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蓝的天空下，一幅临江水乡的美丽画卷徐徐打开。弧形的碧波如同一弯月牙在错落有致的古厝高楼前流淌而过，江岸小舟、红花绿地、栈道船厂，揽之不尽的旖旎风光跃然于天地之间。缓步在九龙江畔，一座条石铺砌而成的码道随着月溪呈弧形状斜入九龙江底，在潮汐吞吐的江水中时隐时现。这便是“饷馆码头”，月港沿岸七座码头遗址中，唯一的一座官用码头。
明朝初期，由于朝廷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仅开放广东、浙江和福建三处市舶司进行“朝贡贸易”，但这也是仅仅对海外番商旅客来华的贸易放开，对境内商贩民众出海仍然严加禁止。番商旅客来华朝贡贸易时，必然会和国内这些商贩进行交易，在这种似开非开的“海禁贸易”的刺激下，以海为生的滨海居民在生计压迫与厚利的诱惑下，只好选择冒险冲破“海禁”下海通番。也正是闽海私商这种不惧艰险、不畏强权的活跃抗禁，才促使“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的月港崛起。
随着私人海上贸易越来越活跃，以及倭国内乱导致的海寇盗匪肆虐东南沿海地区，明朝嘉靖初年，朝廷再次明申“海禁”严令，同时又在沿海各省设立巡海道，负责“海禁”政令的实施。明嘉靖九年（1530年），由于福建漳州一带私人出洋贸易尤为突出，月港“通番倡乱，贻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且“最号难治”，朝廷按照福建巡抚都御史胡琏的奏请，将巡海道由省城移驻到漳州地界，并在月港对岸的海沧设置“安边馆”，每年委任通判一员驻守，专门对付那些从月港出洋通番的闽商。但是，这种严厉的“弭盗贼，禁通夷，理狱讼，编舟楫，举乡约，兴礼俗，大要以安民为尚”的弹压策略收效甚微，不仅没能遏制住海商破禁私通海外的现象，反而导致“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
因此，朝廷遂派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奉命深入沿海巡视海防，发现“贼船番船，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内外合为一家。”沿海地区的一些乡绅族长，甚至地方官员、卫所将领，均私造大船跨海过洋走私货物。为此，朱纨下严令执行海禁政策，命人收缴双桅大船，革除乡官渡船，建立保甲制度，搜捕通倭分子，加强打击海上走私。对于那些走私或通番的商贩官员，若有自首或相互告发的均要记录在案。朱纨还上奏朝廷，揭发那些知法犯法的地方官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地方官员的走私行为又岂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当中的利益牵连甚广，整个朝廷上下如同一张渔网般交织得密密麻麻。不久，朱纨因此受到陷害，服毒自杀。
朱纨死后，海禁再次松弛，海商们“溃裂以出”，沿海地区尤其是漳州月港的走私再次兴盛起来。嘉靖三十年（1551年），朝廷在月港设置靖海馆，专事缉捕走私海商。此时，当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走私集团，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九都张维等二十四人造舟接倭舶，官莫能禁。”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巡海道邵楩命捕盗林春领兵300人剿捕，张维等24人率众拒捕，甚至杀死围剿官兵3人。可见，官府的剿捕并没有镇压住月港走私现象，反而引起张维等人的拼死抵抗，从而酝酿了月港“二十四将”的叛乱。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随着二十四将叛乱稍有平息，朝廷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驻海防同知，负责稽查缉捕。但是，朝廷在围剿倭寇盗匪之患时，财政早就耗费殆尽，因此一些官员开始主张废弛海禁政令，允许民间私人进行海上贸易，并设置有效的管理机构负责督察，征收关税，以充军饷。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在漳州月港开设“洋市”，并设立海澄县，准许境内商贩民众赴东、西洋贸易。这一年，月港成为明代唯一合法的民间贸易商港，成为“寸光尺土，捋比金钱”“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画鹢迷江，炙星不夜”“嬉游歌舞，日以继夜”的闽南大都会。当时，月港拥有18条通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亚、东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的商贸往来，并通过吕宋岛马尼拉湾，与欧美各国形成贸易网络，把中国以及亚洲的贸易与整个世界贸易紧密联系起来。月港私人海上贸易的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改变了传统的海上贸易形态，使中国原有的朝贡贸易走向衰落，却促进中国海关的初步形成。