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旨在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经济新发展。遵照龙溪地委部署，诏安县从1951年末开始，按照自愿和互助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民从互助合作起步，逐渐过渡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历时5年多，顺利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诏安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夯实基础、稳步向前和迅猛发展三个阶段。
一、互助合作兴起（1951年冬至1953年冬）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试验探索，示范宣传，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打基础。
1951年，诏安县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完成，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个个扬眉吐气，人人辛勤耕耘，生产和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大多数贫雇农家底薄，劳力、资金、畜力不足，维持正常生产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少数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出卖或典当土地，重新沦为“无地户”。如凤溪乡沈凤寮村共有农户137户，暗中买卖土地的就有33户，丧失了土改的成果。加之1950年至1952年间，连年遭遇严重的台风、洪水、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其中仅病虫灾害就损失粮食608.4万斤。很多农户深感“单打独斗”力不从心，分散耕作无力对抗天灾，更难以改善现有的生产条件、实行新的耕作制度。春耕时节，一些农户就自发联合起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下，人力、农具、耕畜互助调剂。亲帮亲、邻帮邻，这种自发的生产互助形式直接受益各方，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
为了巩固土改成果，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全党“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把广大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实现共同富裕。12月下旬，诏安县委即派出工作组首先到含英乡搞互助合作试点，坚持自愿与互利原则，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含英乡林架再互助组。
1952年3月，县委设立生产办公室，以加强对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的组织领导，首要工作放在了互助合作的示范尝试上。双港乡后林全村53户、229口人，耕地354亩，虽地处县城西郊，但水利条件较差，十旱九灾，常年歉收或无收，农民整日劳作却落得个“番薯汤度命”。春耕前，县委将后林村选定为试点，选派一批干部驻村组织发动，把51户农民编成10个临时互助组，却没有按照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进行劳动互助，只维持了半个月就垮台了。驻村工作组引以为诫，立行立改。3月下旬，县第一届第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刚开完，即请参会的村民沈玉根代表讲解互助组“五大好处”“三大原则”及有关农业互助合作政策等，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重新建立起3个互助组。以上互助组分别在村民沈禹水、沈泗龙、沈玉根的带领下，设立组长、记工员，制定简单生产计划；实行人力畜力按件记工、大农具（如犁、耙、水车）折价入组、公用公修，小农具自修自用、归自己保管等具体办法；生产经营中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按照“四个三”（三学：学报纸、学先进、学有经验的老农；三爱：爱护耕牛、爱护农具、爱劳动纪律；三到：做到入组退组自由、做到男女同工同酬、做到精耕细作；三勤：勤算账、勤开研讨会、勤研究。）的管理办法，很快巩固下来。春耕生产过程也明显比单干户做得快又好，许多个体农民看在眼里，也都动了心，两个月后，全村90%的农户就都组织起来了，共48户组成8个常年互助组，组与组之间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互助组长沈泗龙说：过去割稻时人忙牛闲，犁田时牛忙人闲；有了互助组后，割、收、犁、耙、插秧、晒谷，人人有事做，人牛都轻松。是年，全村创造了水稻亩产900斤以上的丰产记录，比1951年增产59%，荣获全省“丰产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其中有16户脱贫，如过去常年缺吃少穿的贫农沈玉成，一家5口人，带着9.8亩田加入互助组，当年秋收时便收获稻谷2100斤，添置了企盼多年的一头牛和一些农具，过年时大人小孩缝制了新衣裳，全家都乐得合不拢嘴。后林村自此成了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一面旗帜。
1952年4月初，根据县第一届第七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开展广泛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为彻底完成1952年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决议案精神，县委召开全县互助组长、丰产户代表会，首先组织7个互助组、9个丰产户和1个农场，向全县互助组和农民发起爱国增产的“挑战”，部分代表提出水稻亩产1600斤、花生亩产580斤、地瓜亩产8400斤等竞赛指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应战”。随后，各区、乡又分别召开互助组员会和家庭会，制定具体计划，层层组织“挑战”和“应战”，使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展开。由于各级组织加强了领导，注重发挥集体的力量，有效地战胜了水、旱、虫、风灾，全县生产早季稻谷7191万多斤，完成全年任务的53.9%，稻谷达到增产一成的要求。互助组在春季增产竞赛中的优越表现，推动了各区、乡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夏季，全县建立459个常年互助组和5185个临时互助组。
