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漳州月港已经扬名东西两洋，乃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奏准对外开放，史称“隆庆开海”，月港成为明中后期唯一合法出海贸易的港口，并发展成为各国海商国际贸易的大港。月港“僻在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方且崛强负固，租赋不供，健讼构争，经年不决。若不预为之所虑，寝成化外之风”。中国沿海港口那么多，为什么选择开放漳州月港，学界已有许多研究论述成果，分析其历史原因与形成条件，大多认为其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朝野上下的支持，丰富的航海与贸易文化积累等等。纵观明代朝野有关禁海与开海的争论十分激烈，多数闽、浙、粤籍尤其是闽籍官宦、乡绅支持开海，外省籍在东南沿海任职的官员也有很多支持开海。明代宦官阶层在这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鲜有论及，而南靖人陈祖生任明司礼监太监、南京守备，历事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四任皇帝，支持出海贸易事略却少为人知，现根据有关文献史料，勾勒陈祖生相关事略，以请教于各位方家。
陈祖生的宦官生涯
陈祖生出生于明正统年间，南靖县习贤里人(今龙山镇双明村)，其父陈宗、母柯氏，兄弟五人。柯氏二十四岁时，陈宗亡故，柯氏“守节不二，备尝艰苦”，民国《南靖县志》存陈祖生传：“陈祖生，习贤里人。幼如内廷，英庙以其材质学问命侍宪庙讲读于春宫，累升至司礼太监，预典机务。西厂汪直奉旨刺事，中外震慴，祖生独不阿，讽尚书项忠疏其过恶。张敏保育孝庙时，祖生亦与谋焉。邱文庄性极介慎，平生诗文绝不为中官作，独与祖生交，其见重如此，后留守南都，忠勤谦谨。赐其继子录南京锦衣卫指挥。”
由于陈祖生“天赋颖异，笃厚明敏”，为“质厚才良”者，被明英宗选中，派去服侍东宫太子朱见深。“土木之变”后，英宗被瓦刺军俘虏，明代宗即位，选黄赐、陈祖生等七人进入专门培育高级太监的“内书堂”学习，边学习边伺候太子。明景泰七年（1456年）明英宗“夺门之变”成功，再次当上皇帝，八年后驾崩，太子朱见深“龙登大宝”，继位为宪宗皇帝，年号成化，陈祖生因承“从龙之恩”被升为司礼监太监，为皇上所器重。司礼监太监是宦官中权力最大，级别最高的太监之一，其实权水亚于内阁首辅。
明成化六年（1470年），宪宗第三子朱佑樘（明孝宗）诞生。宪宗因专宠万贵妃，万贵妃淫威于后宫，欲加害朱佑樘。为维护“国本永续”，陈祖生与张敏、怀恩、黄赐及部分宫女秘密救护，抚养太子，传为佳话。
陈祖生在北京宫廷中任职达28年之久，在宦官中有极高的声誉，喜爱打抱不平，尤喜帮助福建籍官宦同僚。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万贵妃的红人、权宦汪直深受宪宗宠爱，成立了凌驾于东厂、锦衣卫之上的“西厂”，祸害朝臣，大兴冤狱，制造多起冤假错案，草菅人命，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陈祖生激于义愤，与太监黄赐（福建南平人）联合，支持首辅大臣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上书成化皇帝，强烈要求罢西厂、罢汪直，但受到斥责。后陈祖生、黄赐均官降一级，被贬谪到南京。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贵妃病亡后，陈祖生被宪宗任命为南京守备，在十一年又六个月的任职期间，守法奉公，生活节俭，博学多才，精心保护留都皇宫、皇陵。朱佑樘登基后，他拥护新政，支持整肃吏治，南京在其主政下，成为经济繁荣的富庶之地。
明成化十年（1474年）宪宗下诏，追封其父陈宗为太常寺典簿，其母柯氏因守节40多年，被封为太孺人。明孝宗即位后，于弘治四年（1491年）颁圣旨，追封陈父宗为太常寺少卿，封刚逝世的柯氏为太安人，并委派福建布政使右参政魏瀚到南靖习贤里（双明村）祭祀，规格极高。习贤里（今龙山镇双明村一带）还立有皇帝颁建的“少卿坊”，为陈祖生弟弟陈昂所立；在靖城（原县城）学宫前，有为陈母柯氏立的旌节牌坊，可惜均已毁。
两京任职，助力“海丝”兴盛
陈祖生在北京任职28年，在南京任职22年，前后达50年之久。宦官是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宦官又称太监、中官、中贵人、寺人、内官、内臣、内侍，设九个等级，依次为长随、奉御、司正、右监丞、左监丞、右太监、左太监、太监，直至最高等级司礼监太监。明永乐时，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权势越来越大，成为呼风唤雨的一股独特的政治群体。明朝的宦官正式工作机构有24个，另有不少附属机构，朝政上可以与内阁、六部分庭抗礼，地方上监督各省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其权力无所不在。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成为中央政府中的政府。
陈祖生功在明庭当教密养太子。据《明史》及其他史料记载，万贵妃4岁被选入宫，在宪宗朱见深的祖母孙太后宫中做宫女，随后在东宫服侍太子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年），年仅16岁的朱见深即位，万氏虽已33岁，却处处事事迎合帝意，因而备受恩宠。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万氏为皇帝生下第一个皇子夭折，万氏此后不复生育。她为不在皇帝面前失宠，竭力限制后妃接近圣上，对后妃有怀孕者，设法用药使其堕胎，手段阴险残忍。女史纪氏被宪宗临幸怀孕后，万氏指使宫女下药，未成，宫女撒谎云纪氏腹中是长了痞积，被安置在安乐东堂养病，不久生下朱佑樘。纪氏生下朱佑樘后，恐难于生存，倒不如溺死罢了，乃托太监张敏（今福建金门县人）去办。张敏与闽南同乡的司礼监太监陈祖生、黄赐商量，并与宫婢等人将皇子安置在安乐堂秘密养护。朱佑樘长至6岁，才与宪宗皇帝相认，不久即封其为太子。
