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志，1931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1932年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为澄饶丰地区党组织的恢复、组建，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筹集经费，转移人员，开辟莲花山游击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曾任中共潮澄饶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南靖县工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陈锐志先后担任过中共南靖县委副书记、县长、龙溪专署副专员、中共龙溪地委组织部部长、平和县长、双地华侨农场场长、中共龙溪地委委员、地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于1970年3月5日逝世。

1980年7月2日，中共龙溪地委对陈锐志做出这样的评价：“陈锐志同志参加革命40年来，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始终如一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是我党的好干部、好党员。”

修路治水传佳话

新中国成立前，南靖十分落后，交通闭塞，灾害频繁，生产萎缩，民生困苦。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生活上虽然得到翻身，然而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特别是落后的交通和水旱灾害，严重地抑制着南靖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

1951年2月，陈锐志接任县长后，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为民谋福利的抱负，使他下决心与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一道锲而不舍地抓紧抓好与全县人民休戚相关的两件大事：疏通道路、兴修水利。

南靖县解放前公路仅有漳龙线和牛柏线两段96公里长的过境小马路。漳龙线残缺不全，漳州至龙岩往返需5天，且晴通雨阻，经常中断；牛柏线则满目疮痍，山城至漳州无法行车。陈锐志上任伊始即主持成立牛柏线公路整修和桥梁抢修指挥部，组织13个乡2600多名民工，在省公路建筑大队的帮助下，进行加宽、降坡、改弯取直的抢修工作，保证了山城至漳州的正常通车。与此同时，陈锐志还组建漳龙线公路整修指挥部，并亲赴现场勘察，组织干部、民工对和溪段41公里的路面进行大修，共投入20多万个工日，基本消灭了雨天停车的现象。1953年冬，他又组织全县民工对和溪至靖城地段进行大修，至1955年基本实现正常通车，漳州至龙岩往返行程缩短为一天，从而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支前物资运输畅通。

南靖县易涝易旱，每年或涝或旱受灾面积都在3万亩以上，如遇上大旱之年，受灾达6.7万亩；若是特大洪水，受淹面积则超过1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旱涝两大灾害给南靖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广大农民渴望治涝治旱。陈锐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治水治旱倾注了心血。他经常率领水利干部深入各低洼地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制订治水方案，组织干部、技术人员，动员人民群众，对重点堤岸进行大规模修建。4年多先后修筑阡寨、沥阳、靖城、郑店、下戴、雁塔、山边、张渠等10多处重点堤岸，总长30多公里，兴修水圳水沟2400余条，受益面积达10万亩。在施工中陈锐志还经常亲临指导和劳动。如1952年在靖城修堤时，他与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张耀亲自到现场勘察定线和确定堤岸的高度、宽度，并积极参加挑沙劳动。民工怕他过度劳累，抢走他的扁担，可他又操起锄头继续劳动。县长与大家一起劳动，民工们深受感动，干劲倍增，工地上掀起了劳动竞赛，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由于治水成绩显著，抗洪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陈锐志既抓治涝也抓治旱，先后领导和参与领导兴建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有三卞灌溉渠道、靖城仙圳、大房水库等。三卞渠道总长21公里，投工十几万个工日，引船场溪水灌溉上万亩耕地，结束了“三天无雨火烧埔”的历史，第一年就增产粮食106.36万斤。“半月晴天闹旱灾，一月无雨灾祸来”的大房、草前两乡，是远近皆知的干旱地区。陈锐志十分关心这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于1953年元月，派出水利干部，组织民工吃、住、劳动在山上，当年3月23日修复了6公里长的“仙圳”（因工程险峻而得名），架设9座钢筋混凝土渡槽，跨越9个坑和9座山头。仙圳的修复，给两乡人民带来幸福之泉，使5000多亩田地摆脱了旱魔的威胁。然而，这两乡仍有5000亩土地无法受益。陈锐志接受了这两乡人民代表呈交的“建设大房水库”的提案，组织人员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建成152.5万立方米的大房水库，仙圳成为配套工程，使受益面积增加至1万多亩，第二年就增收110万斤粮食，初步改变了这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此外，陈锐志还积极帮助无法开渠引水的地方建立抽水机站，改变了人力戽水、吊水、车水等落后的排灌方式。

体恤民情排民忧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陈锐志待人诚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干部、群众喜欢与他谈心、汇报工作，他更善于体恤民情，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屈膝谈心，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疾苦。他以人民之乐而乐，以人民之忧而忧，把人民群众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竭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