当时互助组的构成主要有4种类型：由劳模带头组织而成的；以团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行结合而成的；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勉强凑合的。前两类宣传教育到位，组内管理健全，普遍实现了增产增收。后两类组织领导缺失，或一哄而起，或强迫命令，存在生产无计划、内部等价交换不合理、人心涣散等情况，因而在夏收后就有30个常年互助组和134个临时互助组垮台。鉴此，县委本着积极而稳定的态度，于8月4日派出4个检查组深入7个乡开展专项检查，并把调查情况发文通报，督促相关区、乡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措施予以补救。9月18日至27日，县委生产办公室举办了两期互助合作训练班，组织学习“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发展生产的两条道路、互助组的三大原则、如何提高巩固互助组”和当前的农村政策，互相交流经验，明确下一步工作原则、方法、步骤，共有互助合作宣讲干部、互助组长、骨干分子593人参加，为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培训储备了必要的骨干力量。
1952年下半年，各区工委较好地贯彻自愿互利原则，直接联系基点，结合爱国增产竞赛，树立典型，定期召开互助代表会，定期开展评比活动，互助合作组织得以巩固和发展。截止11月，全县已有常年互助组322个、一般互助组269个、临时互助组4991个；入组农民24915户、101271人，入组土地有164791.9亩，分别占总农业户数的48.4%、农业人口的48.4%，占耕地的53%。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0万斤。事实证明“常年互助组比临时互助组好，临时互助组比单干户好”，逐渐为广大群众所公认。此外，县委又在创办四都、桥东、华表、西潭、太平、官陂、陈龙7个供销社和城关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于10月成立县供销合作总社。供销社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及生产资料，帮助推销土特产品和运输、加工等副业生产，有力地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根据龙溪地委“稳步前进，重点试办”的要求，诏安县在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方面亦取得扎实有效的突破。1953年新年伊始，县委在双港乡后林村、含英乡和景路乡初级社施行试点，并直接参与建社工作。
1952年12月24日，县委工作组由县农会主席吴章喜（1953年1月改由县委副书记王满元接任驻点领导）带队入驻后林村，紧锣密鼓地展开初级社筹办工作。不久，省委也派来干部驻村参与指导建社工作。第一步做好宣传教育，明确自愿互助原则，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方式，号召农民入社。再由社员推选出10多名互助组长、有经验的老农和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评议组，逐丘评出入股产量，张榜公布。第二步讨论制定合作社章程规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确定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按全社纯收入“四六”比例分配；耕牛和大农具折价入社，三年内由农业社分期还清折价款，其他小农具由社员自留自用；肥料、种子作价入社，待收成后由社归还；允许社员留下少量自留地，果树暂不折价入社。第三步建立领导机构，选举出正、副社长及委员，组成社务管理委员会，召开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社章，建立财物管理制度和民主办社管理制度，订立生产计划。2月1日，后林村举行建社典礼大会，率先创立“解放”和“爱国”两个初级社，全村有40户参加。入春以后，后林村两个社开始按照土地统一经营的方针，集中调配劳力，发挥个人专长，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着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因地制宜，选种作物，改进耕作技术。“解放”社还与省内39个增产模范单位共同发起春季“爱国增产”竞赛，向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挑战。1953年，虽然遭受了严重旱灾，后林村粮食产量仍比上年增产11.25%，超过全县平均产量28.31%，再次荣获全省农业“爱国增产模范丰产村”称号；另有余粮5万斤，副业生产收入1737元（旧币）；好多人家翻修了破旧老厝，盖了新厕所；学习文化知识成为时尚，不少人能看报、记工账、会简单算术，社员沈镇旺说“以前乡里没几人识字，现在社员的钢笔比锄头还要多”。村带头人沈禹水也先后当选省农业劳动模范、县人民政府委员、赴朝慰问团成员。同期，含英乡民主初级社和景路乡团结初级社相继成立。这4个试办社共同的特点是：绝大部分成员都有参加常年互助组的经验，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已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较好地贯彻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例如，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扶持，4个试办社一年来争取到低息农业贷款2372万元（旧币），其中后林村“解放”社与供销社订立了“结合合同”，农民可少受投机商贱买贵卖的盘剥，所产2万多斤稻谷、1.2万斤花生、6250斤甘蔗全部以较好的价格卖给国家，而供销社又优先供给肥料、农具和生活用品，社员们切身体会到联合起来“力量大，生产好，产量高，分红多”。诏安县互助合作运动兴起的一年间，有效地调配了农业资源，既促进了生产，还积累了经验。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实情、放松生产领导、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现象，使一部分群众产生抵触情绪。
