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元旦，漳州古城东坂后基督教礼拜堂，热闹非凡，人声鼎沸，一场盛大的典礼正在此举行。福建事变（又称“闽变”）的重要主角几乎全员出席，庆祝龙汀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当中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文化委员会主席陈铭枢、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蒋光鼐、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外交部长陈友仁等。龙汀省副省长徐名鸿（省长许友超未到任）率全体政府官员宣誓就职。抗日反蒋的口号点燃了前来观礼的群众的热情，人群中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矗立在漳州古城的东坂后基督教礼拜堂，位于新华西路216号，青年路与新华西路的交叉处。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礼拜堂足以容纳500余人。1923年由美国归正教会出资重建，扩建新堂、增建牧师楼。1942年为纪念基督教传入闽南一百周年，特筹款另建百运楼。总占地面积2614.92平方米，建筑面积1420平方米，其中礼拜堂820平方米，百运楼260平方米，牧师楼340平方米。坐北朝南，钢筋混领土结构，水泥瓦屋面，设有地下室，为哥特式教堂风格。这座百年教堂见证了龙汀省人民政府成立的重要历史时刻，于1988年被列为漳州市第一批市级文保单位。
历史总是有着各种奇妙的偶然与交织，在龙汀省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的一年多前，同样在东坂后礼拜堂，也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当月下旬，红军东路军在这里召开漳州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十九路军之所以入闽，与红军进漳有着密切联系，十九路军入闽又引发了后来的闽变，而龙汀省政府的成立正是闽变的重要一幕。
时间回溯到1932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行英勇抵抗。但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予支持，而且横加破坏，致使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不奉命放弃前沿阵地，撤出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极大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便借此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福建“剿共”，一来可以消灭共产党，二来又可消耗与其意见不合的十九路军的实力。
1932年6月，十九路军各部陆续入闽。十九路军在同红军作战中多次受挫，逐渐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1933年1月1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共同抗日的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该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在具有抗日要求的十九路军官兵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各路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选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等11位中央委员。11月21日，李济深、陈铭枢等8人正式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首都设于福州，史称福建事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权利，反蒋抗日；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保护工商业，奖励工业建设，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对外主张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整编部队。11月27日，福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闽变期间改称人民革命军）同中央苏区、红军方面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关系。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闽海省、闽上省（后改为延建省）、泉海省（后改为兴泉省）、龙漳省（后改为龙汀省）以及福州市和厦门市两个特别市。龙汀省以漳州作为首府，省政府下设财经、文教、工农运动3个委员会，辖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安、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清流、明溪、宁化、长汀共21个县。此即龙汀省人民政府之由来。
闽变之后，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十九路军领导层本身失误以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因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未能在军事上给予十九路军有力支援等原因，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中旬宣告解体。
闽变虽然发生在省会福州，但漳州也是其重要战略腹地，漳州在闽变前后出现了不少重要事件。十九路军入闽后，总指挥部设在漳州闽南医院（位于马道底，今胜利公园周围）。闽变准备阶段，为统一军队思想，十九路军在漳州芝山南麓设立军官补习所（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改称福建人民政府军事政治学校）。周士第（化名周力行）、邓次侯等参与筹谋闽变的第三党重要人物大多集结于漳州。《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签订前后，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往来于漳州，其与红军联络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陈小航经常在漳州活动，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代表张云逸、潘汉年（化名潘健行）及其秘书黄火青也小住漳州。漳州各界民众5万余人还曾于1933年11月24日在马道底公共体育场举行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暨人民革命政府大会。1934年1月龙汀省人民政府在漳州举行成立大典的同时，蒋介石调动强势兵力向福建省人民革命军发动总攻。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通电，将首都从福州移至漳州。1月21日，蒋鼎文部攻占漳州，漳州作为“八天国都”的历史如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而历时不到2个月的福建事变也短命而亡。
发动闽变的十九路军带有其阶级局限性，福建人民政府亦未能真正地发动民众开展斗争，闽变的最终失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其提出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包含着爱国、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求民主、联共的进步性内容，增强了民众联共、反蒋、抗日的意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所评价的：“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作者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