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迅猛发展阶段（1955年秋至1956年）
这一阶段主要通过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思想，办社高潮迭起，推动全县超前实现农业合作化。
1.大办初级社浪潮
1955年6月中旬，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中央农工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计划，提出“上半年已对建立起来的社进行整顿以后，马上就要再前进。”这是中央在合作化指导方针转向加快步伐的一个重要信号。8月初，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着重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和行动，强调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毛泽东的报告在全党组织传达的过程中，引发了阵阵波澜，反响非同一般。
诏安县委按照省委、地委定下的调子，联系实际，反复检讨“领导赶不上运动”的思想问题，查找领导层存在的诸如“落后于群众、计划偏小，不承认自发社、控制太严”等若干“右倾”表现，认为正是这些错误认识导致计划赶不上形势、自发社逐年增加的现象。紧接着启动相关准备工作。
8月20日，根据龙溪地区第四次互助组合作会议精神，县委首先布置各区开展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工作，同时派出27名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深入西潭区上营、后埔、樟塘3个乡初步摸底，进行一、二、三类社的规划试点，为全县规划提供必要资料和经验。9月2日，县委生产合作部组织各乡党员、积极分子共500人，举办为期5天的会计业务训练班，以缓解合作社财务人员紧缺的突出问题。9月12日，《福建农村工作通讯》第16期以《群众路线的训练会计经验》为题，报道并推广诏安的办班经验。9月15日至21日，县委召开有2807人参加的三级扩干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回顾5年来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历程，讨论通过县委制定的全县农业合作化发展三年计划：1955年秋收前再发展500个初级社，扩大140个老社，入社农户要占总农户的45%；1956年入社农户要达到65%，1957年达到75%以上。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引导人民反复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认识新的形势，启发他们多找有利条件，以树立迎接合作化高潮的信心。会后，由县、区干部立即组成345人的合作（化）工作队分头下乡，结合整党工作，培训12430多名乡干、积极分子，汇成万人宣传大军，声势浩大，受众面广，全县有97%的农户受到教育，在10月上旬已现高潮。各区、乡实行“书记动手，全党动员”，落实全面规划措施，大规模进行扩、建、整社（组）。在对待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170个（4201户，占总农户的8.6%）“自发社”的问题上，各区、乡一改以往“批评、打击、放弃不管”的做法，转而采用“一风吹”，只对“个别是坏分子从中操纵、群众盲目附和、不合章程、不合条件”的“自发社”加以改组或解散，其余的都予承认批准，许多互助组、甚至个体农户简单结合后就直接并为初级社，蜂拥而至，短短1个月内，全县新办社达538个。11月中旬，秋季农业合作化即转入总结巩固阶段。此间，县委召开区工委书记、乡工作组长和县直各系统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传达贯彻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对照检查各级领导在合作化高潮中的思想认识、工作方法，重新修订“全面规划”。诏安县在自上而下激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氛围下，指标一改再改，层层加码，几经反复，终得定案。
据年末统计上报，当年全县发展初级社为948个、34142户，占总农户数的68.8%；实现1个基本合作化区、57个基本合作化乡和149个基本合作化村，对尚未入社的9184个农户则组织1083个互助组；供销合作社的购销点、门市部遍及乡村，社员达55057人；信用合作社发展到177个，社员39064人。农业合作社发展计划亦作相应调整，1956年入社农户要占总农户的86.7%，1957年达到92.7%以上。
2.大办高级社浪潮
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毛泽东亲自题写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几个月来掀起的合作化高潮予以高度肯定，盛赞“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在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形势下，诏安县农业合作化又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1956年1月1日，根据地委具体部署，县委召开试办高级农业社会议，认为“通过实践斗争，已培养出大批办社骨干，把专家办社变为群众办社，扭转了领导力量赶不上运动需要的被动局面，试办高级社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在港头乡、后陈乡、含英乡、凤西乡、景坑乡试办高级社，取得经验后于春耕前推广至各区、乡。