1953年2月23日，县委召开为期16天的三级扩干会，及时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精神，回顾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深刻检讨工作方法上的不足，要求各级干部把春耕生产当作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贯彻执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抓紧整顿，巩固提高”的总方针，全面整顿常年互助组，大力整顿临时互助组，试办好重点初级社，消灭互助合作的空白乡，全年组织起来的农户要占总农户的60%以上。但在此后直至夏收后的组织整顿过程中，“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运动也正在进行，对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一些区、乡干部认为难以把握好政策分寸，产生了畏难情绪，缩手缩脚，工作被动应付，不少互助组表现消沉而涣散，合作化运动的不平衡性逐渐显现出来。9月22日，县委发出《对当前整顿巩固互助合作运动的几点指示》，要求各区、乡既要纠正急躁冒进的做法，又要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在发展中巩固提高互助合作组织的质量。秋收前，各地首先从加强生产领导入手，端正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诫烦诫燥，重心下移，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互助组存在的问题。经过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全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步入了健康发展轨道。当年尽管灾害严重，但组织起来的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高涨，普遍实现丰收，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其中4个初级社经营土地708亩，总产稻谷291175斤，显著高于全县的平均单产。对此，《福建日报》刊发诏安县委书记李振经《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几点体会》的文章，在全省推广诏安在1953年合作化运动中的成效和经验。
二、发展农业社阶段（1954年春至1955年夏）
这阶段体现了稳中有进的方针，继续巩固发展互助组，重点办好初级社，为向高级农业合作化过渡做准备。
试办社丰产的事实，既教育了群众，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多的常年互助组及其组员希望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入到初级社行列之中，摆脱小农经济模式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县委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加紧建社工作各项准备。
1954年1月15日至19日，县筹办初级社代表会议召开，组织传达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总结经验，讨论通过县委制定的办社方案。县委书记李振经强调指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贯彻党的总路线精神的重要内容；各地要加强领导，注意政策，坚持用说服示范帮助的办法逐步推开。2月14日，县委召开三级扩干会，部署春季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下旬，各区工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重点试验，多点试验，而后全面发展”的要求，在土地入股、耕牛、大农具、生产资料折价和分配方案等关键环节上，普遍借鉴后林村、含英乡、景路乡的先行经验，分别选择工作基础较好的重点乡继续搞试点，这一批建办初级社17个，春耕时又建办了5个初级社（其中3个为自发社转办）。这样，连同1953年建起的4个老社，共办起了26个初级社，入社农户465户。其中，后林村最早实行扩社，把两个初级社连同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互助组，共51户，于1954年1月14日合并成立后林村农业合作社。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全村统一调配农事，把40坵小块田整合成17坵大块田，更便于耕作且扩大了耕地面积；50口水塘变私人所有、分散使用为集体统一用水，增加灌溉面积62亩。社员们都感慨“塘翻身，地披衣”“乞丐地变状元田”。为此，县委书记李振经撰写《一个穷村怎样变成了富村——后林村全面合作化的前前后后》的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后林村发挥合作化的集体力量，连续三年（1952-1954年）抗旱夺丰收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春季办社中，由于实行“党委动手、依靠群众、驻社指导、巡回检查”的办法，工作较为深入细致，基本达到了建社标准：一是贯彻大家办社的宗旨，在统一经营的原则下，自上而下定出计划草案、自下而上组织讨论修改，民主制定全年和各季的生产计划，做到长计划、短安排，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被动现象。二是按照“搞好生产办好社”的精神，在生产季节发动社员挖掘生产潜力，利用剩余劳力和财力兼营副业生产，领导社员实行农田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改革，总结一套抗击自然灾害的经验。三是组织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四是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订立收支记账、借支审批、财物保管规定，做到勤清、勤结、勤对账、勤公布。