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骞1916年出生于广东潮安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从小品学兼优，1934年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里受到革命启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西安事变后，钟骞回乡发动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0月任中共潮安县工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春调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秘书长兼机关报《前驱报》社长。1939年夏，党组织派钟骞到福建永定侨育中学任教，以教导主任的身份坚持地下工作。不久后，钟骞由于在斗争中暴露身份，又回到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工作。
1942年2月，钟骞受党组织派遣，到中共闽南特委担任副书记。当时，闽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公然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严酷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中共闽南特委机关鉴于局势严重，从平和东坑山上转移至靖和浦交界的三角坑一带。钟骞到任后，详细了解了闽南的斗争形势和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情况，提出举办干部培训班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闽南特委书记卢叨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干训班很快就办起来了。钟骞自编教材，亲自授课，着重讲解当时抗日各个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坚定干部坚持抗日的革命信念。三角坑处在深山老林当中，干训班的同志就以石洞为居室，吃饭主要靠本村老接头户筹集供应，每天三餐清粥，有时候连三餐都难以保证。晚上睡觉时每人一条单层被单，在寒冷的山洞内常常冻得瑟瑟发抖。为了便于领导同志安静休息、研究工作，大家一般会给领导另搭一处小寮子，但钟骞坚决不肯单独住小寮子，总是和大家吃住在一起。
1942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事变后又制造了南委事件。根据中共南方局和南委的部署，南方抗日支点取消党委制，改设特派员制，钟骞改任中共闽南特委副特派员。同时，为了应对形势变化，特委和县委改变以往有组织的相对集中斗争和集中埋藏生产形式为分散放点和分散埋藏生产形式，特委、县委领导分头出发实行分散埋藏，以保存力量。钟骞分散到平和金京洋、坂仔、山内一带，经常更换驻地。因为长期的奔波辗转和风餐露宿，钟骞患上了肺结核，日夜咳嗽不停。1942年底至1943年春，闽南党组织又发生了多起叛徒事件，原本严峻的形势更是雪上加霜，钟骞的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同志们劝他好好疗养，但他从不搞特殊化，坚持和大家一道早出晚归，战斗在山沟里，还组织大家学文化。这些同志大部分文化程度都很低，不会记笔记，当时也没有印刷工具可以印制课本。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钟骞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一字一句地为大家抄写笔记。因为不停地咳嗽，他的右手颤抖得厉害，握不牢笔杆，便用左手抓住颤抖不止的右手，一笔一笔吃力地书写。几十份课堂笔记，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1943年春节后的几天，钟骞带领部分特委领导及平和县委机关人员转移到山内大水坑。其时，闽南由于连遭天灾，人民群众多是以野菜、野果充饥，已难以接济革命同志。为了维持机关工作人员的最低生活需要，钟骞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进行各种形式的开荒生产。一部分同志到深山中去伐木、锯木板以换回大米，一部分同志留守大水坑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种地瓜。钟骞还组织留守的同志上山采藤条编藤篮，每只藤篮可以卖三、五角钱或者直接换回一些大米，帮助解决机关、部队的经济困难。1943年10月，中共闽粤边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在平和小芦溪成立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闽南特委特派员卢叨被派遣到经工队中参加军事活动，暂由钟骞代理闽南特委特派员的工作。钟骞不顾病情严重，担起了闽南特委全面工作。在工作繁忙，且身体日益虚弱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每天编织1只藤篮，尽力减轻党组织负担，并且以身作则，影响和教育其他同志克服困难坚持革命。
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钟骞本来是有机会离开条件恶劣的游击区到外地学习和养病的，但他一心只想着党的事业，主动放弃了机会。党组织曾要派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但钟骞认为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去学习也是浪费党的钱财，就主动给上级写报告将名额让给了别人。后来党组织又特地拨了一笔钱给他治病，他再次谢绝，要求党把钱用在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同志们拗不过他，又不忍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便悄悄用积蓄的钱买点东西给他补补身子。一次有个同志用高价好不容易买到非常稀缺的冰糖要给钟骞润肺，却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他听说有同志从外面买回来一些鱿鱼干，便吩咐一半给上级党组织，其余留下让大家改善生活。同志们背地里叫炊事员留了几片单独给钟骞吃，结果每次煮熟，钟骞都不肯独食，非得每个人都吃一点不可。他的以身作则和吃苦耐劳，为大家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同志们敬佩不已，纷纷感叹一个城里来的大学生，放弃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到艰苦的边区参加革命，从不摆架子也从不叫苦，实在不简单。
1944年2月，国民党平和县保安队和壮丁队包围了闽南特委机关驻地，企图消灭经工队和闽南特委机关，钟骞当时已病重到无法行走，只能由同志们背着转移。为了钟骞的治疗和安全，组织上安排他到平和霞寨铜场村的老接头户黄惠家中养病。这一次，钟骞没有再拒绝了，一来他清楚自己已是病入膏肓，二来更是不想因病体而连累其他同志。虽然无法再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前线，但他依旧每天读书看报，了解前方战况并继续写材料，坚持为革命事业燃尽最后一丝光亮。同年5月，钟骞病情恶化，不治去世。1945年，中共闽粤边委追认钟骞为模范共产党员。1946年6月，中共闽西南特委为纪念钟骞，将王涛支队第四大队命名为钟骞支队。1953年，中共平和县委将钟骞的遗骨葬在平和县烈士陵园，并将钟骞牺牲的铜场村命名为钟骞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读于大学尤其是像中山大学那样的名牌学府，在城里觅得一份薪酬丰厚的好工作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钟骞却放弃唾手可得的舒适生活，毅然投笔从戎，深入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本是一介书生的他，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转战在群山峻岭之中，时常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却从未有半点怨言，更没有一丝动摇，实属不易。对于党组织和同志们因为他身患疾病而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他再三拒绝，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艰苦朴素、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高尚作风。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身体积劳成疾、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各项革命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撰写革命资料。临终前，他留下了“思亲泪尽韩江水，报党未已命如丝”的悲壮诗句，充分展示了忠诚为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