1956年1月中旬，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港头乡红旗社、含英乡民主社等5个高级社相继成立，由14个初级社合并、923户组成。试办高级社大体分为四步走：第一步是摸清社员“三个底”（骨干底、成员底、思想底），充分发动，成立办社筹委会，订出工作计划。第二步根据互利政策，处理生产资料（土地、山林、耕牛、农具、鱼塘、海洲埕地等）公有化、自留地与副业结合、股份基金、收益分配、社员退社、社员成分等具体问题。第三步健全领导机构，成立社委会，下设财务会计、生产管理、文化教育、治安保卫办事机构，制定社章，选举社干，举行建社典礼。第四步建立生产制度，组织生产，发动竞赛。下旬，这5个高级社周边乡村群众的办社情绪异常高涨，县委顺势而为，立即组织力量对这些高级社进行扩建，范围增至34个乡、2259户。其中，港头和双港2个乡6个初级社523户联合组成红旗高级社，后林初级社51户随后亦并入，共574户；后陈高级社扩大为由全乡5个初级社、178户组成；内凤和凤西2乡加上石中乡的林中、东岐2村共10个初级社、653户，合成1个高级社；景坑和雄墟2乡共9个初级社、474户合办1个高级社；含英乡民主社保持不变。为进一步贯彻“全党办社”的精神，县委于1月25日召开建办高级社代表会，各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工作组长、农业社社长等代表516人参加，会期9天。会议在集中学习讨论办社方针政策，借鉴红旗、民主高级社并转经验的同时，各乡竞相酝酿并转高级社，纷纷搭起了架子。除桥东区林家、桥园、溪澳、甲洲4乡2124户联办建成全县最大的东方红高级社外，基本上是一乡一社。春季办社热潮持续高涨，常现“村村酝酿，社社申请，户户报名”的热烈场景，城郊乡村还组织农民代表进城，敲锣打鼓前往县委呈送并转高级社的喜报。至1956年3月底统计，全县农业社共有389个、社员45675户，占总农户的92.09%。其中，建成高级社78个，社员34943户，占总农户的70.75%；每个高级社平均448户，每个初级社平均34户。在春季这一轮办社高潮中，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一部分基础较好建办起来的高级社，确实发挥了实行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拥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易于完成一些初级社办不到的大事情，加快了水利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等。如后林村初级社，早先每年花费500个工只能挖半里长水渠，最多灌溉120亩田地，而港头乡有300多亩旱田，每年也需花费3万个工去抗旱。并转成红旗高级社后，进行合理规划，仅用1.2万工就挖出一条6里长的水渠，装上大口径的抽水机，可以满足800亩田地的灌溉，可使全社增产15万斤稻谷。塘西乡（1956年5月，原后陈乡并入塘西乡）幸福高级社通过改善水利条件和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当年全社总收入比上年增长51.4%，社员100%增加了收入，成绩显著。1957年2月18日，社长陈糊赴北京出席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但因“快、多、大”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交叉堆集，这在春耕前就显露出来。多数干部操之过急，只求数量，政策交代不全面、思想发动不深入，造成转社准备不足的情况。一些太大的社包工包产的“尾巴”很长，领导不明下情，指挥不灵，劳力浪费，生产上有很多问题迟迟未解决，财务管理混乱；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凸显，人多而思想难统一。一些初级社立足不稳，社员入股土地的报酬、生产资料折价偿付尚未兑现，未经历一个生产季度，又急速进入并社升级的浪潮，甚至许多互助组、单干农民一觉醒来便成了高级社的社员。勉强办起来的社缺乏政治思想教育，社员以社为家思想尚未树立，生产积极性难以发挥。
3．三次整社巩固农业社运动
针对以上因“恐右”和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超常规变革生产关系带来的问题，诏安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只能在肯定主流的前提下，进行必要调整。1956年，县委先后开展了春、夏、秋三次整社运动，着力解决区、乡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热发展、轻巩固”的倾向和“任务多，生产忙，没时间整顿”的厌烦思想，从管理上、财务上、组织上整顿巩固合作社，解决阻碍生产的突出问题，积极寻找健全与高级社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形式。
1956年3月4日至6日，县委召开有乡工作组长参加的三级扩干会，贯彻地委生产合作会议提出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部署春季整社工作。嗣后，各区、乡以有利生产、便于领导为原则，把推广包工包产作为春季整社的主要一环，做到“三固定”，即固定劳力、固定生产任务、固定耕牛；分级划分生产单位，一般社下面设队分组，千户以上的大社多设大队一级，选出正、副队长，有专门的技术员、检查员、记账员；同时制定奖惩制度，多劳多得，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至4月初春季整社结束，全县有78个高级社、175个初级社实行包工包产，确立生产责任制，加强生产计划，又做到科学分工、发挥社员专长，逐步克服生产混乱、窝工浪费等现象，农民有了“当家人”的主动性，提高了生产效率。期间，东方红、民主、劳动等农业社在全县整社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整党训干、劳动定额、勤俭办社、政治工作、发展多种经济方面的整社经验。
夏季整社在5月中旬铺开。各区、乡按照“整党训干、提高认识，学习社章、解决问题，总结成效、开展竞赛”三个步骤进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对照标准，“缺什么、补什么”，全面推动“勤俭办社”“增产增收”措施的落实，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夏粮丰收。全县早稻总产6997万多斤，比上年增产70.3%，出现了8501亩单位产量在700斤以上的丰产田。其中，平原的照亮社创造了早稻亩产1139斤的最高纪录，沿海的含英乡有8亩多的千斤稻，山区的焕塘乡建兴社也出现了亩产1050斤的奇迹。在本轮整社初期，西沈乡等一些干部作风粗暴，违法乱纪，县委发现问题后及时通报示诫，确保了整社工作健康发展。
