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鳌峰书院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著名理学家、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鳌峰书院以继承与发展理学为宗旨，集学术研究、整理出版书籍和教学等功能于一体，定期从全省已经取得秀才资格的士子中，招考优秀学生入学，聘请著名学者主持教学。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撤销为止，书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不愧是清代福建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书院。
鳌峰书院办得如此出色，与漳浦士人密切相关。蔡璧、蔡世远父子以深厚的学问，知行合一的品行，炽热的家国情怀，为初创的鳌峰书院呕心沥血，谋划经营，订章立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正廉洁全闽师
鳌峰书院首任山长蔡璧，为人方正廉洁，被称为全闽之师，人品高尚，学问深醇，淡于功名，不偕流俗，热爱教育，诲人不倦，为鳌峰书院的教风、学风树立了典范。
蔡璧（1648-1711年），字君宏，号武湖，漳浦人。他天资聪睿，早服庭训，年9岁即善属文章。年22，补博士弟子员（生员）。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乡里“拔贡”入京，选入太学，两试皆第一。留京5年中，掌权者欲其从政为官，而蔡璧乐于学问，无意入仕。康熙十六年（1677年），其时父蔡而煜避乱居梁山之麓，蔡璧遂南归讲学，授徒以贡资养。返漳浦以后，声名日重，然而未尝通谒一官以邀半职。陈汝咸以翰林出知漳浦县令，使人导意，欲见蔡璧，不可。后“闻其家近清泉寺，陈乃挟诸生，伪出游，造庐乃得见。退而叹曰：‘今之黄叔度也！’（黄叔度是东汉末年德行高尚的饱学之士）”（见清《漳浦县志》）。
蔡璧博学多闻，平生于经、史、子、集多有涉览，且对《四书》讲解及制艺文章研究尤为精详。他教授生徒不费辞说，语皆切要，于圣贤奥义，多能洞达悉微，把握关键。教士首重器识，善于通过圣贤的言语、事迹，来提升学生的人生格局与思想境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蔡璧年届60，以选贡授罗源县学教谕。当时仕宦多视教职为小吏，以为不能闻达公侯、安邦定国。蔡璧慨然应曰：“天下之治乱在人才，人才之盛衰由学校，学校之责任在官司，吾其可苟焉已乎？”阐明官正国治、教育兴邦的思想。他虽年值耳顺，却不辞辛劳，亲为诸生讲论文章、评析经义，从不因琐屑而稍有倦怠。讲论中，“至有不平处，则义形于色”，一股浩然正气填塞胸臆，其坦荡磊落之行谊，常为士气主盟。后转教于侯官、连江等地，任职期间，多所造就，声望弥高。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名儒张伯行巡抚八闽，在于山鳌峰之麓，创建鳌峰书院，意欲重兴理学、大振文教。时蔡璧已名扬九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列入版图后之翌年，改设台湾府，隶属福建布政使司，遂称“九闽”），“自乡党族戚以及四方之君子、当道之贤大夫，人人服其德量而乐道其高风。”张伯行亦早闻其贤，故延请为书院山长，使教以经史，弘扬程朱理学，讲明正道以裨益士习。
蔡璧培养学生，注重道德品行，“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教人读书讲求循序渐进，而后返归身心，切己体察。他以“经、传、子、史及宋儒诸书各以次授，每日限以工程，而使之体认，曰：‘返之身心可以寡过，措之笔下可以为文。’”掌教期间，为力挽空疏学风，主张为学应师法古圣先贤，本其行事以就道思齐，曰：“见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诸己。其流于不肖者，鲜矣。”在书院，凡于政事有所裨益，知无不言，诸生咸服其教，故而“品定其文字而不启争端，规箴其短长而不生怨怒，伪者献其诚，慢者致其恭”。他秉持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观点，平日教授生徒注重“笃伦理，严义利”，认为“本此而行之，古人不难至”。希冀通过立志，与学问上不断充实完善，对社会作出不朽的建树。其间组织编纂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总其大纲并指导门人校订周、程、朱、张等先儒著作。还曾诠释《朱子学约》数条，为书院学风奠定基础。张伯行对此深为赞赏，曰：“第依蔡先生样。”
张伯行抚闽三年，任上先后考核官吏两次，未尝举荐一人。他信服蔡璧道德与学问，欲举其行谊于朝廷。蔡璧闻说，力辞衰老，于是此事乃作罢。后又得知蔡璧家贫，所居萧然四壁，遂欲提高其薪俸以作资助，蔡璧辄言：“家口少，无内顾，此间月给足用也。”故巡抚对其愈加敬重，不敢对他在钱物上照顾，恐有损其清名。
蔡璧主持书院间，人才极盛，肄业（古人称，师授生曰授业，生受之于师曰受业，习之曰肄业）生多高第而去，使鳌峰书院“文薮”之称闻名远近。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蔡璧因年老多病乞归漳浦。