因而春季试办的这批初级社在生产中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各区委及时总结经验，继续扩大成果，在夏收前再办成17个新社，共256户，入股土地1534亩。这批新社在创办过程中，各互助组成员入社愿望迫切，顾虑较少，思想发动更为顺利。夏收在即，邑内早稻发生大面积虫害，三级干部紧急集中下乡，组织发动农民开展“除虫灭害运动周”，确保了夏粮丰收，也增强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省农业厅编印的《农业通讯》刊发《诏安县开展短期除虫运动的经验》一文，在全省推广。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多措并举，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扶持和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3月2日，在县委书记李振经、县长姚金孝的直接指导下，县委生产办公室举办农村知识分子训练班，402名青年学员回乡后发挥长处，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很快成长为带领农民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的生力军；3月3日，县政府组织一区、二区、五区5000多名民工上场，启动大规模的兴修东溪防洪工程，清理下游河道，加宽加深出海口，共挖土13万立方，至4月初基本完工，可受益沿溪两岸乡村农田1.5万亩；各级信用合作组织贯彻县首届信用合作化代表大会精神，树立服务观念，大力组织资金支援生产。截至5月底，全县争取国家农业扶持贷款20121万元（旧币），发放到26个初级社，平均每社774万元（旧币），用于改良土壤1065亩、田地积肥每亩达38担、兴修水利683处，促进了春耕生产。7月13日至17日，全县第一次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313名，系统总结了上半年互助合作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下半年的工作任务。据统计，截至1954年上半年，全县共有43个初级社、729户、3132人，占全县总农户的1.48%，占总农业人口的1.55%；耕地面积5163亩，占总面积的1.59%。秋收前，诏安县根据地委生产合作会议的工作部署，骤然加速了办社进度。9月8日至12日，县委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代表会、三级干部紧急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互助合作的领导，加速合作化进程，做好迎接合作化运动新高潮的一切准备工作。10月4日，县委举办训练班，用8天的时间对1529名区乡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提出今冬明春全县在多点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发展300个初级社的目标。
1954年秋冬之间，全县即大张旗鼓地掀起办社热潮。年末，全县共办初级社213个，入社农户6682户，占总农户12.4%。由于秋后办社仓促且带有强迫倾向，加之粮食统购工作的挤压，工作不免粗糙，基础很不稳固，一些合作社徒有其名，出现了社员闹退社甚至散伙的现象，影响了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例如，二区溪澳乡奋斗社，社干部大多抽去做粮食统购工作，社内账目混乱，晚稻收割后分益工作无人管理，社员思想不安，疑虑重重；五区阳山乡进步社有42户，办社前准备工作、思想发动都不充分，社务管理委员会到年末也未能成立，没有订立社章，组织涣散，大家各干各，冬季生产成自流状态，社员称“进步社”分明是“退步社”“空壳社”，有7户社员要求退社，2户也产生动摇。1955年1月16日，县委召开23个重点社社长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和地委指示精神，提出现阶段农业合作化重点应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入春以后，在缺乏经验指引的情况下，全县整社工作贸然铺开，对52%的初级社进行了整顿，工作多是应付走过场，因而收效不大，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县委于2月24日派出工作组到五区溪南乡（包含“南星”“南华”“南光”3个初级社、共120户，互助组33个、481户），进行为期10天的整社试点，因工作粗糙而不彻底，未能解决“贫雇农骨干少、社务委员内部不团结、领导生产不力”的存在问题。夏收前，县委汲取了春季整社的教训，针对普遍存在的注重数量、忽视质量的思想倾向和日益严峻的现实形势，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决定在初级社中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切实贯彻阶级路线，加强经营管理，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澄清现状，有的放矢。5月下旬，各区统一开展合作化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预先弄清问题，然后由县委直接派出3个工作组共整顿了重点乡17个社，各区委也整顿了16个社，取得整社经验。二是训练干部，全面展开。6月下旬，县委生产合作部举办第一期党员训练班，组织372名乡党支部委员、党员正副社长，进行形势、党性、政策教育和业务培训；7月间，各区、乡主动接收并妥善安置回乡的881名初中、高小应届毕业生进入农村一线，这样上下协调互动，既加强了近段重点工作的组织领导，也为合作化运动提供基础性的人力和智力支撑，使整社工作在7月上旬全面展开。三是检查指导，落实整改。在落实整改阶段，县委8个检查组与各区16个检查组，加强巡回联动，既分工又协作，对照整社标准，查漏纠错，解决问题及时有效。上半年，诏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实际出发，及时作出调整，仅新办初级社2个、294户，放缓了速度，但农业社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却有较大提高，保持了稳步前进的良好势头。（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诏安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