周太后知悉后，就把皇子安置保护在自己所居仁寿宫内，确保太子安全地长大，能继承大统。这其中，陈祖生参与养护有维护“国本永续”之功。陈祖生是司礼监太监，可调动宫中相关人员密护太子，而当时张敏还是一般太监，后因护太子有功，擢升为御马监太监。
皇子在后宫的生活起居属王朝最高机密，明朝正统史书中少有记载，只记录张敏些许事例，但从宪宗、孝宗后来对陈祖生的恩宠有加的态度来看，陈祖生救护太子，为不世之功。明、清两朝的《漳州府志》《南靖县志》和现存碑刻铭文都记载陈祖生一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精英轶事”。
太子朱佑樘登基后，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贤臣良宦的辅佐下，使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成为一代明君。后来史家高度评价其为“弘治中兴”。孝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其死后庙号为“孝宗”，也是后人对他的肯定。在当时众多救护太子的宦官中，有的居功自傲，有的有不良记载，唯有陈祖生在其“官宦”一生中是个少有“负面”记载之人。
明朝中叶起，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社会在转型，商业在发展，高度重视海洋与海权，对外扩张势力。在全球化贸易的大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在调整变化中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的经贸与文化的交流。
明朝时期的漳州，站在世界潮流的前沿，源于它承继宋元“海丝”的兴起，至明中叶进入了兴盛时期。闽浙粤地方官员、军队与地方大姓宦族豪绅、士民等积极参与“海丝”活动，民间贸易兴盛，其中宦官集团在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权宦陈祖生就是其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在北京、南京50年的任职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地为闽浙沿海（尤其是漳州沿海）海禁的松弛、“海丝”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成为福建沿海冲破海禁、行走东西洋的海商最大保护伞之一。史料记述：“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风回帆转，宝贿填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明成化五年（1469年），原在泉州的市舶司搬迁到福州。市舶司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市舶司离漳州偏远，减少了监督与管理，这有利于漳州人出海贸易活动的开展。漳州龙海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云：闽南“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明成弘之际，“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再次兴起，一个很大的主因是东南沿海官军宦族士绅与平民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纷纷向海要粮、向海要银。据史料记载，当时省、府巡海指挥，卫指挥等官军、宦官和豪族大姓通番贸易之事屡见不鲜。
在南京留都，陈祖生先后任职22年之久，其中担任最高长官“南京守备”达十一年六个月，那一段时间，南京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在当时著名画家仇英精心绘制的《南都繁会图卷》中，商业广告形式多样，有100多种，其中有一商铺两边各挂一幅同样内容的招牌，赫然写着“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说明当时的南京市场街面上已公开允许经营出售通过民间贸易来的各种各样东西洋货物。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违者重罚直至处死。明永乐皇帝令郑和、王景弘下西洋，进行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国家航海行为，极大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但笫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刚返回，明宣宗即诏命严禁私通番国。到明成化弘治时期，“禁海”形同虚设，驻地官军宦族“阳奉阴违”，上下结盟参与“海丝”贸易获利，一些退职官僚、乡绅也积极参加民间贸易活动。
史料记载：明成弘时进士张绰（龙海石码人）官至刑部侍郎，在任上时，“漳人有私治船越贩外国者，绰闻宗人造巨舶亟命焚之。”巧的是若干年后其玄孙张變在万历漳州知府、县令的指示下，写就名闻中外的《东西洋考》，记载漳州下海行走东西洋的盛况，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海丝史料。
从史料显示，陈祖生为家乡“海丝”的兴盛，睁一眼闭一眼，或助人兴贩获利，成人之美。
地方志记载，“陈太监祖生故宅在县前街现存”，说明陈祖生在南靖县城前街故宅至清乾隆年间（约1489—1795年）还存在。自明历清，经过三百多年时间，陈祖生故宅还能保存好，未被破坏，并被记录在地方志里，可说明陈祖生生前确实为家乡办过好事，没有鱼肉家乡父老。陈祖生病故，能依其所愿，回归故里安葬。陈祖生家族的“精英轶事”，为故里民众所乐道。
伟大的航海家、与郑和同为正使的太监王景弘（时为漳州府漳平县人）六次下西洋结束后，被任命为南京首任守备，其随行的2.7万多名官兵留置南京，其中有很多福建籍，不乏有航海、天文、造船等方面专业人才。若干年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归故里或另谋高就，这些人为以民间贸易为特征的“海丝”提供人才智力支持。“二辈（明成化年间）王珙，龙岩县人，系南京锦衣卫水军所世袭正千户、三辈（弘治年间）王臣，龙岩县人、南京锦衣卫水军所世袭正千户。”陈祖生时任南京守备，相互间颇有联系。