康熙五十年（1711年），蔡璧病危，七月初一日因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64岁。卒赠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祀罗源县学名宦祠、鳌峰书院名师祠。后张伯行为之作墓志铭旌表其人，曰：“先生之学，惟则古称先，不为剽窃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盖以盛德也。”
蔡璧生性耿介高洁，能将圣贤道理化于实践，一生履行孝道，勉力奉养双亲始终如一。他以诚待人，尝自言曰：“吾一生惟无私可以取信于人。”从教三十余年，教诲生徒竭尽心力，而“未尝营一田产”。每以育才匡正天下为己任。其德性与学问，成为后来者的矩范与榜样，更深深影响着子孙、学生和后人。
制定学约倡力行
蔡世远与鳌峰书院渊源深远，其一、他是首任山长蔡璧的儿子兼学生；其二、在鳌峰书院创立第二年，他就进院进行学习研究；其三、后来他继任鳌峰书院山长，制定鳌峰学约，知行合一，端正学风，倡导诚信力行；其四、由于鳌峰书院办得出色，全国出名，他被雍正皇帝选中，调入宫中辅导诸皇子读书，成为帝师。
蔡世远（1682—1733年），字闻之，号梁村，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代宗师、理学大儒，清代闽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乾隆皇帝十分敬重的老师。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蔡世远中举。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父亲蔡璧被延请主持鳌峰书院，成为首任山长。次年，蔡世远随父亲到福州侍候奉养并讲学。张伯行见他年轻有为，请他主持编订校刊《先儒著作》。在鳌峰书院期间他与当时的四方名士相互砥砺，主持编辑修改校正理学经济诸书55种，学问大有长进。可以说，此时的蔡世远既是鳌峰书院的学生，又是鳌峰书院的讲师，还是校刊的主要编订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蔡世远登进士第，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康熙五十五年，蔡世远回闽后，应福建巡抚陈殡及此后的吕犹龙礼聘，主持鳌蜂书院为山长，前后达8年，育才绩效斐然。他命其所居之室名为“二希堂”，制定《鳌峰学约》，讲授倡导正学，循序体察致知，敦本立诚力行。蔡世远十分注意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他的一生为学生树立了楷模。史载蔡世远“掌教鳌峰，闽士皆衿奋，成材者众”。清《漳州府志》评论：“闽自武湖（即世远之父蔡壁）、文勤（即蔡世远）两世相承为鳌峰书院师，模范陶冶言行而身化之，闽士之著声于时有闻，于后者非亲承训迪则私淑以相传习，不悖其指归…梁麓讲学明道之德，远而功大矣。”
蔡世远学识渊博，尤精于性理之学，是“闽学派”的骨干。雍正称赞他“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乎理学、文章”，“克探濂、洛、关、闽之蕴”。在理论上，他主张把“敦本立诚”做为“力行”的原则，在学习方法上，以“循序体察”做为“致知”的途径。蔡世远主持鳌峰书院时，“其教以立志为始，以孝悌为基，以读书体察、克己躬行为要”。而他自身“夙尚风节，敦行孝悌，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因此，“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对于有志于学的士子，蔡世远诚恳地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鼓励他们进步。
在蔡璧、蔡世远父子的主持下，鳌峰书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且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即“宏器实、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这对于未来鳌峰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鳌峰书院名声大震，获得表彰和重视：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对鳌峰书院“赐额赐帑”，御书“三山养秀”匾额及赐经书八部，予以褒奖。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赐帑金1000两。乾隆三年（1738年），御赐帑金1000两，赠御书“澜清学海”匾。乾隆十一年（1746年）御赐《律书渊源》一部。乾隆十五年（1750年），巡抚潘思榘修讲堂；乾隆十七年（1752年），巡抚陈宏谋修学舍……可以说，在鳌峰书院的办学史上，蔡璧、蔡世远父子厥功至伟，应给予高度评价。
蔡世远因主持全国一流的鳌峰书院，教绩彰显，受到朝野赞誉。雍正元年（1723年）奉特诏入京，授翰林编修，入直上书房，承担培育诸皇子的重任。累迁侍讲、右庶子、侍讲学士。雍正五年迁少詹士，内阁学士。雍正六年迁礼部侍郎，主持乡试、会试事务。同时充任经筵讲官，兼管籍田、从耕，以及文武殿试读卷、校阅文艺等事。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初九日病逝京师，年仅52岁。病逝时身后除了几袭旧衣外，几乎一无所有，以致家人无力发丧。为此，天子震悼，雍正皇帝特赐白银500两，下谕赐祭葬。诸皇子、同僚大臣也助银发丧。乾隆追赠礼部尚书，晋太傅，赐谥文勤，诏令入祀贤良祠。
