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观文，曾任中共漳浦县委书记，一个在漳浦工作了20年的南下干部。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漳浦县连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袭击，群众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为了鼓舞全县干群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县委书记阎观文在一次全县干部扩大会议讲话中，风趣地插上了一段对“金漳浦”美誉的精彩分析和独到见解。他说，漳浦依山面海，土地贫瘠，又极易受风、涝、旱灾袭击，水土流失又十分严重，耕地面积53万亩，可灌溉面积仅12万亩，其余皆为“望天田”，从来是缺粮的农业大县，人民食不果腹，生活痛苦不堪，为什么还叫“金漳浦”？因为封建统治时代、历来到漳浦当官的，期满离任，都能搜刮到大批钱财，是来挖金的，所以叫“金漳浦”。他接着说，漳浦解放初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南下干部，是共产党员，千里迢迢到了漳浦，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与漳浦的本地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漳浦建设好。漳浦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是非常好的，没有漳浦这么好的干部、群众，也是难以干成事的。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阎书记的讲话顿时被台下发自肺腑的热烈掌声打断了。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当年每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一个县委书记，阎观文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

1949年，阎观文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参加由中共太行、太岳两区党委抽调干部组成的南下区党委长江支队，随解放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漳浦县第一区分委副书记。12月，转任第五区分委副书记（时未配备区委书记），后任区委书记。

第五区是当时漳浦斗争最复杂的地方，管辖范围为现今佛昙、前亭、马坪三个镇。这是沿海突出部，背山面海，是剿匪也是海防最前线，山上武装土匪蠢蠢欲动，海上国民党军骚扰破坏。这儿又是风沙和干旱肆虐的地方，耕种和捕捞的环境、条件相当恶劣，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恢复和帮助群众迅速发展农业、渔业生产。

为了稳定社会治安、更快打开工作局面，阎观文把剿匪放在首要地位，每次剿匪行动，他都亲自带区武装班行动。林埭是个山区小村庄，土匪十分猖獗，他打起背包挎上土枪，偏偏就在那儿住上了。1951年10月17日深夜，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仗着炮艇掩护，进犯江口村，当激烈的枪声从海面传来时，为了减少绕道时间，阎观文带上通信员，摇着小舢板，在夜幕中直接赶赴江口村。同志们劝他说这样做太危险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区委书记，早一分钟赶到，民兵、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就能坚持到配合解放军赶来共同消灭敌人。

为了帮助群众迅速发展生产，他走遍了五区的山山水水、滩涂岛屿。每到一处，总是卷起裤筒帮农民干活，向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和要求。针对五区沿海村庄农业灌溉靠戽水，易受干旱和土地盐碱化威胁的状况，制定了“东埭引水渠”的规划，组织实施，解决了800多亩水田和1300多亩农地的用水问题，至今仍发挥着效益。

针对海面作业易遭国民党军炮击和掳掠，他发动渔民，搞近海作业和滩涂养殖、围埭种植等，挽回外海作业的损失。1951年8月间，正逢天文大潮，汹涌的海浪铺天盖地而来。东埭堤岸在海浪冲刷下岌岌可危。当时他因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一听到险情，马上冲到东埭堤岸，组织干部群众抢险，自己带头装沙袋，加固堤岸，接连干了一天两夜，终于使东埭堤岸安然渡过了汛期。五区群众纷纷说，阎书记为了老百姓，连命都顾不上了。

在五区工作2年多的时间里，阎观文就是靠着拼命精神，带领群众完成了征粮、支前、剿匪、反霸、镇反、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艰巨的历史任务，与五区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2年8月，他调任县委组织部部长。1953年5月，兼任县委纪检书记。1954年7月，任县委副书记、纪检书记。1956年10月，任县委书记兼县政协主席。1957年，漳浦粮食生产开始出现自给自足，还给国家提供商品粮。

1960年2月，在漳浦与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严重经济困难之际，传来了周恩来总理期望龙溪地区拨出2亿斤粮食支援重灾区的消息。阎观文号召说，1954年、1955年，漳浦受灾时，国家支援我们，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也有责任支援国家。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支援9869万斤粮食的重任。在县委领导下，漳浦有4万人投入搞代食品行动，阎观文身体力行，与漳浦干部群众一道，以最低标准安排生活，实行“瓜菜代”，为减轻国家的巨大经济压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谁叫我是县委书记”