8月24日至31日，县委召开有1090人参加的三级扩干会，部署开展以全面增产为中心的秋季整社运动，要求各级组织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确定港头、四都、深桥、五通、陈龙为整社重点乡。秋季整社始终以“群众思想发动是否透彻，社员敢不敢提出合理化建议；领导是否民主，民主制度是不是健全；经营管理是否合理，政策有没有兑现；全面生产方针是否得到贯彻，副业和其他生产能不能得到促进”为标准展开，各区委、乡党支部加强组织领导，围绕增产增收的目标，走群众路线。全县有70个高级社、244个初级社开展了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定期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社务。结合抗旱斗争，区分情况保秋收，旱情严重的19个乡，顺应群众的迫切要求，突出抓抗旱，使秋收有保证；在旱灾较重但生产门路广阔的25个乡，从总结评模入手，检查问题，鼓励生产；在旱灾较轻而全面生产组织较好的10个乡，修订生产计划，以增产增收推动解决问题。例如东方红高级社，从春季整社开始推行包工包产，设大队、队、小组，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定期开展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的生产评比检查，设立记功簿，实行“奖励按照劳动日分配，赔偿按劳力分摊”，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夏、秋季整社中又及时修订生产计划，以粮为主，兼顾渔业、畜牧业及手工艺生产，集体副业收入22万元，每户平均收入100元，比1955年增加3.7倍。群众都拍手称好，说现在是“既有了米，又有了菜”。
秋收之后，县委即把抓好农业合作社全年的收益分配工作，作为“关系到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和每个社员的生计”的关键环节，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要求“全党动手，支部落实”，切实贯彻分配政策。经过县、区、乡层层督促指导，掌握巩固集体、照顾个人、有利生产与团结的原则，较好地兑现当年的收益分配。此前还有32个高级社1030户要求退社，年末收益分配后，退社的仅有80户，动摇的93户，其他857户都稳定下来。经过春、夏、秋三次整社之后，全县各类农业社普遍得到巩固和提高，有将近90%的初级社自愿升办高级社，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持续高涨。1956年全县兴修水利设施2547处，其中工程较大的水库8座、水轮泵站1处、抽水机站6处，是有史以来兴修水利规模最大的一年；农田受益面积75277亩，其中31702亩水稻田基本可消除旱灾带来的影响，3971亩单季田改为双季田，942亩农地改为水田；积极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增积各种土杂肥2971万担，比1955年增加81%，有效地改良了土壤；在持续90天严重旱灾的情况下，全县农业生产创历史新高峰，水稻总产量1亿7千万斤，比1955年增产33.08%，出现15个社亩产实现“千斤稻”“万斤薯”和“双万斤蔗”的丰产记录。多种经营、副业生产成效显著，外调生猪11574头、红糖37900担、茶叶784担、花生油286担以及大量当时闻名全省的柑桔、荔枝等；有87.2%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人均口粮达580斤，比1955年增加160斤；参加农村信用社存款的人数87692人、总额332.2万元，比1955年增加262万元，年终余额29.84万元，比1955年增加19万元。是年末，全县共办高级社140个，社员47491户，占总农户94.7%；初级社38个，社员837户，占总农户1.67%；个体农民仅剩3.63%。至此，农业高级社以农民个人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收归于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之后，农村工作的主要精力已经集中到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标志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全县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
四、诏安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反思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诏安县的农业合作化同全国一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农村党员、团员队伍，妇代会和民兵组织日益健全壮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人民政权的稳固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解放和提升农村生产力，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也为后续发展夯实基础，有力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超额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正如陈云所说：在我国农业现有的条件下搞合作化，“这是一种投资最省、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
当然，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切合实际地批评了“右倾”，在党内滋生了“左”倾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失误和偏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但在促进农村的发展进步和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有其重要作用和应有的历史地位。当前，在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既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仍有其可供借鉴之处，有益的经验应予总结、吸收，教训也应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单位：中共诏安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