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海防馆在月港所征收的饷税创历年的最高纪录，“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朝廷担心月港海防馆官员“所申报不尽实”，故在福建各府轮流抽出一名佐官前往月港督饷。当地官员“上章请改设饷馆，给关防。”朝廷遂将海防馆更名为督饷馆，专职管理对外贸易。同时，配置一名税务官，由海防同知担任，后改为每年在福建各府佐官中选择一人出任。另有饷吏两名，书手四名，作为税务官的左膀右臂，专门负责征缴各种税饷及记录在案。除此之外，朝廷还先后颁发一系列的税饷管理制度，如《商税则例》《海税禁约十七事》《东西洋水饷等第规则》《陆饷则例》等，正式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初具中国海关雏形的管理机制。
饷馆码头，正是督饷馆配套设施之一。伫立在饷馆码头上，迎着带有淡淡咸腥味的江风，思绪如潮水般随着数艘现代渔船缓缓驶过眼前，仿佛重现数百年前的古月港：在饷馆码头上徘徊，身畔接踵而来的商贩走卒擦肩而过，每一个人好像都带着无畏无惧的执着信念，站着、蹲着，各自忙活着手中的事儿，还有三三两两的船主番客正兴致勃勃地攀谈着商品的运输事宜。你瞧，那边两名身穿红袍官服的督饷馆官员正手持笔墨纸簿，盘验着堆积在码头边上的一箱箱瓷器丝绸……每一个角色都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每一帧画面均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当时，凡经月港出航东、西洋的商船，都要到督饷馆登记，注明商人姓名、户籍所在地、船只大小、载货种类、数量及将要前往的国家或者地区，在交纳“引税”后由督饷馆税务官发放船引方能出洋。而且，朝廷还实行限量出海制度，每年发放引票最高可达117张，另有20张作为备用。但是，由于多发一引就可以多征一引之税，所以实际发放的引数要远高于此数。督饷馆还实行连坐互保机制，凡船主商户要申请船引时，需要邻里作为担保方能申请。另外，出海商船需按船形的大小向督饷馆缴纳“水饷”。船主在申请船引之际，督饷馆官员便要对船只进行丈量，详细登记尺寸大小和经商地点，往贩西洋的船只宽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银五两，每多一尺加征银五钱，以此类推。往东洋吕宋等地的船只较小，比去西洋的船只减十分之三的水饷。
在商船起航之际，督饷馆官员要到饷馆码头对出海商船逐一进行盘验，查看商船是否按申请记录进行备货，是否有走私铜、铁、硝黄等货物行为。夏秋两季，出海商船陆续从海外贸易归航，督饷馆官员又要提前赶往中左所等沿海地区进行巡视，命各地巡检司负责对返航商船逐程护送，名为防止海寇抢劫货物，实则是对商船进行监督，防止商人半道私卸货物、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待商船抵达饷馆码头之际，督饷馆官员立即上船对货仓进行封钉，等到逐一盘验完毕，再按船上货物多寡计值，向货主征收“陆饷”。由于货物征税而米不征税，故有些海商回国时“不载货而载米”。为此，督饷馆限制每艘商船“载米五十石，准作食米免科”，超过者照征。
“估客如云集，东西两洋船。飞帆来绝岛，百货悉陈橼。”这是当时漳州府佐官，委署月港洋市督饷事务的吕继楩所作《海澄督饷》中的诗句，诗中尽展月港洋艘帆影遮天蔽日，各地商贾齐聚一堂的繁华景象。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负责督饷的通判王起宗就因在中左所验船时无驻扎之处，造成随行人员诸多不便，因此向朝廷建议在商船往返的必经之地圭屿建一座公馆，以利于监督往来船只动向。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到崇祯年间，月港开始走向衰落。为适应饷税制的实行而设置的督饷馆亦随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督饷馆一系列机制为清朝厦门海关的设置开了先声，也直接影响当时广州和澳门进出口税征收的转变和改制。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月港督饷馆的设置，是中国海关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饷馆码头至今仍未隐退。19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本为石料铺砌建筑而成的饷馆码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过维修和改建，埠头、部分码道与沿岸均使用钢筋水泥进行修葺，码头右侧也建起了一座长约23米，宽约2米，由钢筋混凝土和花岗石砌筑而成的混合式双开踏步码头，以及一条长约9米，宽约3.6的栈桥。由此，饷馆码头发展为漳澄旅客往来厦门的客运码头，岸上建有海澄客船站，站内设有售票处、候船室等，码头可停靠一艘300座的客船泊位一个。
落日的余晖洒在忙碌的港湾，载满乘客的渡船在“嗒嗒”发动声中渐行渐远，留下一条粼粼微波在夕阳晚霞映照下闪烁着点点金光。
（作者单位：龙海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