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事件是闽南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发生的一次惨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曾以“何鸣危险”告诫全党，它既暴露了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一边和谈、一边加紧“剿共”的真实面目，也反映了闽粤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产生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丧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导致党的武装力量被全部缴械的严重后果。漳浦事件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特别是毛泽东一再电示有关同志，敦促国民党方面交还被扣被缴的何鸣部人枪，该事件终得妥善解决。
一、漳浦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北上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刚刚组建不久的闽粤边特委便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至1937年，闽粤边党和红军游击队先后粉碎敌人三期“清剿”，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发展至近千人，开拓纵横五六百里的闽粤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南方八省十五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春节前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两年多的闽粤边特委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接上联系。此时，我党正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成了不可抗拒的大势。为了尽快促成全民族抗战的统战局面，党中央将“反蒋抗日”的宣传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3月5日，南临委向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特委尽快改变过去的宣传口号，加快抗日统战工作；并立即向驻闽粤军一五七师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推动闽南国共合作谈判。
1937年4月上旬，闽粤边特委向粤军一五七师提出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在闽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粤军一五七师与边区红军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谈判与斗争。6月中旬，何鸣、卢叨作为闽粤边特委及红军的全权代表与一五七师举行谈判。一五七师接受闽粤边特委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并承认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闽粤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月26日，闽粤边特委与粤军一五七师在漳州正式签订合作抗日的政治协议，这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最早签订的国共合作抗日协议，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
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了全面侵华战争。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东南沿海加紧进逼，闽南危机日益严重。而此时的国民党福建当局仍处心积虑妄图消灭闽南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就在合作抗战协议签订不足二十天，国民党方面便蓄意制造了破坏合作抗日的漳浦事件。7月16日，奉蒋介石密令的粤军一五七师，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已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到漳浦体育场集合。等独立大队进入操场集合后，粤军声称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独立大队要进行训练，用不着武器，要独立大队官兵把枪放下。广大红军指战员见此情形，怒不可遏，卢胜、王胜等示意何鸣组织武装反抗。但何鸣见埋伏在操场四周的尽是粤军炮火，为了保全指战员的生命安全，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强烈抗议后，说服部队把枪放下，等候中央处理。就这样，在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近千名指战员，被全部解除武装，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一手制造的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的发生，是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红军游击队采取“北联南剿”方针的产物，是以何鸣为代表的闽粤边特委缺乏国共合作经验，思想麻痹轻敌的结果。
二、毛泽东亲自推动漳浦事件的妥善解决
漳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发出一系列电报督促这一事件的妥善解决。
193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8月30日，毛泽东致电给当时负责闽、粤、桂和香港党的工作的张云逸，要他立即向广东绥靖主任、国民党第四军总司令余汉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将何鸣部原人原枪全数退回。同时强调提出，张鼎丞部与粤军接洽，务须慎重，谨防再上余汉谋的当。根据中央指示，张云逸即与余汉谋交涉，向其抗议，迫使余汉谋表示愿意合作，对闽粤边红军互不侵犯，听从上面解决。
9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林伯渠，要他转告董必武，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时，必须记取闽粤边何鸣部被袭击缴械的教训，不可轻易移驻大地方，并须随时戒备。同时强调，绝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我军担任职务。谈判时必须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我党的独立性两项原则。并要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时，注意交涉何鸣部的人、枪退还问题。
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去电并告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各边区统一战线问题，“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并“要求南京责令余汉谋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
9月20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伯渠，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已在许多地方发生，请深切注意，并询问闽粤边何鸣部“交涉如何”？
9月27日，毛泽东给博古、叶剑英去电，询问何应钦是否已批准将何鸣部的人、枪归还，如还没有批准，要他们再次交涉。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妄图趁国共和谈之机，吞并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逼使国民党当局尽早归还何鸣部人、枪，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博古、叶剑英去电，就与国民党谈判和游击队集中问题的立场、原则向各地游击队发出指示：一、反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我们游击队全部集中的要求，只能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平原，以改为保安队为原则；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的整理，坚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的暗算，森严自己的壁垒；三、集中五分之三部队建立一个军，由我党独立领导，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四、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由党中央派人亲自去传达，然后才集中；五、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中，也一再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