阎观文就任县委书记后，时时以县委书记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常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漳浦还是个多灾的地区，如城关镇的南门、溪南、鹿溪、后港村一带，每年不免多次遭受洪水危害，每次抢险救灾，阎观文总是走在前头。有一次，城关镇南门村又遭水淹，他打电话请部队火速携带橡皮艇增援，又要求机关各单位除派人抢险救灾外，还得烧水做饭，解决受灾群众吃喝问题，自己则在没胸深的激流中往返抢救。刚刚背出一个老人，房子就坍倒了，干部们紧张地说，阎书记，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大家都为你捏一把汗。他却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我的工作岗位。

在生活上，他十分勤俭朴素，平时穿着是白粗布上衣和黑布短裤，一套哔叽衣服是专门用于开会穿的。他深知俭以养廉的道理，并努力在机关干部中形成廉洁奉公的风气，从点滴小事做起。如1963年10月8日，他主持了以县委名义制定的《机关整改初步意见》，内容涉及停办机关小食堂；取消特殊供应；看戏、看电影一律自费；制止请客送礼；下乡不许用摩托车接送；自己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等等。其实就算在机关有办小食堂的时候，他也是遵守伙食低标准，不搞特殊化的、亲自检查开支情况，还动手腌咸菜、晒萝卜干。有一次，县委召开全体区委书记会议，有个与阎书记既是老乡，又是老战友的区委书记会后到食堂建议午餐搞炒米粉。吃饭时，阎观文一看，火了，说：“别以为有我一同就餐，伙食就可以超标，不行！”他带头交出超过标准部分的餐费，并把那位自作主张的区委书记狠狠批了一顿。有一年中秋节，县供销社送来两盒月饼。他批评了代收的工作人员，板着脸说：“已经明令不准请客送礼，还送月饼，怎么拿来的，自己怎么拿回去。”

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女问题上，阎观文更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就任县委书记时，他弟弟因河南家乡遭受特大灾荒，到漳浦求他找生活出路。看着年幼时就和他到山西省讨饭度日、相依为命的苦弟弟，他的心颤动了。经过反复琢磨，他对弟弟说，县里的陶瓷厂缺少推窑土工，这是十分脏和累的活，没人要干，我看你就去干吧！1961年间，漳浦根据中央有关调整指示，进行了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阎观文以身作则，带头把母亲的户口迁到佛昙镇农村，还把弟弟调到县农科所当农工，专职承担到机关掏大粪，运肥到农科所试验田的任务。一个县委书记的弟弟，就这么一直干到离开漳浦。弟弟回家后不久病故，他主动承担抚养弟媳一家生活的任务，这就是“无情”哥哥对弟弟的深深兄弟情。

阎观文对子女管教是相当严厉的。有一次，大儿子亚伟到农科所玩耍，看到农民在池塘里放养着刚引进的用来繁殖喂猪的青饲料水葫芦种苗，觉得新奇好玩，捞了两个，被看管的农民一直追到县委大院。阎观文知道后，向农民道了歉，并当面打了孩子一顿，觉得还不解气，把孩子拉到宿舍里关起门用皮带打。同志们百般劝说还是不开门，只好搬来阎观文的母亲当救兵。当门打开时，阎母责怪他为什么这么狠打孙子，阎观文眼眶含着泪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谁叫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丁点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是干不得！”而他对普通群众的子女，却充满真挚的爱心。1965年8月间，县实验小学排球队参加市赛回漳浦，同车的阎观文不仅伸出手臂让坐在前排的晕车运动员当枕头，到站时还被吐了一身，他不声不响地用停车棚内的洗车用水冲洗衣上的脏物。领队老师又气又急地狠狠批评晕车的小运动员，阎书记连声说：“没关系，他不是故意的。”回到机关还不放心，又派通信员到学校，捎口信说不得再批评，还带去当晚部队来漳浦慰问演出的戏票，请小运动员们看戏呢！

阎观文长期任县委书记，后来因病调到市里工作也一直是处级干部，妻子、儿女没有跟着沾光。妻子在解放初期就参加工作，却是在企业办理退休的，5个儿女都是由于上山下乡或部队复员安排工作的，也都是在企业单位，妻子是漳浦人，但直到大儿子结婚，阎观文从未到岳父母家拜访过，一则工作忙，二则也惟恐引起地方乡镇领导诸多不便。“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作为县委书记，他只能如此。他对长辈是敬重的，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全部寄给母亲、弟弟和岳母，正如他在1993年就立下的遗嘱中所写的，他是“勤俭持家的”,“现在如旧也没有什么财产”，欣慰的是“也没有欠别人债务，一身轻松”，叮嘱妻儿要继续负责祖母和外祖母的生活费用，“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县委书记深深的舔犊之情，于自己，最好“当天去世，当天火化，以减少家属的痛苦”,又无不折射出浓浓的夫妻爱、父子情。