全市大中学生连夜集合，包围伪上海市政府并于天明时进军南京，伪上海市政府关了大门，火车站人员逃的逃、躲的躲，北站陷于混乱，形势非常紧张。我在学生队伍中看到杨骚等左联作家，不顾危险赶来对学生群众慰问鼓励，深受感动，斗志更加昂扬。我就是在这一次进京示威中，与反动军警搏斗归沪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我永远忘不了杨骚在此段时间对我的鞭策和鼓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中国公学被日军的大炮击毁，我只身逃入上海市内，无处栖身，杨骚带我和他一起寄住黄白薇家。其间常有几位左联作家来往。杨骚译有《铁流》《没钱的犹太人》等小说，我曾向他索书阅读。他谦和地笑笑对我说，这些书是他从英文本参照日译本翻出来的，时间很匆促，为的是要拿稿费吃饭，难免粗率。他说我的英语不错，可找英文本看，至于中译本，曹靖华的《铁流》是从俄文原本译出的，相信译的比他的好，可以找曹译本读。常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的话使我顿时感到他真是老实而谦虚，这便是他作为作者的美德。

　　1933年至1934年间，漳州芗潮剧社成立，剧社的主要人物胡大机因反动派迫害，离漳避沪，找了杨骚。杨骚鼓励胡大机写作，帮助他售稿补助生活费，并介绍胡大机与左翼作家联盟联系，使芗潮剧社成为漳州支部，这就体现了杨骚对文艺青年的爱护和帮助漳州的左翼文艺运动。

　　1934年我去日本读书，杨骚在上海帮我买船票，送我到汇山码头（日本人的码头）上船，并写信介绍我到东京找林焕平，那时林在东京办《东流》杂志。我一到东京就参加东流社，其后《东流》停刊，又参加以郭老（郭沫若）为首的杂文社。我在日本期间一直和左派的同学一起开展活动，直到回国。

　　1941年皖南事变，我逃出香港，在那里又遇见杨骚，他是说内地来的。我们常在香港于诺西街的福建商会和福建同乡会碰头。有一天，杨骚暗地告诉我，沙汀代表组织要他们几个人去新加坡开展工作。这是秘密的，不许对哪怕是相知志同道合的人说的。我很感激他竟而相信我到甘冒违反纪律的地步。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祝福。以后，他走了，我也转往菲律宾，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了。

　　1948年，我从香港往新加坡，事先知道杨骚在那里。我到了新加坡找他。这时他带着家眷住在一个小椰子林的破茅屋里，一贫如洗。我问他怎么还是这般潦倒，他叹气说一言难尽，有的朋友发点财了，可他不懂如何交际，应得如此。我们去附近的一家小馆子痛饮啤酒，临别时我对他说：“国民党的日子不多了，天将亮，我们再忍气一下，便可回家拜祖吃卤面了。后会有期！”彼此苦笑而别。

　　1952年他回国，在广东作协工作，因要写一个华侨题材的电影脚本，和司马文森等到福建侨乡体验参观，路过福州，其时我出差永定。陈辛人部长电我即刻回省和他见面。我赶返福州，他却已经因事返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等到1973年我下放完毕，来到广东，我只能站在广州的银河公墓他墓前凝泪哭叫“维铨”了。

  （原文作者蔡大燮，福建省文化厅原副厅长。本文转载于杨西北编著的《杨骚的文学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