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电示潘汉年、刘晓，并要他们转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等，指出在我们党员中，存在对国民党投降的错误倾向，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们的要求，而不知同他们的错误政策作斗争。毛泽东指出，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能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的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力，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改变。因此，对于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展斗争。虽然我党一再坚决要求归还何鸣部人和枪，但国民党却迟迟不予退还。
10月15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电中，进一步指示他们向国民党再次提出要将何鸣部人、枪全部交还，并要国民党公开承认错误；同时指示：（一）张鼎丞、何鸣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战，不移往他处；（二）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23日，毛泽东给张云逸去电，指示闽粤边何鸣、吴金两部人、枪发还后，合编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并电告福建省政府照办，迅速通知闽粤边特委并告知余汉谋。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地方党组织及领导人也为漳浦事件的妥善解决多方奔走，据理力争。1937年7月18日，漳浦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发出《为反对日寇进攻发动对日抗战宣言》，强烈要求国民党军政当局“发还闽南红军何鸣、吴金两部之枪械，恢复其组织。”8月10日，中共南临委在广州《大路》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闽南国共合作经过及其前途》，披露漳浦事件的真相，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恢复闽南红军武装，停止一切内战行动。8月至10月间，张云逸根据毛泽东及中央电示多次到福州、漳州就福建游击队改编事宜及漳浦事件，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进行谈判。11月15日，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张鼎丞发表《为闽南红军请命》一文，希望国民党军政当局督促一五七师执行上级命令，发还被缴武器，释放被俘人员，了结这一不幸事件。
为了告诫全党，毛泽东曾于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全党要以“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如何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以及警惕右倾投降主义和国民党反共势力等方面，为党和红军加强自身建设提供殷鉴。
三、漳浦事件的后续发展及经验启示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一再敦促下，经过多方交涉和严正抗议，排除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重重干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翌年春归还300多支枪，漳浦事件得到解决。
漳浦事件是漳州党组织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惨痛的代价，事件发生后，漳州党组织迅速反应，从事件中汲取教训，并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重建并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坚决开展革命斗争，始终保持红旗不倒。
一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迅速重振旗鼓。漳浦事件发生后，新的闽粤边特委迅速重建，在闽南红三团卢胜、王胜等带领下，被监禁的红军指战员秘密潜出漳浦孔庙，到下布清泉岩集中，并于次日重建武装，重新独立自主地领导起闽南革命斗争。闽南红三团是毛泽东同志在攻克漳州期间亲自组建的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自队伍创建之日起，便时刻肩负着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小苏区”重任，不断开辟并扩大闽南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漳浦事件的沉重打击，但迅速重建的闽南红三团在党的领导下分兵行动，分散到尪仔石山、乌山、梁山、狮头山、大芹山等地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至1937年底队伍发展到300余人，革命武装得到重新恢复，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8年2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浩浩荡荡奔赴苏皖抗日前线，成为党领导下抗日前线的主力力量。新四军北上抗日后，留下来坚持革命斗争的漳州党组织继续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继续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坚持抗日救亡、坚持反顽自卫、坚持武装斗争，直至迎来革命的最后胜利。
二是以斗争求团结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漳浦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闽粤边特委和闽南红三团吸取教训，既继续发动群众、争取更多抗日力量，组织漳州各地抗日救亡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又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对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摩擦不断升级，漳州党组织时刻以大局为重，根据不同时期的敌我态势，不断调整斗争策略，例如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毛泽东指示“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漳州党组织一方面迅速撤退并调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暴露的党员干部，隐蔽精干；一方面在革命基点内创建生产基地，开展生产自救，既保存干部又解决经济困难，为隐蔽组织和以后的反顽自卫斗争打下基础。在实行反顽自卫斗争中，漳州党组织运用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给予敌军以必要的还击。正是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的革命斗争指导思想，才使漳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南方重要的战略支点、解放战争时期南方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版块。
三是以坚强的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力。漳浦事件之后，漳州党组织更加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需要，开展干部训练班、学习班，加强党的政治理论、革命气节和纪律教育等。例如，在实行隐蔽精干、埋藏生产期间，漳州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闽南特委副特派员钟骞不顾病重，自己编写教材、撰写文章、组织干部培训班为党员干部授课，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增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正是在险恶复杂的革命环境和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下，漳州党组织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党性锻炼，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为迎接革命最后胜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