1950年夏收前，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刚半年多，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经济上仍然很脆弱，有些地方出现了饥荒现象。陈锐志为了掌握群众的实际困难，带领干部深入下碑、雁塔等村调查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他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进入厨房，了解粮食库存和生活安排。经过调查访问，他发现不少群众缺粮断炊，有的以野菜代粮食、有的用龙眼核磨粉做粿充饥。他在群众家里亲尝了这种难咽的代食品，不禁黯然心伤。回到县城后，他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在全县进行灾情调查，并先行批拨一批救济粮，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

1953年夏种季节，久旱无雨，土地干枯，田园无法耕作，群众争水灌田而引起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天，山城区的山边和土尾两村的农民为争水溶田，互不相让，你挖我堵，你放我截，从吵嘴对骂到出手打架，从锄头对仗发展到武器械斗，两村的民兵携着人民政府发给保卫民主政权和村民安全的枪械武器，抢占山头，双方互相对峙，开枪示威，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严重态势。陈锐志得到报告后，心急如焚，交代办公室同志通知公安局和区公所组织人员前往疏导后，立即带着一名通讯员迅速奔赴出事地点。他一到现场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所伤的危险上山制止械斗，分别做两村干部、民兵的思想工作，召集两村主要干部和代表开会，教育大家要团结起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抗旱，不能为了争水产生纠纷，更不能引发械斗，挑起事端，煽动械斗。在陈锐志的教育和县、区干部以及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制止了一起流血事件的发生。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公平、合理地引用现有水源、并发动群众采取截流引水、车水、戽水、排水等措施，掀起了抗旱热潮，促进了生产。

纯朴清廉闪光华

陈锐志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温厚朴实、平凡、普通。他穿的是粗布旧衣，寒冬腊月经常披着黑色旧棉袄，穿梭于干部群众之中，酷似平民百姓。他吃的是粗茶淡饭，按规定他可以享受吃中灶的伙食待遇，但他多次谢绝食堂管理人员安排他吃中灶。下基层，他反对生活上搞特殊化，坚持与干部“三共同”（共同吃、住、工作）。县里召开扩干会用膳时，他端着饭菜同与会代表蹲在一起，边吃边聊，既密切与基层干部的关系，又了解到基层工作情况。他住的是在办公大楼一隅隔成卧室与会客室的15平方米的小房间，屋顶没有天花板，家具简陋、陈旧。有关同志几次提出装修房屋和更换、添置家具，都被他婉言拒绝。在行的方面，徒步下乡，爬山涉水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南靖西部边陲的第五区，土匪活动猖獗，经常杀害干部、民兵、群众，破坏新生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筹粮支前等各项工作。为了消灭土匪，巩固人民民主政权，陈锐志经常翻山越岭步行60多公里深入第五区指导工作。有一次为了赶时间，他与简水城等同志，傍晚从县城出发，徒步经过南坑、船场、书洋，天亮前抵达书洋高溪清水塘，及时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部署剿匪工作。

陈锐志为官清正，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县没收了封建地主大量的浮财。这些浮财除了分给贫苦农民外，上缴到县里的有金银珠宝、日常用品。陈锐志再三指示财政科同志：“这些东西是土改运动的胜利果实，一定要严格管理好，那些日常用品作价后，等待县里召开扩干会出售给与会同志。”财政科遵照县长的指示，在一次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期间公开出售给到会同志。陈锐志的爱人是县政府干部，参加此次扩干会，她看到一只金壳手表非常喜欢，按规定的价钱买回去。陈锐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对她进行教育，动员她把胜利果实让给基层干部购买。妻子十分理解丈夫，便忍痛割爱，立即把手表退还财政科。陈锐志这种关心基层干部和严格要求家人的品德，在扩干会期间传为佳话。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有购买作价物品的中层领导也把买来的原物退还财政科。

1954年，陈锐志深入第二区尚寨乡检查生产时，走到田头，群众刚好在吃点心，群众非常热情地拿起地瓜、芋头请陈锐志等同志吃。盛情难却，陈锐志边吃地瓜，边了解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临别时还掏钱给群众，群众不肯收。他说：“吃群众的东西要给钱，这是纪律，你一定要收下。”群众坚决不收，双方相持不下只好作罢。年末，县里召开扩干会，陈锐志参加第二区讨论时，对此特地作了检讨。

1955年11月，陈锐志升任龙溪专员公署副专员。离开南靖前，在收拾个人寥寥无几的几件东西（衣服、棉被、日常用品）后，面对一件草席犹豫不定。心想：到漳州后当晚就要用草席，但这件草席是公家买的，不能私自带走。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暂时借用。于是，他向县政府秘书室张维盼同志说：“这件草席我先借去漳州用，等专署配给后就送还县里。”区区一件草席，竟让县长如此郑重地提出借用。这细微之处，却反映了他的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