大明王朝的提督四夷馆始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隶属于翰林院，弘治年间则将四夷馆改隶太常寺，由太常寺少卿兼任四夷馆提督”。明孝宗皇帝为何要这样决定，是否是陈祖生提议？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古称通事）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与国家的语言文字。陈祖生二弟陈昂此时官居南京太常寺少卿，因家乡“海丝”的需要，推荐“通事”或送子弟来此学习，纯属常事。
明朝实行两京制，朝庭在南京布署十万大军，归南京守备管辖，南京守备的管理权限还涉及到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此时各省均派有镇守太监，与陈祖生同为权宦的张敏兄长张庆正在浙江任镇守太监。另外闽浙粤三省市舶司也都归属太监中官管理。苏州、杭州、松江府（现上海）三地生产丝绸棉布的“染织造局”统归太监督管。景德镇瓷器等名窑生产制造也统归太监督造。“海丝”最需要的丝绸、棉布、陶瓷等手工艺制品，不管原料、生产技术、工匠等资源均控制在太监手中，司礼监太监是宦官中最有权力，具有对太监人事任免权，南京守备太监又是明朝皇帝“三千里外的亲臣”，陈祖生属誉为“闽漳族盛称南陈”的大姓豪族，面对着“海丝”大潮，其他沿江海的豪族大姓都参与进去，陈祖生的家族同样会参与其中，不可能不闻不问。
面对东西洋急需大量陶瓷、丝绸等货物，且供不应求、利润高，聘请各地烧窑工匠、画瓷技工人才来南靖、华安、平和县一带参与烧造陶瓷器。漳州各县又蕴含丰富的高岭土制瓷原料，此时，以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平和南胜窑为代表的“漳州窑”应运而生，迅猛发展，异军突起。有学者认为漳州窑在外销上几乎达到与景德镇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南靖、华安文史工作者编写的“海丝”东溪窑专辑中，就明确说明早在明成化、弘治时期，当地已能生产出精美的米黄釉瓷器。南靖、华安东溪窑生产的瓷器又借助九龙江航运出海，行走东西洋，形成繁盛的海上瓷银贸易。
亦商亦盗是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海商的特征。在海洋利益的驱动下，漳州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及诏安湾地区都出现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具有资本主义与海洋社会特征。航海贸易不是可耻下贱的，而是光明正大的。下海通番经商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已成了地方的“衣食父母”，人人争趋。闽南宦族士官阶层体察到社会的变化，主张为通番除罪，开放互市，化寇为良。漳州诏安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一书中，主张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更应进一步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可以通有无。”这些新观念，体现闽浙沿海突破农业文明禁锢的海洋意识，设想大明王朝如果采纳这些意见，后来的历史进程将改写。
明成弘年间（1485-1505年），正是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由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合流，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尤其是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白银作为主币行用直至1935年，长达500年之久。白银货币合法化促进了市场扩大发展，并与全球贸易连接，“海丝”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促进白银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国家的转型与社会变迁，影响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历史进程。
以上所述，虽然比较分散，但也勾勒出明中官陈祖生宦官生涯中与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除此之外，陈祖生任职期间还为朝廷、为南京做过很多好事，如他奉旨主持维修南京著名灵谷寺与鸡鸣寺。至今在南京鸡鸣寺内还完好保存一座明弘治六年（1493年）石碑《重修鸡鸣寺碑记》，碑文中对司礼监太监、南京守备陈祖生主持维修勤政之功大加赞颂。明孝宗登基后，陈祖生支持新政，奉旨审录罪囚，平反错案。福建仙游人郑纪，弘治时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在其《东园文集》中就记录此事，他的一篇“恭题南京守备太监臣陈祖生审录敇谕后”的文章中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弘治四年五月三日皇帝敕谕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审录罪囚，有曰冤抑致伤和气，又曰详察言词旁询。知证毋惑，浮言毋拘成案……舜禹汤文之治，复见于今日矣，纪何幸躬逢其盛，敢再拜稽首。”陈祖生又针对两京言官乱象，敢于上奏弹劾，开了宦官上奏弹劾文官的先河，并得到孝宗皇帝的支持。陈祖生的史迹无疑是南靖县乃至漳州市一项重大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史迹的挖掘研究，将为“一带一路”历史研究提供史料实证。
（作者系漳州市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