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对自身严格要求，从不以权谋私、搞特殊化。

骑着一辆轮子嘎嘎响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是谷文昌在东山县14年里最广为人知的模样。县委办干部林泽传有次和谷文昌连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翻坡越坎来到目的地时已两腿酸软，谷文昌却抖擞着精神立即开始了工作。谷文昌担任行署副专员后，林泽传有次去漳州开会，在行署门口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看竟是谷文昌从自行车上下来。他便问：“您不是配小车了吗？”谷文昌笑着说：这不也是“专车”吗？自己骑车上下班，既省事又锻炼身体，还可以给公家省油钱。

然而，就是这么辆自行车，他也严格要求公车不能私用。有一次，儿女们趁他不在家，又忘了给自行车上锁，便骑出去玩了会儿。他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孩子们：“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专车’，你们怎能这样公私不分！”此后，哪怕“专车”又没上锁，孩子们也不敢再碰。

1960年4月，谷文昌带着县委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和警卫员潘进福，深入条件极为艰苦的湖尾村蹲点。三人住在一间低矮昏暗的老屋，找来些杂草铺在潮湿地板上，盖上草席就成了床铺。他们的三餐也都和社员一样，喝食堂的番薯丝煮青菜汤。公社书记不忍，悄悄煮了份稀粥送去，谷文昌坚决谢绝：“领导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维护党的威信。”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谷文昌的肝、胃相继出现病症。在妻子的关切和地委领导的过问下，谷文昌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漳州检查。接待处按级别规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每天10元、有卫生间的套房。他却谈“价”色变，连连摆手：“我们东山是贫困县，住不起这么贵的房间。”不由分说就拉着通信员出门找便宜旅馆，住进了一天只要1.2元的普通客房，还是两人同挤一张床。

花公家钱时精打细算的谷文昌，却不在乎自己的钱。县委办副主任宋秋涓要抚养膝下两子、赡养夫妻两边的老人，开销很大，生活过得不免拮据。一天，谷文昌看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打着补丁，当即掏出钱来，让他添置两件衣服。宋秋涓知道谷文昌的情况——谷文昌的子女以及岳母、侄女都挤住在两间低矮的小瓦房内；房里既无卫生间，也没饭桌。看到书记一家人多房少，县委办表示要多调一间房给谷文昌。谷文昌说，不行，不能特殊，人口多住不下是我的事，得由我来解决。

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后，二女儿为婚事找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不留情面地说：“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女儿批木材，无异于监守自盗；我犯错误不说，下面就会有大小领导跟着这样做，那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谷文昌的家中只有公家配给的床铺，和几张自己添置的藤椅。有来访者问：“怎么不买些木制家具？”谷文昌回答道：“我管林业，家里如果一下多了几件木家具，既怕别人说我揩公家油，更怕误导别人，助长乱砍滥伐之风。”

正确的政绩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公与私的界限，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谷文昌把手洗净、把腰杆挺直，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从而凝聚起了改天换地的力量，创造出了经得起人民和历史考验的政绩。

（整理自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刊载文章《“书记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