蔡世远为人做官，讲究诚言，克己躬行，他把立心、制行看得比写出好文章、比当官更为重要，提出“终身守此不移”，这里的“此”就是“廉洁”，当官必须廉洁，不廉洁的官宁可不当，在这方面蔡世远堪称杰出的榜样。
蔡世远认为，一个人要有正气和节操，要有向上奋发的精神。他说：“血气之气不可有，义理之气不可无。……见理明而浩然之气胜也。……世之学者苟能不慑于卑贱，收其心，养其气，于以入圣贤之奥（堂）不难矣！”他的言传身教对鳌峰书院师生影响极为深远。
天下第一流人物
蔡璧、蔡世远父子先后为鳌峰书院山长，制定学约，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宗旨，以教、学、研、编为经，以出当世名士为纬，培育出一批当时“天下第一流人物”。有清一代，这里培养出众多著名的闽籍官宦学者，如雷鋐、林则徐、梁章钜、杨庆琛、廖鸿筌、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张际亮、林昌彝、陈化成等精英，涌现一批为国为民的清廉好官。
雷鋐（1696-1760年），字贯一，号翠庭，生于宁化城关。雷鋐17岁补县学生，后到鳌峰书院求学，师从蔡世远，是蔡世远的得意弟子。后中进士，被授予瀚林院编修，任通政使、浙江学政、江苏学政、左副都御史。清廉正直，一如其师蔡世远。
雷鋐认为，自己“立身之本末，学问之指归”全仗老师蔡世远的教诲，终身不忘，两人的关系绝不同于泛泛师弟子之间的关系。在《二希堂文集跋》一文中，他写道：“吾师文勤公之于鋐，固鋐所当（对待父、君）事之如一者也。昔吾师主教鳌峰书院，鋐丁酉（康熙五十六年）负笈从游。耳目为俗学久涂塞，见鳌峰学约惕然有警，读二希堂文集旷若发蒙，勃勃（兴盛的样子，形容有旺盛的生命力）然不甘自堕。方半月，师闻太夫人抱疴驰归。每附书问业，辄加奬勗。庚子（康熙五十九年）徒步漳浦，侍侧十日。”（《四库全书·二希堂文集》）叙述他读了老师的文章及制定的学约，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奋发向上。在老师母病归家及丁忧期间，雷鋐通过书信往来求教，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鼓励。他还步行到漳浦，在老师身边侍候请教10天。雍正元年，蔡世远奉特召进京，雷鋐当年中举，于是与老师一道入都。进京后，蔡世远将雷鋐引见给当年创办鳌峰书院的福建巡抚张伯行，说：“此鳌峰后起人也！”后来数年追随在老师身边，蔡世远与名公卿论人才时，必然首先提到雷鋐，称赞他：“是有守有为始终不渝者也！”雷鋐写道：“鋐乌能践师言之万一，倘自安呰窳（苟且懒惰）窃位，苟容无所树立，获戾（罪过）于师，何可胜言？”
漳浦士人除蔡璧、蔡世远父子外，据现有史料查知，还有蓝鼎元、陈梦林、阮文、蔡衍鎤、林莹光，以及蔡新等人，与鳌峰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均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人物”。
蓝鼎元，《鹿洲公案》一书作者，清初漳浦人，被誉为“包青天复生”。鳌峰书院创建时，他以品学兼优受聘教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蓝鼎元赴台参募戎伍，屡献奇策。他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是治理台湾的重要著作，故被誉为“筹台之宗匠”。在他提倡下，台湾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阮文前往京城读书，三年后回闽，受到福建巡抚张伯行邀请，进鳌峰书院讲程朱理学，并且与蔡世远、蓝鼎元等一起编纂先儒之书。
康熙三十五年，陈汝咸任漳浦县令，聚会诸生讲论经学，陈梦林的才学，得到陈汝咸的赞扬。后来又受到学使者汪薇、沉涵及闽巡抚张伯行的赏识，康熙四十六年，与蔡世远、蓝鼎元等人一道，讲学修书于鳌峰书院，深受巡抚张伯行的倚重，“浦士最盛”，誉满八闽。
蔡衍鎤，字宫闻，大中丞张伯行重其文行，方修理学，书聘主院事，以岁贡考授州司马。”（据清《漳浦县志》）
蔡世远任山长时，介绍鳌峰书院的学生、漳浦乌石人林莹光到家塾任老师。师强生勤，学业日进。林莹光遂成最有影响的蒙师、经师，成为将蔡世远的理学家法接引传递给蔡新等子侄辈的桥梁。后来，林莹光80岁去世，蔡新为其写墓志铭，铭文中写道：“新幼承诸父训，长而受经所卒业者，惟二先生。其一为同邑树滋陈先生，其一则疆恕（林莹光）先生也。皆以真诚启迪，惠训不倦。新兄弟幸不陨（不使美名陨落）先绪（祖先的功业），二先生之力为多。”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太师、太傅的蔡新，可以说是鳌峰书院学生的学生。
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之后，受鳌峰书院的影响很深。台南海东书院的学规六则，有的就直接模仿鳌峰书院，其中“端学则”一条，特别说明“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列工夫，最为切近”。在鳌峰书院就读的台湾士子有一定的数量。出自鳌峰书院的闽都人士，有些也到台湾担任教职，他们把闽学带到台湾，是台湾早期教育的开发者。蔡世远、蔡新、蓝鼎元、陈梦林、阮文等人与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不少文章存世，蓝鼎元、陈梦林、阮文还长期在台担任要职，对台湾的治理、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漳州科技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